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用眼淚送走黑暗的過去，轉身面向燦爛的未來，低垂眼簾，奮力向前吧。人類漫長的、令人厭倦的冬天已經結束，夏天已經到來。人類已經破繭而出，天堂就在面前了。
愛德華·貝拉米《回顧》，1888年
1862年12月，艾達·韋爾斯（Ida B. Wells）還只有5個月大的時候，厄爾·范登（Earl Van Dorn）帶領南方邦聯軍隊突襲了她的家鄉密西西比州的霍利斯普林斯鎮，目標鎖定北方聯邦軍將軍尤利西斯·格蘭特為襲擊田納西州維克斯堡而在此建立的補給站。1878年，艾達15歲的時候，黃熱病在鎮上肆虐，奪去了她的雙親和一個弟弟的生命。1884年，21歲的艾達乘坐火車時被強行逐出婦女專用車廂，理由是該車廂僅供白人使用。艾達的遭遇在某種程度上也是19世紀晚期許多美國人面臨的危險和困境，尤其是南方人，當時「黃傑克」（黃熱病的別稱）對他們的生命造成了持久的威脅。黃熱病是不分種族的，但這一時期的鐵路卻作出了明確的種族劃分。艾達·韋爾斯和其他任何的美國人一樣易受病毒性感染的威脅，但她又尤其易受種族仇恨病毒的威脅，只因為她是黑人。
艾達自雙親過世後就肩負起養家餬口的重擔，對於列車乘務員的反動言論自然不太可能逆來順受。她成功地向地方法院起訴了鐵路公司，但田納西最高法院最終否決了地方法院做出的賠償判決。對於這位年輕姑娘來說，這無異於一記警鐘：在此之前，艾達雖然嚴格說來是奴隸出身，但也和其他許多人一樣，堅信「昨日的美國已經永遠地成為過去」，而「新的國度」、未來的美國「將會是完全自由的國家，其基石正是法律面前人人自由平等」[1]——這是伊利諾伊州議員艾薩克·阿諾德（Isaac N. Arnold）在1864年說過的一段話。然而，推行這種自由總會遭到暴力反對，尤其是那些曾經的南部邦聯州內的極端分子的反對。後來，這種暴力中最具破壞性的一些方面將成為艾達·韋爾斯傾其一生反抗的重心，這也將寫就她的傳奇人生。
1866年，艾達尚且年幼的時候，臭名昭著的三K黨在田納西州珀拉斯凱成立。當時，阿諾德等人一直在提倡廢奴，廢奴成功後又進一步呼籲保護所有民眾的權利平等，而三K黨這個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治安維持會在此時成立，表明至少有一部分南方白人下定了決心想要破壞阿諾德他們取得的成果。三K黨與民主黨頗有牽連，主要由南方邦聯軍的退伍老兵組成，他們致力於恐嚇聯邦支持者和共和黨人，阻止那些非裔美國人獲得合法的自由權利和財產權，在極端情況下甚至會奪去他們的性命。19世紀60年代晚期，像商人約翰·默裡·福布斯這些到訪南方的人能很快從那些南方城市建築上「飾有」的「骷髏頭和兩根交叉的骨頭」以及「滴血的匕首」象徵中察覺到致命的訊息。[2]儘管這種象徵可能是南方專有，但這種態度並不只局限於曾經的南部邦聯州內，在民主黨當時的種族歧視言論中，也具有這種固有元素（見圖34）。
1868年時，這個國家既沒打算對內戰的成果置之不理，也沒打算與民主黨代表的公然的種族分歧結盟。前邦聯軍將軍尤利西斯·格蘭特當選總統，也正說明了這一點。在格蘭特的第一屆任期內，聯邦政府通過了三份執行法案（1870年、1871年）來制止三K黨的暴力行為，並且派遣聯邦警察進駐南方以保障法案的實施。格蘭特還特別授權財政部情報局的海勒姆·惠特利（Hiram C. Whitley）暗中收集不利於三K黨成員的證據。惠特利在回憶錄中驕傲地回憶說，自己幫助確保對「這個臭名昭著的組織」發起了「兩千多次起訴」[3]。但他也深知，那些為起訴三K黨作證的證人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當時，三K黨為了讓反對者閉嘴，對相關的黑人、白人都實行了恐嚇威脅，其中最常見的方式就是無情的毆打，有時候甚至是私刑處死。
圖34 《這是一個白人的政府》（托馬斯·納斯特）。這幅諷刺漫畫出現在1868年9月5日的《哈潑斯週刊》上，嘲弄的是民主黨在1868年的競選綱領，其競選口號正是該畫標題。畫中的三個白人形象從左邊開始分別是：一個滑稽的愛爾蘭移民，三K黨頭目內森·貝德福德·福裡斯特（其皮帶搭扣上的「CSA」字樣和刻著「錯失偉業」的匕首都表明他代表的是美利堅聯盟國），以及反對「重建法案」的民主黨總統提名者霍拉蒂奧·西摩。他們踩在一名非裔美國士兵和他舉著的國旗上，而那名士兵正在徒勞地伸手去夠不遠處的一個投票箱（畫面右下方）。漫畫下方的圖例寫著：「我們認為國會（所謂的）《重建法案》是一種篡權，是一種革命，它不合憲法，空洞無效。」在1866年的國會選舉中，共和黨徹底獲勝，通過了這些《重建法案》，將南方劃分為五個軍區，每個前邦聯州都被要求普遍實行男公民選舉權、起草新的州憲法並且批准通過第十四修正案。這幅圖的背景裡有一所學校或救濟院模樣的建築正被燒燬，並且有一起私刑正在發生（明顯是指1863年7月因激烈反對內戰而爆發的紐約草案暴動，在這場暴動中，第五大道上的有色人種孤兒院遭到襲擊，一些人遭私刑處死）。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21735）。
海勒姆·惠特利和艾達·韋爾斯的世界在其他所有方面都全然不同，唯獨在這個主題內產生了交集。當然，這也並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主題，不只是白人的侵犯和黑人的決絕之間的碰撞，也不只是解放黑奴的大形勢下白人的故步自封。一切都遠遠複雜得多。海勒姆·惠特利曾經的工作是抓捕逃走的奴隸，他反對廢奴，反對給予非裔美國人公民權，在決定加入聯邦軍之前還短暫地考慮過是否為邦聯軍賣命，因此，如果不是因為這個問題太過複雜的話，他根本就不可能這麼積極地保護這些和他沒有任何共同點、顯然也無法激起他憐憫之心的人的公民權利。在惠特利身上，各種實際目的和個人目的在此交匯，而19世紀晚期的美國也正是如此。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世界，艾達·韋爾斯正是在這樣的世界裡長大的。
19世紀晚期的美國是一個戰後世界。當時的城市迅速崛起，技術和交通快速發展，西部的擴張如火如荼，以至於常常會讓人忽略了這個現實。但在這一切的發展背後，不管是在人員上、實際上還是心理上，這個國家都仍然遭受著衝突的餘波。1865年結束的內戰奪去了60多萬人的生命，留下幾乎同樣數目的傷殘人員，國家經濟也隨之陷入危險的境地。死者只需哀悼，但處境艱難的倖存者則需要供養，這是當時的北方和南方都面臨的問題。需要重建的不只是南方，需要穩定的也不只是經濟，許多倖存的內戰老兵還需要政府的贍養以度過餘生，這其中有些人會一直活到20世紀。
此外，由於這場戰爭的性質是內戰，對於南方遭受的更嚴重的經濟重創和物質破壞，美國自然不能坐視不管，但這個問題也不太可能在短短數年內就解決。在戰爭期間，南方的房地產價值減半，農產品產出價值一直到19世紀末才重新達到了1860年的水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追上整個國家的發展。在戰後的南方，不管是黑人還是白人農民都很快發現自己被困在了這樣一種體制中：他們作為佃農，在別人擁有的土地上通過勞作分得一部分農作物，用自己的勞役償還債務。大多數人通過種植棉花而非作物來償還那些他們不得不擔保的貸款，而這些貸款永無希望還清。整個國家的情況也在惡化：格蘭特雖然是一位偉大的軍事指揮官，但在擔任和平時期的總統這方面顯然不太在行。他的兩屆總統任期都沾上了政治腐敗和財政腐敗的污點，在這個被馬克·吐溫貶損為「鍍金時代」的時期，聯邦對於南方的政策常常優柔寡斷，對於非裔美國人的政策更是搖擺不定。
1865年聯邦資助成立了自由民局，來幫助實現從奴隸制到自由的順利過渡，其中包括開辦學校、建造醫院、提供一般性援助和建議等，但自由民局只存在了短短五年，也從未得到必要的資源來實現其雄心壯志。事實上，它甚至都沒有得到必要的資源來維持自由民的基本健康，而這些自由民的健康狀況本就在他們當奴隸時遭到損害，後來在內戰中的「走私管制營區」裡更是嚴重惡化，感染了霍亂和其他危及生命的疾病。
自由民局衛生處面臨的問題在很多方面都表明，在從蓄奴制到自由的轉變過程中，存在一些更廣泛的問題。這些陷入困境的醫生面對的是一個更關心協議和程序而非實際幫助的聯邦政府，對其而言更重要的是平定混亂而不是解決醫療問題，更不用說去解決社會問題。該地區民眾對於聯邦干涉的反對，特別是對於種族平等的反對，常常阻撓著聯邦政府想要保障政治、經濟和社會穩定的任何嘗試。而在實施這種早期的內部政權更迭這一問題上，進駐南方的聯盟軍的作用也很有限。
立法方面當然也有一些進展。19世紀70年代早期的執行法案允許聯邦法庭而不是州法庭起訴種族犯罪，1875年又通過了《民權法》，力圖實現南方的社會和文化平等，向「無論種族、無論膚色、無論之前處於何種奴役狀態的所有公民」承諾「完全平等地享有住宿、特權、設施，以及使用旅館、陸上或水上公共交通工具、戲院和其他公共娛樂場所的權利」。儘管如此，原則上的平等權利和實踐中對平等權的保障之間還是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像惠特利這樣的人試圖縮小這種差距，而另一群人則想要擴大這種差距。
在南方重建期間，非裔美國人的政治權力和共和黨的統治有時會遭到來自意想不到的人的批評。內戰讓惠特利拋開自己戰前的種族歧視，轉而開始在戰後的南方與白人極端主義抗爭，但另外一些人卻發生了恰好相反的轉變。例如新聞記者詹姆斯·謝潑德·派克（James Shepherd Pike）在戰前是一名廢奴主義者，在戰後卻對南卡羅來納州的重建發起責罵和抨擊。南卡羅來納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其重建後的議會成員大多是非裔美國人，這可能也正是派克攻擊南卡羅來納的原因。不過，派克的攻擊非常極端，他在報紙上發表了許多社論，這些社論後來於1873年結集出版，書名為《屈服之州》（The Prostrate State）。同時，他還畫了一幅謾罵攻擊南方某州在後解放時期政治的漫畫，其中的極端觀點恐怕會讓讀者大跌眼鏡。
在19世紀50年代，派克身為激進派報紙《紐約論壇報》的駐華盛頓通訊員，常常據理反對奴隸制，稱其為「這個可惡的制度」。但在19世紀70年代，他的觀點發生了轉變。看到之前自己曾嚴詞抨擊過的蓄奴「貴族統治」如今「屈服於塵土之中」，受非裔美國政治領導人的統治，派克感到非常沮喪，將這個「奇怪的（統治）集團」描述為「美國人中的殘渣」，認為他們只不過是「穿著那些睿智先人的長袍」。戰後時期的派克認為這簡直是「在多數人統治的機械制度下實現的愚昧腐敗的統治，野蠻用力氣壓倒了文明」。他聲稱這「是奴隸在主人的大廳裡放縱，將主人踩在腳下」。[4]
派克和惠特利在奴隸制問題上的觀點劇變可能都有些讓人費解。但其實對他們和其他許多人來說，在19世紀美國面臨的那些利害攸關的問題中，有關奴隸制的道德爭論只是曇花一現。在派克和惠特利居住的這個世界裡，「野蠻」帶來的威脅似乎非常真實，一直以來都在引起關注。在當時的人眼中，野蠻人既缺乏宗教準則，也缺乏共和主義原則，用著名神學家霍勒斯·布什內爾（Horace Bushnell）的話說，他們就是美國的「頭號危險」。布什內爾是在1847年發出的這個警告，當時，奴隸制和西部擴張——或者說兩個相互混雜的問題——似乎帶來了最大的威脅。但布什內爾在談論這兩樣威脅時，將其置於美國發展進程的大背景之下，在重提殖民歷史的同時，也展望了未來的奮鬥。在布什內爾看來，美國的反野蠻之戰「一直在重複上演，不斷發生新的變化」，而對於這個國家來說，他的警告「既包含了恐嚇，也帶來了希望」[5]。
就像布什內爾預言的那樣，這個威脅從未走遠。野蠻造成的威脅在戰前時期被媒體和教會大肆宣揚，到了內戰時期，又被重新解讀成給予聯盟道義和實質支持的一個重要論據。在內戰之後的「機器政治」時代，面對著隨之而來的腐敗問題，美國的未來似乎的確面臨更真實的恐懼。奴隸制雖遭廢除，但畢竟導致了布什內爾抱怨過的社會退步和精神頹廢。即使在戰後時期，奴隸制也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完全是南方獨有的問題，而是已經開始向西部擴散。在19世紀晚期，布什內爾的恐懼得到了證實，社會退步的頑疾似乎有了新的表現形式，在全國範圍內更強有力地傳播開來。
19世紀70年代，南卡羅來納州被派克一再詬病的這種政治上的種族無保障問題也出現在了北方各州，尤其是紐約市。在紐約市，民主黨的政治機器在種族平等的問題上一直固執地持反對態度。即便撇開種族問題不談，紐約的政治圖景也絲毫沒有改善。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早期，紐約民主黨國會議員威廉·特威德（William M. Tweed）及其同夥——即臭名昭著的「特威德集團」——在位於紐約市東十四街上的總部坦慕尼協會會堂裡運作著一個複雜的賄賂、回扣、競選以及金融詐騙系統，從中撈得上千萬美元的好處（圖35）。當然，「老闆」特威德的這些金融詐騙活動也帶著點「羅賓漢」式劫富濟貧的成分。他的非法收益中，有一些以教育和實際援助的名義（有時候是以大幅增加收入的形式）撥給支持他的選民——主要是愛爾蘭移民，也有一些用在民用設施建設上。但那都是些非常昂貴的設施，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始建於內戰爆發、於1880年竣工的紐約法院。
在現代人眼中，特威德這種公然挪用公款牟取私人利益的做法可能並沒有多麼不尋常。1873年的全球金融恐慌加劇了金融腐敗，格蘭特的政權日漸傾頹，因而在當時的人看來，特威德的舉動也不算特別出格。「特威德集團」雖然也帶來了一定的涓滴式經濟效益，但他們遠不是亞瑟王的那些高貴偉大的圓桌騎士，而是海勒姆·惠特利稱之為「欺詐和惡行」的那個時代的典型人物。惠特利認為這種欺詐的推動力正是移民。他抱怨「幾乎所有國家的移民都在不斷踏上我們的土地」，其中許多人「今天是歐洲的重罪犯，明天就成了美利堅合眾國的公民」。「無政府主義者、偽造者、造假者和小偷每年都在增加」，其中不少人都是「野心勃勃的窮人，實現了他們靠先前的卑微手段所不能實現的生活」。
圖35 《石壁不足以為囚牢》（托馬斯·納斯特）。儘管托馬斯·納斯特關於南方解放黑奴和白人至上主義的漫畫在19世紀中葉廣為流傳，但他其實是因為不斷刻畫「特威德集團」犯下的政治和金融腐敗而名聲大噪。這幅漫畫出現在弗蘭克·萊斯利《畫報》的1872年1月6號那期上。在這幅畫中，「頭兒」特威德一半身子在監獄內，一半在監獄外，暗示「沒有監獄能裝得下這個頭兒」。事實上，特威德的最終結局的確是進了監獄，並且於1878年死在監獄裡。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951）。
在惠特利看來，「貧窮和疾病都有各自的據點，而罪惡卻悄悄潛入，無處不在」[6]。他在回憶錄中指出，這種罪惡主要從國外潛入。但他必定也知道，美國本土的罪惡同樣無孔不入，並且勢力愈加強大。在許多方面，惠特利的回憶錄都毫不掩飾地選擇去強調或者隱瞞一些事實，例如他對自己在執法機關的工作就諱莫如深。他選擇著重講述那些北方城市的走私者、偽造者和犯罪集團，對自己的機構在南方重建中的所作所為隻字不提。在這方面，他跟隨或者至少說是認可了當時整個美國的一種趨勢，對南方的事務感到沮喪倦怠。
重建南方從來都不只是讓南方重回聯盟這麼簡單。從最基本的層面上講，重建是要讓南方融入北方的圖景，或者至少轉化成北方想要看到的自我圖景。內戰後的幾十年裡，人們開始意識到這不大可能實現。隨著之前的邦聯重回聯盟，這些州里的激進共和黨勢力漸漸衰退，民主黨的勢力則開始增長，並且開始實行種族緊縮政策（圖36）。在南方各州，尤其是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南卡羅來納州，黑人選民被逐出投票點，重回政壇的白人統治者開始緩慢堅定地撤去之前那些保障種族平等的立法。
圖36 《聯邦勝利之後/奴隸的生活反而更遭》。這幅由托馬斯·納斯特繪製的漫畫出現在1874年10月24日的《哈潑斯週刊》上。這一年正是《民權法案》通過的前一年。這幅漫畫強有力地表明：儘管1870年和1871年通過了《執行法案》，特別是1871年通過的《三K黨法案》（《第三執行法案》），並且1870年6月也建立了司法部，各種各樣的白人至上主義團體，例如「白人聯盟」（圖中左側人物身上的徽章）以及出現在密西西比、後來勢力擴大到南卡羅來納的「紅衫軍」都在繼續壓制南方非裔美國人的民權。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28619）。
1875年正值美國籌備慶祝建國100週年，準備舉辦總統大選之際，現任總統和民眾對於南方事務如果不說大失所望的話，也已經喪失了大半信心。格蘭特總統派遣曾經的戰友、聯邦軍將軍菲利普·謝裡登（Phillip H. Sheridan）去新奧爾良制止白人聯盟在那裡發起的暴力事件。與此同時，在南卡羅來納，前邦聯將軍韋德·漢普頓（Wade Hampton）的擁護者正在為州長選舉做準備；一年之後，漢普頓將會在這場選舉中勝出，將南卡羅來納州從共和黨的統治中「贖回」。因此，1875年初，格蘭特與參議院對質之時已經多少有些筋疲力盡，他指出了發生在南方各州，尤其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一連串非法職權濫用事件。他還特別強調了1873年復活節發生在科爾法克斯的事件，在那起事件中，白人民兵在縣政府大樓襲擊了一群有武裝的黑人，並且在那些黑人投降之後仍然大肆殺戮。
格蘭特明白無誤地指出，「科爾法克斯大屠殺」事件「在血腥和野蠻程度上幾乎超過了任何一次野蠻的戰爭行為」。他沒有給自己曾經的戰友留情面，而是詳盡地描述了那段可怕的事實，也提到那場對59名囚犯的集體槍決，指出他們「絕大多數頭部中槍，其中大部分又是後腦勺中槍」。格蘭特承認，「讓路易斯安那的民眾為這些暴行負責是不公正的」，但他還是指出「可悲的是，在懲罰這些謀殺時我們遇到了無法克服的阻礙，路易斯安那州的那些保守分子不僅為大屠殺正名，還譴責那些想要履行正義的美國官員在實施聯邦暴政、獨裁」。格蘭特有充分的理由擔心「在這片以文明和基督教為豪的土地上，卻找不到辦法去懲罰犯下這樁血腥的荒謬罪行的兇手」，也有十足的理由相信美國「民眾已經被南方這些每年秋天都在發生的暴動累垮」。[7]就在那一年，即1875年的「美國訴克魯克香克案」（United States vs.Cruikshank）中，最高法院推翻了科爾法克斯大屠殺事件後根據1870年執行法案給出的一些判決。
美國訴克魯克香克一案有著深遠的影響。該案限制了聯邦政府在民事案件中的法律影響範圍，提出各州有權詮釋憲法第一、第二修正案。最高法院堅稱：「保護各州生存權和人身自由權的主權僅屬於各州所有。」之後，它又進一步指出，對於白人被告試圖以種族為由侵害受害者的「權利和特權」這個指控「太含糊」，無法證明。它承認「我們也許可以懷疑是種族導致了這種敵意」[8]，但除此之外不能做出更多推測。美國訴克魯克香克案實際上為白人至上主義者打了一張「免死金牌」，在之後的將近一百年裡，這張牌會一直有效。格蘭特總結道，在部分南方地區，「仇恨和暴力的風氣要強過法律的效力」。到後來，這種風氣還會愈演愈烈，並且有了法律的撐腰，更是肆無忌憚。
不管是美國憲法《第十五修正案》還是1875年的《民權法案》都沒有能夠阻止南方種族分歧的漸漸擴大，也沒有能夠保護非裔美國人的投票權不被剝奪。南方各州通過一系列限製法令建立了一個種族隔離機制，這個機制與其說是為了將不同種族隔離開來，不如說是為了確立白人至上的地位，並且確保黑人沒法通過投票來破壞白人的地位。有些法令荒唐至極，很容易就站不住腳。例如所謂的祖父條款剝奪了奴隸後代的權利，這有點太明顯地違反了《第十五修正案》，在1915年就被推翻。人頭稅和（決定有無投票選舉資格的）識字測驗（見圖37）雖然也剝奪了許多窮困或者不識字的白人的權利，卻是後內戰時期的南方為重建白人精英統治而偏好使用的立法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前，只有3%有資格投票的南方黑人登記了投票信息。通過這些手段，南部邦聯證明了自己在內戰中的「敗局命定」只是一時的。
隨著非裔美國人被逐出政壇，1883年的民權訴訟諸案又讓種族歧視成為不再是由國會決定，而是由各州憑良心決定的事務，大量的州立法因此湧現，又稱「吉姆克勞」種族隔離法案。這些法案針對黑人和美國白人確立了隔離的、據稱平等的對待政策。1896年，美國最著名的一起法律案件普萊西訴弗格森案就將「隔離但平等」原則編入了法典。在這起裁決中，最高法院證實了只要隔離的設施確實是平等的，種族隔離就是合法的。然而，大多數設施當然都是不平等的。普萊西裁決之後，從鐵路到餐館，從學校到出租車，從酒店到住房，都在劃下一條越來越嚴格的「種族界限」。甚至是本應眾生平等的死亡也被迫服從這條種族界限：就連公共墳場也實行了種族隔離。
正是在民權訴訟諸案後的第二年，艾達·韋爾斯與鐵路公司發生了衝突。那時，她已經清楚認識到，對於挑戰南方種族隔離體制的人來說，被強行逐出「白人」女性專用車廂遠不是最糟糕的命運。種族隔離體制也許得到了全國性的批准，或者至少是全國性的同謀，但僅僅這樣做並不能確保它長期存活下去，更沒法保護它免遭法庭上不斷的指責。唯一能夠壓制種族隔離的反對聲音的做法就是讓種族隔離的質疑者付出慘痛代價。在奴隸制的問題上，明裡或暗裡的暴力威脅一直存在，而在種族隔離的問題上，暴力威脅也同樣存在；在很大程度上，種族隔離只是奴隸制問題的一個替代物。19世紀晚期美國的悲劇正在於：種族隔離讓人充滿疑慮的合法性背後，隱藏著最極端的暴力形式——私刑。
將受害者非法處死或者對其施以殘暴酷刑這種私刑不只存在於南方，也不只存在於19、20世紀；濫用私刑的暴徒也不僅僅是針對非裔美國男性，中國人、美洲土著、墨西哥人、非裔美國女性，甚至是白人男性自己也同樣容易遭受最極端的私刑。不過，私刑之所以與南方處死非裔美國人聯繫起來，其原因並不算太複雜。由於私刑畢竟是一種自發組織的行為，其確切統計數字必然難以捉摸，但可以估計的是，總共約5000起的私刑裡，大多數發生在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中葉，並且在19世紀90年代達到頂峰。這些私刑主要發生在南方，當然也不局限於南方。南方各州中，密西西比、佐治亞、得克薩斯、路易斯安那和亞拉巴馬州的私刑情況尤為嚴重，在19世紀90年代發生了300多起。儘管白人也會成為濫用私刑的對象，但私刑主要還是一種種族犯罪。例如在密西西比和佐治亞州，受害者裡只有不到10%是白人。而在路易斯安那和亞拉巴馬州，也只有10%出頭的受害者是白人。只有得克薩斯州的私刑種族分佈得更均衡些，大概有25%的得克薩斯州私刑受害者是白人，但這也只是相對而言。
私刑並不只是在刑事案件中實施某種可疑的法外「正義」或者「濫用私刑的暴徒」擅自處理案件這麼簡單。白人對非裔美國人濫用私刑這件事也不能僅僅理解成白人為了控制黑人，不顧一切地維護白人至上主義的一種表達，雖然它的確是一種最為極端的表達。那些受害者遭受的私刑極其殘忍，並且私刑這種公眾場面經常會招來許多的圍觀群眾（圖38），有時甚至有超過一萬人圍觀，因此這種現象絕不是能夠簡單分析的。一些旁觀者還會自豪地將私刑照片散發給親戚朋友，這種做法恐怕更讓人感覺不安，也更難以解釋。
圖37 《種族界限仍然存在——假若這樣》（1879年）。這幅漫畫出現在1879年1月18日的《哈潑斯週刊》上，漫畫嘲諷的是識字測驗，即旨在剝奪非裔美國人的公民選舉權的南方識字測驗。畫中，「山姆大叔」在牆上寫著「叫育呈度。黑人因該接受叫育，然後才能和美國百人一樣選舉，署名：南方諸州先生」。這幅漫畫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超前的。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期間，在歧視性立法方面出現了最堅決的「退出重建」現象，而其最開始的跡象和推動力就是1883年推翻了1875年《民權法案》的民權訴訟諸案。正是1883年的裁決允許了種族隔離的繼續發展。1903年，非裔美國領導人威廉·愛德華·伯格哈特·杜博伊斯在《黑人的靈魂》中指出，「20世紀的問題就是種族界限的問題」，他說的並不只是美國。到了20世紀，「種族界限」的觀念變得愈加明顯。「南方諸州先生」指的是在南方從共和黨重建中「贖回」後民主黨在該地區的選舉優勢。南方在這方面一直都「堅固地」挺立著，一直持續到20世紀。因而，在許多方面，這幅漫畫是真正認識了牆上寫著的字。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83004）。
對於「法官私刑」的辯護難以讓人信服，但濫用私刑的暴徒們總在為自己尋找借口，往往會偽稱受害者是黑人強姦犯。1899年佐治亞州發生的正是這樣一起事件，非裔美國勞工薩姆·侯賽（Sam Hose）因為被控告強姦其僱主的妻子，在大約2000名白人目擊者面前被折磨、肢解並且活活燒死。侯賽案只是艾達·韋爾斯在《佐治亞州私刑法》（1899年）中著重描述的諸多案件之一。她指出侯賽之死「讓美國在過去十年裡被活活燒死的人數增加到了七人」，並且為讀者詳細記述了「當時那令人作嘔的景象」，白人圍觀者甚至拿走受害者的骨頭作為「紀念品」。[9]
就在幾年前，1893年，韋爾斯和其他許多非裔美國人擁護者、活動家一起探討並且發表了《為什麼哥倫比亞世界博覽會（芝加哥世博會）中沒有美國有色人種》[The Reason Why the Colored American Is Not in the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 （Chicago World's Fair）]。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在為之撰寫的序言裡強調道，「據說如今黑人都特別嗜好犯下的罪行，卻是他們迄今為止很少被起訴或認定的罪行」。道格拉斯回憶道，儘管非裔美國男性往往會被控告「小偷小摸」，卻從來沒有「被控告犯下強姦白人女性這種兇惡的重罪」。「如果我們相信他的控告者所言非虛，」道格拉斯評論道，「那黑人可真是有了新變化。」但道格拉斯深知，真正變的不是黑人的行為，而是白人的行為，而這種改變背後的原因正是白人對於南方黑人政治優勢的「偽稱的、無根據的恐懼」。
圖38 《約翰·黑特的屍體》。約翰·斯特於1884年2月在亞利桑那州的湯姆斯通遭到私刑處死。照片拍攝者為諾厄·漢密爾頓·羅斯。在一些西部「廉價紙面小說」以及後來的電影刻畫中，湯姆斯通成為「荒蠻的西部」的縮影。不過，私刑在這些邊陲小鎮上並不算常見，而是在那些前邦聯州里更為常見，並且往往是出於種族歧視而犯下的罪行。儘管如此，不管是為了維持種族秩序還是其他方面的秩序，許多私刑背後的原因都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約翰·黑特被法庭定罪成謀殺犯，判處終身囚禁於尤馬監獄，這個判決在一些人看來顯然太過寬厚仁慈，讓他們無法接受。《紐約時報》報道說，電線桿上貼著一張佈告（圖中看不到），聲稱「約翰·黑特因被證明於1884年2月22日（華盛頓誕辰日）上午8點20分協從參與了比斯比大屠殺，而被科奇斯的公民絞死在這根電線桿上，以促進亞利桑那州的發展」[10]。從這張引出華盛頓並且提出私刑可以「促進亞利桑那州的發展」的佈告中可以窺見這起事件背後的荒誕心態，這種心態將「國父」和維持國家邊疆穩定的觀點相聯繫。然而，與美國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發生的其他許多異常殘忍的非法謀殺相比，黑特遭受的是比較直截了當的私刑——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09782）。
對艾達·韋爾斯來說，理解白人在私刑背後的心態並沒有那麼重要，更重要的是戳穿其中至少一部分的謊言。她特別攻擊了道格拉斯也指出過的那些為濫用私刑而編造的謊言。在《南方恐怖》（Southern Horrors，1892年）中，她控告南方「躲在捍衛女性名譽這道似是而非的屏障背後」，而這道屏障「在這片『自由之地』上保護著私刑法律，關上了媒體和教士的心扉，扼殺了他們的良知，歪曲了他們的判斷，堵住了他們的嘴巴」[11]。在《佐治亞州的私刑法及其原因》中，韋爾斯用圖表和實際數字呈現了私刑的可怕性質，並且配以令人不安的描述文字和圖像，有力證明了這種野蠻行為正在不斷蔓延開來，愈演愈烈。韋爾斯提醒讀者，雖然那些濫用私刑的暴徒一直在拿強姦罪作為私刑借口，事實上就連女性和兒童都會被指控強姦。
1862年艾達·韋爾斯出生時，奴隸制已經趨於消亡，但其影響卻給韋爾斯的一生都蒙上了陰影，也在很大程度上給她的國家罩上了一層陰影。她和其他人所描述的那種「南方恐怖」也在全國範圍內造成影響，引發了強烈的反感。但遺憾的是，這種方案並沒有帶來多少果斷的行動。1931年韋爾斯去世時，種族隔離仍然盤踞在南方，而種族和經濟不平等則侵蝕著整個國家。著名詩人約翰·格林利夫·惠蒂埃在1891年寫給默裡·福布斯的信裡講道，自己「很欣慰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奴隸制的滅亡」，但對於「有色公民的權利遭到否定」也感到很沮喪。「是否會有一天，」他問道，「登山寶訓（Sermon on the Mount）和獨立宣言會切實影響我們引以為豪的文明和基督教呢？」[12]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而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這個問題也在許多人的腦海裡揮之不去。
回顧
在許多美國人看來，私刑似乎只是「野蠻」在這片土地上廣泛出現過程中的一部分罪惡，也是當時正在發生的社會衰退和國家衰退的證據。牧師布什內爾曾就這種衰退提出過警告，而執法專員惠特利也曾指出這種衰退是由移民帶來的。這其實並沒有引起美國人的仇外情緒，但他們務實，或者說犬儒主義地認識到國界可能比南方更容易管轄，因此，面對鍍金時代的腐敗和殘忍，他們給出的回應是站在惠特利一邊，開始關閉這個國家到目前為止仍舊相對開放的門戶。在這個年代，自由女神像已經樹立起來，她既是美國的象徵，同時也守護著美國所象徵的一切，而這種守護又得到越來越多的強調。自由女神舉起的手臂太經常被理解成一種防衛姿態，而不是歡迎那些被逐出家園的人的燈塔。
距自由女神揭幕還有6個月時，芝加哥爆發的勞工騷動揭示了美國社會內部存在的一些分歧。僅就此次事件本身而言，它體現的是在移民背景下似乎日益深化的勞動力和資本之間的分歧。1886年5月4日，在芝加哥工業區中心的秣市廣場爆發了一場勞工集會抗議，一顆炸彈爆炸並且引發騷亂，造成8名警察和不明人數的平民死亡，更是證實了對美國社會分歧的擔憂。這起悲劇被認為是數名無政府主義者（其中有6名被認定是移民）製造的，因而愈加增強了當時已經存在的反移民情緒。更重要的是，它在公眾意識裡將無政府主義者與移民聯繫起來，誇大了對於社會主義顛覆者企圖破壞美國共和主義的恐懼。這個美國史上的首次「紅色恐怖」被追溯到「秣市暴亂」（Haymarket Riot），但其實秣市暴亂最多只是催化了這種恐怖的形成而已。這一時期，還有更多蕪雜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力量在起著作用，這些力量既影響著移民，也影響著當地人。
反移民情緒當然不是什麼新鮮事物。早在1855年，亞伯拉罕·林肯在批評當時的本土主義「一無所知」黨時就曾指出，作為「一個國家，我們起初宣佈『人生而平等』，現在實際上卻變成了『人生而平等，但不包括黑人』。一旦一無所知黨掌握大權，它就會再度變成『人生而平等，但不包括黑人、外國人和天主教徒』」[13]。然而事實上，不管是在內戰之前還是之後，移民對於美國的發展來說都是一個必要元素，甚至可能做出了至關重要的貢獻。在1870—1900年間，即所謂的新移民時期，約有1200萬移民來到美國，其中許多人——雖然絕不可能是所有人——一直都是美國實現經濟和工業崛起所必需的人力資源。
儘管移民對於美國的發展意義重大，但僅僅從百分比上來看，與通常所描述的不同，移民並不是一種突然出現的壓倒性力量（表2）。1880年時移民占美國總人口的13%，到1890年時達到近15%（與非裔美國人口比例大致相同），從1860年到1920年期間，移民在美國總人口中的比例基本保持不變。儘管這個時期出生率的下降可能也引起了人們的擔憂，但事實上，在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早期，美國絲毫沒有面臨移民氾濫的危險，正如南方白人也沒有冒著多少被南方黑人主導政治的危險。儘管如此，不論在美國還是其他國家，當時的人們還是越發認同歷史學家羅傑·丹尼爾（Roger Daniels）所提出的「液壓隱喻」（形容這個時期湧向美國海岸的移民「浪潮」）[14]。
表2 在國外出生的美國人口統計（1850—1920）
來源：美國人口普查局：《美國1999年統計摘要》（華盛頓：政府印刷局，2000年）
這種觀點與移民的數字關係不大，而是與其性質更為相關。19世紀英國歷史學家、政治評論家布賴斯勳爵（Lord Bryce）在其所著的《美利堅聯邦》（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1888年）中就對「早期移民」和鍍金時代的移民加以區分。他提出，前者也許「未受教育」，卻仍然是「聰明的農民，有著強勁的血統，勤勉積極，能夠迅速地自我調整，適應新地方的環境條件，與當地人民融合在一起」。與之相反，後者「來自劣等文明」，「各方面都與美國人的習慣和標準差異更大」。[15]許多美國人都同意布賴斯得出的這個結論。但為什麼這個國家在18、19世紀如此明顯地傾向於接受局外人，並且是貴族局外人的觀點，仍舊是一個謎。布賴斯在1888年提出的觀點和克雷夫科爾在1782年時的觀點一樣，都算不上強國之道。但這些外來觀點顯然在這個國家引起了共鳴：這個國家從一開始就渴望建立「山巔之城」，卻由於各種混雜的人口、壓力和政治觀點而受到束縛。
儘管如此，城市的興起仍舊是1870—1900年間美國擴張的一個典型特徵。根據人口調查的結果，在這30年裡，城市社區的數量及其人口總數都增加了兩倍，其中有些城市的人口增長尤其顯著。例如，1870年時紐約的人口只有不到100萬，費城的人口僅有50萬出頭，芝加哥的人口僅為25萬出頭。到了1900年，這三個城市的人口都有了劇增，紐約人口增至將近350萬，費城增至130萬，而芝加哥則擁有170萬居民，躍居為美國第二大城市。
儘管在19世紀八九十年代，很少有美國人還在堅持傑斐遜提出的農業共和國構想，但的確有不少人從美國的城市化發展，尤其是許多城市中移民聚居的貧民窟的出現中看到了國家長治久安面臨的潛在威脅。這個時期的文學作品常常會探索城市與社會的變化圖景，試圖將個體置於正在形成的新型工業城市之中。這正是斯蒂芬·克蘭（Stephen Crane）筆下的瑪吉·約翰遜（Maggie Johnson）所處的世界。在這本以紐約的鮑厄裡街區為故事背景的小說《街頭女郎瑪吉》（Maggie: A Girl of the Streets，1893年）中，小說的同名女主人公苦苦掙扎，最終不可避免地向貧窮屈服，墮入妓院。
克蘭的小說在當時以及後來都被視為文學史上新現實主義或自然主義的鼻祖。事實上，瑪吉·約翰遜是在當時各個城市環境中遭遇不幸的許多女性的一個縮影，不管她們所處的城市是威廉·賀加斯（William Hogarth）筆下18世紀的倫敦，19世紀30年代的波士頓，還是19世紀90年代的紐約。在對於城市發展的文學和社會批判作品中，男性的命運也沒有好到哪裡去，不過他們沒有像女性那樣總是淪落到出賣肉體的境地，而是有更多類型的墮落。威廉·迪安·豪厄爾（William Dean Howell）的《西拉斯·拉帕姆的發跡》（The Rise of Silas Lapham，1885年）描寫了男主人公從發跡到傾家蕩產，到最後放棄物質發跡的機會從而實現精神發跡的故事。而在幾十年後的文學作品裡如果塑造了同樣的人物，他也許會在布魯克林大橋上徘徊惆悵，或者可能會直接跳下橋去——20世紀中葉，尤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和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正開始在文學作品中描寫當時阻礙美國理想主義發展的壓倒性社會力量。
19世紀晚期的問題在於，社會評論家傾向於為倒霉的瑪吉·約翰遜和西拉斯·拉帕姆所抗爭的客觀力量添上一張面孔——移民的面孔。正是在這個時期出現了社會福音運動，其創始人新教牧師喬塞亞·斯特朗（Josiah Strong）在《我們的國家：未來的可能與當下的危機》（Our Country: Its Possible Future and its Present Crisis，1885年）一書中發表了他對於當時社會和經濟罪惡的看法。在斯特朗看來，當下的危機包含了七種致命的罪行：天主教、摩門教、酗酒、財富、社會主義、城市化，還有移民。根據斯特朗的觀點，移民「為我們文明當中最為有害的幾種罪惡的發展提供了土壤」。斯特朗也承認許多移民「是完全贊成我們的自由體制才來到我們國家」，但他認為「典型的」移民還是那些「歐洲農民，他們視野狹隘，道德和宗教素養匱乏，人生觀低劣」。[16]
斯特朗警告指出，移民增加了犯罪率，同時也損壞了「本國人民的道德」；移民還「孕育了美國的社會主義」，在那些已經被愛爾蘭和德國移民選民群體破壞了民主進程的「暴民統治的城市」裡，後果尤其嚴重。一些社會研究甚至會專門來強化這種反移民情緒。雅各布·裡斯（Jacob Riis）的《另一半怎麼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Studies among the Tenements of New York，1890年）新聞攝影集就探索了那些不太幸運的「另一半人」所生活的貧民窟和移民聚居區，雖然這本集子沒有太過強烈的反移民情緒，但它呈現的城市及其居民的生活狀況的確讓人感到沮喪。正如裡斯所描述的那樣（見圖39），移民的生活相當艱苦，但真正體現其貧窮程度及社會影響的卻是他們的死亡。裡斯指出，在「過去五年中」，「這個城市裡每十個人死去，就有一個人被埋在波特墓園」。對於這個因充滿機遇而自鳴得意的社會，裡斯的話正是嚴厲的指責。
本身也是移民的裡斯出於強烈的道德目的，致力於揭露紐約下東區惡劣的生活狀況。不過，他認為窮人或移民裡有些值得幫助，有些不值得幫助，而且他給出的證據也模糊了經濟原因和社會後果之間的界限，事實上，這也是所有國家至今都仍在苦苦尋求解決的問題。十年後，美國記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在《城市的恥辱》（The Shame of the Cities，1904年）中表達自己的觀點時，關注的已經不再是社會福利的短缺，而是政治腐敗了。和裡斯一樣，斯蒂芬斯也是新一代揭醜派社會評論家、記者，致力於揭露各個社會階層的罪惡與腐敗，襲擊他所認為的美國的「道德缺憾，而這卻正是我們自以為最強大的地方」。斯蒂芬斯指出，政治腐敗只要仍然存在，就是一種民主的欺詐。在他看來，政治首領「不是政治產物，而是一種美國機制的產物，是一個本不具備自由之精神的自由民族的產物」。
斯蒂芬斯認為在自己調查的腐敗現象中，美國人是串通一氣的。他指出「在海關的女人，拿著繩索的私刑執行人，以及行賄並且拿回扣的企業首腦」都是這個全國性道德滑坡中的一分子。他提出一個著名的控訴，即「貪污違法的精神正是美國的精神」。斯蒂芬斯對這個喪失了道德準則的國家雖然給出了嚴厲的指責，但也並沒有完全失去希望。他確信美國人雖然犯下縱容壞的政府管理的過錯，但同時也更有能力去要求好的政府管理。他論證說，「美國公民的性格裡有一種傲氣」，「這種傲氣也許會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17]。
裡斯和斯蒂芬斯的觀點在美國都很普遍，也與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觀點相去不遠，但在新世界裡還是引起了獨特的反響。斯蒂芬斯和裡斯都堅信在這片「自由之地」上不應該發生這些情況，也不應存在這種腐敗，前者表達得很直接，後者則相當含蓄。在這種社會評論的背後隱藏著一種期望：期待自己也許能夠建立起最初的那批殖民者曾追求過的烏托邦。在當時最有影響力的暢銷書、愛德華·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顧》（Looking Backward，1888年）一書中，這種期望尤其明顯。貝拉米書中的男主人公，著名人物朱利安·韋斯特（Julian West）穿越到未來，發現2000年的美國已經完全消除了不平等，變成了一個社會主義烏托邦。韋斯特的未來之旅讓他得以重新評估當下，他指出，「自從我見過另外一個世紀的樣子，我眼裡的天平就已經傾斜」。從未來回來之後，他帶著自己對當下世界的全新理解，在1897年的一次晚宴上嚴斥在座賓客。「我到過各各他（Golgotha），」他宣佈道，「我看見人類被釘在十字架上！難道就因為你們中沒有一個人知道太陽和星星在這個城市中看到的是什麼景象，所以只能考慮和談論別的事情嗎？在你們隔壁，就有無數男男女女，你們的至親骨肉，他們從生到死所過的生活只是一場痛苦，難道你們不知道嗎？」
圖39 《戈瑟姆法院》。這幅插圖出現在雅各布·裡斯1889年在出書前所寫的一篇文章《另一半怎麼生活：租戶研究》，載於《斯克裡布納雜誌》第6卷第6期（1889年12月）。在這篇文章以及後來的書中，裡斯強調，紐約——也暗指整個國家——已經「錯失了可以健康發展的良機，並且這個機遇失不再來」。在某種程度上，裡斯也是一種階級批判，批判紐約沿著中心區曼哈頓島的逐漸擴張。在此過程中，個體被帶離了最初的落腳點和身為貧困移民的初始狀態，被無情地驅趕著向上攀爬，向財富和成功進發。作為成為美國人的一種隱喻，這種持續的城市更新和向上的流動性難以阻擋，然而正如裡斯強調的那樣，對於許多人來說，這又太難實現。「在鬧市區的那些老房子裡，」他指出，「租戶由於無知而出生，在貪婪中被撫養成人……從列車呼嘯而過的高架鐵路出發走上幾十步，穿過布魯克林大橋底下的富蘭克林廣場，列車喧囂的回音還在耳邊作響，但你已經從繁榮地帶來到了貧困地帶。」（第643頁）
1897年美國的現實相比於貝拉米創作小說時的1887年並沒有什麼變化，許多美國人還是不會將那些城市貧民區的居民當成和他們一樣的血肉之軀看待。因為他們沒有能力預見未來，他們能做的只有回顧過去，而這在某種程度上看起來太過熟悉。不管是以紐約的「城市老闆特威德」和坦慕尼協會會堂為典型的政治腐敗，還是惠特利向之開戰的走私犯和罪犯，都沒有消失；如果說有什麼區別的話，就是問題反倒變得更為嚴重。這似乎表明了布賴斯（Bryce）在1888年提出的觀點不無道理：他不認為大多數來到美國的移民帶著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傾向或是什麼犯罪目的，與之相反，這些移民只是在政治方面一無所知，容易腐敗。就在貝拉米回顧過去的同時，布賴斯設想了美國的未來。如果說克雷夫科爾對「美國人這個新人種」這種舊世界裡烏托邦式的集體描述取悅了美國人，布賴斯則是描繪了這種理想的局限性，提醒了美國人將移民轉變成「新人種」既不簡單，也不能確保成功。
誠然，移民幾乎不會認為自己是易於塑形的舊世界黏土，準備好了被新世界重新打造；他們的想法與此恰恰相反。羅馬尼亞移民作家馬庫斯·伊萊·拉維基（Rabbi Marcus Eli Ravage）就在書中回憶了自己剛到美國時感受到的「最初的衝擊」，並且指出這種反應部分是由於他自己的文化包袱。正如拉維基解釋的那樣：
從歐洲來到這裡的移民並不是美國人所以為的原材料。他不是一張白紙，等著你去隨心所欲地塗塗寫寫。他不是憑空出現的，相反，他帶著自己根深蒂固的傳統，帶著自己的一套文化、品味和習慣，這些和他的民族經驗一樣古老，是由其種族和環境傳承下來的。也正是他的整個舊世界的靈魂，在他一踏上這裡的土地之時，就與美國的靈魂發生了衝突。[18]
拉維基口中的「舊世界的靈魂」花了一段時間才適應了這個新環境和這裡的居民，他們被許多本地居民看作是些「可笑的人」，甚至還會被稱作「歐洲的渣滓」。拉維基來到美國時，美國的移民法已經開始收緊，1882年頒布了第一部《聯邦移民法》，將罪犯、瘋子、貧民以及那些有可能成為公眾負擔的人群排除在外。同年，《排華法案》通過，這部法案最初是為了阻止西方進口廉價中國勞工，後來卻不僅成為移民管制的參考模板，而且隨著美國影響力範圍——或者至少是活動範圍——向海外的擴張，擴展到了更廣泛的種族態度問題上。當然，美國已經在更近的局部地區嘗試並且測試過了移民管制的程序。自由女神像揭幕還沒到10年（1897年），移民限制聯合會就提出，和那些南方想參與投票的非裔美國人一樣，新移民在移民前必須參加識字測驗。
移民限制聯合會由一群哈佛畢業生在1894年創立，是一個強大的特權、壓力集團，但這個集團並不是美國移民政策的唯一輿論製造者。事實上，他們的觀點也遭到了強有力的反對，其識字法案在國會裡遭到數位美國總統的否決：格羅弗·克利夫蘭（Grover Cleveland，1893—1897年）、威廉·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1908—1912年）和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1912—1920年）都試圖阻止這項法案通過。
克利夫蘭譴責這種觀點是「粗鄙、狹隘、非美國的」，而這個提案則是「沒有必要的嚴苛壓迫」。克利夫蘭堅稱，這代表著「徹底背離了我們有關移民的國家政策」，而這個政策「原本是鼓勵那些外國人來與我們共命運、參與建設我們遼闊的國家，作為報償，他們可以獲得美國的公民身份」。他提醒國會說，「美國在19世紀的巨大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都要歸功於幾百萬勇敢愛國的移民，這也證明了這項慷慨大方的移民政策是成功的」。同時，他還攻擊了那種將移民與失業、犯罪以及社會和經濟衰退聯繫在一起的危言聳聽的言論。「就在前不久，」克利夫蘭指出，「人們還在這樣談論移民，但如今，那些移民和他們的子孫後代已經成為我們最好的公民。」[19]
克利夫蘭在最後提出的觀點觸到了一些人的痛處。有些美國最好的公民未必就喜歡被提醒起他們的歐裔來源。對於他們而言，移民其實是一種非常強有力的提醒，既提醒他們想起外面的世界，很多時候也提醒他們想起被留在身後的那些人（見圖40），甚至可能還會提醒起其他更多東西。「自由的美國人，」拉維基指出，「需要愚昧的種族來教導他們如何向全世界講出令人振奮的話語。在我看來，美國人只有從卑微的移民身上才能認識到美國在國際大家庭中代表著什麼。」簡而言之，對於這個似乎已經忘記自己的起源和建國理念的國家，移民既質疑了美國人的自滿情緒，也給這個國家敲了一記警鐘，提醒它不能再否認「這個明擺的現實，否認美國精神是一種和解……否認移民而來的美國人從來都是，並且一直會是復合的美國人」。[20]
圖40 《回顧》（約瑟夫·開普勒）。這幅漫畫出現在1893年1月11日的《冰球雜誌》上。畫中，這個國家最成功的商人們正在試圖阻攔移民進入美國，而他們的身後是表現他們「舊世界」根源的影子或幽靈。這幅畫強有力地表現了後來格羅弗·克利夫蘭也指出的一點：美國人不情願承認自己的「舊世界」根源。畫中對於移民形象的描繪在拉維基拉比的筆下也可以找到類似的描述：「外國人穿著奇裝異服，走下跳板，看起來像是某種奇怪的捆束物在移動。他還總是背著更多的捆束物……他肯定適合去演鬧劇。」
許多美國人都完全同意美國精神是一種和解，但當這種和解涉及公民身份時，他們就不太確定具體是哪種和解了。在19世紀更早的時候，關於美國精神的辯論主要是圍繞非裔美國人、墨西哥人、中國勞工和美國西部的本土土著居民給盎格魯—撒克遜白人「規範」帶來的內部挑戰。19世紀40年代到50年代早期，因愛爾蘭土豆大饑荒而大量湧入的愛爾蘭移民就曾在東北部某些地區引起一股反天主教騷動，但在19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期間，地區間的緊張局勢和隨之而來的內戰都將當時的注意力從反天主教情緒轉移到了反移民情緒上。在這麼多移民為了捍衛聯盟而賣命的情況下，出現這種反移民情緒當真是一種無禮行為。
1870年後，美國從衝突中恢復，移民的大量湧入為工業和城市發展都注入了力量，在改變美國人口構成的同時也改變了美國的經濟面貌，激起了美國人對移民的新一輪攻擊。和克利夫蘭倡導擁護的開門政策針鋒相對，斯特朗等人和移民限制聯合會等機構都表達了對移民的反對，掀起了一場新的論辯。事實上，自殖民時期以來，關於美國人身份、意識形態和移民的辯論就從未停過，在這場曠日持久的辯論中，雜糅著殖民者和土著部落、保皇派和革命者、北方與南方、黑人與白人的視角。總的來說，在這場拉鋸戰中，一些人認為自己堅守著美國人的身份防線，另一些人則想要突破這道防線。到了鍍金時代，「美國人」和「移民」之間的衝突成為焦點，不過就是這場拉鋸戰又換了一種形式而已。
堅守這種身份防線的方式並不僅僅是直接的對抗，有時也會是更為微妙的文化對抗。愛德華·貝拉米並不是這個時期中唯一在作回顧的人。19世紀晚期的美國人對宗譜的興趣大增，美國的一些白人名門望族試圖在新來者面前證實自己的美國人身份。他們嘗試給自己建立起悠久的傳統，將自己的家族史追溯到殖民時期或者獨立戰爭時期，對任何可能表明自己是近期移民的污點予以否認。19世紀90年代，在美國南方掀起一股對邦聯軍陣亡將士的崇拜。與此同時，在北方以及全國其他地區也都紛紛興起這樣的熱潮，出現了不少新的組織，例如美國革命之子（SAR）、美國革命女兒會（DAR）等。除了這些最有名的組織之外，在東北和西北地區還有幾十個其他類似的組織。
這些愛國團體在美國各地召開會議，樹起歷史紀念碑，這一行為既維護了美國國家歷史故事中那些值得紀念的人物與地點的歷史意義，又牢固樹立了這些紀念活動的參與者在美國歷史進程中所承擔的重要角色。與其說這是在爭論「美國早已存在」，倒不如說是在爭著證明「我們早已到來」。然而，除了確立自己傳承已久的國民身份和文化資質之外，這樣做還有更多的深意。這種衝動行為的背後有著一種明顯的盎格魯—撒克遜特點，也存在一種尚武的情緒。
在南方，人們將死去的邦聯軍將士與傳奇化的歐洲歷史相聯繫。裡士滿聖詹姆斯聖公會教堂的斯圖爾特紀念窗就是一例，這扇窗上的圖案將典範人物邦聯軍騎兵斯圖爾特（Stuart）描繪成一位具有武士氣概的中世紀騎士。與此同時，在西部地區，歐文·威斯特（Owen Wister）等作家在文學作品中創造了一種新的主人公形象——西部牛仔，並且也賦予了他類似的盎格魯—撒克遜貴族血統，讓這種血統在美國的邊疆也有了充分完美的表達。威斯特在一個短篇小說中寫道，「得克薩斯人是從英國貴族直接練就的」，「在他體內，充滿野性的撒克遜人從蟄伏中甦醒」，憑藉著幾百年來在騎馬和狩獵活動中打磨的基因，他證明了自己是「天生的騎手，完美的運動員，儘管出身於名門望族，有著紅色和銀白的家族紋章，本質上卻和那些漂泊浪子是同類，和他們一起呼喊馳騁」。如果說牛仔是「漂泊浪子」的「同類」，那麼他就與那些「成群結隊侵蝕著美國的外來寄生蟲」則毫無聯繫。在威斯特看來，這些「外來寄生蟲」正在改變美國的面貌，「讓城市變得喧嘩混亂，公民身份變成混雜的鬧劇，將我們的聯邦變成了一個又像當鋪又像掮客的存在」。
邊疆象徵著自由。在威斯特看來，邊疆象徵著遠離城市的自由，以及遠離那些污染美國城市空間的「波蘭人、匈奴人和俄國猶太人」的自由。邊疆仍然「未受污染」，是美國「冒險精神、勇氣與自信」的最後的堡壘。威斯特指出，最重要的是，在邊疆地區「人們說的是英語」[21]。這著實是一種脫離了現實的幻想，但不幸的是，這也暗示了關於美國公民身份和民族特性的論辯未來將走向何方，而這場論辯至今仍未結束。
美國精神，即美國民族特性，一直以來既是一個樂觀的開放的命題，又是一個相反的封閉的概念。在理論和實踐之間，在理念和現實之間，以及很大程度上在那些說英語和那些不說英語的人之間，一直都存在著一種張力。對於像威斯特那樣的許多美國人而言，城市曾經是，事實上在很長時間裡都是他們恐懼的焦點，在這個一直都認為自己是單一民族的國家裡，城市就像一座座令人不安的異質化島嶼。然而，城市只是美國在這個時期所經歷的過渡期中的一種元素、一種地點。在鮑厄裡之外的其他地方，關於美國精神的爭論也在持續進行，而這場論辯的參與者多種多樣，有著不同的排列與組合，遠比威斯特在邊疆小說中描寫的多元。
進步的國度
19世紀晚期，美國因為移民問題感到不安的同時，又遭遇了一系列的金融恐慌，其中最嚴重的一次從1893年一直持續到1897年。這個時期的新興工業巨頭招來的批評之多，幾乎和移民的數量一樣。約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安德魯·梅隆（Andrew W. Mellon）、約翰·摩根（J. P.Morgan）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爾特（Cornelius Vanderbilt）這些人從運輸（海運和鐵路）、工廠、金融、石油和鋼鐵行業中積聚了自己的財富，推動了整個國家的物質發展，但同時也招來了對於這種發展的道德質疑。裡斯和斯蒂芬斯等新聞記者以及貝拉米等作家在批判美國社會中越來越明顯的財富失衡現象時，撬起了美國經濟發展的基石，而這塊基石之下隱藏的東西恰恰是令人不安的。19世紀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反托拉斯（壟斷）運動興起，漫畫家托馬斯·納斯特（Thomas Nast）等人將反托拉斯的觀點向更廣的人群傳播。1888年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將反壟斷編入法典，但在1895年的美國政府訴奈特公司的所謂「糖業托拉斯案」（Sugar Trust Case）中，這部法律卻被判無效。
反托拉斯法的頒布以及對這部法律的第一次重大質疑，跨過了一道實質上的歷史分水嶺：從鍍金時代過渡到「進步時代」。當然，這樣的時代劃分只是為了歷史學家的方便，在當時並沒有什麼意義。儘管1893年的金融恐慌通常被稱為進步時代的「起點」，1893年之後影響美國的金融和社會力量本身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只不過它們的表現形式的確是新的。這個時期支撐著美國工業發展的不僅僅是洛克菲勒、摩根或卡內基的個人野心，也不只是他們僱傭的以移民為主的勞動力，而是他們的商業模式。實質上，洛克菲勒等人賺錢的方法就是給到目前為止相對不受限制的市場建立一種秩序，換句話說，就是吸收或者說消除競爭。
洛克菲勒於1872年創立的俄亥俄標準石油公司在十年後成為標準石油托拉斯，是美國「大財閥」最為有力的一個例證。作為首個也是最成功的壟斷集團，標準石油托拉斯受到了保守派社會評論家的歡迎，也同樣遭到一些憂慮的社會評論家的譴責。洛克菲勒對生產流程中的每一個階段都做出了嚴格的合理化改革——修建了自己的輸油管，建造了自己的倉庫，洽談了有競爭力的運輸合同——這些做法當然都提高了生產效率。
J.P.摩根也採用類似的方法，將美國的鐵路從瀕臨破產的邊緣救了回來，後來又將注意力轉向鋼鐵行業，在1901年創立了美國鋼鐵公司。從商業層面上來說，標準石油公司和「摩根化」的鐵路都是從聯合中獲得力量的典例。幾十年前剛剛結束的那場內戰在某種意義上而言也是為了獲得這種團結的力量，因此對於美國人來說這並不是多麼難以接受的觀點。然而，就金融而言，信仰曾經是並且也一直都是任何系統裡的自由基；不是所有人都熱衷於「財富的福音」那種自由放任的宗教。
那些熱衷於此的人在洛克菲勒和摩根身上所看到的，即使不是一種自力更生的理想男性的縮影的話，至少也是一種近似的形象——一個在金融的前沿地帶奮力向前，為美國的發展譜寫全新篇章的個體。那些人將財富視為國民健康和活力的標誌，不過，在威斯特筆下的西部牛仔看來，這個等式中還包括一個略微排他的元素。用於辯論這個話題的語言常常能夠顯示辯論中充斥的偏見。洛克菲勒本人就指出過，「大企業的發展不過是適者生存原理的具體表現」，這就是「自然的法則，也是上帝的意志」[22]。這是一種典型的美國式觀點，在很大程度上和17世紀清教徒的觀點極為相像。與此同時，也並不是所有人都相信，在這個將許多非裔美國人和其他移民團體排除在外，只包含了盎格魯—撒克遜白人的自由市場裡，自然和上帝就能享有完全自由。
鑒於洛克菲勒、卡內基等人宣揚的財富福音中包含了大量公共慈善的元素，物價的下跌也與人們對「大財閥」有損商業發展的批評相矛盾，反對勢力於是調轉矛頭，批評大財閥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心態，認為這種心態既不道德又有限制性。《謝爾曼反托拉斯法》試圖遏制托拉斯的勢力，限制任何形式的商業聯合的發展，從聯邦政府的角度為市場競爭提供保護。此前，各州政府嘗試管控托拉斯的企圖大多以失敗告終，因為企業只要遷到另外一個管控不那麼嚴的州，就可以避開本州的限制。和1895年的糖業托拉斯案一樣，這部法律在最高法院遭到質疑並且被宣佈無效，壟斷也因有了法律依據而得以進一步發展，「大財閥」無拘無束地走進了20世紀。
企業得到鞏固發展的同時，美國卻沒有迎來勞工組織的普遍增長。這更是給反移民情緒煽風點火，因為在這個已經被種族對立撕裂的國家，實質上正是由於勞動力多以移民為主，才導致美國無法形成像當時在歐洲普遍存在的那種工會和行業組織。並不是說他們沒有嘗試過去建立工會，而是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來自各個國家的陌生人發現自己很難和別人團結在一起。1869年在費城創立的勞工騎士團秉承安德魯·傑克遜和亞伯拉罕·林肯等前美國總統信奉的價值觀，宣揚了一個不同版本的「財富的福音」。
騎士團實質上也在回顧從前那個人人都可以切實為自己做主的年代。在他們的理想世界裡，就像林肯在1861年提出的那樣，勞動不僅「先於資本、獨立於資本而存在」，並且本質上也是「優於資本」的。在這個世界裡，「自由僱傭的勞動力不必終身都禁錮在這種處境裡」。林肯期望「節儉的窮人在為別人勞動、領取薪酬一段時間之後」，能夠轉成「為自身利益而勞動」，這種期望一直到19世紀末期都是許多人的基本信仰。正如林肯所言，這個夢想「為所有人開闢了道路——給所有人帶來希望、能量、進步和境遇的改善」[23]。起初正是林肯式的希望與夢想將眾多的移民引來美國，然而在這裡，大多數人遭遇的卻是洛克菲勒的壟斷現實。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接受這個版本的美麗新世界，有些人也試圖迎頭而上。1881年，更加實用主義的美國勞工聯合會成立，並很快取代了勞工騎士團，但19世紀的最後幾十年裡，幾乎一直在持續爆發勞資糾紛：從1877年的鐵路罷工事件，到1892年的秣市騷亂事件、卡內基霍姆斯特德煉鋼廠罷工事件，再到1894年更著名的普爾曼罷工事件，人力和機器之間衝突愈演愈烈，而處於這些衝突中心的正是移民。這個政治舞台上甚至短暫出現過一個政黨——平民黨，又稱人民黨——既質疑大財閥的崛起，又呼籲限制移民。這個國家所面臨的問題的解決辦法似乎就在商業和邊境兩個方面。有人提出，只要管控好兩者，一切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在一些人看來，19世紀晚期，勞資關係和移民限制問題上爆發的衝突在美國的發展過程中都是不可避免的。例如社會學家西蒙·納爾遜·帕滕（Simon Nelson Pattern）就認為這個問題很大程度上在於美國的「公民本能」還處於「萌芽」階段。對於整個美國來說，這個問題在城市和邊境地區的各個種族和階層中廣泛存在，也在關於美國主義的持續論辯中形成了互相對立的聲音。每一個「美國的階層或者地區都越發意識到在自己的標準以及那些發展較低的階層的活動和發展趨勢之間存在著一種對立」。他指出：
南部有黑人，城市裡有貧民窟，有組織的勞工中間有工賊，禁酒運動裡也有酒鬼和酒吧老闆。美國體制的捍衛者害怕無知的移民，工人不喜歡中國人。對於那些有適當資質獲得美國公民身份的人，只要他所在的階級是人們希望限制或者排除在外的，那麼，這個人就會被區別對待[24]。
帕滕樂觀地相信美國的「公民本能」會逐漸發展，最終形成「一種社會整合，並且在此基礎上，還可以形成一個真正的美國社會」。不過，社會整合在19世紀晚期還是一個令人誤解的概念。對於一些人來說，重要的是形成一種明智的整合，而只有遵照盎格魯—撒克遜的社會規範所形成的整合，才是明智的。
喬塞亞·斯特朗曾經斷言：「沒有人僅憑自己根莖的力量就可以挺立不倒，他的枝杈與別人的枝杈互相聯結，這是社會形成的基礎。」但斯特朗並沒有期望通過移民來形成一個新的國家混合物，也就是拉維基所描述的復合的美國人。恰恰相反，在斯特朗看來，移民不僅是「道德敗壞的」，而且移民本身就代表著國家內部的一種疾病。他強調指出，「會傳染的不是健康」，而是疾病[25]。在他看來，這種傳染病的救藥就是美國精神，這是能夠治療美國所有問題的萬能藥，而到了後來，甚至有人會說，這是可以治療全世界所有問題的萬金油。
1892年，埃利斯島上新建的移民站投入使用，可以接收那些有明顯生理疾病的移民，從而阻止他們進入美國。但斯特朗等人擔憂的疾病並不是醫學上的疾病，而是一種文化上的疾病，將其阻攔在邊境地區並不是個解決辦法。斯特朗沮喪地觀察到，「許多美國公民都沒有美國化」，這種情況既「自然」又「不幸」。儘管斯特朗在後來的城市研究中也指出有必要將城市遊牧人口美國化，19世紀90年代裡他關注的焦點還是西部地區。他並不是唯一持這種觀點的人。許多改革家也警覺地關注著美國那片已被形容為「荒蠻」的地區，其中有些人關注當地的土著居民，另外一些人則更關注新近的移民。
威斯特等作家以及後來的好萊塢對西部邊疆的戰事進行了演繹，將之描述成一起近乎值得舉國慶祝的事件，但事實上，在「荒蠻的西部」基本毫無浪漫可言。在19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之間，「印第安戰爭」的殘忍程度和人員傷亡情況都讓內戰相形見絀。其中的許多戰爭在後來都被描述為屠殺，足見整體的暴力水平。與此同時，強調白人定居者和當地居民之間的個別衝突——沙溪大屠殺、小比格霍恩河戰役，甚至是傷膝河大屠殺——又會將這些事件定位成孤立的衝突事件。但事實上，這些事件也是19世紀中葉內戰後重建的一個基本部分。就美國所有的戰爭來說，戰爭從來都不僅僅只是戰鬥，而是關乎心靈和思想的。
在19世紀的最後幾十年裡，那些關乎心靈和思想的戰爭都與一對關鍵詞緊密相連：和解與驅逐。不管是讓前邦聯成員重回聯盟、大膽面對白人極端分子的暴力、處理日益增多的移民可能導致的後果，還是適應「大財閥」反覆灌輸的變化發展的經濟和就業局面以及隨之而來的行業動盪，都圍繞著這對關鍵詞。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美國人是什麼、代表什麼。隨著美國理想面臨著工業、城市和移民帶來的巨大挑戰，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變得愈加緊迫。美國改革家們對於城市環境的擔憂包含了工業、城市和移民三個主要問題，這三個問題相互交織，很難拆分開來。
在邊境地區，改革家的動機也許同樣複雜，但是他們採取的行動卻相當直截了當。當地人和外來者之間的公開戰爭必須在某個時刻停止。對於密西西比河以北的土著民族來說，一味抵抗工業化和移民的雙重勢力並不是長遠之計。鐵路和電報不可避免地到來，同時也帶來了定居者、士兵、礦工和傳教士，有些人想長期定居在這裡，有些人則只是在去往西海岸的路上途經這裡，這一切都宣告著一種生活方式的終結，而平原上水牛群的消失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這種生活方式的終結。
然而，土著民族所遭受的損害並不僅僅是失去土地或者生計，有一種更為隱伏的文化攻擊——有些人今天甚至稱之為種族文化滅絕——毀滅了他們特有的文化。而這正是進入美國政體的代價。事實上，這也是幾乎所有移民最終都要付出的代價，但是在西部地區，由於存在故意鼓勵甚至是強迫政權更迭的政策，這個進程被極大地加快了。
然而，讓土著融入美國是很成問題的，在19世紀晚期當然也沒能實現。1816年時，國會通過了《印第安開化法案》，鼓勵以同化的手段促進白人定居者擴張進入土著地區。假如印第安人摒棄了自己的部落聯盟，就可以被歸化成為美國公民，但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他們並不會自動獲得投票權（見圖41），許多土著人住的只是過渡性的房子，擁有的是雙重國籍，而這種身份在損害他們在部落的位置的同時，卻沒有給予他們與美國公民或歸化移民同等的身份。海倫·亨特·傑克遜（Helen Hunt Jackson）在《世紀的恥辱》（A Century of Dishonor，1881年）一書中向美國政府虐待土著部落的做法提出了最為嚴厲的控訴。明尼蘇達州主教亨利·本傑明·惠普爾（Whipple）在為這本書作的序言裡寫道：「印第安人是我們國土上唯一沒有任何個體權利的人種……他的權利融在部落之中——他在法律面前毫無立足之地。」[26]
19世紀末，與美國想要歸化「印第安人」的衝動行為相類似，在其他英國白人定居者為主的社會裡也有類似的現象，尤其是在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在美國，前廢奴主義者威廉·勞埃德·加裡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和溫德爾·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等人都非常積極地通過印第安人權利協會和國家印第安人防禦協會等機構參與印第安人改革運動。這些機構運作了一個寄宿學校體制，將土著兒童與其家庭和社會環境隔離開來，企圖向他們灌輸白人社會的宗教、教育和語言價值觀。這些公然宣示白人民族主義價值觀優於土著價值觀的企圖得到了部分法令措施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887年的《道斯土地分配法》。這部法案規定，願意放棄部落身份的土著居民將獲得美國公民身份，並且將儲備土地分給個體的家庭使用——這更接近傑斐遜在西部的土地理想。
圖41 《「走開！」印第安人沒有什麼那些加入美國國籍的人一定要尊重的權利嗎？》（托馬斯·納斯特）。這幅漫畫出現在1871年4月的《哈潑斯週刊》上。圖中，一位非裔美國人警察正在將一位印第安人趕出投票站，周圍站著納斯特筆下相當典型的幾位「歸化的」美國人。納斯特也許堅定地支持非裔美國人和印第安人的權利，但他對於移民的漫畫形象處理恐怕在刻畫動機和手法上就都沒有那麼高尚了。這幅畫中有多重諷刺，從標題開始就暗含諷刺。標題直接援引了1857年著名的德雷德·斯科特案中首席法官羅傑·托尼宣稱的非裔美國人在法律上「沒有什麼白人一定要尊重的權利」。這適當地提醒了我們，在公民權利的問題上，19世紀的美國並沒有前進，而是在一個越來越小的圈子裡打轉。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77909）。
不管這種規定從理論上說多麼的理想主義，事實上，道斯法案的目的還是促進白人佔有土地。在法案通過的1887—1934年間，也就是所謂的印第安人新政時期，8600萬公頃土地——占印第安人持有土地的60%以上——落入非土著居民的手中。這種強行的文化適應和土地再分配行為自然會招來強烈的反對，而其中的一種反對形式就是1889年出現的鬼魂舞教。這是對白人文化侵入與文化控制的一種儀式性回應和拒絕，其寓意明顯但並未被廣泛接受。在一定程度上，這也煽動了19世紀最後一場，可能也是最為臭名昭著的武裝衝突，衝突雙方正是蘇族印第安人和美國政府。雖然這些利害攸關的問題在當時並未得到解決，並且一直延續到20世紀，但事實上，1890年南達科他地區的傷膝河戰役還是標誌著對西部的控制已經走到了一個結點。
當然，1890年在另外一種意義上也是一個重要結點。正是在這一年，人口普查的負責人宣佈「目前那些不穩定的地區已經支離破碎，成為許多單獨的定居點，很難說存在一條邊界線了」。至少在這一方面，美國想要覆蓋美洲大陸的昭昭天命已經達成。而從其他方面講，美國的昭昭天命可能引起的種族、宗教和社會後果才剛剛開始得到探索。
到了19世紀的最後十年，關於美國的敘述已經出現了兩條脈絡，兩條線的敘述都會進入下一個世紀，兩種敘述都向未來做出展望，也對過去進行回顧。一個是關於鎮壓、種族隔離和受難的故事；另一個則是關於在這些殘酷現實面前堅持不懈的故事，一個通過不斷努力實現應許之地的希望與期望的故事。正是在艾達·韋爾斯、格羅弗·克利夫蘭與歐文·威斯特、移民限制聯合會的觀點對撞中，這場心靈與思想的真正的戰爭將會定義「美國的世紀」。
註釋：
[1]New York Times, May 15, 1864.
[2]John Murray Forbes to Charles Sumner, August 10, 1872, in Sarah Forbes Hughes (ed.), Letters and Recollections of John Murray Forbes, 2 Vols.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899) II: 178-179
[3]Hiram C. Whitley, In It (Cambridge, MA: Riverside Press, 1894) 104.
[4]J. S. Pike, First Blows of the Civil War: The Ten Years of Preliminary Conflict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850 to 1860 (New York, 1879) 481, 511; The Prostrate State: South Carolina under Negro Government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 1874) 12-13.
[5]Horace Bushnell, Barbarism the First Danger (New York: American Home Missionary Society, 1847) 16-17.
[6]Whitley, In It, 5, 174-175.
[7]U. S. Grant to the Senate, January 13, 1875, The Papers of Ulysses S. Grant, John Y. Simon (ed.), Vol. 26: 1875 (Carbondale, Il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3) 6-7, xi-xii.
[8]United States vs. Cruikshank (92 U.S. 542 (1875), available at: https://supreme.justia.com/us/92/542/case.html (March 20, 2010).
[9]Ida B. Wells-Barnett, Lynch Law in Georgia (1899) 7, 10. For a modern assessment of the Hose case, see Edwin T. Arnold, What Virtue There is in Fire:Cultural Memory and the Lynching of Sam Hose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9).
[10]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4, 1884.
[11]Ida B. Wells-Barnett, Southern Horrors: Lynch Law in all its Phases (New York, 1892).
[12]John Greenleaf Whittier to John Murray Forbes, June 12, 1891, in Hughes (ed.), Letters and Recollections ofJohn Murray Forbes, II, 227.
[13]Abraham Lincoln to Joshua Speed, August 24, 1855 in Basler (ed), Collected Works ofAbraham Lincoln, II, 323.
[14]Roger Daniels and Otis L. Graham, Debating American Immigration, 1882-Present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1) 7
[15]James Bryce,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2 Vols. (1888.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3) II, 472.
[16]Josiah Strong, Our Country: Its Possible Future and its Present Crisis (New York: The American Home Mission Society, 1885) 40-41.
[17]⑰ Lincoln Steffens, The Shame of the Cities (1902. Reprin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57) 7-8. 18.
[18]Marcus Eli Ravage, An American in the Making: The Life Story of an Immigrant(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and Brothers, 1917) 60.
[19]Grover Cleveland, Veto Message, March 2, 1897. available a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70845 (April 20, 2010).
[20]Ravage, An American in the Making, 156-157.
[21]Owen Wister, 「The Evolution of the Cow-Puncher, 」Harper's Magazine, Vol. 91(September 1895) 602-17, quotations 603-604.
[22]Rockefeller quoted in 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Revised Ed. (Boston: The Beacon Press, 1955) 45-46.
[23]Abraham Lincoln, 「Annual Message to Congress, 」December 3, 1861, in Basler(ed), Collected Works ofAbraham Lincoln, V, 52.
[24]Simon Nelson Patten, The Theory of Social Forces (Philadelphia: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896) 143.
[25]Strong, Our Country, 41, 48, 44.
[26]Henry Benjamin Whipple, Preface to Helen Hunt (Jackson)'s, A Century of Dishonor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881) 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