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西征已經開始，前四幕已經上演，第五幕迎來時代的劇終，並將以最高貴的功績謝幕。
喬治·伯克利《論在美國傳播藝術與學問的前景》，1752年
1861年3月，剛剛組建的邦聯政府的新任副總統亞歷山大·斯蒂芬斯（Alexander Stephen）在佐治亞州的薩凡納舉行演說。當晚的觀眾無疑對此十分興奮。「我的講話總是被這裡的喧嘩聲和混亂所打斷。」斯蒂芬斯有些惱怒，揚言說如果必要的話，他整個晚上都會待在那裡，但這並不是因為「我有什麼有趣的事情可說」。對於美國內戰期間最著名的一場演講來說，這是一個糟糕的開場。同樣，讓一些州退出聯邦來加入這個獨立的聯盟國，也絕不是一件順水推舟的容易事。
如果說亞伯拉罕·林肯將《獨立宣言》視為一張為美國未來而開的期票，像斯蒂芬斯這樣的南方人則更願意將憲法視為他們反對建國聲音的基石。當然，這份文件的確允許他們這樣做。憲法和《權利法案》在很大程度上概述了作為美國人的意義，但對於種族等問題卻保持了妥協與沉默。不過，更麻煩的是《權利法案》的最終修正案，也就是第十修正案，其中規定，「憲法未授予美利堅合眾國、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權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
本質上，最後一項修訂案是反聯邦主義者的謝幕演出，是他們留給這個新國家的遺產。它保護了各個州的權利，解決了那些害怕聯邦權力的人一直以來的擔憂。不過，它也為1860—1861年南方各州脫離聯邦提供了途徑，讓1787年費城制憲會議的成果面臨分崩離析的可能。1861年3月，斯蒂芬斯發現自己已經走在了這條路上。憲法和《獨立宣言》架設的路標是相互矛盾的。這些路標都指向自由，但這自由究竟是誰的自由、是誰賦予的、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則要視每個旅行者各自的情況而定。對於斯蒂芬斯而言，邦聯的自由建立在蓄奴自由的基礎之上，這種自由免受聯邦政府的干預（即使是想像的干預）。從南方的視角來看，這個在革命中建立、為革命所塑造的國家曾為脫離殖民控制、爭取自由而戰，因而現在脫離聯邦政府也是一項基本的革命權利。對於美利堅合眾國來說，這是一個問題，對於美利堅聯盟國而言，這卻是一個機遇。
顯然，美國革命並沒有讓美國轉變成一個統一的國家，但它的確建立了新的規則，讓美利堅合眾國這個新崛起的國家及其民族主義能夠認清自己的位置。《獨立宣言》、《權利法案》和憲法為這個新國家提供了一種特權與保護的複雜結合。不過，在接下來的數十年中，遵守它的人和破壞它的人實在難分寡眾。儘管如此，它還是提供了一個目標，即使並不總能實現。不過，有一件事情是憲法和《權利法案》都沒有解決的。到1791年時，美國雖然還沒有完整地定義，但已經確定了給予「人民」哪些自由和保護。不過，它還是沒有明確指出這裡所說的「人民」到底指哪些人。直到內戰之後，美國才會開始明確「人民」的所指。事實上，如果不是邦聯向聯邦提出挑戰，構建起邦聯制下的公民權，美國也許從未打算去明確這個定義。
斯蒂芬斯在薩凡納演講的主題正是關於公民權與憲法的。他所提到的並不是1787年在費城起草的那份憲法，而是美利堅聯盟國自己的憲法，就在斯蒂芬斯這次演講的十天前才被一些脫離聯邦的州正式通過。如果說模仿是最誠摯的恭維，那麼南方人顯然認為美國憲法無可挑剔。他們基本上照搬了美國憲法。當然，他們這麼做可能也是出於類似「時間至關重要」的考慮。對於一個完全從頭開始的國家來說，又要脫離聯邦，又要另建政權，如果還要在短短數月的時間裡重新起草一份全新的憲法，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過，邦聯的憲法並沒有全文照搬原來的憲法。事實上，兩者之間有著關鍵性的區別，而這些區別或者說「改良」，正是斯蒂芬斯希望能夠向聽眾們傳達的信息。在抓住聽眾們的注意力之後，斯蒂芬斯向他們保證新憲法「充分保護了我們一切自古就有的權利、公民權和自由」。新憲法吸納了「《大憲章》的偉大原則」，保留了宗教自由，同時也保護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權。不過，這裡面也有一些改動。雖然斯蒂芬斯承認自己對一些改動也並不認同，但總體來說，他還是可以足夠自信地宣稱新的邦聯憲法「無疑要優於舊憲法」。他向聽眾們擔保，最重要的是「那些關於我們獨特製度的疑慮，現在都已經永遠地平息了」。他承認，正如傑斐遜曾預料的那樣，這「是近期的分裂和當前的革命造成的直接後果。」斯蒂芬斯指出，美國的建國理念「依賴於種族平等的假設」，「這是一個錯誤」。相反，他宣稱：
我們的新政府秉持一個恰恰相反的觀念；它的基礎也好、基石也罷，都建立在以下這個偉大的真理之上：黑人和白人並不平等；奴隸從屬於更高等的種族，這是他們自然的、正常的地位。在整個世界的歷史中，我們的新政府是第一個建立在這個偉大的物質、哲學和道德真理之上的政府。
邦聯憲法當然會不惜篇幅，以保證蓄奴主的「財產權」不受損害。諷刺的是，雖然美國的建國理想聲稱人人生而平等，然而，斯蒂芬斯聲稱獨屬於邦聯新政府的種族不平等觀點卻在1857年的德雷德·斯科特（Dred Scott）案判決中被寫入了法典（圖28）。有了這項規定，奴隸制——據稱是邦聯未來的基石——至少有了成為一個全國性制度的可能。事實也證明，這項制度在邦聯內部更能得到保障。
邦聯副總統也許可以厚顏無恥地將奴隸制稱作邦聯的基石，但是脫離聯邦的各州卻並不會把自己的勞動力體系視為構建一個新的、統一的全國性勞動力結構的基礎。斯蒂芬斯在演講中預期南方會發展形成一種「獨立國家」的意識，但事實上，各州發佈的脫離聯邦的聲明中詳述了各自脫離的理由，清楚地表明它們都像南卡羅來納州那樣，認為自己「在這些國家中是……獨立、平等的」。事實上，脫離聯邦的並不是邦聯這樣的實體，更不是什麼可以被稱為「南方」的概念。那些州都是獨立退出聯邦的，也希望在大多數關鍵問題上能夠保持獨立。南卡羅來納州在1861年首先宣佈退出，密西西比州、佛羅里達州、亞拉巴馬州、佐治亞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於1861年1月相繼退出，接下來，得克薩斯州在2月退出，阿肯色州和北卡羅來納州在5月退出。在整個戰爭期間，4月宣佈退出的弗吉尼亞州和最終在6月宣佈退出的田納西州內部一直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前者甚至在自己的領地內又發生了一次脫離，分裂成為兩個州：屬於邦聯的弗吉尼亞州和屬於聯邦的西弗吉尼亞州。
奴隸制是邦聯各州的共同之處，但南方人卻更願意將州權看作是他們的共同追求。而反對奴隸制同樣也沒有讓北方人更加團結。1861年，北方各州關注的焦點是如何延續聯邦，而不是廢除奴隸制。但在1858年，後來出任國務卿的紐約參議員威廉·H·蘇厄德（William H. Seward）就曾指出，奴隸制與自由的交鋒是一場「反對勢力和支持勢力之間不可抑制的衝突」，也是一場必將分出勝負的衝突。蘇厄德認為所有試圖妥協的嘗試都是徒勞的，但他認為這場政治衝突無法控制，並不意味著他認為武力衝突不可避免。他把自己的國家看作是一個「劇場，其中陳列著兩種截然不同，正在全面實施的政治體系」[1]，一個支持奴役，一個支持自由。當這個劇場變成戰場，大部分北方人都只關注症狀，解決分裂的問題，而不是去根治病因，解決奴隸制問題。他們與安德魯·傑克遜一樣，都認為必須保存聯邦，卻不一定都同意廢奴主義者的觀點，認為奴隸制必須一併被廢除。
圖28 《你們邦聯的武器》。邦聯支持者很難一眼就看出這幅漫畫的真實含義。它對邦聯的批評是隱晦的，而不是公開表述的。它展示了一枚護盾，護盾兩側分別站著一位種植園主和一位戴著手銬的奴隸。護盾中包含著很多與（那個時候的）南方相關的「標準」形象：一杯薄荷朱利酒、一瓶威士忌、一把手槍和一隻匕首、一條鞭子和一副手銬、棉花、煙草、含糖作物，以及一些耕作土地的奴隸。圖中的棕櫚樹特指南卡羅來納州。左側三位種植園主在玩紙牌，在他們後面，兩個男人在進行決鬥。右側一場奴隸拍賣正在奴隸居住的小屋前進行。在護盾上面，邦聯的旗幟和一幅畫有頭顱和十字骨頭的旗幟相互交織，兩面旗幟之間有一條橫幅，上面寫著一句格言「奴役是永久的」（servitudo esto perpetua）；所有這些陳腐的形象都代表了北方人眼中那個酗酒、賭博、邪惡的南方。不過，在德雷德·斯科特案件判決的背景下，南方不再可能安穩地假定和維持這種永久奴役的觀點。在這幅漫畫創作的時期，也就是內戰激戰正酣的背景下，戴著手銬的奴隸臉上的表情明顯比陰沉的種植園主更加樂觀一些，這當然不是作者有意為之，但鑒於當時的情況，也算是比較妥帖的描繪。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305）。
這一點也許並不會讓人感到意外。在南北戰爭之前，美國人就尊崇聯邦，也知道聯邦並不堅牢，因而從制憲會議以來就一直努力通過各種政治妥協來維持統一。各州脫離聯邦，表明那些妥協和爭取都是失敗的，在很多人看來，這也是共和政府本身的失敗。1844年，塞繆爾·莫爾斯（Samuel F. B. Morse）從華盛頓向巴爾的摩發送了第一條電報消息，上面寫道：「上帝創造了何等奇跡？」（What hath God wrought?）莫爾斯提出的其實是一句反問。正如電報的發明者預料的那樣，電報帶來的傳播革命創造了一個「天涯若比鄰」的世界，比郵局分發全國的報紙更能縮短人們的距離。上帝創造了一個新的共和國，這個國家由憲法所聯結，到了19世紀40年代中葉，又因為電報這種新技術而被聯結得更加緊密。到了1861年，當電報終於覆蓋整個美洲大陸時，第一條賀電電報的內容表現了這個上帝創造的國家當時處境有多麼堪憂；它寫道：「願聯邦永存！」這句話更多是一種期望，而不是一種預測。各州的脫離已成事實。[2]很快，這些電纜傳遞的就主要是戰爭新聞了。
對於很多北方人來講，脫離聯邦根本不是一項憲法賦予的權力，而是林肯所說的「無政府主義的本質」[3]。正如當時的一幅漫畫（圖29）所描述的，邦聯與撒旦勾結，想要將民主政府清除出地球。美國人知道，這樣的政府是一場「實驗」。進一步講，正如《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所言，這場實驗關乎「這片西方大陸未來的命運和福祉，以及全人類的希望和前景」。這種觀點既呼應了托馬斯·潘恩，也預兆了林肯對美國的讚美——他將美國看作「這個世界最後也是最好的希望」。隨後，林肯又將這一觀點有力地滲入到1863年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講中。雖然這些觀點在1861年時無疑提升了北方的士氣，但通過戰爭建立「平權的民主原則、普選制和多數人統治的政府」究竟意味著什麼，則只有在戰爭過程中才會體現出來[4]。
圖29 《南方邦聯的真相！！！來自一位有權勢的貴族和他忠誠的同盟們的陳述》（費城，1861）。與上一幅漫畫不同，這幅漫畫毫無疑問在批判，實際上是在譴責畫中的邦聯在與撒旦為盟。左邊的人物是「大法官暴民法先生」，他背著一罐瀝青（代表了南方的聯邦支持者所遭受的酷刑，即先在他們身上倒上瀝青，再貼上羽毛）；邦聯國務卿羅伯特·圖姆斯手持一份「許可令」（即一份政府批准沒收外國財產的證明，在這幅圖上，它特指邦聯在1861年逮捕福特·普拉斯基的許可令）；邦聯總統傑弗遜·戴維斯和副總統亞歷山大·斯蒂芬斯手持一份名為「我們政府的根本原則」的文件，其中包括了叛國、叛亂、謀殺、搶劫、防火和偷竊。眾人身後、騎在馬背上的人物是G.T.博雷加德將軍。他在1861年4月讓查爾斯頓海港薩姆特堡向邦聯投降。撒旦和他的屬下坐在南卡羅來納州的棕櫚旗下，宣稱邦聯「是我們的王國名副其實的、恰當的代表」。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89624）。
雖然內戰雙方都對持久戰做好了準備，輿論卻認為這將是一場激烈而短暫的衝突。北方人認為，一場大戰足以讓南方人認識到退出聯邦是一個錯誤，並使邦聯解體、重回聯邦。南方人則認為，一場大戰將讓北方人明白，邦聯是動真格的，可以通過武力保護自己，並且像《紐約論壇報》主編霍勒斯·格裡利（Horace Greeley）等人之前暗示的一樣，邦聯應該被允許「和平離開」。然而，事實證明，第一場大戰為雙方都敲響了警鐘。1861年7月21日，第一次牛奔河之役（亦稱第一次馬納薩斯之役）打響了。像大多數內戰戰役一樣，這場戰爭擁有兩個不同的名字。即使到了今天，使用哪一個名字通常還是會透露出演講者或是寫作者的觀點。聯邦傾向於使用距離戰場最近的水源命名戰役（因而是牛奔河），而邦聯更願意使用最近的城鎮或交通樞紐來命名戰爭（因而是馬納薩斯要塞）。即便在這樣的問題上，聯邦和邦聯也不能達成一致。
就在雙方第一次大戰即將打響之前，一些南方報紙還對邦聯在這場被其稱為南方「獨立戰爭」中的處境表達了謹慎的樂觀。如果「我們取得了勝利，敵人將會被趕到波托馬克河對岸，華盛頓將成為我們的領地，」《新奧爾良每日雜聞》指出，「如果我們戰敗了，我們也有安全線可供退守。」這份報紙的記者鎮定地報道稱，「我遇到的每個人都滿懷信心地期待最終的結果」，實際上，「很難想見我們會遭受失敗」[5]。當雙方軍隊在弗吉尼亞相遇時，北方報紙則更加直接地表示，自己一定不會是失敗的一方。在那個炎熱的七月，觀光客們帶著食物和陽傘湧出華盛頓，希望可以找到一個有利的位置觀戰。他們相信聯邦軍隊和邦聯軍隊的第一場戰爭，也將是最後一場戰爭。
他們的自信是不合時宜的。第一次牛奔河之役中，邦聯雖然沒有取得期望中的勝利，卻讓聯邦實實在在遭受了挫敗。隨著邦聯援軍那天下午的抵達，聯邦的陣線已經告急。聯邦軍隊和旁觀者最初還只是執行戰術性後撤，但很快就開始迅速且無序地向華盛頓逃跑。就像邦聯的報紙所預料的，這座城市現在已經歸邦聯所有了，然而他們並沒有很好地加以利用。倫敦《泰晤士報》的英國記者威廉·霍華德·羅素（William Howard Russell）從華盛頓報道了這場戰爭。他對於聯邦打了敗仗、邦聯又沒有抓住主動權感到不可思議。「這則新聞看起來難以置信，」羅素報道說，「但是就在我眼前，疲憊、沮喪、戰敗的殘軍正在經過……」「我不知道為什麼博雷加德（Beauregard）沒有來，」羅素寫道，「從中午開始，我每時每刻都在等待聽到他的炮聲，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如果邦聯不抓住的話，這種機會不會再來第二次，他們的平庸無能將會被歷史銘記。」[6]
1861年7月，在第一次馬納薩斯之役過後，通往華盛頓的大門已經向邦聯軍隊敞開了，但是邦聯軍隊卻並沒有乘勝追擊。在南方指揮官約瑟夫·E·約翰斯頓看來，一部分問題在於邦聯軍隊的自滿和混亂。「打了勝仗的邦聯軍隊比戰敗的聯邦軍隊還要渙散，」他回憶道，「他們相信取得了這場勝利，戰爭的目標就已經達成，他們已經做到了國家要求他們做到的一切。」於是，很多人「隨隨便便地就離開了部隊去照料受傷的朋友，經常是陪同傷員前往各個偏僻城鎮上的醫院」，或者乾脆帶著「戰場上獲得的戰利品」，得意揚揚地回家了[7]。他們的離開至少可以說是為時過早。還有長達四年的戰爭等著他們。
即使說第一次牛奔河之役是一場虎頭蛇尾的戰爭，它也還是無疑打破了北方的幻想：僅憑一場戰爭，並不能夠把脫離聯邦的各州重新奪回來。而對於邦聯來講，這場戰爭也打碎了它們和平獨立的希望。雙方都已經明白地看到，這將會是一場持久戰，決定最終結果的因素不僅是人，還包括軍備物資，士氣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素。這場戰爭的作戰雙方都主要由志願軍組成，因而士氣絕不是無關緊要之事。雖然聯邦和邦聯都被迫通過徵兵來補充他們所剩無幾的部隊，但雙方很大程度上都還是要依靠自願入伍來保證戰場上的軍隊數量。一旦最初對於戰爭的熱情消耗殆盡，這種志願兵役制度就需要一些激勵。也許相比南方，北方更需要這種激勵。
對於邦聯來講，這場戰爭從政治以及實際意義上來講，都是一場自衛行動，也就很快為之正了名。因而，當聯邦士兵入侵「南方」領土，對其安全和奴隸製造成威脅時，反對聯邦的聲音反倒有增無減（地圖5）。對於聯邦來講，這個問題絕沒有這麼簡單。在那些湧入革命軍行列的國民中，也看不到誰會揮舞著《常識》小冊子，或是傳誦著《獨立宣言》。實際上，這些人根本不會在意那麼多。從前那些為保衛聯邦而戰的修辭也沒有讓北方志願軍們相信，聯邦值得他們為之奮鬥，甚至為之付出生命。很多年輕人都傾向於響應戰爭的號召，因而最初的志願軍熱情高漲。不過，幾場戰役下來，多數時候的勝者都是邦聯，因而對這些聯邦軍士兵來說，騎士交戰的浪漫想像很快就不復存在了。「交戰當天能感受到戰鬥的興奮之情，」1862年，在美國內戰中最血腥的一場戰役——安提塔姆會戰之後，一位聯邦士兵寫道，「但過後兩三天，戰爭的恐懼就很快襲來。」這種恐懼令人不寒而慄。「無法形容，」另一個士兵講道，「無法想像，也沒有文字可以描繪出我所看到的恐怖景象。」[8]
面對戰爭的現實，聯邦不能想當然地認為他們可以一直為戰鬥提供支持。1850年，威廉·蘇厄德在參議院的首次演說中批評了奴隸制，他認為有一種「高於憲法的法則」[9]。到了美國內戰中期，聯邦領導者們，尤其是林肯本人，都意識到必須要將北方人的思想引導到一個比保衛憲法更加高尚的事業中去。確切地講，實際上，直到美國國土上出現了第二個國家之後，現代美國才真正開始形成。
紐約律師喬治·坦普爾頓·斯特朗（George Templeton Strong）在內戰頭一年指出，「被人稱為美利堅合眾國的政治實體最終誕生了」。在南方各州脫離聯邦之前，斯特朗認為美國「從來不是一個國家」，而僅僅是「不同團體的集合，一旦遇到了嚴重的衝擊，馬上就會解體，沒有一個充滿活力的民族生命來作為把我們團結在一起的核心」[10]。從長期來看，內戰為南北雙方都提供了這個核心。從短期來看，為延續聯邦而進行的戰鬥促使北方人將《獨立宣言》的理念和憲法的承諾相結合，去建造「一個更加完美的聯邦」。他們明白自己不能重建一個內戰之前的聯邦；他們必須努力按照它理應成為的樣子來重塑聯邦——一個沒有奴隸制的聯邦。
實際上，在獨立戰爭中，一些南方白人最終也得到了這樣的結論。他們意識到如果不廢除奴隸制，不將南方的非洲裔美國人武裝起來的話，他們的獨立事業將會就此斷送。不過，其他一些人卻認為，這種觀念只會導致失敗。正如脫離派發言人、邦聯軍隊少將豪厄爾·科布（Howell Cobb）所稱，邦聯「不能讓奴隸成為士兵，也不可以讓士兵成為奴隸」。利用奴隸勞工為戰爭效力是一回事，但把他們武裝起來卻是另一回事。科布也警告邦聯戰爭部長詹姆斯·塞登（James Seddon）說：「奴隸變成士兵的那天，革命就離結束不遠了。」「如果奴隸可以成為優秀士兵的話，」他也承認，「那麼我們關於奴隸制的整個理論就是錯的。」不過到了這個階段，邦聯已經搖搖欲墜。在它存在的四年中，國外援助一直對邦聯避猶不及。只要能獲得這些援助，甚至科布也做好了廢除奴隸制的準備。他建議賽登，在「採納武裝奴隸這樣的自殺性政策之前」，要抓住這根稻草。[11]
科布對奴隸的軍事能力一直冷嘲熱諷，但並不僅僅是他或者邦聯持這樣的態度。在戰爭初期，聯邦同樣也拒絕過武裝非洲裔美國人的想法，不過他們沒法為這個政策正名，因而這個政策也就無法維持太久。事實上，自1862年開始，一些聯邦的黑人軍團就已經存在於官方體系之外。同年，林肯宣佈打算解放那些脫離聯邦的州里的奴隸，這也為聯邦軍隊在內戰中正式接納美國黑人鋪好了道路。隨著1863年1月1日《解放奴隸宣言》的頒布，美國迎來了種族關係問題的拐點。林肯宣稱「給奴隸以自由」，是為了「保證自由人的自由」。林肯這些話背後的家長主義暗示經常會讓現代人感到畏懼。但是想要將這場在許多北方人看來就是為了拯救聯邦而打的戰爭逐漸轉變成一場解放奴隸的戰爭，又談何容易。
地圖5 內戰地圖
林肯相當清楚，不是每個人都同意他發表《解放奴隸宣言》的決定。一些人的確可以理解事態緊急，但他們是從軍事需要而不是道德的考慮去理解林肯解放奴隸的決定。波士頓商人約翰·默裡·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則完全明白，採納蘇厄德提出的「更高的法律」是要承受風險的。這不僅可能會疏遠那些合法蓄奴的邊境諸州，還會疏遠聯邦中的保守派，尤其是林肯的民主黨反對者們所提出的「憲法顧慮」。「我買來吃的麵包，是用那些辛苦工作的農民種植的麵粉製造的，」福布斯辯稱，「當然可以說我這麼做是在幫助這些農民……但我的動機是自我保護，而不是慈善。就讓總統先生基於同樣的原則來解放奴隸吧。」福布斯建議道：「並且這樣來解釋，我們的人民也可以輕易理解。」[12]
林肯的確也是這樣解釋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美國人民因此就可以完全理解。很多人認為，林肯做得還不夠徹底，因為在那些忠於蓄奴的邊境諸州——肯塔基州、特拉華州、馬里蘭州、密蘇里州和1863年形成的西弗吉尼亞州，奴隸制仍舊沒有被撼動。另一些人則認為林肯做得太過分了，因為他挑戰了仍舊被憲法所保護的蓄奴權。邦聯也許一直都在努力脫離聯邦，但這場戰爭的全部意義在於聯邦否認邦聯這樣做的權力，實際上，也否認它已經從聯邦脫離。如果正如林肯自己所相信的那樣，這場戰爭只是發生在南方的叛亂，而不是整個南方的叛亂，那麼憲法就仍舊適用；如果它仍舊適用，那麼奴隸制就是安全的。
當然，奴隸制並不安全，林肯也意識到了在奴隸制問題上，嚴格的憲法界線並不能維持太久。林肯能夠領悟到這一點，一方面是出於他本人的道德觀，另一方面則是源於奴隸們的直接行動。當聯邦軍隊向那些脫離聯邦的州挺進時，奴隸們紛紛湧入他們的隊伍中尋求保護和自由。那個時代對於種族的態度意味著這些奴隸並不是總能得償所願，但他們仍然都在期待聯邦軍隊最終解放邦聯的奴隸勞動力。越來越多的非裔美國人開始脫離南方奴隸體系，聯邦不得不對此做出反應，而邦聯對此則無能為力。
很多南方白人失望地看到，令人欣慰的忠誠奴隸的神話在他們的眼前消失了，一起消失的還有他們的財物——他們的人力「財產」奴隸在離開時還拿走了很多銀器。到戰爭結束時，一些南方人，比如佐治亞州的伊娃·瓊斯，仍舊竭力想徹底弄明白自己到底失去了什麼。當一個從前的奴隸偷走她的錢時，她感到十分震驚。讓她不能接受的是，這些「骯髒的錢財」被用於購置被釋女奴婚禮上的所用的「奢侈品和漂亮的服飾」，要知道奴隸制下的法律是禁止奴隸舉行結婚儀式的。和很多其他南方白人一樣，伊娃顯然並不理解奴隸制的廢除不僅意味著失去一部分財產，它還意味著一種生活方式的終結。[13]
進發裡士滿、穿越落基山脈
雖然1861—1865年，聯邦的命運尚在風雨飄搖之中，但在那些年裡，內戰之火主要燃燒在弗吉尼亞州和密西西比州，美國很大一部分土地事實上並沒有受到戰爭的侵襲。林肯勸告他的國民，要實現美國的昭昭天命，不僅需要保持這個國家的領土完整，同時還需要基於種族平等的道德完備。而此時，這個國家的很多公民也正在戰場之外實現著他們自己的昭彰天命。當聯邦鼓勵士兵們「進發裡士滿」，也就是邦聯的首都，並用武力統一美國時，在這個國家的其他地方，人們也在付出同樣的努力，用鐵路將美國連接在一起。這個時代的美國，說得直白一些，是用血液和鋼鐵建造起來的。
實際上，正是內戰的爆發促進了這場歷史學家稱之為美國19世紀的「市場革命」（market revolution）的發展；在這一時期，美國從一個本質上地方性的、農村的、主要由農業支撐的社會轉型為一個集中的、城市的、主要由工業支撐的社會。這一市場革命同樣導致了國家發展焦點的轉移，美國不再僅僅關注東部海港及海外地區，而是聚焦於美國西部邊疆所提供的機遇，當然，還有加利福尼亞州的金礦區。傳播這一領域一直以來都為美國人所看重，它的發展也體現並且助長了這種轉型：首先，通過郵局及其遞送的報紙，傳播形成了一種「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之後，正如電報的發明者所期望的那樣，電報成為主要的傳播途徑，再之後，則是通過運送郵件和乘客的交通樞紐來實現。
這一時期出現了很多工業雜誌。這既體現了新興工業與日俱增的重要性，也表明正在有一場傳播革命將商業發展的信息傳達給受眾。這些雜誌包括1857年在聖路易斯創辦的《鋼鐵時代》、1863年改名為《鋼鐵》的《芝加哥商業雜誌》、1855年創刊於紐約的《五金工人和美國製造商通告》（1863年改名為《鐵時代》）。僅從這些標題上就可以看出，一個鋼鐵和工業的新時代已經來臨。這一新時代與內戰不期而遇，同時又在一些方面被內戰所詮釋。正如劇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曾說的，如果報紙（同時也包括這些商業雜誌）代表著一個國家與自我的對話，那麼鐵路則帶動了這些對話。報紙和鐵路都削弱了地域的阻隔、強化了一種獨特的美國民族性的普遍意識。這種意識的凝聚既要依靠鋼鐵，也要依靠情感和意識形態。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的。
美國鐵路的發展開始於1827年，當時巴爾的摩的居民希望能夠和紐約的經濟霸權一較高低，同時也希望擁有另一種通向伊利運河的運輸工具，於是便開始修建巴爾的摩—俄亥俄鐵路。巴爾的摩為此竭其所能召集社會各界名流參與開工儀式。當年7月4日，《獨立宣言》的最後一位在世簽署者查爾斯·卡羅爾（Charles Carroll）親自為這項工程破土動工。在那之後，巴爾的摩—俄亥俄鐵路的進度可謂緩慢而穩健。到了1853年，鐵路已經向西修建了612公里，到達了弗吉尼亞州（之後的西弗吉尼亞州）俄亥俄河之濱的惠靈。不過，其他州在那時也紛紛開始修建鐵路。1835年，根據巴爾的摩一份名為《奈爾斯每週紀事》的綜合性商業雜誌的報道，民眾對鐵路運輸業帶來的機遇滿懷熱情。鐵路一旦建設完畢，乘客「天亮出發，天黑之前就可以」從坎伯蘭到達俄亥俄河，從巴爾的摩到俄亥俄州也只需要24個小時。[14]毫無疑問，如此迅捷的交通會造就一個不斷擴張的市場。那期《奈爾斯每週紀事》在報道巴爾的摩新興的鐵路事業時，同時還表達了對於西部擴張的興趣，並描繪了那些乘坐輪船去往西部的乘客們到達密蘇里州聖路易斯時的場面，「一副活躍的生活景象，無疑充滿了生命力」。在這些到達者中，「有一些家庭帶來了自己的馬車、馬匹、傢俱、黑奴等，無疑是準備去往內地，」報道裡這樣寫道，「也有很多人換乘另一艘輪船，迎著日落的方向，向密西西比河上游駛去。」接下來的幾十年裡，美國出現了很多私人鐵路公司，其中有些也會和巴爾的摩—俄亥俄鐵路公司展開競爭。去往西部的美國人也不再選擇輪船，而是越來越多地選擇鐵路。實際上，鐵路成為美國的野心和擴張、平等和機遇的一個最重要的象徵。
根據當時的說法，鐵路系統已經無所不能，可以聯通所有州的人。在1836年紐約的內部改進會議中，鐵路被稱為「窮人的路」，通過鐵路建設，少數人的財富投資給了所有人的未來，無論他們是貧是富。[15]1844年，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說道，輪船和鐵路「就像是巨大的巴士一樣，每天穿梭在形形色色各行各業的人之間，將他們牢牢綁在一張網上」。不過，鐵路的特別之處還在於「它讓美國人更加熟悉自己的土地上擁有的無盡資源」。他認為，鐵路把美國人連接在一起，從而「賦予時間新的速度，或者說，它將土地耕作、水源選擇、礦藏挖掘的工作提速了五十年……」他總結道：「鐵軌就是一根魔術棒，喚醒了土地和河流沉睡的能量。」
對於愛默生來講，鐵路是通往美國內陸的路徑。而這內陸，在麥迪遜和傑斐遜看來，就是美國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源泉。「對於我們文化中所有過失和優異之事，這片陸地都是天賜良方，」愛默生講道，「我們棲居的這片大陸為我們的身心提供了藥物與食品。它撫慰我們的心靈、治癒我們的疾病，並以此彌補學術研究和傳統教育的錯誤，將我們引入到與人與事的合理關係之中。」[16]愛默生理想主義地祈禱內陸地區可以修正美國的錯誤，也可以為東部沿海城市與日俱增的人口提供家園和港灣。這些祈禱注入西部發展的神話之中，稱為美國最有力、最持久的一個象徵。
當然，西部神話既不是埃莫森所獨創的，也不是起源於美國。自中世紀以來，歐洲文化中廣泛存在著對於神秘西部土地的信仰。對於歐洲人來講，他們在「探險年代」中的發現提供了切實的物質證據，證明西方存在著一片富饒的土地。到了18世紀，文明必然向西發展的觀念已經與美國聯繫在一起。詩人和早期拓荒者對這些關聯都頗為歡迎，他們都認為在這個新世界中可能存在一個個人烏托邦和政治烏托邦。在1793年《美國：一份預言書》（America: A Prophecy）這首著名的詩歌中，激進的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將美國革命比喻為「吹遍美國大地」的天啟之「風」，它顛覆了「阿爾比恩的天使」，開創出一片新的「天國之土」。
不過，在半個多世紀之前，這片土地已經被喬治·伯克利（Berkeley）主教認定為是一個「由自然引導、用道德治理」的地方，是「又一個黃金年代/帝國與藝術的崛起」之地，它「不是源於老朽的歐洲/而是源自青春的歐洲/當神聖的火焰賦予她生命/將為未來的詩人所傳頌」[17]。獨立戰爭時期出現的象徵美國的美國國璽就顯示出，美國人已經將共和國試驗這種想法看作是一種開闢新「黃金時代」的嘗試。
因此，到了19世紀，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已經把西部當作是拓荒精神的天然家鄉和出路。拓荒精神作為這些歐洲人與生俱來的特質，將他們帶到了這個新世界。和第一批探險者一樣，19世紀的拓荒者將他們試圖征服的這片大陸描繪成一片處女地。美國西部是一片可待開掘的土地，一片未被探索、杳無人跡的荒野，掌控這片土地本來就是美國的昭昭天命。在這種背景下，伯克利在18世紀所寫的關於美國可能性的文學評論再一次被政治家和印刷商等人重新解釋，出現在了雜誌和印刷品上。他們共同呈現的美國並沒有像期望的那樣特殊。
「帝國的西征已經開始，」伯克利宣稱，「前四幕已經上演，第五幕迎來時代的劇終，並將以最高貴的功績謝幕。」內戰時期的一些繪畫作品表達了這樣一種觀念：美國才是人類文明注定的歸宿。其中最著名的一幅畫，也就是伊曼紐爾·洛伊策（Emanuel Leutze）在1861年繪製的《帝國的西征已經開始》（Westward the Course of Empire Takes its Way），如今被掛在了美國國會大廈裡。除此之外，還有一幅畫，也就是約翰·加斯特（John Gast）在1872年繪製的《美國的前行》（American Progress），生動地表現了美國的西征運動、移民精神的活力，以及拓荒者的技術優勢。加斯特描繪了這樣一幅畫面：美國人在19世紀中葉向西部進軍，偉大的哥倫比亞女神一路為他們串起電報線。不過，對於19世紀的美國西部擴張運動，信息量最大的一幅作品來自一位不太出名的藝術家范妮·帕爾默（Fanny Palmer）（圖30）。帕爾默同樣借用了伯克利的著名詩歌，但這幅作品卻不那麼具有寓言性，而是運用一種更加現代的表徵手法，描繪了一列駛往尚自然荒野的列車。這趟列車在畫中形成一條清晰的分界線，將歐洲社會和土著美國人區分開來。
圖30 《橫跨大陸（帝國西進的征途已經開始）》，作者范妮·帕爾默（紐約：柯裡爾和艾夫斯，1868年）。這幅版畫清楚地將蒸汽火車左邊西征途中的白人文明元素與右邊的美國土著人生活並置在一起。在左邊，殖民者正在砍伐森林來建造他們的學校、教堂、小木屋，以及圖片左上方正在駛向遠方的有篷馬車。電報線桿和鐵路平行前進。當然，如今對於這幅畫的理解也許和它對19世紀普通人的吸引力非常不同。即便如此，這幅畫還是讓觀眾從土著人的視角來感受它，這不僅因為所有這些「行為」都是發生在白人殖民者一側，也因為當這幅畫作出現的時候，美國觀眾已經對哈得孫河派引人矚目的景觀畫作十分熟悉，也對托馬斯·科爾、弗雷德裡克·丘奇、艾伯特·比爾施塔特這些藝術家，以及他們所傳達的民族主義信息並不陌生。美國內戰臨近尾聲之時，藝術批評家詹姆斯·傑克遜出版了《藝術觀念》（1864年）一書，其中賈維斯指出「基於美國的現實以及人民的喜好，真正的美國派繪畫是……風景畫」。這些壯觀的美國自然景象繪畫中瀰漫著美國民族主義，也的確形成了一種國家認同感，不過，隨著美國以進步之名對大自然的破壞，這種國家認同感也遭到了損害。簡而言之，即使是帕爾默這幅簡單直接的版畫，對於當時的觀眾來說也不是完全沒有問題的。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3213）。
然而，美國人卻發現，他們朝向光明前行的衝動與野心多少被一些難題所阻礙：這裡面既有非常實際的現實問題，也有政治問題。儘管愛默生相信鐵路有潛力連接整個美國，但19世紀中葉的美國人並不能像他們希望的那樣，輕易到達這個國家的任何地方。南北鐵路線上的巴爾的摩等城市有著不同的軌距標準，也制定了早期的環保法案，迫使鐵路建設在中途不得不變道前行。而東西鐵路線上面臨的不是現實問題，而是政治問題。直到內戰爆發，南方反對派遭到議會除名，第一項《太平洋鐵路法案》才在1862年得以通過，並且在兩年之後又通過第二項鐵路法案。當然，南方人並不反對建設橫貫北美大陸的鐵路，恰恰相反，他們只是希望任何一條這樣的鐵路及其帶來的利益都可以繞道南方。
實際上，在1861—1865年期間，南方政治聲音在美國議會中的暫時消失倒是為一系列有助於西部開發和北部發展的法案開闢了道路。美國於19世紀30年代開始討論修建橫貫北美大陸的鐵路，但直到1863年才開始動工，最終完工則要等到1869年。這項工程計劃從兩線同時動工，其中一線在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的主持下從艾奧瓦開始動工，另一線則由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從加利福尼亞開始動工，按照計劃，兩線鐵路會在中間匯合。然而，太平洋海岸一端的工程如期動工，但東部工程因為戰爭的影響，直到1865年內戰結束時才正式開始。東部工程為大量內戰退伍老兵提供了工作機會，其中很多人都是新近來到美國的移民，並且在戰爭期間已經對鐵路建設的技術要求很熟悉了。不過，對於西海岸一端的工程，勞動力卻是一個大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大量的中國勞工被引入美國，從長遠看來，這也給美國的共和平等理念提出了挑戰。
事實證明，美國在地理上的距離要比生理上的差異容易克服得多。美國一方面意圖通過鐵路建設連接北美大陸的兩端，另一方面又在這片大陸的東部進行著一場內戰，在此過程中，美國人發現種族問題無法迴避。當聯邦和邦聯雙方的軍隊通過武力解決爭端時，這條橫貫北美大陸的鐵路所起到的作用，僅僅是為種族衝突打開了一片新天地。
南方奴隸發現內戰為削弱白人霸權提供了機會，而意識到這一點的並非只有他們。居住在規劃內鐵路沿線的土著人也開始發起挑戰。內戰期間，劃分東西部的邊界線綿延約2400公里，分為三個主要地區：大平原、落基山脈和內華達山脈。最早一批來到這裡的白人主要是礦工、傳教士和猶他州的摩門教殖民者，也包括一些暫居的獵戶、勘探者和商人。在橫跨北美的鐵路建成之前，很多移民者都通過俄勒岡小道進入內陸地區，這條小道始於密蘇里州，穿過內戰期間和19世紀末期成立的各州，包括俄勒岡州（1859年成立）、堪薩斯州（1861年），內布拉斯加州（1867年）、愛達荷州和懷俄明州（1890年）。
俄勒岡小道北部的一些地區發展十分迅速，比如黑奴德雷德·斯科特度過大半生的明尼蘇達州。1850年，這裡的白人居住人口僅為6000人，到了1860年，這一數字激增至約17萬。兩年之後，《宅地法》得以通過，這項法案為了鼓勵白人移民，將約1000畝的土地分配給所有願意建設明尼蘇達州的申請人。不過，土著人仍舊佔據人口的大多數，直到1874年勘探者在北達科他州黑山的一個蘇族人居留地發現金礦，才有15000名白人移民在數月內紛紛湧入。
內戰期間，大平原地區也有大概25萬的土著人口。當地經濟主要依靠野牛養殖業，當時的規模大概有1300萬頭。這些土著人分為不同的部落，比如夏安族、阿拉帕霍族和蘇族，他們在政治和文化上相距甚遠。比如，蘇人種族還包括七個不同的部落群體，其中有三個西部族群（統稱拉科塔蘇族）和四個東部族群（統稱達科他蘇族）。這些族群佔據著後來的明尼蘇達州和落基山脈的大部分土地。可以想見，土著人與白人的關係，以及土著人內部的關係也因此變得十分複雜。
對於很多土著部落來講，白人移民的到來是一種騷擾。對於其他一些土著部落，這些殖民者甚至算不上騷擾，幾乎沒給他們留下什麼印象。還有一些土著部落認為，在印第安族群中的各個利益群體之間持續進行的戰爭中，這些白人移民可以成為潛在的同盟——這種同盟不一定是並肩作戰，但也會在政治意義上發揮作用。不過，白人與印第安人的接觸只能重蹈覆轍，土著人和外來者很快被迫做出選擇，要麼白人，要麼「印第安人」。在面對「野蠻的」土著人時，白人移民也許已經強化了他們對於自身與文明的觀念，但是在這個過程中，與此同時，他們也在土著民族之中喚起了反應。到了19世紀末，出於明確一種跨越部落差異的獨特「印第安性」（Indianness）的需要，土著部落之間的分界線開始變得模糊。到了20世紀，各個印第安部落中已經產生出一種概念上的、有時也是實質上的，對於盎格魯帝國主義的反抗。和殖民時期、內戰期間一樣，身份在衝突中被建立起來。
一些衝突經常可以是摧毀性的。1862年，明尼蘇達州的白人移民和土著人之間爆發戰爭（這場戰爭被稱為蘇族大起義或達科他戰爭），這場戰爭的直接導火索並不是鐵路，而是因為白人移民在擴張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制定了一些土地條約，給當時的局面造成了困難。制定這些條約的初衷是希望將這些領土的法定所有權轉移給聯邦政府，重新為土著人在西部邊疆分配一塊越來越小的居留地，同時為那些失去土地和生計的人提供經濟賠償。然而，賠償的發放本身不僅損害了傳統的部落關係，還經常會被推遲。1862年，當時這筆關鍵的資金被延遲發放，同時又趕上農作物歉收，一些最南部的達科他人遭遇了饑荒。一場衝突在這樣的困境中爆發，導致幾百人喪生，但這僅僅是開始，西部土著人和新移民之間的對抗在之後又持續了幾十年的時間。
明尼蘇達州第一任聖公會主教亨利·本傑明·惠普爾（Henry Benjamin Whipple）一直都擔心美國歷史會反覆循環，害怕白人移民與土著部落之間會形成一種長期的暴力關係。「一次又一次，」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公開地表達過這樣的觀點：人類歷史中很多事實都確定地告訴我們，一個肆虐搶掠的國家終將償以鮮血。」[18]他並不是第一個持此觀點的人。1859年，激進廢奴主義者約翰·布朗在弗吉尼亞州哈珀斯費裡領導了一場失敗的戰鬥，其初衷是在南部各州煽動起大規模的奴隸起義。他同樣聲稱「這片罪惡土地上的罪行只有用鮮血才能洗清」。雖然布朗一直是個崇尚暴力的人，而惠普爾是個以和平著稱的人，但他們各自的視角並沒有想像中那麼不同。其個人觀點也許千差萬別，但是當他們面對種族衝突的現狀時，觀點又是令人沮喪的相似。
在分析明尼蘇達州這些「傷痛歲月」的原因時，惠普爾的觀點是比較成熟的。在那些有時是蓄意的種族敵意中，他看到了問題的根源。從民族和國家的方面考量，土著部落都佔據了一個不穩定的中間地帶。聯邦政府雖然將他們視為一個獨立的民族，但同時又認為「一個民族是無法生存在另一個民族中的」[19]，這句話將土著部落遺棄在一個法律上屬於無人區卻又真實存在的土地上，而實際情況是，很多白人男性和女性又非常渴望來到那裡。結果，正如惠普爾指出的，土著部落並不享有任何主權，即使他們有，白人社會也絕不可能「允許他們在履行一個民族自我生存所需要的職責時，行使他們的主權」。正如惠普爾所理解的，在內戰的戰場上和西部的衝突中，民族的生存都是主要的問題所在。民族生存和公民權是美國自建國以來就面臨的問題，但直到內戰結束後仍然沒有給出任何答案。內戰僅僅為這一歷史悠久並將持續存在的激烈辯論添了一把火。
惠普爾聲稱：「這個國家不容許有任何不公存在。」到了內戰結束、聯邦獲勝之時，在許多人心裡，尤其是林肯心裡，這種想法是最重要的。再次當選總統的林肯將目光堅定地投向了內戰爆發的原因及其最有可能的終結方式，他將這場兩敗俱傷的衝突理解為奴隸制不可避免的代價。「我們滿懷希望，我們熱誠祈禱，願這場可怕的戰爭災難早日結束，」林肯講道，「但假若天意要這場戰爭延續下去……直至奴隸在皮鞭下流淌的鮮血，用刀劍下的鮮血來償清。」他強調，美國應該準備好為此付出代價。同時，林肯還強調美國人「不要對任何人懷有絲毫惡意，而是對所有人都抱著好感」，以此讓聯邦再次團結起來。[20]當林肯發表此次演講時，邦聯作為一個國家正面臨滅亡，它的事業幾近崩潰，以至於它的一些政治發言人和軍隊領袖都開始願意摧毀邦聯建立的基石——奴隸制。而聯邦在幾近完成重新統一美國的事業時，則面臨著重建一個全新的美國所帶來的挑戰——在這個國家中，將會有一項憲法修正案最終徹底廢除奴隸制，另外一項修正案則會明確定義並且保護公民權（圖31）。正如林肯在1863年賓夕法尼亞州紀念葛底斯堡陣亡士兵的演講中所說的，這是一個「孕育於自由之中，奉行『人生來平等』原則」的國家。林肯提醒他的聽眾們，進行內戰是為了美國可以「得到自由的新生，並且使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長存。」他在1865年2月1日簽署了第十三修正案，這項修正案規定「在合眾國境內或受合眾國管轄的任何地方，奴隸制和強制勞役都不得存在」。他清楚地表明，對於他自己和很多美國人來說，廢除奴隸制絕不僅僅是一項戰時舉措，也不是一種軍事需要，而是為了履行這個國家道德上的昭昭天命。
當然，林肯並沒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美國履行這種天命。1865年的耶穌受難節當天，這位通過四年戰爭將聯邦團結在一起的總統被邦聯的支持者約翰·威爾克斯·布思（John Wilkes Booth）槍殺。重新團結聯邦的重任，也就是通常所稱的「重建時代」（period of Reconstruction，1865—1877）則落在了他人身上。不過，林肯所設想的國家重建問題，遠不僅僅包含在政治上將邦聯各州重新歸並到聯邦體系之中，實際上，他的設想也遠不止是維持南方與北方的穩定關係，或者從根本上消滅奴隸制。在美國，種族關係問題一直都比這些事情更加複雜。
圖31 托馬斯·納斯特《奴隸解放》（費城：金和比爾德，約1865年）。托馬斯·納斯特是一位著名的政治漫畫作者，在美國內戰時期、重建時期一直到19世紀後期，他定期為廣受歡迎的北方雜誌《哈潑斯週刊》供稿。他的漫畫作品也出現在《紐約新聞畫報》和《倫敦新聞畫報》上。他最廣為人知的是在19世紀60年代後期以及整個70年代對紐約政治腐敗的批判。他的大量漫畫作品以南部遭受種族隔離的美國土著人、中國勞工和非裔美國人所面臨的不平等為主題。這幅歡迎奴隸解放的作品對奴隸制廢除之後的未來表現出樂觀的態度。圖片中間部分描繪了一個非裔美國家庭在舒適的室內裝潢中獲得了他們在奴隸制之下絕不可能獲得的安全。1863年《廢奴宣言》的作者林肯的畫像被掛在了室內的牆上，同時也被畫在了這幅漫畫的中間底部。這幅漫畫左邊表現了奴隸製作為一種體系所帶來的恐懼（奴隸拍賣、鞭打和烙刑），右邊並置著自由帶來的好處（自由民的家、上學的孩子，以及工作所獲的薪酬）。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19253）。
1790年的《國籍法案》規定只有「自由的白人」才可以獲得美國國籍。這項法案在頒布之後被數次修訂。尤其在1870年，隨著第十四修正案於1868年頒布實施，新的《國籍法案》開始允許非裔美國人成為美國公民。「所有在合眾國出生或歸化合眾國並受其管轄的人，都是合眾國的和他們居住州的公民，」第十四修正案最終明確規定，「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實施限制合眾國公民的特權或豁免權的法律。」它進一步宣稱：「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在州管轄範圍內，也不得拒絕給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護。」在這項憲法修正案中，美國明確界定了公民權利，同時也否認了1857年德雷德·斯科特申訴的合法性。在原則上，一切再清晰不過。但事實上，推行這一法案的步伐卻極為遲緩。
一個世紀的征途
聯邦在內戰中的勝利很容易會造成一種假象，讓人們誤以為內戰前後的美國在道德和物質方面存在著清晰的差別。實際上，一個人越是接近勝利，對勝利的認識就越難捉摸。北方在內戰中「獲勝」，但為此究竟付出了何種代價卻甚少有人談論，歷史學家和公眾都只是在思考著南方失敗的代價。內戰之後的數年中，這個國家顯然也在西部征途中「獲勝」。不過，在20世紀那些令人癡迷的電影，尤其是「西部電影」中，這場勝利的真實面貌及其局限性都被過分簡化了。從黑白電影到彩色電影的轉變固然簡單，但這些電影對於西部歷史的演繹卻不能輕易為黑人與白人的衝突塗上絢麗的色彩。西部本身也做不到這一點。人們對於美國種族圖景的定義和辯論，恰恰是基於西部那些戲劇性的、充滿感召力的景象，而不是內戰的戰場景象。這場辯論曠日持久，因為種族問題並不是一個直接簡單的問題。
當然，這並不是說內戰就必然是一個直截了當的問題。當這個國家從衝突的中心——聯邦將軍尤利西斯·格蘭特（Ulysses S. Grant）和邦聯將軍羅伯特·李（Robert E. Lee）之間的戰爭，以及種族問題上的激進派和保守派之間的政治鬥爭——轉移到別處，他所面臨的危機在1861—1865年，以及隨後的幾年裡，面臨著更為複雜的利害攸關的問題。新近的美國移民大多從北部登陸，並居住在那裡，這場戰爭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他們得以證明自己對美國的忠誠，與美國的機會平等理念結盟，雖然他們不一定同意新萌生的種族平等理念。不過，在聯邦軍隊中，少數族裔組成的軍團經常會擔負各種任務，不論他們是愛爾蘭人、印第安人還是非裔美國人。
即使是非裔美國人這樣在美國內戰中佔據如此中心位置的群體，他們的動機也沒有那麼簡單。非裔美國人的主要領袖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主張武裝起他的黑人同胞，其倡議被認為是一種普遍觀點。「一旦讓黑人佩戴上U.S.的黃銅字母、衣服紐扣印上老鷹圖案、肩章繡上步槍圖案、口袋裡再裝上子彈，」道格拉斯聲稱，「世界上就沒人再能否認，他們理應享有美國公民的權利。」不過，也有一些人並不同意這種觀點，他們認為非裔美國人「一旦被列入戰爭名單，只會白白送命卻一無所獲」，他們不該認為自己有義務「在那面從不保護他們的旗幟下戰鬥」。
然而，為了自己能夠被美國接納而加入戰鬥只是其中一個原因。一些人參戰只是希望保護自己的家園不被美國侵犯。威斯康星州格林灣部落的梅諾米尼人、 奧奈達人和斯托克布裡奇—猛西人自願為聯邦戰鬥時，根本沒有考慮到公民權的問題。他們僅僅是希望保護自己的土地免受白人的進一步侵犯，希望自己的參戰行為或許可以迫使聯邦政府意識到他們的權利。不過，和美國黑人受到的待遇一樣，格林灣諸部落加入軍隊的要求最初遭到了聯邦的拒絕。威斯康星州的民兵指揮官奧古斯塔斯·蓋洛德（Augustus Gaylord）仍舊堅持認為「只要文明世界裡還有足夠的志願兵，就沒有必要屈尊讓印第安人參與到這場我們同胞之間發生的衝突中」，因為這些潛在的同盟本是一群未經開化的異族。這當然是一種種族主義觀點，但它並不一定與土著志願兵的獨立野心全然相反。
在加利福尼亞州，圍繞著接納還是排斥土著人、同化還是隔離新移民的各種議題尤其突出。在東海岸，議會艱難地通過並且施行了第十四修正案這一對於美國公民權至關重要的契約文件。同時，在這個國家的另一端，人們正在與國家擴張和移民問題苦苦鬥爭。造成這種緊張狀態的原因很簡單：取得美國公民權和國籍有兩條途徑。一種途徑是生於美國。然而，僅僅出生在名為美國的土地上並不夠，1884年有關土著美國人公民權的「艾爾克訴威爾金斯案」一項法律裁決就沒有判給艾爾克公民權。不過到了1898年，另一例針對華人子女公民權的「美國訴黃金德案」卻又最終判給了黃金德公民權。另一種途徑是成為美國人。但是這種獲得身份的途徑有時會遭到在種族和宗教問題上的反對者的指責，這些指責雖然不完全是，但大多數時候都是聚焦在移民問題上。在加利福尼亞，就是中國移民的問題。
由於前一年在那裡發現了金礦，加利福尼亞州在1849年加入聯邦的決定大受歡迎，並且迅速被接納。加利福尼亞州最開始的憲法與美國其他各州並無區別，第一項條款便指出「所有人生而自由獨立」，擁有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權這些「不可讓渡的權利」，上述權利受到屬於人民的政治力量的保護，並通過一個「為人民獲得保護、安全和利益而建立的」政府來表達。其中沒有規定任何種族或者人種之間存在差別。不過，30年之後，加利福尼亞州對憲法進行了修改，1879年的州憲法提出了一個非常不同的議案。雖然「白人移民和非洲後裔移民」與「土生土長的美國公民」享有同樣的權利，但上述權利並不能擴至所有人。州憲法宣稱「中國人，癡呆和精神病人，或被宣判犯有可恥罪行的人」無權「行使州內的選民特權」。除此之外，加利福尼亞州的任何商業活動都不允許僱傭「中國人和蒙古人」。如果這還不夠的話，州憲法還規定「所有加利福尼亞州的法律」都「只能使用英文實行、保存和發佈」。
最令人感到驚訝的也許並不是這些排斥性條款會被寫入憲法，而是它們竟會被寫入了加利福尼亞州的州憲法。在加利福尼亞州加入聯邦時，就已經因其潛在的財富吸引了數量可觀的移民。同時，在它還是西班牙和墨西哥的舊省上加利福尼亞時，就已經居住著大量來自墨西哥的西班牙語土著人口。美墨戰爭結束後，雙方在1848年簽訂了《瓜達盧佩—伊達爾戈條約》，其中規定墨西哥割讓上加利福尼亞和新墨西哥領地給美國，在這些地區居住的墨西哥人也就自動獲得了美國公民權。因此，在加利福尼亞州，有關州憲法的爭論也就比其他很多州都要複雜，但最終也有可能出現一個包容性的公民權概念。
加利福尼亞州在加入聯邦時已經是一個廢除奴隸制的自由州，不僅如此，在制憲辯論的過程中，參會者也非常強調那些「墨西哥血統的美國人」與美國本土公民應該享受平等的待遇。金博爾·迪米克（Kimball H. Dimmick）作為代表之一參與了會議。他最初來自紐約，1849年當選為聖何塞市市長。在會議中，他強調「在土生土長的加利福尼亞人和美國人之間」不應該設置任何「分界線」。他的支持者們，也就是那些具有墨西哥血統的人，現在「都聲稱自己是美國人，不會同意被當作少數族裔看待，」他解釋道，「他們都將自己歸為美國人」。因此，「不論來自哪個國家」，他們都「理應被當作社會主流對待，」金博爾總結道，「他們相信從此以後自己將會被視作是美國人。」最終通過的州憲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一立場。此外，考慮到加利福尼亞州人口的雙語特點，它還使用了英語和西班牙語兩種語言發佈。但是，加利福尼亞州的這種狀態並不能維持太久。
1849年，加利福尼亞州在種族和語言方面仍持有包容的態度，但是到了1879年，它卻不可思議地開始公開秉持排華立場。從很多方面來講，這種轉變都與美國的發展趨勢一致。這些趨勢在內戰之前就已經存在。實際上在那時，南方和北方之間與日俱增的敵意轉移了反對移民，尤其是反對天主教的社會情緒。不過，這種社會情緒在殖民時期就已經存在，並且一直都是北方政治、宗教和社會圖景中一個固有部分。19世紀50年代，持有排外立場的美國人黨（或稱無知黨）的短暫出現，顯示出這種趨勢的持續性和局限性。當然，很多聯邦的少數族裔軍團，尤其是愛爾蘭人在戰爭中表現英勇，試圖對抗這種反天主教的偏見。但是在加利福尼亞州這種地方卻收效不大，一方面是因為西部沿海州距離東部戰場太過遙遠；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加利福尼亞州的本土天主教人口和天主教移民、新教移民相互融合，這讓以新教徒為主的精英們感到驚恐，因此在這裡，反天主教情緒的程度更深。
美國歷史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一旦人們認同了一種外部威脅，那麼即使他們分歧再大，也會團結在一起。在當時的加利福尼亞州，人們心中的威脅來自於中國人。中國勞工被引入美國，是為了修建能夠統一美國的鐵路，而最後他們至少在種族問題上統一了美國，讓種族問題的風頭蓋過了威脅到加利福尼亞和全國穩定的宗教分裂問題。僅僅在1870—1880這十年間，中國移民的數量就從不到100人激增至超過10萬人。在此之後，由於1882年議會制定《排華法案》營造了排華的社會情緒，禁止中國勞工繼續移民美國，中國移民的數量才隨之下降。
內戰即使沒有全然中止移民行為，但也已經減緩了其速度；同時，它雖然沒有完全壓制美國的排外情緒，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這種聲音。不過，在戰後的幾年中，兩者卻又捲土重來。在這片托馬斯·潘恩描繪的「人類的庇護所」的土地上，尤其是在這樣一個將潘恩的烏托邦藍圖真正凝結為自由女神像（1886年）外形的時代中，對於移民的敵意看起來也許有些自相矛盾。不過，那些倡導「所有美國人享有相同權利」的人卻發現，內戰和接下來的憲法修正案——也就是三項「重建修正案」——都沒能為建構一個包容的新美國國家身份提供實際的土壤。第十三修正案已經廢除了奴隸制；第十四修正案已經明確了公民權；第十五修正案也確保了各個種族的投票權（當然，女性另當別論）。理論上講，擁有了這些修正案，美國就可以期許一個更加積極的未來。但實際卻證明，想要掙脫過去的牽絆，即使不是不可能，也要經歷千難萬險。
至少按照美國最重要的諷刺作家之一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話來講，伯克利主教在18世紀所期許的美國新的黃金時代，在19世紀末不過僅僅是「鍍金時代」（The Gilded Age）。1873年，隨著馬克·吐溫與好友編輯查爾斯·達德利·沃納（Charles Dudley Warner）合著的《鍍金時代》一書正式出版，「鍍金時代」一詞便開始經常被用來指稱內戰結束到20世紀初期之間的時代。雖然這本書精闢地控訴了當時政治的腐敗和精英群體的權力濫用，但從理解這段時期的角度來看，這本書也許有些誤導性。
戰後美國經歷了一段快速發展時期，其中大規模的移民居功至偉，同時，這也得益於技術進步，尤其是1865年之後的交通革命所做出的貢獻。不過，學者們總是輕易將城市化、工業化和移民這三駕馬車視為引領美國發展的動力，認為這些積極和消極的力量將美國推向了20世紀，推向了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美國的世紀」。在當時看來，這個過程並沒有事後看來的那麼具有決定性。當時的美國人當然是將之視為整個國家的轉型時期，但影響這種轉型的因素既有源自過去的財富，也有來自未來的誘惑。
內戰已經從經濟上擊垮了戰敗的南方白人，對他們來講，過去也就成為殖民傳奇的黃金時代。這種傳奇既是短視的，也是虛構的，它假定了一個戰前的過去，那裡生活著心滿意足的奴隸、漂亮的美女、風度翩翩的紳士，還擁有風雅的生活方式。在這個後來被稱作「舊南方」的所謂「新南方」中，他們既聽不到綁在一起的奴隸向南行進時悲傷沉重的腳步聲，也聽不到拍賣台上的痛苦呻吟。在他們對於邦聯死亡將士的記憶與紀念中（圖32），南方白人基於自己的戰敗以及與美國其他地區的區別，建立了一種獨特的公民傳統。1866年和1867年的《重建法案》規定，先前的邦聯各州仍然實行軍事管制，聯邦軍隊在1877年才最終撤離。為了使南方各州的立法機構批准第十四修正案，很多之前的邦聯支持者被要求宣誓效忠這個國家。這些人因此只能從「敗局命定論」（Lost Cause）的文化建構中尋求安慰。這種文化在重建工作開始後逐漸發展起來，一直持續到20世紀。當然，諷刺的是，事實證明邦聯的主要事業，也就是南方黑人與白人之間的種族分離，遠沒有遭受失敗；恰恰相反，它才剛剛開始。
圖32 《被征服的旗幟》（新奧爾良：A.E.布萊克默，1866年）。哀悼邦聯軍戰敗的樂譜封面。這幅圖片描繪了一面落在大炮上的邦聯旗幟，旗幟周圍長滿了野草。題目借用了「享譽邦聯的詩人」艾布拉姆·瑞安同年發表的詩歌。瑞安在《被征服的旗幟》這首詩中寫道：「疊起那面旗幟，因為它已疲憊不堪/它的四邊淒涼地垂下/疊起它、折起它——它勝過一切/因為沒有一個人去揮動它/沒有一把劍去拯救它……疊起那面旗幟，溫柔的、緩慢的/溫和地對待它——它無比神聖/因為它遮蓋著死去的人們/不要觸摸它——也絕不打開它/就讓它在那裡低垂、永遠被妥善地放置/因為它的人民已經沒有了希望。」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91833）。
奴隸制有不同的內涵。它是一種殘忍和恐懼的體系，也是一種身體利用和經濟剝削的體系，但它並不是一種隔離體系。在戰前南方，黑人與白人毗鄰而居。在戰後幾十年中，他們才開始逐漸疏離。後來，很多之前的邦聯州通過了《黑人法典》，試圖通過合法的形式，將南方非裔美國人重新置於近似奴隸的位置。因為缺少奴隸制時期對於日常接觸和行為進行管理的法律，新的種族法律開始出現。在奴隸制中，制定法律的目的是為了維繫美國南方的「黑奴制度」，但是美國東部沿海地區，以及整個西部的土著和移民的經歷清楚表明，奴隸制廢除之後的種族法律並不僅僅是南方才有，法律中的條款也沒有特別針對南方。
美國的重建過程一直持續到1876年才告一段落。在那一年，思考著過去的不只是南方白人。1876年正值美國獨立百年，一位叫作貝亞德·泰勒（Bayard Taylor）的詩人，也就是1876年7月4日國家頌歌的作者，深思了美國獨立以來第一個百年的發展歷程（圖33）。對於泰勒來講，獨立百年的慶典是一次「絕對可靠的測試……準確評判了我們堅定熱情的力量……今後我們再也不會看到這樣隆重的紀念日。我們投身於生活之中，英勇奮鬥，這給了我們足夠的理由將它銘記於心；生活的記憶也會將我們與之相連：它又無比遙遠，並因此變得傳統而莊重」。獨立百年的慶典給美國提供了一個革命的避難所。這場革命發生在足夠遙遠的過去，為國家團結創造了必要的神秘感；它與當下的距離卻又不算疏遠，足以讓人們忘卻這個國家在近些年來所承受的兩敗俱傷的衝突。[21]
圖33 《一個世紀的征途》（紐約：柯裡爾和艾夫斯，約1876年）。這場百年紀念活動的形象是年輕的「喬納森大哥」，之後，「山姆大叔」取代他成為美國的象徵。在圖片中，「喬納森大哥」雙腳站在美洲大陸的兩端，鐵路越過美洲大陸。在「喬納森大哥」身下、圖片的中間，畫著1876年費城世博會的主要建築。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06472）。
不過，1876年，當這個國家在慶祝百年獨立之時，它尚處於危機之中。南卡羅來納州、加利福尼亞州，以及其間地區的街道上仍能看到經濟蕭條、政治腐敗和種族衝突的景象。美國人有理由在國家主權方面感到自信，但是在文化方面卻絲毫得意不起來。到了1876年，美國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團結的、生機勃勃的國家，但是它的國家身份仍舊充滿衝突。同樣是在這一年，藝術、製造業和土壤、礦業產品世界展覽會（簡稱世博會）在費城召開，佔地兩英畝。世博會的遊客們卻沒有機會思考這個問題。擺在他們眼前的是各種美國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1776年以來科技進步的成果。
升降機、發動機、電燈、礦產、隕石、大理石、電話、打字機、亨氏番茄醬不過只是當年費城世博會中展出的一部分產品。會場中還擺放著代表美國本土物種的填充動物玩具，其中有鹿、海象和北極熊。在展會舉辦之時，這些動物已經面臨著來自移民的威脅。展會之後不到十年，曾經在大平原上漫步的1300萬頭美洲野牛已經因為狩獵而面臨滅絕的危險。到了1883年，野牛數量僅剩不到1000頭。這就是美國為進步和生產力所付出的代價。
生產力或產品本身並不是美國的全部，更重要的是生活在這裡的人。在這個意義上，世博會並不那麼值得慶祝，反而值得引起充分的擔憂。對於土著人口來說，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依靠大平原上迅速衰減的畜群為生，他們的命運並沒有世博會上展現的那麼振奮人心，他們的未來也沒有那麼充滿希望。他們是一群生活在美利堅的有色土著人。但是在1876年的費城，他們卻不再是活生生的、正在呼吸的人，而變成了不會說話的模型。雖然在展會上，美國土著人被視作是靜止的動物填充玩具，但實際上他們卻是非常活躍的。在蒙大拿領域的小比格霍恩河邊，喬治·卡斯特（George Custer）上校敗在了蘇族首領「坐牛」和「瘋馬」的手下。在百年獨立慶典期間，戰敗的消息傳到了費城。
因此，在美國百年獨立的那一年，美國人不僅需要思考他們的國家已經走了多遠，還需要思考他們仍要繼續走多遠。對於這樣一個移民國家來說，所有這些問題——人民是誰、作為美國公民意味著什麼、美國人擁有怎樣的公民權——仍然是一個反覆存在的困境。美國建國之時的那些理念當然是具有包容性的，但事實上其包容性卻相當有限。
從19世紀的醫生和作家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將美國人描繪為「現代世界中的羅馬人——被同構的偉大人民」，到1908年伊斯雷爾·贊格威爾（Israel Zangwill）在著名的戲劇《熔爐》中提出的美國社會「熔爐」隱喻，多年以來，有很多名言表現了與克雷夫科爾所說的「美國人，這種新人」同樣的意思。[22]美國已經為實現這種理想提供了途徑，但卻缺乏足夠的動力。麥迪遜害怕這些法律變成一紙空文，但這種擔憂在美國歷史中的很多時候都變成了現實。《權利法案》並沒有能夠保護非裔美國人免受白人至上主義極端分子的侵襲，也沒能捍衛那些在二戰期間被投入拘禁營的日裔美國人的憲法權利。
可以說，在20世紀的反共恐慌中，以及在20世紀50年代眾議院組成的調查委員會，即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行為中，這種忽視基本原則的傾向達到了最惡毒的巔峰。從這個委員會的名稱中無疑可以看出一種恐懼，而這種恐懼實質上又導致了現代的政治迫害。不過，其實當這個新國家在思考美國的意義，以及作為美國人的意義時，這種恐懼就已經存在了。它在內戰之前和內戰期間一直存在，並在邊疆地區真正湧現出來。
出於管理土地的考慮，聯邦政府自1787年《西北法令》以來，明確了這些地區只是法律和實際意義上的過渡州，並將很快變成聯邦真正管轄下的州。出於管理人口的考慮，政策中也加入了一些過渡性元素，但這些元素被過多的成見和偏見所阻礙。一直以來，這些成見和偏見使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無法獲得國家歸屬感。隨著聯邦在1865年贏得內戰的勝利，同時也隨著第十三、十四修正案相繼通過，非裔美國人至少在法律層面上成為具有選舉資格的「美國人」。奴隸制被徹底廢除，但事實證明支撐奴隸制的種族意識卻變得更加富有韌性。在下一個世紀，種族區隔和種族差異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會成為國家發展的基石。而需要面對這一令人困擾的現實的絕不僅僅是非裔美國人。
註釋：
[1]Seward's 1858 address can be read in full at: https://www.nyhistory.com/central/conflict.htm (February 10, 2010)
[2]Morse and 1861 message both quoted in Jill Lepore, A is for American: Letters and Other Characters in the Newly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2) 10, 154.
[3]Abraham Lincoln, 「Message to Congress in Special Session, 」July 4, 1861, in Roy Basler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11 Vol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3) Vol. IV, 438.
[4]New York (Daily) Tribune, November 27, 1860.
[5]New Orleans Daily Picayune, June 29 and 26, 1861.
[6]William Howard Russell, My Diary North and South (Boston: T.O.H.P. Burnham, 1863) 467-468, 470.
[7]Joseph E. Johnston quoted in John G. Nicolay, The Outbreak of Rebellion (1881.Reprint.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95) 211.
[8]Samuel Fiske (14th Connecticut) and diarist from 9th Pennsylvania, both quoted in Stephen Sears, Landscape Turned Red: The Battle of Antietam (1983.Paperback Reprint.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85) 347.
[9]Seward's speech was delivered on March 11, 1850. It can be accessed at: https://www.senate.gov/artandhistory/history/common/generic/SpeechesSeward NewTerritories.htm (February 20, 2010).
[10]George Templeton Strong's diary entry March 11, 1861, in Allan Nevins and Milton Halsey Thomas (eds.), The Diary of George Templeton Strong, 4 Vol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2) III, 109.
[11]Howell Cobb to James A. Seddon, January 8, 1865, 「Georgia and the Confederac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 1 (October 1895): 97-102, 97-98.
[12]John Murray Forbes to Charles Sumner, December 27, 1862, in Sarah Forbes Hughes (ed.), Letters and Recollections of John Murray Forbes, 2 Vols.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899) I: 350-351
[13]Eva B. Jones to Mrs. Mary Jones, July 14, 1865, in Robert Manson Myers, The Children of Pride: a True Story of Georgia and the Civil War, Abridged Edi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554.
[14]Niles' Weekly Register, November 28, 1835.
[15]Nicholas Faith, The World the Railways Made (London: Pimlico, 1990) 67.
[16]Ralph Waldo Emerson, 「The Young American, 」1844, in Joel Porte (ed.), Essays and Lectures by Ralph Waldo Emerson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83) 211, 213-214.
[17]George Berkeley, 「Verses on the Prospect of Planting Arts and Learning in America, 」written in 1726, published 1752, in Rexmond C. Cochrane, 「Bishop Berkeley and the Progress of Arts and Learning: Notes on a Literary Convention, 」The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17:3 (May, 1954): 229-249, 230.
[18]Henry Benjamin Whipple,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Long Episcopate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2) 105.
[19]Whipple, Lights and Shadows, 124.
[20]Lincoln,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March 4, 1865, in Basler (ed.), Collected Works ofAbraham Lincoln, VIII, 333.
[21]Bayard Taylor, 「What is an American?」The Atlantic Monthly, Vol. 35, No.211(May 1875) pp. 561-567, quotations pp. 562, 565-566.
[22]Oliver Wendell Holmes, The Autocrat of the Breakfast-Table (1858):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