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一塊大陸中的一片。美國是一群控股公司，是一些工會組織的集合體，是一套小牛皮封面的法律書，是一個廣播網，是一群連號的電影院……美國是一幫穿著制服被埋葬在阿靈頓公墓的人。美國是你離家後的通訊地址上最後的那幾個字母。但是多數情況下美國是人民的言論。
約翰·多斯·帕索斯，《美國》，1938年
1921年11月9日，星期三，持續的降雨和灰濛濛的天空讓人難以看清波托馬克河上正在溯河航行的海軍奧林匹亞號。這艘船之前是海軍准將喬治·杜威（George Dewey）的旗艦，由於在美西戰爭期間馬尼拉灣戰役中的表現而名聲大噪。這一次，它將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犧牲的無名美國士兵的遺體運回國，這也是它在退役前的最後幾次行動之一。在一片灰茫之中，旁觀的群眾不大看得清船的輪廓，卻還是能夠根據奧林匹亞號經過時禮炮的鳴響聲判斷出船的位置。船上運送的靈柩將會停放在華盛頓國會大廈的圓形大廳供公眾瞻仰，夜裡也會有儀仗隊守靈。據媒體報道，遺體抵達時舉行了簡短的典禮，出席人員僅有總統沃倫·哈定及其夫人、潘興將軍以及其他幾位軍隊高官。第二天，陰雲散去，在官方正式敬獻花圈之後，人群開始湧來憑弔。據《紐約時報》報道，前來憑弔的人群真正是一條「人性的河流，美國的男女老少，那些繼承傳統的美國人，那些上帝的選民」，「是這個國家流動的生命線——一條緩慢但勢不可擋的人性的湍流，湧來為在法國陣亡的美國士兵的英勇作證」。
圖49 阿靈頓公墓無名烈士葬禮上的群眾（1921年）。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1754）。
第三天正是休戰紀念日，在這天，這位無名士兵代表無名烈士們被安葬在阿靈頓公墓。總統在悼詞中提醒聽眾，這次葬禮「不只象徵著政府對其行為的讚賞，也暗示著在這個國家的心中，有一座墳墓存在」（見圖49）。阿靈頓代表的是「民族良知的武裝力量」的安息之衝突，不再是對作戰力量的考驗」，而僅僅是「殘忍的、蓄意的、科學的破壞」[1]。
因而，在這些莊嚴典禮的核心是一種愈加清醒的觀點：在這個國家的心中有一座墳墓。這種說法放在今天也許司空見慣，但對於1921年的美國人來說卻是陌生的。一方面，對於這個5年前才紀念過內戰50週年的國家來說，「英勇烈士」這種說法不算新鮮；另一方面，對於當時的人們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極端破壞讓他們更有憑證去相信一戰和美國內戰一樣，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一種反常、一種瘋狂，讓人類遍體鱗傷，也更加審慎。對於那些見證了無名烈士葬禮的美國人來說，這場葬禮標誌著結束而非開始。他們認為，就如哈定承諾的那樣，「再不該要求這樣的犧牲」。
事實當然不會如此。這場葬禮是美國犧牲的一個最著名的象徵，它當然既代表了一種結束也代表了一種開始，但卻不是美國參與全球衝突的結束，而是進一步融入全球及其衝突中的開始。不過，美國並沒有著急行動。恰恰相反，對一戰感到震驚的美國選擇了退出歐洲事務，即使沒有完全與世隔絕，至少也是不情願承認自己在全球事務中的新角色，更不用說去扮演這個角色。之所以不情願承認，一個原因就是，在一些美國人看來，美國是被迫捲入了這場戰爭，雖然對其勝負起了決定性作用，但並沒有在其中扮演主導角色。與此同時，由於這個國家裡還有許多人的親友陣亡未歸，無名烈士的葬禮能夠引起特別的共鳴。美國的歐洲戰爭公墓足以表明，這個國家將一部分的自己永遠地留在了這裡。從法國敘雷納公墓特別運回的士兵殘骸裡裹挾著法國的泥土，美國在容下這些泥土的同時，也再次表明，一戰雖然沒有努力地去締造、卻以最悲劇的方式加強了舊世界和新世界之間的聯繫。
雖然美國在一戰中的傷亡人數僅佔傷亡總數的百分之一，這並不意味著戰後時期的美國人就一定比歐洲人過得容易。進步時代的美國正忙於建立起高於一切的秩序，這種秩序此前遭到了戰爭的威脅。事實上，獨立革命之後的美國可以說一直都在潛在的混亂之中建立秩序，從各州之中建立國家，武裝打壓地方勢力，將移民美國化，尤其是在來自各州的不同階級、不同種族的民眾之中努力締造一種團結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的形成一直都在運用人們的想像，引發人們的關注。1921年11月，人群湧向阿靈頓公墓去聆聽總統談論那些「喚醒世界」的無私奉獻的無名烈士時，剛剛才挨過了一段美國前所未有的充斥著局勢動盪和種族暴力的糟糕時期。
從1919年夏天，也就是「紅色夏季」開始，美國包括華盛頓在內的各個城市都爆發了一股非理性的情緒，恐懼讓美國人處於瘋狂的憤怒之中，他們開始互相攻擊。其誘因之一就是俄國革命之後的「紅色恐怖」以及1919年3月第三國際的成立。人們認為在這個本就脆弱的戰後世界，社會主義力量（如果不說是無政府主義力量的話）如同猛虎出籠；再加上美國自身行業動盪的煽風點火，戰時關於自由的修辭已經轉變成一種法律語言，自由只有通過這種方法才能夠獲得保障。事實上，戰爭引發了愛國主義情緒高漲，加上對美國內部極端勢力的恐懼，製造了一種不容忍的氛圍，將對於極端分子的恐懼轉變成了一種自身的極端主義。這期間發生的許多事件都相對短暫，例如工人運動領袖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被監禁的事件在戰後不久就宣告結束。另外一些事件則有些不同尋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國政府訴《1776精神》案件。在這起訴訟案中，美國政府向一位電影製片人發起控告，原因是他企圖發行一部名為《1776精神》（1917年）的反英電影。這起訴訟案造成的影響同樣短暫。事實上，這部明顯反英的電影在戰後就重新受到了美國觀眾的青睞，那時美國人已經更能接受影片中的觀點了。
在1919年的「申克訴美國政府案」中，最高法院判定《反間諜法》合法，認為它不受《憲法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的限制。被告查爾斯·申克（Charles Schenck）是美國社會主義黨的秘書長，因散發反徵兵宣傳冊而遭到指控。時任副首席大法官的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指出，言論自由權在戰爭時期可以予以限制。「問題在於，」他提出，「那些話是在什麼情境下使用的，以及它本質上是否會構成明確、現實的危險。」「當這個國家處於戰爭時期，」霍姆斯裁決說，「許多在和平時期也許但說無妨的話語卻會妨礙到人們為戰爭付出的努力，只要人們還在戰鬥，這些話就不能被容忍。」[2]這個案件帶來的真正危險在於，它從法律上支持了這樣一種觀點：任何內部的質疑都可能對美國構成「明確、現實的危險」。美國對國內異見者的反應有時候本身就是一種不宣而戰的低級戰爭，而20世紀的美國本來也幾乎沒有多少太平時期；大多數時候，男男女女都穿著軍裝。
「紅色恐怖」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無政府主義者尼古拉·薩克（Nicola Sacco）和巴爾托洛梅奧·萬澤蒂（Bartolomeo Vanzetti）。薩克和萬澤蒂都是意大利移民，因1920年5月在馬薩諸塞州武裝搶劫和謀殺而遭到起訴，接下來的審判讓整個國家陷入分歧。1927年他們被執行電椅處死，這次處決遭到全世界的譴責。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有彈道證據表明致受害者於死地的正是薩克槍中射出的子彈。但在當時，人們認為手頭的證據不足以做出正確的定罪，而法官因為對移民和激進分子都太有偏見，又難以做出正確的裁決。薩克和萬澤蒂都很容易被定位成階級戰爭的受害者和國家分裂的象徵。小說家約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在《賺大錢》（The Big Money，1936年）中將「老法官這種有聲望的小人物」和他們「在街頭用棍棒驅散」的烏合之眾區分開來，又將美國「被打敗的烏合之眾」和「壓迫者」區分開來，這種階級劃分表達了很多人的情緒。「我們美國這個國家已經被異邦人所打敗。他們把我們的語言弄得面目全非，他們把我們祖先用過的乾淨的字眼拿過來，變成了卑鄙下流的字眼。」多斯·帕索斯控訴道。最後，他得出結論：「好吧，我們已經分裂成了兩個國家。」[3]
「兩個國家」的說法並非源自多斯·帕索斯，也並非來自英國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小說《西比爾（兩個國家）》（Sybil, or the Two Nations，1845年），雖然他讓這個說法在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便廣為人知。認為富人國和窮人國之間永久分裂的這種觀點，其源頭可以追溯到柏拉圖的《理想國》，但多斯·帕索斯的論斷的影響力在於，在美國這個共和國裡，人們從未預料到會出現這樣的分裂。美國被認為是一種新的共和國，在這種共和國裡，人人平等，人人享有機會，沒有人被排除在外，這是一個公民國家，不存在種族、宗教或者階級的分歧。然而在一戰之後，美國經歷了一系列的罷工，從西雅圖到波士頓，從造船業到鋼鐵業，這就導致很多人將工人階級與激進主義畫上等號。罷工許多時候反對的是駭人聽聞的極為剝削的工作環境，但很多人會不分青紅皂白地認為其動機是一種陰險的社會主義階級意識，威脅到了這個國家的穩定。
在西雅圖，1919年從造船廠開始蔓延開來的大罷工讓整座城市癱瘓了一周。在波士頓，19名警察因加入工會而遭解雇，他們的同事為此罷工，隨之出現了大面積的搶劫和暴力事件，對法律和社會秩序都造成了威脅。同年春天開始，針對工會反對者出現的一系列炸彈威脅事件更是給原本已經很緊張的局勢火上澆油。司法部長米切爾·帕爾默（Mitchell Palmer）對此的回應是開展「帕爾默大搜捕」，逮捕那些工會及其支持者，這項行動一直持續到1920年初。在當時的司法部調查局主管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的協助下進行的帕爾默大搜捕行動有些過了火，到1920年末時已經讓美國人忍無可忍。隨著20年代的過去、30年代的到來，以及可能面臨的總統換屆，「紅色恐怖」的幽靈看起來似乎不再那麼可怕。1920年9月，華爾街中心地帶發生炸彈爆炸事件，這當然也讓美國人深感震驚，但已不再會讓他們慌慌張張，衝去檢查床底下有沒有赤色分子了。
儘管恐懼常常是一種美國領導者會一再使用的強大的政治、財政武器，但沒有哪個群體能夠一直處在高度緊張的狀態裡。同樣，也沒有哪個群體能夠忍受連續不斷的改革要求。進步主義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相當讓人筋疲力盡的，而威爾遜呼籲建立國際聯盟，又給美國增添了更大的國際責任。因此，當俄亥俄州參議員沃倫·哈定向美國人指出他們國家「當前的需求不是英勇，而是治癒，不是萬能藥，而是常態，不是手術，而是寧靜」，並且向他們承諾「不會再進行改革試驗，而會尋求平衡發展；不會再淹沒在國際事務之中，而會專注於國內的成功」時[4]，美國民眾多少舒了口氣。
哈定的演講一貫是這樣的風格。儘管這些話聽起來讓人印象深刻，但一旦他當選總統，這些承諾落到實處的時候就大打折扣了。哈定治國的常態只是體現為一種緩和的進步主義計劃：他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戰時的許多限制，支持企業發展，通過減稅刺激商業發展，以及嘗試改善工作環境，例如推進八小時工作制，而這正是工會及其成員長久以來的需求。1923年哈定突然辭世後，卡爾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繼任掌舵，美國的政策並沒有發生什麼變化。事實上，柯立芝講過一句很出名的話：「美國人的要緊事就是做買賣。」在20世紀20年代，當然是這樣。
20世紀20年代的十年間，美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擴張與創新。如果僅僅從國民生產總值（GNP）來看，美國的GNP在10年裡從1919年的724億美元增長至1929年的1040億美元，表明美國市場正在急速發展。其中一些增長是建築業帶來的；對於許多企業來說，摩天大樓既能迎合他們自我層面的需求，又能滿足他們的規模效益，因而摩天大樓很快就成為美國城市景觀的一個典型特徵，也成為這個正在世界上崛起的國家的象徵（見圖50）。「在人類對萬有引力定律的反抗中有一種史詩般的意義。」《新世界建築》（The New World Architecture，1930年）的作者、建築評論家謝爾登·切尼（Sheldon Cheney）曾滿懷熱情地這樣指出。「也許，」他反覆思考著，「商業主義是新的上帝，太強大、太有吸引力，人們正在為之建造他們最高的、最為人稱讚的建築。」[5]1925年時，美國的都市景像一片明朗，從一戰之前就開始出現的建築熱情似乎絲毫沒有受到戰爭的影響。就在十年前，為慶祝巴拿馬運河開鑿通航，美國在舊金山舉辦了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這次博覽會圍繞的主題是「勝利、成就、進步與抱負」，旨在展現「美國建築師、雕刻家和畫家的完美合作」[6]。
圖50 紐約帝國大廈。俯眺克萊斯勒大廈和皇后大橋。這張攝於1932年的照片的拍攝地點為紐約帝國大廈頂層。帝國大廈於1931年剛剛完工，是當時世界上最高的建築。美國人可以從帝國大廈向外眺望，紐約現代主義的都市風景體現了紐約的工程技術和經濟實力，在當時以及現在都常常被視為整個國家的象徵。照片中央的裝飾派藝術建築是克萊斯勒大廈，這棟建築於1930年完工，建成時也曾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築，但沒過一年就被帝國大廈取而代之（不過它仍然是紐約最讓人驚歎的建築）。照片拍攝者為塞繆爾·戈特朔，攝於1932年1月19日。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G612-T01-17578）。
當時的美國瀰漫著這種樂觀主義，充斥著一種新的炫耀性工業生產和內需消費，建築業的急速發展只是一種對此的最明顯的表達。20世紀20年代，美國也出現了許多現代服飾，雖然那些樣式在如今看來早已尋常。當時的電冰箱、炊具和熨斗並不像如今一樣大批量生產，但很快就會變得一樣。1912年時，僅有16%的美國人家裡有電，但到了1927年，63%的家庭已經有了電插座和新電器。理論上，美國人在當時已經可以用新發明的塑料盒將食物衛生地裝起來，儲存在新的冰箱裡。但事實上，他們越來越愛吃罐頭食品，1914—1929年，罐頭的消費量翻了一番。他們可以使用酚醛塑料製品烹飪（雖然這種材料主要用於製作收音機和電話外殼）；他們可以穿上新的人造纖維衣服（儘管這種材料讓熨斗變得多餘）。他們也可以在收音機上收聽自己國家的聲音；由於收音機的銷量劇增，無線電台也開始在廣播中迎合這個新市場。
在美國人的家門口，新公路正在建造，每年投入的成本都超過10億美元。美國人可以開著車行駛在這些公路上，並且汽車的售價也逐漸下降到他們可以承受的範圍以內。福特T型車的價格從1908年的805美元降到1925年的290美元，而290美元的購買力就相當於今天的3500美元。美國的製造業發展速度也在增加。福特的新裝配線使得組裝一台T型車的時間從14個小時減少到僅僅93分鐘。即使這樣還是供不應求，有太多人期盼這些車趕快從流水線上運下來。20世紀20年代初僅有約900萬輛車，到20年代末的時候已經達到2700萬。在20年代，飛速發展的汽車行業的確推動了美國經濟的發展，不僅拉動了私人銷售，也為鋼鐵、橡膠、石油等支柱產業直接、間接創造了許多就業機會。其他運輸形式當然也需要這些商品，但都沒有達到與汽車相同的程度。航空運輸一直都被富人所獨佔，但1927年查爾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駕駛聖路易斯精神號從紐約飛至巴黎之後，航空業就開始迅速發展。到了20年代末，每年已有約50萬美國人乘坐飛機旅行。
如果說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人腳下或者輪胎下的地面和他們頭頂的空域正在迅速變化，他們的生活裡也還是有些東西一成不變，讓人沮喪。在政府的支持下，美國大多數的領頭實業家都在處處與工會作對，也想破壞那些與童工或者女工薪酬相關的進步主義立法。一些商人為了保護自己的僱傭機制而無所不用其極。汽車製造商亨利·福特（Henry Ford）就是一例，他通過暴力恐嚇阻止自己的工廠建立工會，這種做法和他在消費者面前宣傳的工人天堂的進步主義觀點背道而馳。受雇於福特的公司密探確保工人遵守福特規定的生活方式：不許吸煙酗酒，不許坐下休息，房屋必須粉刷，草坪必須打理，孩子必須接受教育，一切都必須遵照福特自己與理想社會常常相矛盾的規範。關於福特曾有一個著名的故事，他告訴顧客，他們可以自主選擇他們喜歡的汽車顏色，「只要它是黑色的」。到了20世紀20年代，他同樣強調，自己的工人可以買任何自己喜歡的車，只要它是輛福特。
福特擔心，如果放任自己的工人不管，他們就會無法無天，這幾乎就是一種進步主義控制衝動的極端表現。福特身處的畢竟是一個不相信自己的民眾會理性飲酒的國家，這個國家在1918年通過了《憲法第十八修正案》，又稱《禁酒令》（也被廣泛稱為《沃爾斯特法案》），於1920年初開始生效，一直持續到1933年才被廢止（見圖51）。實際上，戒酒在美國擁有悠久的傳統，至少可以回溯到19世紀40年代。到了20世紀，甚至在沃爾斯特法案通過之前，就已經有幾個州禁止販賣烈性酒。美國政府之所以在全國範圍內推行這個政策，有幾方面的考慮。一方面，一戰讓德裔美國人製造的釀造業產品即啤酒變得富有爭議；另一方面，福特等商人想要，或者說想訓練更有紀律性的工人，故而一直在向政府施壓。不過，支持禁酒的言論主要還是來自社會、宗教和政治改革家們，這些人擔心城市環境中會出現越來越多的酒館，最終會將這裡變成一個充斥著社會潰敗和政治陰謀的邪惡之地。
圖51 在禁酒時期（1921年）的一次警察突襲中，紐約副警務處長約翰·A·利奇（右）監督執法人員將酒倒入下水道。美國的禁酒時期一直持續到1933年，那時正值1929年華爾街崩盤和隨後的經濟大蕭條恢復期，「濕」派說客（與「干」派說客相反）似乎有理地指出，釀酒業對於當時的經濟恢復來說是一個重要元素。1933年12月通過的《憲法第二十一修正案》廢止了《憲法第十八修正案》，最終廢除了禁酒令。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23257）。
然而，那些偶爾想要喝上一杯的人未必就是嗜酒成性的酒鬼。許多美國人都非常厭惡禁酒令，想方設法地想要規避法律。就這一點來說，沃爾斯特法案的一個成果就是讓一部分至今遵紀守法的美國人開始犯罪。此外，如果說禁酒主義者的本意是壓制酒館裡的那些社會不良分子和政治惡徒，使用禁酒令也是一種非常不成功的手段。非法蒸餾提取酒精、釀酒、製造私酒（以及非法銷售酒精）的做法變得非常普遍。紐約和舊金山等城市都出現越來越多的非法經營的酒吧，這些可能會秘密售酒的酒吧的位置和活動常常是公開的秘密。禁酒期間，僅僅是紐約的酒吧數量就翻了一番，1929年時約有32000家酒吧。
正因為此，在被作家斯科特·菲茨傑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稱之為「爵士樂時代」的這十年裡，美國人不但沒有普遍保持清醒，反倒因過度酗酒而出名。當然，這個時代被我們記住的，也並非只有這一點。在20世紀20年代，飲酒以及與飲酒相關的疾病的確有所下降，因醉酒罪被捕的人數也在下降，但在禁酒時期，整體犯罪數量不降反升。禁酒主義者當然沒有想到在這種消費控制下會出現有組織犯罪，但即便他們也沒法否認，在20世紀20年代，犯罪的組織化程度確實很高。
非法酒精的傳播促進形成了一張互相聯繫的非法活動網絡，包括賭博、藥品生產、消費和賣淫，這些非法活動經常發生在那些非法經營的酒吧中。並且，許多顧客在越過了禁酒法的界線之後，就更容易被誘導著繼續冒險。有了禁酒令帶來的賺錢機會，城市和政府官員、執法部門和法官都很容易腐敗墮落、與掌控酒精貿易的犯罪集團串通一氣，也很容易遭到恐嚇、對犯罪集團的舉動視而不見。在這個時期，出現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黑幫：「刀疤臉」阿爾·卡彭（Al「Scarface」Capone）在芝加哥建立了一個蠻橫的犯罪帝國，在鼎盛時期每年約有6000萬的收益。卡彭的勢力相當大，他覺得單獨行動既無必要也不明智，因而帶著摩托車警衛、開著輛裝甲卡迪拉克——他自然有好幾輛——四處周遊。在十年裡他一直規避著法律，直到1931年才最終遭到起訴，而罪名不是別的，偏偏是逃稅。
無論是對於當時的美國人還是現在的美國人來講，卡彭令人著迷的地方就在於，他的經歷似乎是一個非常美國化的故事，這個故事的寓意是犯罪得不償失，但只有在罪犯忘了納稅時才會如此。作為一個個體，卡彭似乎同時體現了20世紀20年代典型的一致性和反抗性，並且也與這個國家的新商業議程步調一致。事實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那些犯罪集團——卡彭只是其中最出名的一個——在管理和市場運作方面與正當業務並無二致；當然，在業務執行方面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福特也許是派過與底特律黑手黨有牽連的人來確保工人遵守公司政策，但工人不服從公司政策的最壞後果也只是暫時失去生計，並不會永遠丟掉性命。美國黑幫卡彭的媒體魅力至今經久不衰，但事實上，在那個美國人除了恐懼本身之外沒有什麼可害怕的時代，他卻代表著一種恐懼的來源和象徵。對此，美國人是感到害怕的。
將20世紀20年代稱為「爵士樂時代」或「興旺的20年代」，其實掩蓋了美國人在這十年裡所面臨的壓力，而這個時期的繁盛既是對這種壓力的否認，也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反應。在很大程度上，多斯·帕索斯所說的美國是「兩個國家」就簡潔地總結了這種境況，但這種分裂又共存的關係並不僅僅存在於富人和窮人之間，也存在於當地人和移民之間、黑人和白人之間、男性和女性之間、犯罪分子和守法公民之間、城市和鄉村之間，並且在很大程度上聚焦於一戰時期。
現代文學對這些分歧做出了回應，作品中也充斥著這些分歧。許多作家都在文學作品裡探索了戰後的幻滅，如多斯·帕索斯的《三個士兵》（Three Soldiers，1921年）、E.E.卡明斯（E. E. Cummings）的《巨大的房間》（The Enormous Room，1922年）、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永別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1929年）和T. S.艾略特（T. S. Elliot）的《荒原》（The Waste Land，1922年）。其他一些作品則聚焦於此世紀20年代這個美麗新物質世界裡美國民眾個體之間的疏離，並以此來間接反映戰爭帶來的後果，如辛克萊·劉易斯（Sinclair Lewis）的《大街》（Main Street，1920年）和《巴比特》（Babbit，1922年）、斯科特·菲茨傑拉德的《人間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1920年）和《了不起的蓋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6年）以及托馬斯·沃爾夫（Thomas Wolfe）的《天使，望故鄉》（Look Homeward, Angel，1922年）。在這之中，有許多作家都是「迷惘的一代」這個一戰後在巴黎鬆散組織中的一員。他們從一段距離之外觀看自己的國家，認為個人與客觀力量之間的鬥爭才是這個時代的核心主題。
海明威在回應哈定的阿靈頓公墓講話時指出，在這個時代，「光榮、榮譽、勇氣」這種概念已經毫無用處。在他看來，這種話「倘若跟具體的名稱放在一起，例如村莊的名稱、路的號數、河名、部隊的番號和重大日期等等，簡直令人厭惡」。但這種個性的缺失並不能僅僅歸咎於一戰。工業化是一股越發無情的力量，它侵蝕了個體的能力，這種侵蝕不是文學修辭，而是真實發生的。例如，在底特律的汽車業中，1910年有75%的工人都是熟練工，十年後僅剩10%的工人為熟練工。1921年的無名烈士葬禮讓這種無名身份成為整個國家的一種感情象徵，然而對於許多美國人來說，讓他們變成無名之輩的不是戰爭，而是工作，不是武裝衝突，而是流水線的到來。在某種意義上，他們也是迷惘的，但迷惘是在眾人之中，而不是在巴黎。這就是進步的代價。也有人擔憂，這種進步對於美國的意義何在。
「布魯斯藍調」
海明威和哈定都斷定，在人們所認為的傳統價值與現代主義之間存在明顯分歧，而現代主義正是一戰給歐洲帶來的文化、社會轉型的一個特點。乍一看，這種論斷似乎並不適用於美國，因為1921年後美國的經濟繁榮發展、文化充滿活力。不過，美國文化的驅動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讓人不安的階級和種族辯證法，並且後者再也不能只歸咎於「南方」，在這裡，南方的意義是心理上的、道德上的，也是地理上的。這是一場全國性的論辯。其實它從來都是，但在20世紀之前，人們也許還可能假裝這場論辯沒有波及全國，而到了1910年之後，就不再可能了。1910年開始一直到30年代期間，南方農村地區的非裔美國人向北方「大遷徙」（20年代裡就有超過100萬人遷徙），底特律、芝加哥和紐約等城市的黑人社區數量相應增長，加上從西印度群島湧入的移民，讓這些北方城市本就已經兼收並蓄的社會文化融合變得更加多元。
新移民們為當時美國種族歧視的嚴重程度所震驚。南方移民可能對此沒有那麼驚訝，但和西印度群島的移民一樣，他們遭遇了一個二元對立的城市環境，對他們以及對許多歐洲移民來說，這種城市環境都在經濟上排斥他們，有時甚至懷有公開的敵意。20世紀20年代，經濟繁榮給美國帶來新機遇的同時，也讓舊問題惡化，一個極端的例子就是三K黨（他們聲稱自己是美國愛國主義的代表）在這個時期的捲土重來（見圖52）。隨著「百分之百美國主義」這一理念的崛起，在強勁的現代化市場驅動下，三K黨的成員數量劇增，從1920年的5000人增至1925年的幾百萬人。
自內戰後首次化身以來，三K黨也擴張了自己的勢力範圍。在移民、進步主義和一戰造成的緊張局勢中，將三K黨的所作所為指責為帶有偏見似乎已經不夠準確了，因為它看起來好像反對一切的人與事，並且有各種各樣的反對理由，從種族到宗教，五花八門。三K黨的活動範圍也更多地聚焦到城市，一個原因就是很多南方的黑人和白人移居到了北方城市，尤其是像底特律這些汽車行業飛速發展、有大量就業機會的城市。不過，三K黨勢力的中心地帶還是在中西部地區，尤其是在印第安納州，三K黨有效控制了該州的共和黨。然而，1925年，三K黨領導人大衛·斯蒂芬森（David C. Stephenson）被判攻擊一位年輕女性瑪奇·奧博霍爾策（Madge Oberholtzer），構成二級謀殺，印第安納州受雇於三K黨的重要政客和法官名單隨之流出，至少在政界，三K黨的勢力開始減退。
圖52 三K黨遊行，華盛頓地區（賓夕法尼亞大道），1926年9月13日。大多數與三K黨相關的象徵都來源於20世紀早期三K黨捲土重來的時期。如照片中所示，三K黨公然地展示自己，將自己置於美國的中心位置。然而，在三K黨這樣展示自己「實力」的時候，它已經不再像20年代初那樣具有強大的政治實力，但也沒有完全失勢。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59666）。
在文化上，情況則有所不同。三K黨引領了20世紀20年代的至少部分時代思潮，反對傷風敗俗——這是從廣義上講，但通常指的是酗酒——也反對移民。它主要利用了正在形成的這個現代的、商業驅動的、多民族的世俗美國和一戰前的那個傳統的、注重家庭的、單一民族的虔誠美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事實上，美國從來沒有哪怕只是接近過這樣一種受限的、狹隘的狀態，但這個事實並不重要。戰後的英國還沉湎於對戰前愛德華時代的穩定和安全的幻想中。同樣，美國也為自己——不止一次地——虛構了一段神話般的歷史，這種歷史與其真實的過去毫無聯繫，卻實實在在地影響了它的未來，而在這未來之中也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虛構——理想的美國人。
想要定義美國人、並且由此定義美國主義的這種衝動，著實可以稱之為一種美國傳統，向前能夠追溯到克雷夫科爾在1783年提出的那個著名問題：「那麼，什麼是美國人，這個新人種呢？」20世紀給這個論辯帶來了新的視角，也就是從科學和偽科學的角度來看待這個社會文化過程。20世紀20年代，在移民問題上，美國通過了一些新的限製法案，而這些限制越來越多地是基於種族的模糊概念。公民國家主義理想，即由克雷夫科爾首度提出、羅斯福加以修訂的新國家主義，正是基於對克雷夫科爾所稱的對「古老的偏見和風俗」的否定，以及對「新生活方式」的肯定。
然而，在20世紀20年代，這種理想被國家主義中一種近似於生物決定論的解讀所改變，或者可能是所感染，這種解讀拒絕認為理想的美國人是一種「混血人」，而是強調民族排他性。這種觀點通過當時的一本暢銷書——麥迪遜·格蘭特（Madison Grant）的《偉大種族的消逝：歐洲歷史的種族根基》（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The Racial Basis of European History，1916年）得到了廣泛傳播。格蘭特是紐約動物學會主席，同時也是一位著名的優生學提倡者，他提出北歐日耳曼民族優越論，這在那些本就已經傾向於盎格魯—撒克遜種族優越觀點的人當中引發了共鳴。處於兩次世界大戰間歇期的歐洲對他的觀點相當贊同，而相比之下，雖然許多美國領導人也同意他的觀點，美國人整體上卻對他的那些極端觀點相對無感。
有些諷刺的是，卡爾文·柯立芝還是副總統的時候，曾經寫過一篇反移民的誹謗文章，發表在《好管家》雜誌上。他在這篇文章中幾乎重複了羅斯福對美國化的分析，但最終還是顯現出了一些從格蘭特那裡受到的惡性影響。柯立芝指出，移民如果指望被允許「穿過自由的大門」，就必須表現出「同化的能力」。但柯立芝認為並不是所有人都有這種能力。「不管是出於什麼情感上的理由，種族因素都太過重要，不能置之不顧，」他論證道，「生物學規律告訴我們，某些不同的種族是不會混合或者融合在一起的。北歐日耳曼民族自身的繁殖是成功的，但一旦和其他民族通婚，雙方都會惡化。」「身心發展的質量，」他總結道，「表明對一個國家來說，遵守種族法案和遵守移民法案一樣重要。」柯立芝心裡想的到底是何種偽造的「生物學規律」，我們無從得知，但他似乎的確把「自由的大門」和天堂的大門混為了一談，並且非常固執地認為「只有一種移民是可以接受的，這些人會不斷顯露造物者的神聖意志，並以此證明我們對人類的信仰是正確的」[7]。
柯立芝執政時期的勞工部部長詹姆斯·J·戴維斯（James J. Davis）和柯立芝一樣，對生物學規律和移民問題有著堅定的看法。基於對自己威爾士民族傳承（他在八歲時移民到了美國）的韌性以及優越性的信念，他總結說「種族特點不會變化，讓移民進入這個國家時我們必須記住這點」。他將人類分為兩種動物：海狸和老鼠，並且直接用了一本兒童故事書裡的信息來說教：海狸建造家園、儲存食物，老鼠卻進入閣樓、竊取食物。他訓誡道：「只有像海狸的人多於像老鼠的人，一個文明才會崛起。」他也警告人們，「要當心美國正在滋生的老鼠」[8]。
不管戴維斯的觀點在今天看起來多不尋常，其實都只不過是隱喻地表達了當時許多美國立法者面臨的恐懼：他們越來越害怕美國將要被不受歡迎的外來者逼入困境。在當時，人們已經不再會樂觀地認為任何新來者都可能被美國化，而犯罪統計又引發了深深的擔憂，因而許多人都同意印第安納州國會議員弗雷德·珀內爾（Fred S. Purnell）所說的，「美國人民的祖先思維清晰、有自治能力。他們與這群正在將舊世界的社會和政治疾病灌入美國血管的不負責任、破產的廢物之間，幾乎沒有任何相似性」[9]。1921年，國會通過一項緊急立法來限制南歐和東歐移民，隨後又忙於辯論設立永久性限制的必要性。
國會的辯論中充斥著優生學的觀點，其鑒定證人哈利·H·勞克林（Harry H. Laughlin）是優生學檔案局局長，也是旨在改善美國人口的極端進步主義「優生絕育」的倡導者。「通過種族隔離、絕育，或者其他方法讓美國那些墮落的人口變得不能繁育，」勞克林提出，「符合我們制度的精神。」他提議說，如果「我們人口中的婚育人群想要清除有缺陷的生育」，那麼聯邦政府就必須準備好「實施那些看起來像是種族歧視、但其實並不是的法律」。他勸告說，「那些優生學倡導者一心想要保存、建立和特殊化我們當中更好的家族，他們提出的移民政策就是將移民的自然素質作為是否允許他們移民的主要評判標準，而不去考慮種族、語言，以及當前的社會或經濟狀況」[10]。
伴隨著這種新的對繁殖和生物學規律的強調，20世紀20年代美國政界上層傳達出的信息就是：理想的美國人是天生的，而不是後天塑造的。柯立芝和戴維斯都強調教育在建設國家中的重要性，但同時也指出有些種族永遠不可能被教育成美國人的風貌。排外因此成了唯一安全的解決方案，而1924年的《移民法》為之提供了保障。這部法案延展了1921年的《緊急限額法》，根據不同的國籍設置了更低的允許進入美國的移民限額。理論上，每年來自任何國家的移民只能佔1890年之前——換句話說，即東歐移民數量增加之前——那個國家已經生活在美國的人數的2%。與此同時，來自拉丁美洲的移民沒有遭到限制，而來自亞洲國家的移民則被完全禁止。這個法案將美國從一個受壓迫者的庇護所轉變成了一個榮耀的封閉社區。山巔之城如今有了相當高的圍牆，成為理想的盎格魯—撒克遜價值的聖地，至少從理論上講是如此。
事實上，這扇「金色大門」關得太遲。有些人認為這似乎預示著美國的毀滅，但它其實最終是這個國家的救贖。毫無疑問，對於這個據稱基於「人人生而平等」信念建立起來的國家來說，在首都中心肆虐橫行的三K黨並沒有提供一個有益的範例；但它也算不上是紐倫堡集會在美國的變體。關鍵是要記住，就在美國最終廢止開門政策的同一年，也通過了《印第安人公民權法案》（1924年），最終承認了印第安人的投票權。然而對於定居者和土著人之間的關係，這部法案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因為權利被移交給了各個州，直到1948年才得以全面實施。儘管如此，這部法案的確凸顯出當時的美國社會對「少數派」文化特殊性越來越有興趣，開始取代之前基於同化的大熔爐民族主義理想。
到了20世紀20年代中期，美國已經在種族上和文化上變得非常多樣，這種多樣性深深植根於一種強調人人平等的民主公民理想，並且為實現這一理想而專心致力於共和政治，因而不再那麼容易受到格蘭特或勞克林等人觀點的影響，也不再會輕易為他們邏輯論證得出的優生學議程買賬。這並不是說有些州沒有沿著先前的路一直走下去，他們的確一直走著原先的路。
有幾個州的法令裡已經有了相關的法律，允許對精神失常的人進行非自願絕育手術（但對精神失常的診斷在當時也是成問題的，女性精神失常的同義詞常常就是存在著活躍的婚外性行為）。在1927年檢驗弗吉尼亞州《優生絕育法》（1924年）的巴克訴貝爾案中，最高法院確立了這項立法是符合憲法的。最高法院法官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評論說：「如果社會不是等著處死那些犯罪墮落的子孫後代，或是讓他們因為自己的低能而活活餓死，而是阻止那些注定不適宜延續香火的人繁衍後代，對整個世界來說都會更好」。因而，他贊成這項法案並且得出結論稱：「低能者延續三代就足夠了。」[11]
最後，超過6萬名美國人遭遇了非自願絕育手術。在很大程度上，這是當時強制實現道德一致、醫學一致、精神一致的政治傾向的又一種體現。禁酒和強行避孕只是這種種族、宗教和文化保守主義的極端形式，而這種保守主義體現在許多方面：從限制賭博到對節育和避孕的建議，到文學、教科書、劇院和電影中的審查。最終，這既關乎控制，也關乎自由，既是積極的，也是消極的。1921年成立了美國節制生育聯合會（ABCL）的避孕倡導者瑪格麗特·山額（Margaret Sanger）的觀點就正是這樣一個例子。一方面，她呼籲將女性從不斷懷孕的負擔中解放出來，也免於遭受非法墮胎常常帶來的死亡風險，這種觀點意在減輕婦女的痛苦。另一方面，她提出的優生學觀點與霍姆斯法官相呼應，其重點從為自己選擇的積極自由轉變為強行向別人施加自己觀點的消極自由。這種邏輯導向的一個極端例子就發生在1925年田納西州的代頓。在那裡，宗教原教旨主義者採用了優生學說客提出的美國人是天生的而非後天的這種論點，並將其用到了進化論上。
「斯科普斯審判案」（有時也稱「猴子案件」）的焦點是田納西州一位高中生物老師約翰·斯科普斯（John T. Scopes）是否有權向學生講授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和巴克訴貝爾案一樣，這也是一起試驗案件，是由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為質疑田納西州的巴特勒法案而發起的案件。巴特勒法案規定，公立學校裡只許講授聖經中所描述的人類起源（巴特勒法案不涉及動植物）。這場審判案在全國引起了轟動，民眾甚至可以通過收音機旁聽這場審判，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這場審判中的反進化論的鑒定證人是威廉·詹寧斯·布賴恩。不過，布賴恩的出席並不是最後法庭確認巴特勒法案符合憲法的原因（這一法案直到1967年才宣佈廢止）。事實上，雖然斯科普斯被判有罪，但布賴恩在法庭上的表現難以讓人信服，審判案結束後沒過幾天就去世，著實打擊了反進化論者的熱情。第二年，斯科普斯的定罪被推翻，其法律根據是判處的100美元罰金太高，但對於這起審判案的主要內容即巴特勒法案沒有違反第一修正案中的政教分離原則，仍然維持原判。
當時以及後來對斯科普斯審判案的刻畫[1960年有一部名為《向上帝挑戰》（Inherit the Wind）的電影大致根據這個事件改編，由斯潘塞·屈賽和吉恩·凱利領銜主演]傾向於將這起事件描繪成一出滑稽的鬧劇，如果說沒有讓不少人徹底陷入尷尬的話，充其量也只是娛樂了大眾。事實上，在後來1926年的斯托克斯訴州政府案中，法庭自己甚至稱斯科普斯審判案為「這起怪誕的案件」。由於反進化論的衝動在美國一些地區至今仍是一股強大的力量，這可能還不僅僅是一起怪誕的案件。斯科普斯審判案當然是一種時代的產物，在其所處的時代裡，傳統的力量與現代世俗的力量相衝撞。從某些方面看，這是一種上帝與科學之間的信仰衝突，但同時，它也是一種恐懼的產物：懼怕犯罪，懼怕移民，懼怕城市，懼怕任何無節制的縱慾，尤其是懼怕挑戰和改變。田納西州的一個小鎮會感覺到自己不僅與主流文化步調不一致，而且還遭到主流文化的威脅，這種現象透露出這個國家所面臨的壓力以及持續存在的城鄉分歧。
沒有從收音機裡收聽田納西州代頓鎮上的事件時，美國城市居民，尤其是紐約人擁有大量的娛樂活動，可以將他們的注意力從小鎮的審判案，也從他們自己的生活中分散開來。興旺的20年代其實就是，也一直都是一幅沿海地帶的圖景。人們在刻畫爵士樂時代的時候傾向於選擇紐約或者加利福尼亞作為表現場所，除了偶爾選擇芝加哥之外，不會再選擇其他城市。也許真的可以說，沒有其他城市會比紐約更能代表20年代樂觀的一面。面對更廣闊的世界，紐約一直以來都是既提供了一個避風港，又提供了一個入口。例如，紐約的哈萊姆黑人住宅區幾十年來一直在收容移民家庭，從最開始以愛爾蘭人移民為主，到後來以猶太人為主，到了20年代則成為非裔美國人社區所在地，並且見證了所謂的「哈萊姆文藝復興」文化浪潮。當然，非裔美國人文化並不是起源於20世紀20年代的紐約，但紐約的確是一面稜鏡，將非裔美國人在音樂、文學和政治各方面的光線深深映入當時以白人文化為主的主流文化中。當時許多主要的黑人學者和作家，包括《疲憊的黑人傷感歌》（The Weary Blues，1926年）的作者、爵士詩人蘭斯頓·休斯（Langston Hughes）和人類學家、作家佐拉·尼爾·赫斯頓（Zora Neale Hurston）等，都是從哈萊姆走向了全國的讀者。
所有這些活動的音樂伴奏，不管是在紐約的俱樂部裡，還是在全國其他各地的俱樂部和非法經營的酒吧裡，還是在越來越無所不在的收音機裡，都是各種爵士樂的組合。爵士樂被普遍認為是北方城市裡的南方之音，是這個時期美國的典範隱喻，它強調個人的發聲，追求即興的結構，又有舞曲的能量。喬治·格什溫（George Gershwin）著名的《藍色狂想曲》（Rhapsody in Blue，1924年）也體現了爵士樂對主流「古典」作曲的影響。爵士樂也許最開始是非裔美國人的音樂，但後來發展成為一種獨特的美國音樂表達形式。不過，爵士樂還只是爵士樂時代的一個元素，為新的現代性提供了配樂，而為後代記錄下這個時代影像的則是好萊塢。從由第一位也是最出名的「年輕女郎」克拉拉·鮑（Clara Bow）主演的默片《懵懂年代》（The Plastic Age，1925年）到由阿爾·喬爾森（Al Jolson）主演的第一部全片充滿「對白」的電影《爵士歌手》（The Jazz Singer，1927年），美國已經建立起一個正在擴張的電影產業，既娛樂了當時的觀眾，又告訴了——雖然並不一定準確——未來的觀眾，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充滿了「瘋狂旋轉」（1924年一部電影的名字）。
20年代初大概有5000萬美國人（約為人口的一半）會定期觀看電影，到了20年代末已超過8000萬，印刷資本主義轉變成了大眾娛樂。美國的「想像共同體」已經有了充分的發展，但好萊塢引起的是什麼類型的想像是有爭議的。當時的電影行業和現在一樣，喜歡刻畫年輕漂亮的形象，因而美國傳達給自己也傳達給世界的，是一個充滿青春活力、能源和經濟過剩的國家形象。不過也有不少美國人同意斯科特·菲茨傑拉德在《美麗與毀滅》（The Beautiful and Damned，1922年）中對爵士樂時代的人物描述。他們對好萊塢尤其充滿了憂慮。
涉及販賣性文化和明星文化的時候，好萊塢一開始是打算發展下去的，但幾起備受矚目的醜聞造成了負面的宣傳效應，促使它搶在政府干預之前開始實行自我審查。1922年頒布的（以美國前郵政部長威爾·海斯命名的）海斯法案旨在禁止電影描繪任何可能冒犯觀眾道德情感的內容。根據法案的建議，除了其他應該譴責的行為之外，大銀幕上還不應出現同性戀、異族通婚、裸體、過多吻戲和通姦。
儘管有海斯法案的管制，好萊塢還是不可避免地僅僅呈現了美國現代性的一張面孔，尤其是在對女性形象的刻畫上。美國觀眾很快就習慣了一成不變的年輕女性形象，從葛麗泰·嘉寶（Greta Garbo）的《愛》（Love，1927年）和《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1935年）到貝蒂·戴維斯（Bette Davis）的《紅衫淚痕》（Jezebel，1938年），這些女性常常在挑戰傳統——當然是在限制範圍內。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期間，這種逃避主義變得空前流行，但對於那些和大屏幕上的生活毫無共同之處，也不可能有一天會變得相同（考慮到許多早期電影的主題，這也許是一種安慰）的女性而言，它畢竟只是一種逃避主義。從20世紀初開始，對女性作為家庭道德核心的持續強調就幾乎沒有改變過（見圖53），與之矛盾的是20年代那種生活節奏很快、飲酒成癮、不斷抽煙的年輕女性的刻板形象：她們又喝酒又抽煙，並且還能以一種很有可能違反海斯法案規定的姿態整晚跳舞狂歡。
當然，在爵士樂時代，與大屏幕或大眾傳媒裡少有共同之處的不僅僅是女性的生活。1930年前可能約有40%的美國家庭擁有收音機，但這也表明剩下的60%是沒有收音機的。美國的財富幾乎從來都不是均勻分配的，超過70%的人口收入都達不到當時的最低宜居工資——年薪2500美元。儘管購買上的選擇在減少，城市與鄉村、富人與窮人「兩個國家」之間的鴻溝卻在加深。汽車製造業正是這樣一個例子，公路越鋪越寬，開車兜風的閒暇時間也越來越多，當然，可以用來買車的收入也在上漲，但汽車製造業幾乎完全被限制在三家公司手中：福特、通用汽車和克萊斯勒公司。然而，沒有人對此感到憂慮。儘管福特的僱傭做法和出言不遜的反猶太主義言論有些玷污了他的公眾形象，但他仍然是一位國家——事實上是一位國際——英雄，是美國成功運用流水線作業的標誌。商業用語裡有一個新概念：「福特製」，即通過使工人或生產方法標準化來提高生產效率。福特製的確成為美國化的同義詞，成為未來的經濟模式。在這個未來中，消費者充滿信心，經濟力量與日俱增。
1929年，福特為慶祝燈泡的發明以及他自己的愛迪生技術研究所的創立而舉辦了一次慶典。這是一次樂觀的慶祝，新上任的總統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也出席了這次慶典，並且發表了振奮人心的講話（通過收音機向全國民眾現場直播）。胡佛宣佈說，科學研究「是進步的最強大動力」，它帶來了「更高的生活水平、更穩定的就業形勢，減少了工作量、延長了壽命、降低了痛苦」。他斷言道：「最後，我們的閒暇時間越來越多，我們對生活的興趣越來越濃，我們的視野越來越廣。生活中有了更多喜悅。」胡佛熱情洋溢地指出，最重要的是，托馬斯·愛迪生（Thomas Edison）將「電從一個純粹的物理學概念轉變成了一個應稅產品」[12]。就在胡佛滿懷自信對科學理性和社會理性的經濟效益作出預言後的第三天，美國股市暴跌，讓整個國家以及全世界都陷入了大蕭條的經濟災難之中。
圖53 這幅插圖出現在約翰·吉布森教授及夫人的《社會純潔：家庭和國家生活》（紐約：J. L.尼科爾斯出版社，1903年）一書中。圖中展示了正上方一位七歲女孩可以擁有的兩條人生道路。在左側，一些不適當的（法國）文學讓她走上了通向社會排斥的滑坡；在右側，更讓人振奮的閱讀和定期的教堂禮拜為她保障了一個穩定的未來。由於這個女孩成長到二十出頭的時候，將會遭遇「興旺的20年代」，左側的道路是一個真正的風險；這至少是美國家長普遍具有的持續的恐懼。實際上，這位女孩比她媽媽更有可能遭遇離婚，也更有可能生育更少的子女（美國的出生率從1920年的近30%跌到1930年的20%出頭）。她也有可能擁有範圍更廣的工作機會，不過其中大多數是辦公室或者醫院裡的工作，但也不完全是。畢竟，在這個時期，美國女飛行員阿梅莉亞·埃爾哈特第一次飛上高空，成為繼林德伯格（1928年）之後（有別人陪同）飛越大西洋的又一人，並且在1932年又一次獨自飛越了大西洋。儘管大多數女性都買不起飛機，在20年代末的時候，已經有超過1000萬女性開始出門工作。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2925）。
美麗新世界
1925年，紐約人已經可以在一個名為「泰坦城：紐約未來圖畫展（1926—2006）」的展覽中，展望一個充斥著商業主義和城市建設的未來。在這個展覽中，紐約被想像成一個未來主義大都市。與兩年後德國電影製作人弗裡茨·朗（Fritz Lang）拍攝的《大都會》（Metropolis，1927年）中設想的反烏托邦都市不同，這個展覽中預想的美國大都市是一個高樓林立的流線型世界、一個整齊有序的世界，專門為新世界的人民定制。此前，這個國家還受著托馬斯·傑斐遜提倡的田園牧歌式生活模式影響，一直與城市這個概念存在分歧，而這個展覽正代表了它在城市觀、國家觀以及美國價值觀上的重大轉變。
這種對於向上流動性的願景也象徵著社會和人口上的一種根本性轉變。20世紀20年代，城市裡在讚美炫耀性消費的時候，農村地區的農民仍在艱難掙扎。當這個國家奔向城市生活，奔向罐頭食品、家庭便利設施、影院、酒吧和摩天大樓的時候，那些農民毫不誇張地說，是被拋在了後面。在20世紀初，美國有超過50%的人口居住在不到2500個農村社區裡；到1930年，這個比例降低到約40%。當然，仍有相當一部分的人還居住在農村地區，但從這種人口比例，尤其是從建築上已經可以看到一種趨勢：特權集中化正在取代非集權化，城市正在取代小城鎮，城市工業經濟正在取代農業經濟。
在股市崩盤的時候，觀眾在影院裡又一次被指向了這種願景。那是一部現在幾乎已被遺忘的喜劇片《想像一下》（Just Imagine，1930年）。影片背景是20世紀80年代的摩天大樓城市。這部故意拍得很輕浮的影片暗示了烏托邦的陰暗面：人們變成了數字，生活在委員會的控制下。這種人類未來的反面烏托邦幽靈早在伏爾泰的《老實人》（Candide，1759年）中就出現過，在1932年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裡也有過最為生動的描繪。
赫胥黎的小說背景沒有放在紐約，而是科幻性地放在了倫敦。那是1908年之後的倫敦，第一台T型車剛剛製造出來。在這個後福特（A.F.）時代，「大規模生產的原則」也被「應用於生物學」，人口被系統地分為阿爾法、貝塔、伽馬和埃普西隆，他們消遣的方式是觀看可感覺電影（而不是有聲電影），微微放縱地回望他們造物者愚蠢的一生，那時候人們還被允許玩那些「對促進消費毫無幫助的」遊戲。他們對過去的興趣大概僅止於此，因為這個美麗新世界的信條就是福特的那句名言：「歷史就是一堆廢話。」這個文明不需要過去，也「絕對不需要貴族或者英雄主義」，並不是因為一戰讓這種概念變得過時或者可憎，而是因為它們被視為「政治效率低下的表徵」。
儘管赫胥黎在小說裡公開批評了福特主義（實際上還有福特本人），他的小說其實涉及了烏托邦理念中的諸多層面，並且也沒有過分簡單化地攻擊美國。儘管如此，這部小說在寫作以及傳播時的背景是共和黨實驗的經濟夢的破滅，或者說內部瓦解。在「黑色星期二」（1929年10月29日），美國市場在一天之內就失去了140億美元，到週末時已經達到300億美元。這些數字本身就已經足以讓人驚愕，如果等價換算成今天的金額，則分別是1700億美元和3600億美元。
在接下來的三年裡，市場一直處於自由落體狀態。當時，物價持續下跌（跌幅約40%），失業率持續攀升（達到1400萬），股票價值繼續無情地持續下降。例如，美國鋼鐵公司的股票從1929年的262美元跌至1932年的22美元，該公司的職工總數也從22.5萬銳減至零。世界各處的銀行都在倒閉，客戶紛紛衝向銀行提取儲蓄，擔心金本位制可能沒法承受得住這種突然的衝擊（事實上也的確如此）。正如威廉·詹寧斯·布賴恩曾經警告過的，人類就好像是被釘在了一個黃金做成的十字架上。這是一場全球性的災難，但美國的情況尤其糟糕。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充滿了消費、建設與商業自信，而這至少正是激發這場災難的原因之一。當時的人們正樂觀地認為，整個國家不管是在經濟層面還是在社會層面都在不斷向前，他們對於生產持有一種過度的熱情，以至於超過了這個國家的消費能力。
但這個問題只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國財富不平等，主要問題還在於期望值的平等。很多人——事實上，是整個國際市場——相信自己可以通過購買或租借的方式實現美國夢，又有太多的銀行打算通過向其他國家和國內客戶提供低息貸款和無抵押貸款來服務於這種觀點。很快，這個國家的經濟驅動力就成為美國的股市自身，而不是那些進行股份交易的產業。事實上，美國的交易僅僅建立在信念的基礎上。因而，當泡沫破滅，丟失的不只是金錢，還有士氣。失敗的不只是金融，還有對美國這個國家的信念。1928年，胡佛當選美國總統時曾向美國民眾宣告，美國人「所享有的舒適和安定，在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我們擺脫了普遍的貧困，」他宣稱，「於是獲得了空前的高度個人自由。」在這種自由之上，「我們正在穩步地塑造一個新的種族，建設一種擁有自己偉大成就的全新文明」。[13]
胡佛對於美國信用的信心在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上都遭到了貨幣危機的愚弄。對此，他的回應是堅持自己在競選活動期間信奉的原則。他借助於私人慈善機構和國家權力機關來減輕失業的最壞影響，尋求在僱主和那些他們再也雇不起的勞動力之間達成自願合作。他繼續擁護共和黨的信條，認為美國的實力在於他所說的美國公民的「頑強的個人主義」。胡佛相信，美國人「在很大程度上自給自足」，很快就會再度「走在繁榮之路的最前列」。對於民主黨要求更多聯邦政府干預的呼聲，他不予理會，指出經濟「蕭條無法用立法行為或者執法聲明救愈。經濟創傷必須用經濟體自身的細胞——生產者和消費者自身——來修復」。胡佛總結指出，聯邦政府的干預不僅是錯誤的，而且從根本上說來與美國的方式格格不入。[14]
鑒於美國顯然已經迷失了方向，胡佛的這種回應說得好聽是力度不足，說得不好聽會被某些人理解成是麻木不仁。最終，在復興金融公司（RFC）的保護下，聯邦政府對於企業的救助終於即將到來，但政府還是認為，美國人個體也會間接地從這種援助中受益。而直接向民眾提供聯邦支援這種做法，在政府看來，則會讓美國淪為社會主義。然而經濟蕭條久無好轉，很顯然，需要的不僅僅是傳統的美國個人主義了。1932年初，兩萬多名退伍軍人走上華盛頓街頭遊行示威，要求政府支付在一戰中承諾給他們的額外津貼。從政府對該遊行做出的不相稱的反應來看，美國領導人和民眾之間的分歧已經變得非常巨大。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用槍、坦克和催淚瓦斯驅散了遊行的退伍軍人。對於一個已經陷入絕望的國家而言，這麼做並不能將其帶上正軌，而對於共和黨來說，這麼做對其競選活動也算不上什麼明智之舉。
考慮到當時的情況，就算共和黨沒有對退伍軍人做出這樣的暴力舉動，1932年民主黨重新獲得執政權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當選的民主黨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保證要「為美國人民實施新政」，這句承諾不僅貫穿了他的整個任期，也為美國指明了一個新的政治、社會方向。事實上，在富蘭克林·羅斯福之前，另外一位羅斯福總統也曾向民眾承諾過實行新政策。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其實是這位新總統的遠親）曾向民眾許諾實現「公道政治」，尋求解決勞方與資方、自然資源與工業需求、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兩難局面。現在，富蘭克林·羅斯福又挑起了這個擔子，想要尋回早年的理想主義，提供一種「新政」，從這個新政策中也可以看出西奧多·羅斯福任期之後美國經歷的一些不大受歡迎的經濟、社會發展。
在評價美國30年代面臨的問題時，羅斯福偶爾也會顯得悲觀。「看看今天的情形，」他在一場早期的競選演說中講道，「太清楚地表明了我們所知的機會平等如今已經蕩然無存……我們早已抵達最後的邊疆，差不多已經再沒有自由土地了。」在羅斯福看來，對於美國人民而言，土地一直是個實際上以及心理上的「安全閥」；就像第一位羅斯福總統一樣，他特別指出，西部代表著一個避難所，在那裡，「那些被東部經濟體系拋棄的人可以重新開始」。然而現在，這一切都成為過去時。他指出，「我們不能邀請歐洲移民來分享我們無盡的富饒」，並且更糟糕的是，美國為自己的人口提供的也不過是「了無生氣的生活」。羅斯福斷言道，是時候「重新評估我們的價值觀」了。
事實上，羅斯福提供的本不是對價值觀的重估，而是一種對基本原則的重申。這位願意竭盡所能塑造美國未來的總統尤其善於利用過去來拉動自己的提案，鼓動全國的民眾。由於人們擔憂民主黨也許會讓美國發展成為某種社會主義國家，為了穩定民心，羅斯福提起革命時期，稱那時正是來自政府的威脅促成了改變，而如今是「經濟單元」造成了威脅。他指出，這些只是需要徹底革新，而不需要完全推翻。政府現在需要「協助發展一種經濟權利宣言，發展一種經濟憲法秩序」，而這「不是阻礙，而是會保護個人主義」。因而，羅斯福歸納出的「舊社會契約的新條款」只是需要重申一種信念：「對美國的信念、對我們體制的信念、對我們自身需求的信念。」他強調指出，尤其要相信美國人可以創造「傑斐遜在1776年時為我們想像過的那個明顯的烏托邦」[15]。從根本上說來，羅斯福所做的是援引獨立革命時期的願景，向民眾發出了挑戰，這也是美國政治中讓任何一種觀點站穩腳跟的傳統做法。他所援引的是信念，是這個國家的開國元勳們的信念。
這位新總統相信，在一定的幫助下，美國這艘航船可能會擺正船頭，但除此之外，他心裡並沒有什麼烏托邦的藍圖。因而，他實施的新政是漸進的而非變革的。新政包含了一系列有時互相矛盾的立法以及一些普遍的公共工程計劃，其目的有兩重：短期的經濟復甦以及長期的經濟、社會改革。歷史學家常常將1935年作為新政與第二次新政的劃分點。在這個時期，還出現了新政「聯盟」，這是工會與投票團體的一種結合，在新政到來前，這種結合常常顯得很不和諧：南方白人與北方黑人，農村新教徒與城市天主教徒，猶太人、少數民族與知識分子。這種聯盟改變了美國黨派政治的面貌，其中最顯著的可能就是讓非裔美國人遠離了共和黨——林肯的黨派，解放的黨派——轉向民主黨，並且此後大體說來都會留在民主黨內。
美國由於聯邦政府權力的擴張而出現過三次重大的社會、政治變革。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新政就代表了其中的第二次轉變。第一次轉變出現在19世紀，由於聯邦軍在內戰中取得勝利，內戰期間以及結束之後，聯邦政府的中央集權都得到增強，並且還出現了所謂的重建修正案，即憲法第十三、第十四和第十五修正案，這些修正案根除了奴隸制、定義了公民權、確立了投票權，有力地從司法角度重新解讀了自由。第三次轉變則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的「第二次重建」時期，體現在當時頒布的平等權利立法之中。連接第一次和第三次轉變的橋樑正是新政，新政尋求擴大中央集權，以保障自由觀點的進一步擴展：消除貧困、保障經濟安全、實現機會均等。
雖然新政是從出台《緊急銀行法》開始實施的，但「第一次」新政的經濟規劃的核心卻是1933年頒布的《全國產業復興法》。該法令規定成立了國家復甦局（NRA），就像一戰期間建立的工業委員會一樣，能夠組織、控制商業（成員可自願加入，但強烈鼓勵加入），不過這次是打著向貧窮宣戰的名號。很快，另外一些有著各自勢力範圍的機構也都紛紛倣傚。
政府出台了《農業調整法》（AAA），通過限制生產來解決農產品價格下跌的問題，並向被限制產出的農民提供補償。這樣做的確產生了理想的效果，提高了農產品價格，但也產生了不良的影響，將許多收益分成的佃農和更窮的交租種田的佃農逐出了那些耕作不再划算的土地。這些佃農要麼依賴國家救濟，要麼加入了失業者的遷徙大部隊，行駛在美國的公路上（圖54）。為了提供就業崗位，民間護林保土隊（CCC）尋求通過一系列旨在保護自然環境的項目，公共工程管理局（PWA）也試圖在城市裡開展修路築橋以及建築項目，而在南部農村地區，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TVA）則發起了一個在田納西河上修築防洪大壩的項目，這個項目最終將電送到了成千上萬的家庭。事實上，新政最明顯、最長期的一些效果是美國河流沿岸的大規模建設工程，其中規模最大的就是建在科羅拉多河上的大古力水壩，日後，這個水壩的發電量幾乎達到全國水力發電總量的一半。
這些各式各樣、數量繁多的項目表明政府在大膽嘗試實現經濟復甦，但這些做法也招致了批評。反對者將這些機構稱為「字母表機構」（他們還仿照兒童意大利麵食的名字給那些新政項目取名為「字母表湯」），而它們在實現經濟和社會穩定上所取得的成果也良莠不齊。但這並不完全是那些機構自身的問題，因為天意也沒有幫助新政。持續的乾旱（在某些地區持續了將近十年）帶來劇烈的沙塵暴，將大平原變成了「風沙侵蝕區」，這也許最能體現出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的荒廢狀態。風沙侵蝕在得克薩斯州和俄克拉荷馬州狹長地帶最為嚴重，並一直延伸到新墨西哥州、堪薩斯州和科羅拉多州。這些地區的人口得不到救濟，成了自己土地上的移民工人。在多羅西婭·蘭格（Dorothea Lange）等攝影師的鏡頭裡，以及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等作家的文學作品中[斯坦貝克1939年的小說《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講述了從俄克拉荷馬州被逐出的一家人，是對大蕭條時期的文學描繪中最出名的一部作品]，這些人的困境成為美國20世紀30年代大範圍災難的標誌。
圖54 經濟大蕭條時期艾奧瓦州的難民（多羅西婭·蘭格，1936年）。這張照片刻畫了新墨西哥州一個九口之家中的三位家庭成員，他們是經濟大蕭條最嚴重的時期來自艾奧瓦州的難民。這張照片出自著名新聞攝影記者多羅西婭·蘭格之手，也是她在一個攝影項目中的作品。這個攝影項目是代表移民管理局（1935年）組織的。移民管理局是在第二次新政的主持下成立的一個改革機構（後來在同年併入了農場安全管理局）。蘭格後來也記錄了另外一場不受歡迎的移民行動，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裔美國公民被戰爭搬遷管理局（WRA）強行遷移、拘禁在集中營裡。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30926）。
1935年之後，所謂的第二次新政是圍繞《社會保障法》（1935年）實施的，這部法令落實了一項包括失業保險和養老金在內的社會福利綱領。與此同時，第二次新政也通過公共事業振興署（WPA）進一步創造了就業。這項舉措為美國各地將近900萬人口帶來了工作，其中有許多都是作家、音樂家和藝術家，這些人接受委託開展各種工作，從為郵局提供壁飾到編寫各州官方指南，從舉行音樂會、劇場演出到整理民俗檔案。在編寫美國史方面，WPA有項名為「聯邦作家工程」的項目，為大量的報紙、歷史記錄和檔案編寫索引，也錄下那些仍然記得奴隸制時期情況的非裔美國人的聲音。這些都為講述美國過去的歷史組織了大量的原材料，到今天，歷史學家仍在不斷地熟讀並且重新解讀這些材料。
但即使是上演話劇這種明顯無傷大雅的活動也會招致懷疑。一些人擔憂新政背後隱藏著社會主義，甚至是法西斯主義動機，想要在美國複製評論家兼記者雷蒙德·格拉姆·斯溫（Raymond Gram Swing）所描述的「德國和意大利的模式，即以國家團結的名義在激進派和保守派之間結成聯盟」。斯溫警告說，這正是走向美國法西斯主義的美麗新世界的第一步，在那個世界中，個人主義將會被根除，美國人將會「被告知提出反對和批評是非美國人的行為」[16]。斯溫的這些觀點對於美國的廣播聽眾來說早就不算陌生。尤其是當歐洲正在發生的事件讓廣播電台對國際新聞做出了更多播報時，這些聽眾也就對此越加熟悉。美國遠非一個孤獨的荒野，自然不能免於意大利法西斯主義或者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納粹主義）的影響，因而斯溫也並不是什麼孤獨的先知。辛克萊·劉易斯在當時寫了本紅極一時的小說《不會發生在這裡》（It Can't Happen Here，1935年），書名的前提當然就是這很容易發生在這裡。在聯邦劇場計劃的贊助下，根據這部小說改編而成的話劇走向了全國的觀眾。1936年，紐約觀眾可以觀賞到其英語版本和意第緒語版本，洛杉磯的觀眾可以觀看意第緒語版本，坦帕的觀眾可以看到西班牙語版本，西雅圖甚至還上演了黑人版本。
事實上，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要變成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新世界，幾乎是不可能的。總的來說，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美國又一次對自由和民主的含義進行了辯論，但這兩者都沒有真正面臨毀滅的危險。赫伯特·胡佛指責新政是「美國對自由精神的侵犯，而且是自殖民地時期以來見到過的最為讓人震驚的一次侵犯」，但羅斯福對此做出反駁（就像林肯在內戰期間那樣），強調指出需要建立一個「更寬泛的對自由的定義」，這一定義將會「為普通人提供更大的自由、更多的保障，這在美國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7]。
這樣說正確與否有待爭議，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如何定義「普通」人。經濟大蕭條帶來的苦難並不是均衡分佈的，一些新政項目雖然意在緩解問題，卻反而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所謂的印第安人新政正是如此。當時新任命的印第安事務局專員約翰·科利爾（John Collier）認為，破壞土著文化的做法，以及通過道斯法案將部落土地分配給個人所有，都不僅給土著民族造成了損失，也給整個美國帶來了損失。因而，1934年的《印第安人重組法》（IRA）就試圖撤銷之前的同化政策，以挽回這些損失。科利爾實施的也許可以說是一種微觀經濟（以及文化）版本的新政，他尋求通過強制聚積資源、實現共同利益的方式來重新鞏固土著人的土地。當然，不是所有的印第安人都願意看著自己精心經營的土地消失在共同所有權之中。華盛頓官僚突然燃起一股熱情，想要恢復那些不少印第安人已經拋棄很久的傳統，對此，那些印第安人可能比別人更充滿疑慮，也更想要抵抗。許多土著民族想要的是進步和未來，而不是被迫回到那些被白人理想化、事實上卻毫不理想的過去。
美國社會中的其他群體則發現，自己與其說是被引向過去，不如說是無法逃離過去。非裔美國人總的說來更依賴於棉花作物，他們發現新政在調整農業方面的嘗試幾乎沒有帶來什麼好處。此外，大多數的新政行動，不管是民間護林保土隊還是重新安置管理局發起的新示範城鎮，都實行了種族隔離。當然，種族隔離並不起源於新政。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美國，自由並不意味著平等，美國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盎格魯—撒克遜至上主義心態的驅使，而當時的流行文化既揭露，又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這種心態。羅斯福支持新公民國家主義的大眾文化，而其對手更願意保留「頑強的個人主義」範式，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緊張的關係，在當時的文學和影視作品中都有所體現。而在兩種文化中，美國人的理想都帶著種族色彩，其中，公民國家主義在種族上是排外的，成功的個人主義也很少屬於移民。
20世紀30年代最為持久暢銷的小說當然就是瑪格麗特·米切爾（Margaret Mitchell）寫就的內戰史詩小說《飄》（Gone With the Wind，1936年），後來還被搬上了銀幕。這部作品不僅讓人們從經濟大蕭條的困境中退避出來，還肯定了個體只要經得住考驗就能成功走出逆境的這種觀點。小說中的主角斯嘉麗·奧哈拉（Scarlett O'Hara）幾乎沒有什麼姐妹情誼或者社會團結的觀念，撇開她是女性這個事實，她代表的是當時各類文化中銀幕英雄的一種結合體。這些銀幕英雄大多是男性，不過分為兩類，一類是高貴的普通人，如《史密斯先生到華盛頓》（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1939年）；另一類則是不光彩的罪犯，如《國民公敵》（Public Enemy，1931年）或《疤面煞星》（Scarface，1932年）。
事實上，20年代時阿爾·卡彭讓美國人開始對黑幫著迷，到了30年代，小說讀者和電影觀眾對此已經達到了癡迷的程度。不過，這種現象傳達出的信息卻是複雜的，並不是說電影的道德觀有問題，而是因為犯罪的反派角色是移民，他在組織內部的毀滅性行為造就了他、最終也毀了他。對斯嘉麗·奧哈拉和疤面人來說，美國夢都是一個靠不住的命題，對那些處於邊緣社會地位的人而言尤其如此。在當時越來越流行的「硬漢派」或「低俗」偵探小說中，銀幕上描繪的美國人生活中潛伏的不確定性也一直在遭到消解。這種小說提供了一種逃避現實和證實現實的矛盾結合，常常會安排一個普通人作為主角，不管是達希爾·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筆下的薩姆·斯佩德（Sam Spade）還是雷蒙德·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筆下的菲利普·馬洛（Philip Marlowe），在一定程度上都能順利闖過作家為他們安排的各種逆境。
和小說背景裡所處的經濟大蕭條時期相呼應，這種小說將美國的城市生活表現得相當悲觀，不過這也正是關鍵所在。30年代的偵探小說的本質是明智的理想主義之於現實困境的勝利，其核心則是一種憤世嫉俗的樂觀主義：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的偵探維護著「美國」的價值，同時也意識到美國夢的背後隱藏著的腐敗與妥協。「總得有個人到這些窮街陋巷裡去，」錢德勒寫道，「這是一個自己並不卑鄙，也無污點或者膽怯的人。」美國人開始越來越認同，或者說希望他們自己可以認同錢德勒描述的「普通」卻又「不凡的人」[18]。即使這種「罪行」是納粹主義的威脅，或者說，尤其是當這種罪行是納粹主義的威脅時，30年代末的美國流行文化趁機頂著這種威脅定義了美國人，也定義了美國和美國理想。在美國首部公開反納粹的宣傳片《一個納粹間諜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Nazi Spy，1939年）片尾的審判場景裡，檢察官宣佈道：「美國並不只是一個仍然保存民主的國家。美國本身就是一種民主。在這種民主中，上帝賜予自由的人們靈感，自由的人們則決意永遠捍衛我們繼承的自由。」
在美國觀眾看到這部電影之前，歐洲已經處於戰爭的邊緣。影片上映5個月後，德國入侵波蘭。這時，由於持續不斷的行業動盪以及1937年夏天開始的經濟崩潰，新政遭到破壞，幾乎完全失去了勢頭。政府頒布了一連串新立法，試圖穩定經濟、保護農民、確立最低工資，但羅斯福不得不拼盡全力，才能讓這些立法得以實施。他在1939年1月向國會發表的國情咨文裡承認，美國人的首要任務可能不再是全國性復甦，而是國防。不過，這並不是說美國面臨著什麼迫在眉睫的威脅。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羅斯福像威爾遜那樣發表聲明宣佈中立，並且在附錄裡聲明可以向同盟國出售武器和物資。羅斯福希望通過這種方式，既能捍衛民主，同時又能保持一定的距離。
不幸的是，納粹的戰爭機器能夠以相當快的速度傳播開來，畢竟「閃電戰」的稱號不是浪得虛名。從1940年春天開始，德國僅用數周就佔領了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在敦刻爾克將英軍從法國逼退，迫使法國投降。此時，德國距離完全控制西歐以及東大西洋就只剩下英國。在美國，羅斯福提高了對同盟國的支持，也加強了美國的防禦。他增加軍事開支，成立國防研究委員會，說服國會勉強通過了推進美國首個和平時期的義務兵役法草案。雖然這場戰爭看起來仍然離美國很遠，還不足以造成威脅，但對於捲入戰爭的可行性或者說可取性，美國人當時是意見不一的。羅斯福得到了援助盟軍保衛美國委員會的支持，也遭到美國第一委員會的反對。
不過，美國人以及美國的國力確實對別人造成了威脅，到最後，是否參戰也不是美國能決定的了。從某種意義上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三種擴張主義議程的暴力融合：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在歐洲的擴張、德國法西斯分子在歐洲的擴張以及日本人在東南亞的擴張。儘管1941年時，因為本國船隻遭到潛水艇襲擊，美國已經被捲入了一場與德國不宣而戰的衝突之中，但最終逼近美國的危險不是來自大西洋對岸的歐洲大戰，而是來自日本在太平洋上的舉動。
圖55 珍珠港，1941年12月（美國海軍官方照片）。一艘救生船駛向火光中的西弗吉尼亞號戰列艦（前景）；內側是田納西號戰列艦。西弗吉尼亞號戰列艦最終沉沒，艦上當時有超過60名船員。1944年，西弗吉尼亞號戰列艦得到重新組裝，在同年9月美國入侵菲律賓時回到夏威夷，隨後在硫磺島戰役中參戰。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以及戰爭資訊局友情提供（LC-USW33-018433-C）。
對於日本人而言，美國太平洋艦隊駐紮在夏威夷珍珠港，給他們的帝國野心帶來了潛在的威脅，他們決定解決這個問題。1941年12月7日早晨，日本飛機向珍珠港發起突襲（圖55）。在此前的兩年裡，美國的政客之間展開了各種各樣的談判，國會一直在激烈地辯論是否向同盟國提供武器，以及在這場他們不希望殃及美國的衝突中擴大美國的參與程度是否明智；而現在，僅僅在一個半小時裡，美國的太平洋艦隊就遭到重創，2000多名美國士兵陣亡，美國從此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珍珠港偷襲事件的20年前，哈定曾經承諾再也不會要求美國人在戰爭中犧牲性命。這其實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斷言，沒有哪個現代國家能夠真的做到。在20年代和30年代裡，許多美國人都和多斯·帕索斯《三個士兵》（1921年）裡的主人公一樣，希望他們「永遠不用再穿上軍裝」[19]。但到二戰結束時，已經有1600萬美國人參戰，約50萬人戰死沙場。實際上，二戰讓越來越多的失業者穿上軍裝，卻也實現了新政最終沒有達成的成果：美國的經濟復甦。而二戰帶來的效果還遠不止於此。
在1776年，鑄就美國、成為美國人的途徑就是戰爭。在此後的幾十年裡，許多美國國家領導人也都一直用這一點來提醒民眾美國代表著什麼、當一名美國人意味著什麼。前總統赫伯特·胡佛雖然反對美國加入二戰，卻也曾將美國人在戰爭中的犧牲與自由觀相聯繫，提醒國人「在普利茅斯巖，在萊剋星頓，在福吉谷，在約克城，在新奧爾良，在西部邊疆的每一步，在阿波馬托克斯，在聖胡安山，在阿爾貢」都有「那些為實現這個目的而犧牲的美國人的墳墓」[20]。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這個目的當然還有待爭議。美國準備將其仍在實行種族隔離制度的武裝部隊派往戰場的時候，許多人希望這場戰爭最終能夠促成包容性公民國家主義的形成，而這正是新政百般努力也未能實現的。但在此過程中，美國自由的含義將會遭到挑戰，也將面臨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