他們很大程度上依據戰爭的需要負重。
蒂姆·奧布萊恩《士兵的重負》，1990年
「首先，」一封言辭激烈的書信開頭寫道，「黑人一旦穿上美國軍裝，就會像佐治亞州那些被鐵鏈鎖住的囚犯一樣，眾所周知，那簡直就是地獄。」信中繼續說道，在兩天的行進過程中，「軍隊從弗吉尼亞州的李營地出發，經過長途跋涉，深入到遍佈黑人的南部，如此長距離的行進中，我們僅靠一頓飯維持體力」。在密西西比州的醫院病房中，二等兵諾曼·布裡廷厄姆（Norman Brittingham）也過著同樣痛苦的日子，他寫信抱怨道：「醫生把我們當狗一樣對待。白人不僅毆打和咒罵黑人士兵，有時還無緣無故把他們丟到監獄裡。」另一名士兵寫道：「我們是作為人來到部隊的，我們也希望被當作人來對待，但實際上我們受到的是像狗一樣的待遇。」詹姆斯·亨利·古丁（James Henry Gooding）指出：「我們感覺像是被國家拋棄了。」他懇求總統：「既然我們發誓報效國家，那麼請稍微考慮到這一點。」[1]
這四封不同的信件本質上表達了同樣的不滿：美國的黑人士兵和白人士兵的待遇並不平等。它們的不同之處在於寫作的時間相隔將近一個世紀。前兩封信出自二戰時期的士兵之手，而後兩封信則是內戰時期聯邦軍隊的士兵所寫。諾曼·布裡廷厄姆和詹姆斯·亨利·古丁參加的戰爭相隔了不止一代人的時間，不過，就美國黑人士兵的境遇而言，這個國家看起來被卡在了時光隧道之中。正如一位軍官在1943年所說，軍隊中的種族隔離是一種對過去的令人失望的重複，這一政策使得人們不得不忍受「在75年前的內戰中就已經被消滅的區域性習俗和傳統」。他堅決認為軍隊「不僅要訓練士兵，也要為戰後塑造有用的公民，無論他們是黑人還是白人」。他總結說：「如果這種不平等繼續存在的話，恐怕美國有十分之一的軍人在面對他們一直信仰的『人人享有自由和公正』這一理念時，都會無動於衷，甚至是失望。」[2]認為負責為國家塑造有用公民的不是學校或社區，而是軍隊的這一觀點，透露出20世紀中期美國人對待軍隊和國家之間關係的態度。1941年後，美國不出所料地遭到了軍事營銷的轟炸，這也鞏固了軍隊和國家之間的這重關係。但是，戰爭宣傳形式多樣，美國雖然也會通過講述扛起步槍、製造坦克或醫治傷員的事情來誘導公眾，但卻遠不限於此，它還會一再強調作為一個美國人意味著什麼，美國的國家主義又意味著什麼。對於這樣一個移民國家，尤其是一個剛剛在德國移民的問題上經歷衝突，又因此對美國主義進行反思的國家來說，這或許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這種背景下，只要美國還在實行種族隔離，美國的國家信條就會受到損害，這一說法顯得尤為合理。羅斯福總統也警告，戰爭中的美國「必須對任何醜陋形式的種族歧視保持高度警惕，希特勒還會繼續在美國人之間製造懷疑和不信任」。不過，美國黑人和白人之間的相互懷疑就很難歸咎於這位德國獨裁者了。[3]尤其讓黑人對整個狀況感到憤怒的是，戰時美國的公眾形象和他們私下遭受的迫害是相互矛盾的。二戰時期一幅非常著名、影響力持久的宣傳海報（圖56）聲稱「美國將永遠為自由而戰」，恐怕很多黑人士兵都會懷疑，他們究竟是為誰的自由而戰。
圖56 《美國人將永遠為自由而戰》，這幅海報由美國戰爭資訊局製作。直到今天（也許尤其是在今天）這幅海報仍然被大量複製，人們可以從亞馬遜網站上購買到它。這幅海報將二戰士兵和獨立戰爭中的先輩放在一起，以情感訴求的方式激發人們的愛國主義熱情。這種熱情根植於人們美國軍事起源的敬意和支持。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C4-9540）。
在美國為誰而戰這一問題上，羅斯福的兩次著名宣言闡明了官方立場的兩個核心，這兩次宣言都是在美國正在支持盟軍但尚未參戰時發表的。第一個核心是羅斯福把美國描述為「民主的兵工廠」（Arsenal of Democracy），第二個核心出自他對民主社會最可貴的品質這一問題的闡述，也就是人們熟知的「四大自由」（Four Freedoms）：言論自由、信仰自由、不虞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兩大核心含義都建立在民族責任感的基礎上，這種責任感讓美國人感受到歷史的重任，也將美國人放置在了以獨立戰爭為起點的歷史脈絡中。
羅斯福宣稱：「在華盛頓的時代中，人民的任務是創立和團結成為一個國家。在林肯的時代中，人民的任務是保護這個國家免遭內部分裂。如今，人民的任務是挽救這個國家及其建制，使它免受外部瓦解。」羅斯福敦促美國人思考他們「在歷史上佔據了什麼地位」，提醒他們美國的「精神」和它的「生命力已經被寫在了我們自己的《五月花號公約》、《獨立宣言》、《憲法》和葛底斯堡演說中」。[4]羅斯福傳達的訊息在一些巡迴展覽和愛國刊物中得到加強，這些都讓美國人意識到，在一個已被專制獨裁所摧毀的世界中，美國作為民主國家的範例，佔據了至關重要的位置。1941年11月，一副象徵著四大自由和「民主的兵工廠」的巨幅海報在華盛頓特區的廣場上揭幕，之後又進行了全國巡展。
對於四大自由的視覺闡釋中，最著名的一個是由藝術家諾曼·羅克韋爾（Norman Rockwell）設計的。他的畫作由四幅代表小鎮生活的家庭場景圖組成，每幅圖代表一種自由：一場市民會議；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在一起祈禱；一頓感恩節晚餐；父母在床邊陪伴兩個睡夢中的孩子（圖57）。這幅畫也被戰時新聞局製作成宣傳海報廣為傳播。乍看起來，這幅畫表意明晰，實際上在其背後卻隱藏著更為複雜的含義。本質上，羅克韋爾表達四大自由時突出的是個人空間而非公共空間，他對美國人的生活方式進行了相對保守和內斂的理想化闡釋。儘管這幅畫廣受歡迎，但是在羅斯福所說的「逐漸縮小的世界」中，它與美國影響力逐漸擴大的步調卻不怎麼一致。當然，這也正是它受歡迎的根本原因。羅克韋爾展示的不僅僅是和平年代的理想圖景，更是一種不會因為衝突而遭受挑戰、被迫改變的生活。他刻畫的美國是一片豐饒之地，而不是一個兵工廠，更不是什麼民主的守護者。
圖57 《我們為……而戰》（諾曼·羅克韋爾，1943年）。這四張圖片最初刊登在1943年的《週六晚間郵報》上，同時還配了一篇文章，來強調自由的「美國性」至關重要。這些圖片一經刊登就廣受歡迎，也成為「四種自由」巡迴展覽上最重要的作品。這些展覽意在鼓勵民眾購買戰爭債券。由諾曼·羅克韋爾家族公司友情提供。
羅克韋爾畫中那個和平、溫和、以白人為主的美國不僅不符合這幅畫創作時期的現實情況，而且也絲毫反映不出許多對現實不滿的美國黑人士兵的渴望。歸根結底，對於那些在美國社會中試圖實現——同時也要求國家意識到——他們完整平等的公民權的人來講，對於那些把二戰視為在國內外實現美國夢的機會的人來講，事實都證明「為自由而戰」這一更加公開和激烈的說法非常有效。1938年，作家、詩人蘭斯頓·休斯（Langston Hughes）發表了詩歌《讓美國再次成為美國》，強烈呼籲人們照此方向努力。這首動人的詩歌中，休斯將「讓美國再次成為美國」的呼籲和「美國從來都不是我的美國」這句話反覆並列在一起，不僅突出了種族隔離制度的排他性，也強調了美國改變現狀的潛力。他在結尾寫道：「我們，人民，必須救贖/土地、礦藏、植被、河流/山脈和無際的原野/所有，在諸州所有充滿生機的偉大土地上/再造真正的美國！」
休斯的詩歌被收錄進1942年出版的《美國袖珍書》（The Pocket Book of America），這本書試圖囊括美國的精粹。它收錄了各種關於美國的短篇小說、戲劇、歷史文獻、詩歌、事實與數據，還在結尾部分細緻地描述了如何懸掛和折疊美國國旗，以及如何向國旗敬禮。這本書毫不掩飾它的愛國主義目的；這本在衝突的大背景下編纂而成的書不僅想要反覆渲染國家主義情緒，更想去引導人們的國家主義情緒。書導言部分的開頭便寫道：「在巨大危機的時代，國家和個人一樣，都必須重新發現其賴以生存的根基。」它繼續寫道，美國是一個建立在「社會信仰」上的國家，這就是「美國的奇跡」。它還斷言，分辨美國人可以基於他的「思維方式，以及思維基礎上的行為方式。一旦失去了共同傳統和共通觀念的連接，這個國家將陷入比歐洲更加混亂的無政府狀態」[5]。
雖然這本書的主編、研究內戰的歷史學家菲利普·范·多倫·斯特恩（Philip Van Doren Stern）在書中提及了獨立戰爭和美國建國，但真正為全書奠定基調的是書中第一篇文章，愛德華·埃弗裡特·黑爾（Edward Everett Hale）1863年的短篇小說《沒有祖國的人》（The Man Without a Country）。這篇19世紀中期的道德寓言講述了菲利普·諾蘭的慘痛命運，他在盛怒之下大喊：「該死的美國！我希望永遠也不要聽到美國這個詞！」事實證明，這樣講是不妥的。諾蘭因對國家不忠而付出代價，他被驅逐到公海中的一艘船隻上度過餘生。那艘船上還有一位船長和一名船員。他們在諾蘭面前從不提及美國。埃弗裡特寫道：「五十多年來，他都是一個沒有國家的人。」這個故事的核心並不在於要對這樣一種不愛國的行為施以重罰，而是強調成為「一個沒有國家的人」對故事的主人公所造成的心理影響。在故事的結尾，諾蘭在即將離開人世的時候終於找到了上帝，找回了對於祖國的熱愛。[6]事後來看，雖然這絕不是斯特恩的錯，但他收錄的這篇小說是不祥的。日軍偷襲珍珠港之後，有一群美國人從來沒有什麼不愛國的舉動，卻嘗到了沒有祖國的人是一種什麼滋味。在二戰中，有很多事情讓美國引以為豪，但其中並不包括它對待西海岸日裔美國人的方式（圖58）。1942年2月，羅斯福簽署了9066號總統行政令，這也許是美國對其公民自由的最不光彩的一次侵犯。更糟糕的是，沒有任何少數族裔組織——包括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和美國猶太人委員會——採取行動來保護這些日裔美國人。他們被驅逐到集中營（官方說法是「重新安置中心」）、財產被扣押，就連日裔美國人的身份都至少是暫時被國家強制剝奪了。
圖58 舊金山韋爾公立學校的一年級學生向國旗宣誓效忠（照片由多羅西婭·蘭格於1942年4月拍攝）。他們中的很多人後來都被安置到位於亞利桑那、科羅拉多、懷俄明、阿肯色等州的「集中營」，另一些人被流放到印第安保留地。當然，這裡的「集中營」是指羅斯福當時所稱的「重新安置」中心，而不是二戰之後為人們所普遍理解的那個含義。多羅西婭·蘭格作為戰時人員調動管理局的員工拍攝了這張照片，但是戰時人員調動管理局對它所傳達的信息十分惱怒，於是沒收了這張照片和蘭格在1942年拍攝的關於加利福尼亞州日裔美國人經歷的其他作品。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42810）。
期望美國黑人們在種族隔離的軍隊中為自由而戰，這已經足夠諷刺。對於很多入伍的日裔美國人來說，情況更加令人難以理解，因為事實證明他們的忠誠很容易受到區域的影響。西海岸地區以外，尤其是夏威夷地區的日裔美國人並沒有被看成美國的潛在敵人，雖然那裡比加利福尼亞更有可能成為入侵目標也沒有被投入集中營。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美國以如此自相矛盾的方式破壞著他們的公民身份，仍然有超過3萬名的日裔美國人選擇了參戰。當然，並非所有人都會這樣做。戰爭結束後，有大約5000人放棄了美國國籍並離開美國。不過，大多數日裔美國人就像非裔和土著美國人一樣，在海外戰場上為一個剝奪了他們平等權的國家而戰。這一事實不僅證實了他們對這個國家的忠誠，同樣也保全了國家對他們的忠誠。
在二戰時期，一直以來遭到排斥的美國邊緣群體就像在獨立革命、內戰和一戰中那樣，在戰爭中士氣得到鼓舞，從而將自身置於離國家中心更近的位置。就此而言，他們遵循的也是一種受衝突影響的民族傳統。正如戰爭宣傳的那樣，在18世紀帝國侵略時期、19世紀奴隸制和內部分裂時期，以及一直以來的社會不平等中，美國人一直都為自由而戰。蘭斯頓·休斯在他1942年的詩歌《自由之路》中強調，所有的美國人，無論是何種族，「都行進在自由之路上」：「團結則興，分裂則亡/為了所有人，讓我們把這裡變成一片安全的土壤。」他宣稱：「我得到一則訊息，你們知道這是正確的/黑人和白人要團結起來共同戰鬥。」對於休斯而言，美國是一片「變革中的疆域」，這個時期儘管有種族隔離和不平等問題，即使面臨著反對的聲音，美國人依然有希望實現「從貧困到富裕的轉變」。在這個國家中，「一個所有公民都前所未見的、更好更健全的民主制度」仍然是一種發展方向[7]。
然而在20世紀，民主思想本身也經歷了從民族觀念向帝國主義準則的變遷，這很大程度上是二戰造成的。對於美國而言，這場戰爭主要在兩個方面不同於以往的衝突：一是強加於美國理想主義之上的新型全球責任，二是20世紀中期美國出於宣揚自己價值觀的目的而承載的物質負擔。這種區別在美國將軍喬治·馬歇爾（George C.Marshall）的承諾中得到了簡要的表達：「在這場可怕的戰爭結束之前，在全世界眼裡，我們的國旗既像征著自由，也象徵著壓倒一切的力量。」[8]
1945年春天，馬歇爾的預言似乎得以實現。事實證明，美軍在同盟國擊敗德國的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自此，象徵著愛國主義和美國力量的美國國旗在硫磺島的折缽山上豎起，在從德軍佔領下解放出來的城鎮中飄揚，在歐洲勝利日之時，它還被揮舞在紐約、巴黎、倫敦等各地人們的手中。1945年5月14日的《生活》雜誌封面上沒有使用國旗的照片，而是刊登了攝影師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拍攝的照片，照片展示了一位站在紐倫堡體育館巨大的納粹黨卍字標誌前的一名美國士兵。這張名為「勝利的美國人」的照片通過更加個人化的表達方式，表現出美國人在戰事結束時表現出的解脫與自豪。士兵的照片與宣傳性的揮舞旗幟的圖景形成一種對應，後者和旗幟本身一樣隨處可見，並且在愛國旗幟的背後也藏起了太多的戰爭現實。
然而，在歐洲慶祝解放的時候，幾十萬美國軍隊仍在艱難地攻打日軍防衛，從琉球群島右側的小火山島硫磺島開始，沿著島嶼群一路攻向日本島的最南端，最後攻上日本島。這是一場來之不易的勝利，美軍僅在沖繩的死傷人數便超過5萬。1945年2月，美國國旗在硫磺島上升起。攝影師喬·羅森塔爾（Joe Rosenthal）將這個畫面永久地記錄下來，自此之後，它被印在各種海報和郵票上，被和平運動所模仿，還被很多藝術家和攝影師反覆提及，試圖從中找出一個或嚴肅或戲謔的角度。這一事件成為馬歇爾所謂的那種壓倒性力量的有力證明（圖59），不過，它並不代表真正取得壓倒性的勝利，而只是這場還將持續一個多月的戰爭中的一次勝利而已。6個多月之後，象徵著美國力量的原子彈最終結束了這場戰爭。對於美國而言，在太平洋開始的戰爭將在同樣的地方結束，但結束的時間要等到1945年8月。
對很多美國人來說，太平洋戰場一直是戰時美國的情感焦點，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正是太平洋上的珍珠港事件將他們捲入了這場戰爭。並且從概念上講，太平洋戰場也更加清晰明瞭。歐洲戰爭則與此正相反，美國一直以來都對歐洲的糾葛保持懷疑，1940年的納粹力量更是讓美國感到既茫然又恐慌。正如英國文學教授、退伍老兵保羅·富塞爾（Paul Fussell）所強調指出的那樣，很多美國年輕人在加入被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稱為解放歐洲的「偉大的十字軍運動」時，都會在最初表示猶豫。這表明懷疑自己該不該為別人的自由而戰的不僅僅只有美國黑人士兵。一些人認為完全沒必要和有個美國士兵所說的「該死的歐洲」捲到一起，就更不要說英國這個他們早在1776年就擺脫了的曾經的帝國主義強國。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被迫向英國下議院表明，早在1776年，英國就已不再是一個帝國主義強國了。[9]
圖59 《美軍士兵在硫磺島豎起國旗》（1945年2月23日）。這也許是最能代表戰時美國形象的一幅照片。美聯社攝影師喬·羅森塔爾憑借這幅照片獲得了1945年普利策新聞獎最佳新聞圖片獎。這幅照片自問世以來已經被無數次地複製和演繹。其中最著名的複製品雕塑擺放在華盛頓阿靈頓公墓外的美國海軍陸戰隊紀念館，約翰·肯尼迪在1961年參加了雕塑的落成儀式。經美聯社許可使用。
在海外戰場上，美國士兵心中的不滿無可厚非。而同盟國也同樣對他們感到了不滿。同盟國不出所料地看到，美國人希望在他們面前塑造一個強大的、樂觀的美國國家形象，但他們也看到了美國不那麼願意突出的一面：不管是軍隊的設施方面，還是軍隊所駐紮的城市和鄉村中，都存在著種族隔離的現象。不管從哪種角度看，美國的實力、自豪和種族關係方面的偏見並非總能讓它的同盟國產生好感，不過，美國軍隊和政治領導者們也並不需要說服同盟國認同美國參戰的價值，以及付出這些代價的必要性。
1944年6月6日諾曼底登陸前夕，第三集團軍司令喬治·巴頓（George Patton）聲稱所有「真正的美國人都享受戰爭的疼痛和碰撞」，他告訴士兵們「美國人從未也決不會在戰爭中失敗」，巴頓將軍這樣說並非是因為他真的相信這一點，而是為了鼓舞軍隊士氣。與當前的戰爭宣傳一樣，巴頓傳達了一種尚武的傳統，這一傳統源自美國大革命時期，並且贏得了絕大多數美國人的贊同。在諾曼底登陸那天進攻奧馬哈和猶他海灘的過程中，在兩萬名士兵喪生的坦克大決戰中（在解放諾曼底的過程中同樣損失了兩萬平民），在硫磺島和沖繩島戰役中，或當他們抵達達豪集中營面對納粹的「猶太人滅絕方案」所造成的現實時，這種尚武傳統是否為士兵提供了精神支撐，我們尚不清楚。但可以確定的是，壓倒性的力量必然需要付出相匹配的代價。這裡的代價並不僅僅簡單指傷亡人數：到頭來，美國付出的代價是在1945年之後它將持續不斷地投身於衝突，並且通過戰爭重新定義美國的國家身份。
就這一點而言，不論是在個人層面對於參與戰爭的美國人來說，還是在政治層面對於美國這個國家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成為最終的轉變性力量。在二戰之前，美國一直採取部分意義上的隔離政策（實際上僅是與歐洲隔離）；在二戰之後，美國才應了威爾遜提出的理念，開始不情願地介入到全球事務之中。二戰造成的破壞對美國在冷戰中行使的種種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權力起到了促進作用，不過，這種破壞至少從表面上看並未對美國造成負面影響。從經濟的角度看，美國在戰後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1940—1945年間，由於整個國家捲入到戰事之中，美國在工業和國家實力方面實現了空前的繁榮。
顯然，美國的軍事擴張在速度和影響方面都很突出。軍事相關的就業人口從20世紀30年代的約30萬人增長到戰時全國12%的人口（約1600萬），並且再也沒有回落到戰前水平。這一數字僅在冷戰之前短期下降至約150萬，並且隨著冷戰的到來再次增加。軍事開銷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占比從1940年的1.7%增至1944年的37.8%。諸如戰時生產委員會（1943年改為戰爭動員辦公室）和戰時人力資源委員會這些負責軍事動員的聯邦機構影響到商業和社會的方方面面，民用工業都被聯邦政府收歸為軍事生產機器。以前的汽車生產線都在生產坦克、卡車和四輪驅動的新型「吉普」；飛機製造業（主要是軍用飛機）在五年內幾乎增長了10倍；因為採取焊接而非鉚接技術，「自由輪」運輸用船的生產效率也大大提高，戰時以超過每天一艘的速度被生產出來。
滿足這些戰爭的需求不僅依賴於男性勞動力，更重要的是，也需要女性勞動力的支持。失業人口從1940年的約900萬下降到1943年的70餘萬；戰時工業的擴張導致勞動力短缺，因此超過50%的女性開始從事一些傳統意義上男性專屬的工作崗位。但是，這種在工作機會方面突如其來的平等並未消除薪酬上的偏見，工會中女性的增加（佔據到1/5）也未能縮小薪酬或觀念上的性別鴻溝。事實上，在政府支出突然如此迅速增長的背景下，國民收入水平已經成為一項重要問題。因為政府的積極鼓勵，工會成員的數量激增，工時延長和工資上漲也成為戰時生活的常態，這也增加了通貨膨脹失控的風險。全國戰時勞工委員會採取了「小鋼鐵」方案，將生活支出的增長幅度限制在15%以內。但是面對戰時不可避免的工作模式巨變，這一準則不可能得到貫徹。1943年，美國礦工聯合會舉行罷工運動，最終鋼鐵企業答應支付給工人超過「小鋼鐵標準」的工資。
1943年的罷工運動讓人清楚地意識到，除了戰爭造成的直接影響以外，1941—1945年間的美國還承受著其他多方面的壓力。這次罷工證明，在二戰這場被稱作「正義的戰爭」背後，還隱藏著一些糟糕的想法。當然，它並非對此的唯一印證。在約70萬美國黑人從美國南部遷移到北部城市的過程中（這比20世紀初期「大遷徙運動」的人數多得多），發生了戰爭引發的最大動亂。1943年夏天，一名白人警察槍殺了一名黑人士兵，暴亂隨即爆發，緊張氣氛充斥著紐約哈勒姆區。《紐約時報》認為這場暴亂代表著「醞釀多年的火藥桶最終在社會中爆炸」[10]。這只火藥桶是由美國的黑人和白人共同填裝的。在同一年夏天，白人水手和墨西哥裔美國人之間發生暴力衝突，這場所謂的「阻特裝暴動」（因當時拉美裔年輕人的服裝風格而得名）進一步證明，國家內部的戰時團結依然十分有限，其中的分裂很大程度上是由種族間的不和造成的。
如果說美國人努力支持經濟和軍事動員，是因為個人以及輿論都在宣傳強調團結一致的必要性，這場戰爭不能也沒有消除那些分裂美國人的經濟、社會、宗教、種族或政治力量。這場戰爭倒是切實突出了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差距，尤其是在種族關係上的差距。戰時很多宣傳的核心內容中都可以看到美國價值觀和納粹德國價值觀被並置在一起，這種並置具有關鍵性的推動作用，它讓人們更加強烈地意識到公民權利的重要性，並把「將四大自由所定義的美國信條與美國個體生活的實際境遇相匹配」這一問題擺上了桌面。在戰爭期間，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成員數量從5萬激增到40萬，並且成立了種族平等協會，這些都體現了一種全新的呼籲，一種相信社會平等能夠實現、美國的徹底民主化也能最終達成的新樂觀主義精神。
顯然，在「猶太人滅絕方案」計劃面前，圍繞盎格魯—撒克遜理想所建立的美國國家主義再也站不住腳了。正如1943年《國家論》（The Nation）一書中所說，美國「不能對外與法西斯主義作戰，卻對國內的法西斯主義熟視無睹；我們不能打著『為了民主和種姓制度』的旗號；我們不能在解放被壓迫民族的同時，卻壓迫我們本國的少數民族群體」[11]。在這種社會氣候下，「大熔爐」的觀念逐步讓位於一種更加異質化的國家概念，雖然期間也有掙扎。同時，要確保實現四大自由，美國就需要在民主理想方面從一味的守護轉變為公開的進攻性戰略。在此意義之上，如同二戰時期的美國一樣，冷戰期間的美國同樣面對著兩個戰場，一個在國內、一個在國外。戰爭結束時，美國尚能勉強維持著對內和對外政策之間的平衡，這一結果鞏固——但有時也損害了戰後美國保護國家利益和塑造國家身份方面的努力。
美國世紀
1941年，美國出版商亨利·盧斯（Henry Luce）在《生活》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名為《美國世紀》（The American Century）的著名文章，文中宣稱「我們美國人並不快樂。我們對美國感到不滿，對於自己與美國的關係也感到不滿」。而盧斯認為，美國人應當是快樂的，因為相較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美國人在物質上「顯然是富有的：不僅衣食無憂，娛樂活動也很豐富，還有大量的休閒時間，我們非常富有」。在盧斯看來，美國政體存在的問題體現在人們的心理上。從本質上講，這些問題又歸結為一個事實：雖然「美國在20世紀成為世界上最強大、最重要的國家，但美國人卻無法在精神上和現實中適應這個事實。因此，他們未能發揮作為一個世界強國公民應有的作用」。盧斯控訴道：「這種失敗已經給美國人自己以及全人類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由於美國在自由世界和法西斯主義之間保持中立，盧斯試圖喚起一種新的美國作為世界強國的願景，這是一種真正美國式的願景，它激勵我們生活、工作，以活力和激情努力開創一個「美國世紀」[12]。
其他國家當然會對「美國世紀」這一說法頗有微詞，不過，就連美國人自己也並非都會表示贊同。雖然美國人目睹著納粹在歐洲的暴行，可能已經認識到這場戰爭比他們原先以為的更像是一場十字軍東征，但他們卻未必因此就像盧斯力陳的那樣會去渴望「在全世界推行、鼓動、點燃所謂的民主準則」。盧斯呼籲加強國際主義，但對一些人來說這聽起來太像帝國主義了。而其他人，例如副總統亨利·華萊士（Henry A. Wallace），雖傳達了類似的主張，但也試圖淡化美國在熱愛自由的民主世界的主導地位。華萊士強調各國之間的國際合作這樣一種面向全球的新政，追求的不是開創一個「美國世紀」，而是基於「人民的和平」這一理念去開創一個「普通人的世紀」。歸根結底，這是一場偉大的聖戰，其神聖之處不在於戰爭本身，而在於其意義，其勝利成果不是結束，而是追求自由的「人民革命」的開端。華萊士認為，這是「自由世界勝利的代價」[13]。
為了闡釋美國尚未施行的推進全球民主化進程的主張，華萊士援引19世紀美國南北戰爭為例加以說明。他認為正如這場自由與奴役之間的戰爭一樣，二戰也是「一場被奴役的世界和自由世界之間的鬥爭」。正如「1862年的美國必須在奴役和自由之間做出選擇」一樣，這場20世紀中葉為自由和民主的重生而打響的戰爭也必須有一個最終的結果。然而，對於美國來說，這兩場戰爭之間的相似之處不只在於道德層面。1945年，在這樣一個歷史的關鍵時刻，美國再度有一位總統在戰爭期間去世。這一年4月12日，富蘭克林·羅斯福溘然逝世，消息震驚全國。
很少有人知道，羅斯福總統的健康狀況一直在惡化；事實上，直到他去世，大多數美國人都不知道這是一位坐在輪椅上的總統，1921年便已癱瘓。羅斯福不僅熟稔於操縱自己的形象，同時也擅長經營美國的形象，這一點從他對30年代的騷動和金融危機，以及對二戰的創傷和混亂的處理中可以看到。十多年來，他帶領美國朝著新的經濟和思想觀念前進，這些新觀念使得美國超越了自身舒適地帶的羈絆，超越了「山巔之城」的束縛，迫使美國在思考新政下國家與公民的新型關係的同時，也思考它在聯合國和整個世界中的新型關係。羅斯福至今仍然被認為是與林肯一樣偉大的美國領袖。在他逝世後，美國人再也聽不到他在「爐邊談話」的廣播中那撫慰人心的聲音，聽不到他提醒美國民眾說他們在國際民主運動中擔任著重要角色，也聽不到他讚美「美國人民的傑出能力和能量」，讓美國人民相信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自己都產生了影響。[14]
哈里·杜魯門（Harry Truman）帶領下的美國進入戰後世界後，它所面臨的最重要問題是，這個國家應該，或者說能夠繼續產生多大的影響。當然，是美國通過毀滅性的力量結束了二戰，於1945年8月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具有大規模殺傷性威力的原子彈。這些原子彈是曼哈頓計劃的一部分，由位於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研發。原子彈給日本造成了大量的傷亡和物質財產的損失：僅廣島就有約8萬人死亡，整個城市約70％被摧毀。但這一事件還引發了其他的爭議：原子能技術以及開發這個技術的國家計劃不僅向未來的軍事部署發出了挑戰，也給國家、科技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帶來了多層面的挑戰。十多年之後，科學研究就已經改變了政治和公眾的看法。赫伯特·胡佛將原子能技術描述為一種相對無害的技術——他稱之為「最有潛力的進步動力之一」，宣稱這種技術不僅可以應用於醫學領域、延長人類壽命，也可以保衛國家安全。
雖然美國壟斷的原子彈技術在戰爭中具有極大的破壞性，對二戰的結束也起了決定性作用，但其壟斷地位在戰後並沒有持續多久。同樣沒能長久持續的，還有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於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雅爾塔會議中為未來國際合作和建立民主政府所繪製的藍圖。雅爾塔會議召開後不到一個月，蘇聯在羅馬尼亞強制推行共產主義政權，明確表明蘇聯將會按照自己的議程行事，而不是聽從什麼同盟國。1945年7月，當由杜魯門、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 Attlee，英國）和斯大林組成的新盟國陣營在波茨坦舉行會議時，很明顯，交戰規則已經改變了。盟約已經搖搖欲墜，盟國間不再統一行動，而是各自採取單方面的行動，操控它們在歐洲的控制區內的政權更迭。
對於美國來說，美國擔心已經飽受戰火摧殘的歐洲又面臨被共產主義政權大規模接管的危險，因此採取了更為強硬的遏制手段，也就是所謂的杜魯門主義，來對抗日益強大的蘇維埃/共產主義政權。在這個變幻莫測的冷戰時期，美國的鮮明立場就是要限制共產主義的蔓延。這是一場經濟和意識形態上的對抗，一方是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另一方則是給20世紀下半葉蒙上陰影的蘇聯集團。正如杜魯門闡述的，世界面臨著兩種選擇。一種是美國的「自由體制、代議制政府、自由選舉、個體自由的保證、言論和宗教自由，以及免於政治壓迫的自由」；另外一種是蘇聯式的「恐怖和壓迫、嚴控的報刊和廣播、預設人選的選舉，以及對個體自由的壓制」。杜魯門堅稱，只有「美國的政策才可以幫助那些正在奮力抵抗少數派武裝鎮壓的自由人民……全世界保衛自由的人民，」他強調，「都希望從我們這裡獲取支持」[15]。
儘管杜魯門的聲明中暗示要進行軍事干預，但美國卻最先在金融方面展開了冷戰。美國實施了馬歇爾計劃（因其主要提出者為前美國陸軍參謀長、時任國務卿的馬歇爾而得名），這個計劃實質上遵循的依然是羅斯福提出的發展國際合作的路線圖。馬歇爾計劃雖然被批評家譴責為一種隱蔽的「軍事計劃」，但實際上是一個旨在幫助歐洲經濟復甦的經濟計劃。並且，在這個過程中，歐洲經濟一旦重新振興，便可以再度購買美國市場的產品，這樣也能推動美國經濟的發展。它的宣傳口號是「繁榮帶給你們自由」，或者可以說至少能擺脫共產主義，這才是馬歇爾計劃的重點。馬歇爾計劃是資本主義對共產主義的終極回擊。這項計劃不但本身是成功的，同時也象徵了美國一定程度的成功。美國當然能負擔1948年通過的《經濟合作法案》中的規定，撥款130億美元用於海外援助；但美國後來卻無法承受其自身形象與理想之間的衝突。自由是美國對世界各國人民的承諾，但在美國國內，對於一些人來說，這仍然是難以實現的。
不過，在冷戰初期，雙方剛剛開始發起言辭攻擊的時候，美國國內還是有一幕愛國場景正在上演，其規模之大，只有美國能夠實現，那就是環遊美國的自由列車。自由列車由7節紅白藍三色的車廂組成，牽引整個列車的火車頭被命名為「1776精神」。它搭載了精心挑選的美國重要文獻，包括《五月花號公約》、《獨立宣言》、《解放奴隸宣言》和從硫磺島帶回的美國國旗。在1947—1949年間，自由列車的車輪駛過了美國的每一個州。它擁有自己的主題曲，由歐文·柏林（Irving Berlin）創作，由賓·克羅斯比（Bing Crosby）和安德魯斯姐妹（the Andrews Sisters）演唱：「自由列車來了/你最好快出來吧/就像保羅·裡維爾一樣/列車就要來到你的家鄉。」它甚至還推出了自己的漫畫集《奇跡隊長和自由列車》（Captain Marvel and the Freedom Train）。自由列車環遊美國的時候，幾乎當時流行的每一個漫畫系列中的人物，從米老鼠到萊爾·阿布納（L'il Abner），都曾在漫畫中去過自由列車。自由列車極受歡迎，參觀者達到了約350萬人。這些遊客被鼓勵進行自由宣誓，並在自由卷書上簽名。這些卷書後來被呈送給杜魯門總統。這場巡展聲稱：「自由關乎每一個人。」
當然，自由列車蘊含的觀念並無新奇之處。19世紀內戰期間舉辦的衛生展會上也展出過具有愛國象徵意義的文獻、國旗以及武器，以提醒民眾關注迫在眉睫的國家問題；二戰期間，《美國袖珍書》也起到了類似的作用。同樣，自由列車代表了一種在衝突中尋求共識的渴望，這種衝突並不是真槍實彈的戰爭，而只是觀點上的衝撞。然而，自由列車所到之處卻依然四面楚歌：這個國家剛剛解決了復員軍人的問題，又面臨著鋼鐵、採礦、汽車和鐵路行業中更多的罷工。事實上，自由列車開啟的前一年，一場全國性的鐵路罷工甚至使得總統建議將罷工者徵召入伍。但問題還遠遠不止於此：盧斯和華萊士曾經思考過的美國新的全球責任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1949年9月，蘇聯的原子彈爆破試驗取得成功，比美國人所預料的提前了許多，讓解決這個問題的需求變得更加迫切（圖60）。1949年1月，自由列車駛進華盛頓特區，在杜魯門的就職演說中結束了旅程。但過了不到一年，且不說自由，就連美國是否還有未來都很難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了。
1949年，美國失去了原子彈的壟斷地位，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贏得了國共內戰的勝利，這導致美國在複雜的冷戰格局中更加危機四伏。從國際角度來看，美國、加拿大和西歐國家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為其成員國提供了某種意義上的互相保護，但對美國來說，保障外部安全只是打贏冷戰的一個方面。從美國國內來看，雖然人們認為共產主義會威脅到美國身份認同的根基，但事實上，更能牽制美國的似乎是核威脅。二戰結束後，隨著美國朝著更強調包容性的公民國家主義的信條前進，很多美國人不再害怕外來者的威脅，反而開始擔憂那些業已成為美國公民的人們；簡言之，美國人對「內部的敵人」感到特別困擾（並且到今天在某些方面仍然如此）。這就導致了50年代新的「紅色恐怖」的出現，它比起一戰後的紅色恐怖更加極端也更加充滿矛盾，從長遠來看，明顯受到共產主義威脅的美國自由也會因此遭受更大的破壞。
從第二次「紅色恐怖」中可以很明顯看出第一次的影子，但其所處的社會背景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二戰結束後，沒有一位總統能像當年的沃倫·哈定那樣對美國做出恢復「常態」的承諾，杜魯門也沒有做出嘗試。事實上，杜魯門在1947年3月已經發表了他的「遏制政策」演說，宣佈啟動聯邦僱員忠誠計劃，阻礙共產黨人及其支持者進入政府部門工作，這當中傳達的政治風向十分明顯。在自由列車的旅程中，自由宣誓僅僅是自由列車體驗活動中一項帶有娛樂和教育性質的活動，但效忠宣誓卻成為美國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美國人以前也有過類似的宣誓經歷，但只是在武裝衝突的戰爭時期。而這種宣誓出現在冷戰之中，就表明美國真正展開了一場看不到盡頭的戰爭。有戰爭，就會有人員傷亡。杜魯門的9835號總統令發起了對聯邦僱員的「忠誠度調查」，令幾百人失去了工作。這個數目並沒有多麼驚人，因為總共被調查的人數超過400萬。不過，「忠誠度調查」造成了廣泛的負面影響，這才是它帶來的最嚴重的傷害。
圖60 照片展現了1945年8月9日長崎原子彈爆炸的景象。1945年之後，核試驗也並未停止，最著名的核試驗發生在1946—1958年的馬紹爾群島比基尼環礁。二戰之後幾十年間，核威脅給這個世界造成的陰影如何評價也不過分；直到21世紀「反恐戰爭」的背景下，核威脅才成為了一種低層次的威脅。在當時的文藝界，內維爾·舒特針對這種威脅創作了末日小說《海灘上》（1957年），這部小說又在1959年被改編為電影，由弗萊德·阿斯泰爾和阿娃·加德納主演。當然，最著名的還要算斯坦利在1964年導演的諷刺電影《奇愛博士》。這一主題的文學作品可以一直追溯到19世紀末放射線被發現之時，羅伯特·克羅米的小說《世界末日》（1895年）以及此後許多的小說和電影。在這些作品中，核毀滅要麼本身就是一種威脅，要麼就是在隱喻現代世界中的焦慮感。不過，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核恐懼卻不是什麼隱喻，借用T.S.艾略特的詩句來講，人們切實擔心這個世界結束的方式並非鬱鬱而終，而是頃刻間轟然落幕。
1938年的「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原本是為了阻止納粹對美國社會的滲透成立的。在冷戰期間，這個委員會將注意力轉向了共產主義的威脅，並且獲得了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領導的美國聯邦調查局的鼎力支持，以及負責美國國際安全事務的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委員會等新成立的機構的支持。該委員會的成員既然肩負著探尋危險來源的職責，也就不可避免地找到了危險所在。不僅如此，在這一過程中，他們還製造了全國範圍內反對共產主義的狂熱情緒。1950年初，威斯康星州共和黨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R. McCarthy）宣佈，他有一份為美國國務院工作的共產主義支持者名單，總計約200人，這一反共運動因此被冠以「麥卡錫主義」
（McCarthyism）之名。實際上，這份名單從未具體公佈，但人們對於共產主義可能顛覆美國民主政府的恐懼卻進一步加深。當然，不是說顛覆的風險並不存在；的確存在著這樣的風險，但卻不會像聯邦調查局和「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在調查聽證中所說的那樣，在大學宿舍或好萊塢電影業集中存在。
1949—1950年間，美國前國務院政要官員阿爾傑·希斯（Alger Hiss）被指控為共產主義間諜並接受（兩次）審判，反共產主義由此成為戰後美國的一種文化和政治力量。希斯最終因偽證罪被判刑五年，但真正引起美國和全世界關注的還是希斯被指控的過程。正如知名記者阿利斯泰爾·庫克（Alistair Cooke）在《被審判的一代》（A Generation on Trial，1951年）這本書中所言，希斯案件具有典型性，其審判過程引人關注，審判結果也讓人覺得不祥。而希斯到底是否有罪這一點隨著英國科學家克勞斯·富克博士因向蘇聯洩露核機密被抓而變得更加爭論未決。克勞斯·富克（Klaus Fuch）博士的招供導致了朱利葉斯·羅森伯格和埃塞爾·羅森伯格夫婦（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被捕，並且被定罪為間諜共謀罪而處以死刑。由於當時定罪的證據存在爭議，這起案件成為可能是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起反共定罪案。二戰期間，英美聯合發起了維諾那計劃，合作進行秘密情報的破譯工作，旨在攔截和抵禦蘇聯的威脅。但事實上，根據維諾那計劃披露，朱利葉斯·羅森伯格的確從事了間諜活動，向蘇聯洩露了核機密。
秘密情報工作的問題就在於它傾向在事實缺席的情況下煽動公眾的恐懼，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鼓勵公眾的偏執。而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無需鼓動，就已經擁有了足夠的恐懼和偏執。毫無疑問，在原子彈研究的問題上，蘇聯人的確危及美國的安全，但麥卡錫在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幫助下，將（也許是不可避免的）蘇聯間諜活動造成的威脅上升為美國內部普遍的顛覆破壞行為，還把這種潛在的顛覆與自由派左翼聯繫在一起，最終導致了瀰漫全國的恐懼。這個過程成功地混淆了間諜和顛覆的區別，並且製造了籠罩戰後美國的恐懼氣氛，被加拿大政治學家雷吉·惠特克（Reg Whitaker）稱為「冷戰魔力」。
當然，這並不是美國第一次經歷「紅色恐怖」，早在19世紀就出現過「偏執狂風格」的各種顏色的恐怖，但在20世紀50年代，這種現象被擴大了：伴隨紅色恐怖而來的還有粉紅恐怖、淡紫色恐怖和黑色恐怖，後三種恐怖分別引發了爭取婦女權利、同性戀權利和非裔美國人權利的運動。對這些運動而言，冷戰或許並不是唯一的催化劑，因為50年代不僅瀰漫著對於被顛覆的恐懼，還有對「大政府」的再度批判的聲音和羅斯福新政反對者對社會主義國家危險性的警告。1950年，照明電力公司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上刊登了一則廣告，提示讀者警惕其所稱的「這種朝向社會主義政府的行動」。在這則廣告中，一個年輕男孩手捧四件象徵「四大自由」的物品：一本聖經、一把鑰匙、一支鉛筆和一張選票單，通過這四樣物品美國人也許能夠抵抗那些威脅到他們自由的力量。不過，其中那把鑰匙究竟像征著關閉一扇門，還是打開一扇門，就無從得知了。
雖然麥卡錫主義的政治營銷手段具有持久的影響力，但它還是在1954年宣告結束。在許多方面，麥卡錫主義都代表了一種保守的國家主義。當麥卡錫煽動性的野心被注入1952年共和黨的競選活動中之時，就產生了一種本質上自私自利的顛覆幽靈。新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雖然憎惡麥卡錫，卻也意識到，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政府需要公開表示信任麥卡錫指控。而當時的美國民眾也期望看到這一點，因為他們的意識形態和身份認同仍舊處於不穩定的狀態，急切盼望在戰後世界中站穩腳跟。但不過，這種不穩定也有其積極的一面。在陷入危急的時候，美國總是傾向於向自己內部發起攻擊，代表民主陰暗面的麥卡錫主義只是這種傾向的一個事例。雖然美國社會深陷共產主義的顛覆恐懼中無法脫身，「紅色恐怖」的餘波仍然廣泛存在，但在另一個問題上，許多美國人不願再遵從傳統的規範，即種族不平等。
當盧斯和華萊士正在思考普通民眾為美國世紀帶來了何種可能與挑戰時，瑞典經濟學家貢納爾·默達爾（Gunnar Myrdal）思考的卻是美國長期存在的種族關係問題。1944年，他出版了名為《一個美國人的困境：黑人問題和現代民主》（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的詳盡報告。這本書從很多方面譴責和控告了美國，尤其是美國南方的不平等問題，具有巨大的影響力。默達爾指出，美國信條信奉人人享有自由和機遇，而南方的種族不平等問題違背了這個信條。很少有南方人會喜歡默達爾對於南方的描述：一個「乏味、不安全」的偏遠之地，「情緒化的清教徒宗教」四處盛行，到處都是「對性的不健康強調」。這位經濟學家總結道，在南方以暴力和恐嚇的方式控制非裔美國人的行為中，所有這些因素都發揮著作用。[16]
當然，幾位當時的南方作家，不管是小說家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還是劇作家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都對美國南方性和暴力的關係得出了相似的結論；但小說在描寫中為讀者製造了一定的浪漫元素，而經濟學家長達1000多頁的報告則不包含這種成分。默達爾從私刑制度和法律制度等方面，展示了美國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如何被困於一種充滿恐懼和侵犯的破壞性關係中。這種關係因為奴隸制而出現，因為美國人對貧窮、犯罪以及社會隔離的廣泛態度而得以延續。實際上，種族歧視的確不是默達爾所指出的唯一困境，但在冷戰時期，它佔據著主導地位。
默達爾的報告出版三年之後，由杜魯門設立的美國民權委員會發佈了《保障這些權利》（1947年）。雖然沒有像《一個美國人的困境》那樣卷帙浩繁，但它更廣泛地評估了美國少數族裔，其中包括美國印第安人、美國保護國中的公民、日裔和非裔美國人，以及墨西哥移民。這份報告呼籲聯邦政府針對種族隔離採取行動。報告中稱，種族歧視不僅與「美國信條」相違背，而且不只危及那些飽受歧視的族群，還對整個國家的民眾健康與幸福都造成了嚴重的威脅。同時，報告嚴厲批評了「隔離但平等」的信條，認為「這種在公共機構和私人機構都普遍存在的種族隔離將南方公民從出生到死亡的日常生活都一分為二」。報告指出，這種所謂的「隔離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是「美國歷史上最出色的神話之一，因為它幾乎總是對的。隔離當然是真的，但是，這些設施根本就不是平等的」。它還寫道：
「隔離但平等」的信條之所以被定罪，是基於如下三個理由：它違反了美國傳承的平等精神；它是無法操作的，因為歷史證明，由於隔離導致的服務不平等無所不在；它將種族隔離制度化，並且就算是無可爭議的證據表明種族間的正常交流能夠促進社會和諧，它也不會做出任何改變。
這份報告在結尾處對美國歷史進行了簡要的回顧。報告中寫道，「回溯歷史，美國曾有兩次發現有必要反省公民權利的狀況」：第一次是在宣佈獨立和通過《權利法案》期間，第二次是內戰期間。報告聲稱，「我們深信，第三次重新審視公民權利的時刻已經到了」，這樣做「既是出於良心、自身利益，也是為了在這個充滿威脅的世界中生存。或者換一種說法，」它總結道，「我們有道德上的理由，有經濟上的理由，也有國際方面的理由相信現在就該付諸行動」[17]。
這份報告說服了杜魯門，但沒能說服國會。然而，戰爭總能為那些試圖推行不受歡迎的法案的美國領導人提供難得的機遇，冷戰也不例外。因此，杜魯門在1948年正式取消了軍隊中的種族隔離制度。在冷戰時期，杜魯門意識到，美國人所信奉的理念與他們默許的行為之間不能存在巨大的差異。遺憾的是，種族隔離並沒有因為這一項法案而結束，前路仍舊漫漫。不過，就在兩年後朝鮮戰爭爆發的時候，美國派出參戰的不再是種族隔離的軍隊，而是黑人與白人混編的軍隊。從時間上講，朝鮮戰爭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越南戰爭之間，從衝突規模和產生的影響上講，朝鮮戰爭也不及這兩次戰爭，因而常常會被人們所忽略，但這場戰爭在不少層面上卻都具有象徵意義（圖61）。朝鮮戰爭不但是美軍解除種族隔離制度後參加的第一場戰爭，還是冷戰進行到1950年夏天為止發生的首次武裝衝突。由於共產主義國家朝鮮入侵反共產主義的韓國，美國採取了第一次遏制行動，與朝鮮和中國發生正面衝突。
圖61 《華盛頓朝鮮戰爭紀念園》（彼得·威爾遜攝）。很多年以來，朝鮮戰爭幾乎已經被人遺忘。不過，這座紀念園卻有意強調這場戰爭中的美國軍隊是由多個種族構成的。紀念園內有19座雕塑，所有都比真人要大，高2.2米，組成偵查時的箭頭方陣。其中包括12名白人、3名非裔美國人、2名西班牙裔美國人、1名東方人和1名美國土著。這些雕塑同時也體現了當時美國軍隊中的不同軍種，其中包括14名陸軍、3名海軍陸戰隊士兵、1名海軍軍官和1名空軍士兵。建造這種紀念園在20世紀50年代是很難想像的。這個紀念園的建造歷經幾十年的討論，最後於1995年落成完工。
1950年以後，至少從軍隊的面孔上，世界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美國。而在美國國內，要實現完全的平等還有一段路要走。就其發生的時機而言，朝鮮戰爭是冷戰中的間歇期；就其對美國國內的影響而言，它又是一個轉折點。1953年，斯大林逝世；美國與朝鮮簽署停戰協議；朱利葉斯·羅森伯格和埃塞爾·羅森伯格被處以死刑；非裔美國作家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在他的半自傳體小說《高山上的呼喊》（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一書中探討了種族歧視和宗教信仰之間的關係。這些事件使美蘇關係暫時得到緩和，但仍有許多美國人清楚地意識到他們與蘇聯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衝突，而想要在這場衝突中取得勝利，首先就要廢除種族隔離制度。次年，美國在這一方向上取得了重大進展，最高法院在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Earl Warren）的帶領下一併審理了5起由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發起的案件，這些案件日後被稱為「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1954年）。
這幾起案件依據1896年普萊西訴弗格森案建立起的違憲判例，對學校種族隔離制度發起挑戰，案件分別涉及堪薩斯州、華盛頓、特拉華州、弗吉尼亞州和南卡羅來納州。最高法院援引了諸多論據，其中一個便是默達爾在《一個美國人的困境》一書中的論述。最終，最高法院作出判決：「在公共教育領域，『隔離但平等』的信條並不適用，」判決稱，「種族隔離的教育措施本質上就是不平等的」，它剝奪了非裔美國兒童「被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護的權利」[18]。
布朗一案的判決是徹底廢除種族隔離的第一步，也是走向包容、無歧視的公民國家主義的第一步。然而，迎接它的卻不是全體民眾的歡呼，規避者反而遠多於實施者，尤其是在南方。南方的情況和默達爾描述的仍舊並無二致，針對黑人的暴力行徑依舊十分普遍。布朗案發生的第二年，一個駭人聽聞的案例見證了南方白人為了捍衛白人至上論，究竟能做出什麼事情來——14歲的黑人男孩埃米特·蒂爾在去密西西比探望親戚時被折磨致殘，最後又被殘忍殺害。就在同一年，非裔美國人拒絕接受白人冠以他們的「二等公民」稱號，通過亞拉巴馬州蒙哥馬利的公車抵制運動向公交設施方面的種族隔離發出抗議。就在艾達·威爾斯被趕出白人專用車廂的70多年後，黑人活動家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也因拒絕在公車上給白人讓座而遭到了逮捕。
羅莎被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評價為「蒙哥馬利最好的一位公民」（她還在2000年被評為20世紀百名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反對這次逮捕行動的人群迅速聚集，由此也形成了黑人教堂領導黑人民權運動的傳統，一直延續至20世紀60年代。後來成為非暴力反抗種族歧視運動的化身的馬丁·路德·金在抵制運動之初，組建了南方基督教領袖協會。這是一個致力於廢除種族隔離的壓力集團，雖然勢力強大，但仍然面臨著一場艱苦的鬥爭，因為抵制運動在持續一年之後最終迎來的不過是最高法院裁定布勞德訴蓋爾案（1956年）中的公交種族隔離法違憲。儘管這是美國公民身份變得更加包容的又一個里程碑，然而，對於那些始終堅守盎格魯—撒克遜人陣地的白人而言，公車抵制運動只不過進一步激起了他們的敵意。
最後的邊界
1957年，就在蒙哥馬利公車抵制運動結束後的第二年，美國在冷戰期間的國際意識形態與其保守的盎格魯—撒克遜觀念之間發生了首次激烈衝突。在這一年，蘇聯發射了「伴侶號」人造衛星，阿肯色州小石城中央中學則表明反對「布朗案」的判決結果。阿肯色州州長奧瓦爾·福伯斯（Orval Eugene Faubus）宣稱，如果小石城中央中學被迫取消種族隔離制度，鮮血將流滿街道。他的說法並非完全是聳人聽聞：白人孩子抗議與黑人同在一間教室學習；辱罵試圖進入學校的黑人學生（這些黑人學生最終在第101空降師護送下進入學校）。諸如此類事件的媒體報道本不該出現在這片自由的土地上，然而在此後的幾年中，南方一些地區似乎完全忘了媒體對他們的種族歧視行為的報道可能會被其餘美國人民看見，更不用說會被整個對此感到驚恐卻又十分關注的世界看到。隨著20世紀50年代末印刷媒體興起，無線電廣播走進千家萬戶，電視逐漸開始主導現代生活，美國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全球玩家的所作所為，都被全世界看在眼裡。
不過，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全球觀眾更多關注的是發生在歐洲、亞洲和中東的事件，而非蒙哥馬利或是小石城。儘管在美國人看來，後殖民主義時代的世界本質上是不穩定的，存在被共產主義者控制的風險，但蘇聯繼任總統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對斯大林的行為提出譴責，似乎為美蘇兩國建立更加平衡的關係提供了可能。顯然，美國並不總是要插手共產主義的每次行動，比如在1956年，蘇聯鎮壓匈牙利反共起義，美國便無動於衷。而同一時期，在中東的蘇伊士運河危機中，美國卻主動地促使英法撤軍，為保護這一石油富裕地區的穩定承擔起更大的責任。
1957年1月，艾森豪威爾表明了美國在中東事務中的立場，強調美國有責任「在任何國家面臨共產主義武裝侵略時，為其捍衛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提供援助」，這便是之後為人們所熟知的艾森豪威爾主義。他還在論述中提到了美國人在二戰結束後為「追求自由」而做出的生命和金錢上的「犧牲」，並強調「絕不會讓這些犧牲白白浪費」[19]。但與此同時，認為美國為了維護全球穩定，也為了維持美國作為世界自由捍衛者的形象，而要承擔起消除前殖民政權影響的重擔，這種主張並不是沒有問題的。就在艾森豪威爾的任期即將結束之時，小石城發生種族動亂，美蘇僵局又因為蘇聯發射「伴侶號」而延伸至外太空。美國人需要擔憂的問題不再僅僅是中東地區的穩定。
「伴侶號」的發射在美國媒體和政壇都引發了風暴。一些美國人將這一事件與珍珠港事件相比，這顯示出在美國的科技與社會優勢受到挑戰時，美國人會像對待國家安全問題一樣嚴肅。以林登·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為首的民主黨人抨擊艾森豪威爾，認為他沒能保證美國在全球與外太空的優勢地位。在某些圈子裡，人們貶損卻精煉地將白宮稱為「那位著名士兵的墳墓」。約翰遜認為：「在冷戰這一關鍵戰場上，無法主宰太空就意味著在任何領域都要稍遜一籌。在全世界看來，第一個進入太空的國家就是這個時代的主宰者，第二個進入太空的國家則在任何方面都將位居次席。」毫不意外，約翰遜的觀點與美國國家航空咨詢委員會不謀而合。後者遺憾地表示，美國未能「趕在蘇聯之前完成載人登月計劃」，這一成就本來「不僅能奠定西方世界的絕對技術優勢，還能建立起巨大的心理優勢。月球對於太空旅行和太空戰具有戰略意義，如果西方世界的聯合國能夠率先登月、宣誓主權，將能創造更偉大、更持久的價值」。
用美國國家航空咨詢委員會的話來講，它希望「在全球領導權和外太空科技、軍事霸權的競賽中，追趕並最終超越蘇聯」。艾森豪威爾終於意識到這件事情的重要性。他宣稱：「蘇聯之所以可以成為有史以來最獨特的威脅，是因為其無處不在。任何一項人類行為都被其壓縮成用以對外擴張的武器。貿易、經濟發展、軍事力量、藝術、科技、教育，所有的思想……蘇聯在發動一場徹底的冷戰。」[20]他批准發起一項名為「水星計劃」的載人航天計劃，並建立起一個新的聯邦行政機構，負責應對「伴侶號」帶來的挑戰。1958年，資金短缺的美國國家航空咨詢委員會被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取而代之。同時，國會中也新增了參議院航空航天專門委員會和眾議院科技航空委員會兩個常設委員會。
對未來的美國總統與美國國民而言，艾森豪威爾主義的政治遺產和他在面對蘇聯太空項目時遭受的所謂失敗，都被證明影響深遠。1960年，約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成為美國首位天主教總統。人們起初視其為一個新的開始，正如肯尼迪本人所描述的，火炬傳遞到了「新一代」的手上，這一代人「出生在本世紀，既經歷了戰爭的錘煉，也在艱難苦澀的和平中得到了磨煉」。不過，正如肯尼迪所言，年輕的一代人雖然擁有根基深厚的美國革命傳統，卻是在冷戰的背景之下得以形成。在其著名的就職演說中，肯尼迪猶如一位冷血戰士，承諾他的國家「為了確保自由的延續和勝利，將不惜代價，不論忍受何種重負、應對何種艱辛、支持何種朋友、反對何種敵人」。[21]然而，肯尼迪的冷戰理想卻與小說家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觀點相去甚遠。凱魯亞克在其著名的自傳體小說《在路上》（On the Road，1957年）中駁斥了中產階級的人云亦云，並認為肯尼迪所說的年輕人能在美國的「古老傳統」中提升自我的看法純屬無稽之談，恰恰相反，這些年輕人根本不明白美國正在走怎樣一條下坡路。
由於戰爭年代的嬰兒潮，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出現了青年文化的迅速崛起，但這種文化的影響需要放在當時的背景下才能被理解。儘管美國的總人口在增長，但二戰後的出生率卻在大幅降低，1955—1975年間，降低了1/3以上。不過，死亡率也在下降，平均壽命比戰前更高，由1940年的62.6歲上升至1960年的69.9歲。簡而言之，美國的人口已經開始出現老齡化，從統計學意義上講，這就導致美國青年一代被邊緣化，而這與他們的文化地位並不匹配。如果從更寬泛的文化或教育角度來看，他們則是享有特權的一代人。《退伍軍人權利法》曾為二戰和朝鮮戰爭退伍軍人提供學費與生活費，儘管該法案在1956年被廢除，但是美國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勢頭並沒有因此減弱。1940—1970年，美國大學的數量近乎翻倍，入學率幾乎達到了之前的3倍，並因此創造出一種對美國、美國國家主義、美國國際身份別有見地的校園文化。
這種文化很大程度上受到20世紀50年代「垮掉的一代」影響，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凱魯亞克（生於1922年）、艾倫·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生於1926年）和威廉·伯勒斯（William S.Burroughs，生於1914年）。他們在毒品的迷霧中反抗物質主義和軍國主義，認為這些會毀滅美國人的信仰。自然，他們的回應也被毒品所影響。金斯伯格在他的著名詩歌《嚎叫》（Howl）中寫道：「我看見這一代人最傑出的頭腦正毀於瘋狂/飢腸轆轆赤身裸體歇斯底里/拖著身體走過黎明時分的黑人街巷/尋求狠命的一劑。」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處都是憤怒的年輕人，當然，這一現象並非美國獨有，但卻在美國產生了特殊的共鳴，因為這個國家在當時的一些公民看來，正是一個自滿與墮落、物質富足與道德貧乏共存的國家。
然而，另外一些人眼中的美國卻與此恰恰相反。1959年，肯尼迪當選前夕，在莫斯科舉行的美國國家博覽會中，時任美國副總統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與赫魯曉夫即興進行了著名的「廚房辯論」，尼克松表達了對美國現狀的自滿，突顯了美國經濟如何繁榮，人民如何安居樂業。借助略顯過頭卻具有象徵意義的現代廚房陳設，尼克松強調了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之於共產主義的優越性，以及經濟富足的力量之於意識形態下的經濟收縮的優越性。赫魯曉夫自然對經濟力量不屑一顧。美國人卻認為這一切理所應當。即便如此，這場辯論仍有很多積極的方面。
在戰爭結束至1960年這段時間內，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翻了一番。在冷戰期間，聯邦政府毫不意外地沒有削減國防開支。與此同時，在信貸業務與信用卡服務的快速普及的推動下，居民消費支出同步增長。當總是習慣著眼未來的美國人，如今甚至能夠先拿到商品後付款。簡而言之，戰後美國經濟發展繁榮的速度之快，堪比20世紀20年代。如果說爵士樂是20年代的主旋律，那麼搖滾樂則在60年代唱響了激動人心的聲音。「搖滾之王」埃爾維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的歌聲最初飄揚在唱片中，1956以後，其身影也開始出現在電視屏幕上。二戰結束時，只有大約16000名美國人擁有電視這樣的奢侈品，隨著美國城郊家庭數量的增長，到了1953年，他們當中已經有2/3擁有電視。郊區生活還意味著大多數美國家庭都擁有了汽車。汽車給美國，尤其是城市地區帶來了空氣污染問題，而戰後大量民眾逃離城市去往郊區，也導致了城市中心區域的沒落。對美國而言，人口流動是需要付出代價的。50年代至60年代間，美國人口的流動性非常強。1960年，有超過1/4的人口離開了他們的出生地，去往其他地方居住。因此，當凱魯亞克尋找美國時，他直接走上了公路，也就並不奇怪了。
肯尼迪在尋找美國時，將目光投向了邊疆，也就是他所說的「新邊疆」（New Frontier）。他沒有將那裡描述為「一連串的許諾」，而是描述成「一連串的挑戰」。肯尼迪堅稱，美國已經經歷了「智識與道德的滑坡」，很容易混淆「合法與合理」這兩個概念。他承諾會讓美國重回正軌，要帶領美國來到一個新的邊疆，在這個邊疆之外，存在著「尚未涉足的科學與太空領域，尚未解決的和平與戰爭問題，尚未征服的無知與偏見地帶，尚無答案的貧困與過剩問題」。他宣佈，美國正處於「歷史的轉折期。我們必須再次證明，這個國家——或任何一個相同建制的國家——能夠屹立不倒」。肯尼迪的演講模仿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但美國這次面臨的挑戰不再是南方邦聯，而是「一心謀求發展的共產主義體系」。
在最後一點上，肯尼迪只說對了一部分。他當選總統的那年年初，南方爆發了民權抗議。北卡羅來納州格林斯伯勒的黑人學生決定在當地「只供白人就餐」的伍爾沃斯午餐櫃檯前坐下用餐，在遭到驅逐時也不願離開。他們的堅持最終獲得了回報。儘管花了5個月，伍爾沃斯連鎖店才答應終止午餐櫃檯上的種族歧視，但這是黑人爭取平等之戰的又一次勝利，並且其時機也十分重要。
1960年，南方人，至少是南方白人已為南北戰爭百年紀念做好了準備。就在一個世紀前，南方為了捍衛盎格魯—撒克遜人的主導地位、捍衛奴隸制度而與北方交戰。那時候，奴隸制一詞被包裝在了「州權利」這樣令人費解的憲法條文中。而當聯邦軍隊抵達小石城，執行最高法院對「布朗案」的判決時，奴隸制的捍衛者又公然出現。即使面對著20世紀60年代國內越來越多廢止種族隔離的聲音，這些捍衛者也不會善罷甘休。午餐櫃檯抗議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年，第一批「自由乘車運動」的參與者前往南方。這些自由乘車者在種族平等委員會的組織下，乘坐巴士深入美國南部，考察在公共交通上取消種族隔離的法案是否得到了落實。自由乘車者在亞拉巴馬州和密西西比州等地遭到頻繁的暴力襲擊。在亞拉巴馬州安尼斯頓市，他們乘坐的一輛巴士遭到了燃燒彈襲擊；在伯明翰，自由乘車者也遭到了三K黨的襲擊。次年，黑人學生詹姆斯·梅雷迪斯試圖進入密西西比大學，一名暴徒擋住了他的去路。正如艾森豪威爾當年一般，肯尼迪也不得不派軍隊平息暴亂。
令人心酸的是，60年代初期非裔美國人的大規模抗議與同一時期白人對平等權的強烈抵抗，均發生在重現內戰場景的紀念活動與邦聯失敗慶典的背景下。民權本來是慶典活動的重要主題，但是黑人代表卻被擋在舉行內戰百年紀念活動的查爾斯頓市賓館外，這讓整件事情開局不利。接下來也沒有任何改觀。人們寄希望於肯尼迪總統在1963年1月1號發表《第二次解放奴隸宣言》，但這也宣告破滅，因為肯尼迪拒絕去林肯紀念堂參加紀念儀式。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抗議與暴力繼續發酵。
1963年5月，暴力衝突在伯明翰達到頂峰。當地警方使用消防栓、警犬和警棍襲擊非裔美國人和黑人小孩的畫面在電視上播放，目睹這一幕的美國人大為震驚和憤怒。次月，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外勤秘書長、曾在歐洲打過仗的二戰老兵梅加·埃弗斯（Medgar Evers）在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市被槍殺。1963年8月28日，約25萬美國人參與了華盛頓的政治遊行（圖62）。這次遊行呼籲人們關注的不僅是非裔美國人在南方遭受的種種暴力，還有黑人在就業、住房、教育等各個方面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最終，將林肯1863年頒布的《解放奴隸宣言》重新帶回人們視線的，是馬丁·路德·金，而非肯尼迪。「一百年後的今天，黑人依舊沒有自由。一百年後的今天，在種族隔離的鐐銬和種族歧視的枷鎖下，黑人的生活備受壓搾。」馬丁·路德·金說出了他的那句名言：「我有一個夢想，我夢想有一天，這個國家會站立起來，真正實現其信條的真諦：『我們認為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
圖62 《華盛頓民權遊行》（沃倫·萊弗勒，1963年8月28日）。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3128）。
肯尼迪付出了多少努力來實現馬丁·路德·金的夢想，我們永遠也無法得到答案。一直以來，美國人過分關注冷戰，過分擔憂「勇往直前」的共產主義者，而沒有閒暇去對付本國那些全心全意捍衛種族隔離的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亞拉巴馬的暴力事件和華盛頓的遊行已經開始衝擊美國人的良知。在遏制共產主義方面，肯尼迪所付出的努力鮮有成效，在1961年的「豬灣事件」中，美國試圖入侵古巴，推翻菲德爾·卡斯特羅政權，但卻遭遇失敗。更讓全世界擔憂的是，這次事件最終導致了1962年10月的古巴導彈危機，美蘇關係因此陷入死局，隨時可能引爆核戰爭。直到1963年的夏天，肯尼迪才開始為冷戰降溫，將注意力轉移到民權問題之上。同年6月，他公開承諾將推動聯邦政府執行廢除種族隔離的法案。然而，他沒能親眼見證1964年民權法案的通過，就在1963年11月22日遇刺身亡。在整個總統生涯中，他為一代美國人展現了希望，弱化了恐懼，然而這一代人目前所面臨的邊疆，遠非尼克鬆口中的新邊疆，而是如同美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那樣，充滿暴力和未知。
註釋：
[1]Anonymous (300 soldiers) to the Editor, Baltimore Afro-American, November 23, 1942; Pvt. Norman Brittingham to Truman K. Gibson, Jr., July 17, 1943, both in Phillip McGuire (ed), Taps for a Jim Crow Army: Letters from Black Soldiers in World War II (1983. Reprint.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3) 11, 18; Anonymous Maryland Black Soldier to the Secretary of War, October 2, 1865, in Ira Berlin et al. (eds.), Freedom: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Emancipation, 1861-1867, Series II, The Black Military Experience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654; James Henry Gooding to Abraham Lincoln, September 28, 1863, in Corporal James Henry Gooding, On the Altar of Freedom: A Black Civil War Soldier's Letters from the Front, ed.Virginia M. Adams (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1) 120.
[2]Anonymous, to Mr Carl Murphy, June 26, 1943, in McGuire, Taps for a Jim Crow Army, 42-44.
[3]Franklin D. Roosevelt,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6, 1942, available at: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6253 (August 1, 2010).
[4]Roosevelt, Annual Add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January 6, 1941; and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41.
[5]Philip Van Doren Stern (ed.), The Pocket Book of America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42), Introduction by Dorothy Thompson, v, vii.
[6]Edward Everett Hale, 「The Man Without a Country, 」in The Man Without a Country and Other Stories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s, 1995) 7-8.
[7]Langston Hughes, 「My America,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 16:6(February, 1943) 334-336, quotations 336.
[8]General George C.Marshall, 「Speech to the Graduating Class,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May 29, 1942, 」available at: https://www.marshallfoundation.org/Database.htm (August 10, 2010).
[9]GI quoted in Paul Fussell, The Boys' Crusade, American G.I.s in Europe: Chaos and Fear in World War Two (London: Weidenfeld＆Nicolson, 2004) 41.
[10]New York Times, August 8, 1943.
[11]「Defeat at Detroit, 」The Nation, July 3, 1943: 4.
[12]Henry R. Luce, 「The American Century, 」Life, February 17, 1941, reprinted in Michael J. Hogan (ed.), The Ambiguous Legacy: U.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American Century, '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 20, 26.
[13]Henry A. Wallace, 「The Price of Free World Victory, 」in Russell Lord (ed.), Democracy Reborn (New York: Reynal and Hitchcock, 1944) 190.
[14]Franklin D. Roosevelt, 「Fireside Chat 36, 」June 5, 1944, available a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6514 (August 20, 2010).
[15]Harry S. Truman, 「Special Message to Congress, 」March 12, 1947, available at: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2846＆st=＆st1= (August 20, 2010).
[16]Gunnar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1944. Reprint.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3) 562.
[17]To Secure These Rights: The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Civil Rights (1947), available at: https://www.trumanlibrary.org/civilrights/srights1.htm(August 22, 2010):) 80, 82, 87, 139.
[18]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347 U.S. 483 (1954), available at: https://caselaw.lp.findlaw.com/scripts/getcase.pl?court=US＆vol=347＆invol=483 (August 22, 2010).
[19]Dwight D. Eisenhower, 「Special Message to Congress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January 5, 1957, available a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1007＆st=＆st1= (August 23, 2010).
[20]Dwight D. Eisenhower, 「Annual Message to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January 9, 1958, available a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1162 (August 23, 2010).
[21]21 John F. Kennedy,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60, available a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8032 (August 23,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