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大程度上來說，美洲的事業是全人類的事業。
托馬斯·潘恩《常識》，1776年
衝突是英國在美洲殖民進程的一個顯著特點，也正是衝突最終毀掉了英國的殖民計劃，建立起美國這個新國家。白人殖民者與阿爾貢金部落的公開交戰讓他們彰顯了自己有別於美洲土著的身份，並且明確界定了兩者之間的種族差異。在未來的日子裡，這種種族差異也會出現在白人社會和非洲群體之間。這和我們今天所說的種族歧視還不是同一個概念，但當時這種關於種族的觀點會逐漸凝結為一種固有的種族、民族特徵。在其形成過程中，戰爭正是一個主導因素。
戰爭讓英國殖民者更加確信自己本質上的「英國性」（Englishness）。在當時的環境下，這些殖民者陷入了身份危機，這不僅是因為與美洲印第安人的接觸，也源於他們對其他國家殖民美洲情況的瞭解。新法蘭西殖民地的法國人比英國人更有決心，一心想讓美洲土著信奉他們的宗教（天主教），拋棄原先的部落文化，融入法國的社會文化。但這樣做往往適得其反。當時的一位官員讓·博沙爾·德·尚皮尼（Jean Bochart de Champigny）指出：「在更多的情況下，法國人會變成野蠻人，而不是野蠻人變成法國人。」[1]不過在英國人看來，這種說法無關緊要，反正不久之後，他們既會和法國人、也會和土著人作戰。英國人通過暴力維護了自己作為生而自由的英國人的身份，捍衛了這種身份中蘊含的價值。最終，這種暴力又會迫使他們從自己原有的歐洲身份中脫離出來，形成一種新的身份。美國這個政治文化國家、單一民族獨立國家也許的確起源於「阿爾比恩的種子」（Albion's Seed），但這顆種子絕非新世界裡唯一的種子。當其他所有的種子都開始發芽，一種截然不同的植物就出現了。
到了17世紀晚期，英國在美洲的殖民範圍已經遠遠超出切薩皮克和馬薩諸塞灣地區，也擁有了更多的殖民形式：英王特許領主獨佔的殖民地、公司特許殖民地和皇家殖民地。其中，羅得島、新罕布什爾和康涅狄格都是清教徒移民社群。這些殖民地的創立者中，有一些是和馬薩諸塞灣的清教統治集團發生了衝突，另一些則是希望在這裡尋求更寬容的宗教自由和更好的經濟機遇。1635年，羅傑·威廉姆斯被逐出馬薩諸塞後建立了羅得島殖民地；隨後，塞勒姆的安妮·哈欽森被約翰·溫斯羅普解雇，也來到羅得島。不久，「唯信仰論危機」（Antinomian crisis）引發了更大的衝擊，哈欽斯的姐夫約翰·惠爾賴特（John Wheelwright）和他的跟隨者們也放棄了馬薩諸塞殖民地，去往從1623年起就已有部分英國人居住的新罕布什爾尋求宗教庇護。托馬斯·胡克教士（Thomas Hooker）和當時馬薩諸塞的領導人同樣意見不合，雖然沒有與他們公開敵對，但還是希望遠離他們的管轄，因而在1636年帶領跟隨者去了康涅狄格山谷。
鑒於這些新英格蘭殖民地在建立之初就處於互相敵對的狀態，幾乎沒有跡象表明它們會有團結協作的可能。不過，殖民擴張帶來的危險還是促使新世界裡的這些英國殖民地建立起一個相對短暫（僅持續到1684年）的新聯合體。在當時，英國清教徒異見者侵佔了越來越多土著部落的土地和歐洲鄰國（法國、荷蘭）的殖民地。出於自我防禦的目的，馬薩諸塞、普利茅斯、紐黑文和康涅狄格殖民地於1643年組成新英格蘭同盟（羅得島未受邀請）。這個同盟的主要功績——如果能稱之為功績的話——是在菲利普王戰爭中取得了勝利。然而，就在這些殖民地探討自我防禦問題的時候，遙遠的英格蘭正在燃起內戰的戰火。英國內戰期間，來到殖民地的英國移民也迅速減少。1660年，查爾斯二世復辟君主制，才開啟了殖民擴張的新紀元，也對殖民地事務有了更多的關注，而這在殖民地當然是不受歡迎的。
在此之前，英國並非只因忙於內戰才無暇顧及殖民地。對於殖民地的事務，英國向來甚少參與，不過是看到許多窮人都去了切薩皮克，棘手的清教徒都去了新英格蘭，而長舒一口氣。殖民地對當時的英國社會來說就是一個安全閥：英國社會那些不受歡迎的元素都可以安全地轉移到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例如在1666年，蘇格蘭愛丁堡的政府官員就曾在報告中滿意地指出，「乞丐、流浪漢和其他不宜留在這個王國的人」都被遷移去了弗吉尼亞，眼不見為淨[2]。就殖民地事務而言，英國的唯一關切是讓英國船隻成為殖民交易的主要受益者，但就連這一關切也是在英國遭到來自歐洲衝突的威脅之後才被明確地表達出來。1651年，英國頒布《航海法》（Navigation Act），但查理二世於1660年即位後隨即廢除這部法令，制訂了新的航海條例。短期來說，這對英格蘭（不是整個大不列顛，因為船隻和貨物只經過英格蘭和威爾士）的船隻和新英格蘭的造船貿易都有好處，因為「英格蘭」船隻中也包括了那些在殖民地建造的船隻。但從長期而言，英國想要控制上述這些殖民地，前景就沒有那麼樂觀了。
1660年以後，英國在初步嘗試實行貿易保護的同時，也迎來了一股殖民熱潮。大量新的英國殖民地在美洲出現，這些殖民地有時也為紀念其建立而被稱為復辟時期的殖民地（見表1）。這些殖民地最初都是英國國王特許給領主獨佔的殖民地。卡羅來納的所有者是一群貴族領主，包括沙夫茨伯裡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的爵位繼承人安東尼·阿什利·庫珀勳爵（Lord Anthony Ashley Cooper）、弗吉尼亞總督威廉·伯克利爵士和喬治·卡特裡特爵士（Sir George Carteret）。其中，伯克利爵士和卡特裡特爵士還被任命為新澤西殖民地的貴族領主。新澤西是從新約克（即紐約）分離出來的殖民地，而新約克殖民地，也就是後來的紐約州，前身又是荷蘭人建立的新尼德蘭殖民地。英國在1664年的英荷戰爭中奪得這片殖民地的控制權，同年，查理二世將其授予弟弟詹姆斯。或許是缺乏命名的靈感，又或許只是想讓自己的頭銜到處留名，時為約克公爵的詹姆斯將這片殖民地的主要城市新阿姆斯特丹改名為新約克市（即紐約市），1685年繼承王位後，又將紐約歸為皇家殖民地。此時，紐約的白人人口已經比1664年翻了一番，達到20000左右。
表1 最初的13個殖民地（按定居點建立時間排序）
和之前一樣，英國這次新殖民熱潮的動機仍然是追逐利潤、擴張勢力以及傳播新教。鑒於詹姆斯二世是天主教徒，傳播新教這個動機多少有些可疑，但對於當時的領主來說，英國王室的宗教立場並不重要。在伯克利這樣的人眼裡，卡羅來納殖民地和新澤西殖民地都不過是投資機遇而已，他們毫無在那裡定居的打算。因此，伯克利將自己持有的新澤西所有權份額都賣給了英國貴格會教徒。當時，這些貴格會教徒正開始在新澤西西部地區定居，而公理宗信徒和浸禮會基督信徒則移居到了東部地區。
新澤西和新英格蘭情況相仿，也不完全是一片和諧。例如1682年，威廉·佩恩（William Penn）帶領貴格會財團買下新澤西殖民地的東部土地時，就在當地以蘇格蘭人為主的居民中間引起了不安。新澤西為當時的這些貴格會教徒提供了一個類似於庇護所的所在。在當時所有的宗教團體裡，貴格會受到的迫害最為嚴重，這一點從1660年瑪麗·戴爾在馬薩諸塞被判處絞刑的事件中就可窺見一斑。正如貴格會《教友》期刊上早期的一篇文章所說，「遭到極為嚴重的誤解和歪曲」是貴格會教徒難逃的宿命，他們被指控為詭辯家、自然神論者、浪蕩子和偏執狂，「被迫對每一條教義和教規作出辯護」[3]。因此，佩恩一直在為自己的「神聖實驗」（Holy Experiment）尋找一個更安全的地點。在1681年，他終於找到了這樣一個地方：那一年，查理二世賜給他一片土地。他給這片土地取名賓夕法尼亞（Pennsylvania），意為「佩恩的天堂」（Penn's paradise，圖12）。第二年，佩恩抵達屬於自己的這片天堂，親自監督殖民地的建造。在這裡，將會建起賓夕法尼亞最重要的一座城市菲拉德爾菲亞（現名費城），希臘語裡「兄弟之愛」的意思。隨後，佩恩又從瑞士人手中買下特拉華河畔的一個殖民地，那裡在1703年成為獨立的特拉華殖民地。賓夕法尼亞很快就吸引了大量的英國貴格會移民。1680年，英國約有10000名貴格會教徒因異教信仰被抓進監獄，其中很多都遭處死。因此，數千名貴格會教徒來到了美洲，而吸引他們的正是佩恩在1701年《特權憲章》（Charter of Privileges）中明確做出的保證：
居住在本地區的所有人都無須宣稱或認可萬能的上帝是這個世界的造物者和統治者。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歧視一個人的宗教信仰或儀式，或以此為由侵犯其人身、財產安全；不應強迫任何人違背自己的意願去敬拜、保持某種宗教信仰或是做出任何其他違心之舉。[4]
賓夕法尼亞殖民地是英國在17世紀建立的最後一個殖民地。下一個殖民地，即佐治亞殖民地要到幾十年後的1732年才得以建立，並且這個殖民地已不再是為宗教異端者提供的庇護所，而是為英國債主建造的避難所了。當時，英國殖民地的範圍已經從法國的加拿大殖民地沿東海岸一路向南，延伸至西班牙的佛羅里達殖民地。這些殖民地的政府組織形式大同小異，大多受一名由英國王室或領主任命的總督管轄，立法機構則分為總督任命的議會（上議院）和選舉形成的議會（下議院）。只有羅得島和康涅狄格是例外：這兩個殖民地由立法機構選舉總督。事實上，儘管這些殖民地在經濟、文化、宗教和社會等方面的追求極為相似，並且也形成了新英格蘭同盟，但除了與大不列顛的共同聯繫之外，並沒有什麼能讓這些殖民地團結起來，只有一個例外：印刷文化。
圖12 威廉·佩恩《賓夕法尼亞政府框架》（倫敦，1682年）。
印刷文化可能是民族主義在現代世界的支柱。但僅僅通過日益詳盡的地圖、針對潛在移民的宣傳材料、約翰·史密斯等冒險家寫的新世界遊記或是西奧多·德·布裡繪製的插圖，並不能讓美洲殖民地的輪廓逐漸清晰起來。要探尋美國早期身份認同的靈魂，一條很重要的線索就藏在殖民地那些相當乏味的官文裡，例如佩恩所寫的《政府框架》（Frame of Government）。這是一片充斥著大量政府官文的土地，對於定居於此的人們來說，就連那些契約和憲章中用小號字印刷的部分、那些法律生活的細枝末節也相當重要。
清教徒尤其熱衷於利用表意明晰的憲章來獲得控制權。清教徒「大遷移」（Great Migration）的資助者是持有皇家特許狀的馬薩諸塞灣股份公司。與倫敦公司不同的是，馬薩諸塞灣公司的皇家憲章就掌握在清教徒移民自己手裡：通過1629年的《劍橋協定》，他們從公司那些沒有移民打算的人手中買斷全部產權，從而取得了對殖民地政府的控制權，並且將殖民地交由約翰·溫斯羅普管理。1639年，在康涅狄格，托馬斯·胡克制定了一部《康涅狄格基本法》來管理殖民地，這也是美國最早的一部成文憲法。同年，新罕布什爾也制定了《艾克塞特公約》（Exeter Compact，效仿《「五月花號」公約》）來管理殖民地。
在南部的卡羅來納殖民地，貴族領主安東尼·阿什利·庫珀爵士在哲學家約翰·洛克的幫助下制定了《卡羅來納基本法》，以確保卡羅來納世襲貴族的統治。雖然這部基本法很快就被殖民地專有的「標準」治理模式（總督、地方參事會和議會）取代，但它還是彰顯了政府、社會結構、種族關係、宗教自由和政治參與這些議題在殖民計劃中的重要性。殖民地的經歷讓這些英國殖民者遠離了傳統的英國治理模式：大憲章、地方法和普通法，以及法庭。事實上，鑒於殖民時期的契約和協議一直都處於不斷的改寫和修訂中，美國最終發展形成一部核心的成文憲法也就不足為奇。
當然，在18世紀初，還沒有人會預料到英國這些殖民地最終會形成統一，更不會預料到會有一份單獨的憲法文件來管理這些殖民地。不過，殖民地政府內部的緊張局面，加上殖民地本身的人口增長和土地增長，雖然當時幾乎沒能增強各殖民地之間的關係，卻已開始削弱它們與大不列顛之間的紐帶。菲利普王戰爭結束後沒過幾年，部分是由於這次戰爭，殖民者和「祖國」之間的衝突就已經初露端倪：英國王室對新英格蘭發回的報告感到不安，力圖對殖民地實行更嚴苛的控制。英國在1651年、1673年接連頒布《航海條例》和《種植園稅法》（Plantation Duties Act），開始嘗試不斷加強控制殖民貿易。1675年，英國又設立了一個樞密院委員會——「貿易與種植園議事會」來掌控殖民事務。1684年，由於馬薩諸塞無視貿易限制，英國廢除《馬薩諸塞憲章》以示懲罰。緊接著，詹姆斯二世（James II）於1686年建立「新英格蘭自治領」（圖13），包括康涅狄格、新罕布什爾、普利茅斯、羅得島、馬薩諸塞、新澤西和紐約殖民地，統一由紐約前總督埃德蒙·安德羅斯（Edmund Andros）管轄。設立自治領一方面是為了確保這些殖民地遵守《航海條例》，另一方面也是出於加強防禦的考慮。但詹姆斯對於殖民地的治理沒能持續多久，1688年的光榮革命就推翻了他的統治。1689年，威廉三世（William III）和瑪麗（Mary）登上了王位。
新英格蘭自治領的公章上印著一句箴言，意為「唯有在賢君治下，方有最高尚之自由」。然而，殖民地正在迅速形成自己的自由觀，這種自由觀與君主政體的分歧日益擴大，與自治領公章上那幅表現英國人和土著人共同臣服於君主統治的圖案中傳達的理念更是極為不符。不過，需要重點指出的是，我們不應過分誇大當時這種自由觀的分歧，更不應將這種在共和時代到來之前形成的自由觀歸為一種共和思想。英國王室在17世紀末實施的一些政策雖然引起了殖民地的敵意，但在18世紀，這些敵意並沒有立即轉變為意識形態上對王室的全盤對抗。不僅如此，英國議會在1689年頒布的《權利法案》中主張生而自由的英國人享有「自古以來的」權利時，其呼聲不僅在光榮革命時期響徹英國，也在遙遠的美洲引起共鳴。當威廉勝利的消息傳到殖民地，民眾就起義廢黜了馬薩諸塞殖民地的埃德蒙·安德羅斯（同時也是自治領總督）政府、紐約殖民地的弗朗西斯·尼克爾森政府（Francis Nicholson）和馬裡蘭殖民地的威廉·約瑟夫政府（William Joseph），這些起義都與英國本土發生的事件密切相關。不過在馬薩諸塞和紐約殖民地，反對舊政權的人並沒有果斷行動，而是等到他們相當確定威廉和瑪麗的新政權得到確立之後，才開始行動。
圖13 新英格蘭自治領（1686—1689年）印章。出自威廉·卡倫·布賴恩特和悉尼·霍華德·蓋伊《美國通史》第三卷（1879年）第9頁。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和美國外交中心友情提供，詳情訪問https://diplomacy.state.gov/exhibitions/100935.htm。
簡單說來，殖民地複製了英國本土的權力交替。和英國一樣，殖民地的權力交替同樣體現了殖民地內部的社會分歧和政治分裂，而殖民地的新政權也同樣只是沿襲了舊政權的統治方式。殖民地的人民對自治領的反對、對那些充當英國王室喉舌的殖民精英的反抗，未必就早早預示了他們反對帝國主義的立場，但也不能因此就認為這對未來美國的發展毫無影響。對美洲而言，威廉推翻詹姆斯的統治，不僅意味著馬薩諸塞、馬裡蘭和紐約的天主教徒被逐出權力舞台，還有著更為長遠的影響。光榮革命終結了天主教在英國復甦的希望，也給未來的美國留下一種反天主教的傳統：直到近300年後，美國才會迎來第一位信奉天主教的總統（即1960年上任的約翰·肯尼迪）。殖民時期雖然確立了白人新教徒的支配地位，但它同時又是英國君主政治更替的產物。
新英格蘭自治領之前曾試圖限制、甚至剝奪殖民地議會的權利。在威廉和瑪麗統治時期，這些權利得到了部分恢復，但程度有限。1691年，馬薩諸塞和馬裡蘭相繼成為皇家殖民地，由英國王室指派總督。同時，在馬薩諸塞，特權不再由教會成員專享，而是根據財產所有權決定所屬。以商人和地主為主的新社會精英階層取代了「聖徒」統治者，開啟了新的政治趨勢。18世紀早期，大多數英王特許領主獨佔的殖民地和公司特許殖民地都轉為了皇家殖民地，只有五個殖民地例外：賓夕法尼亞、馬裡蘭、特拉華、羅得島和康涅狄格。即便如此，這五個殖民地也不能完全避開王室的干預。在重商主義心態的驅使下，英國王室眼中的殖民地和弗吉尼亞公司最開始預想的切薩皮克一樣，是一個財富之源，有著豐富的原材料，不僅為殖民地，也為英國本土創造了就業機會。此時，距詹姆斯敦最初的艱難建立已經過去了一個世紀，英國對殖民地的發展感到滿意，因而也越發熱衷於保護自己的投資。
《航海條例》頒布以來，對於殖民地產品的監管力度一直不夠。於是在1696年，英國貿易委員會成立，旨在加強對殖民地產品的管制。到了18世紀中期，英屬北美洲出產的幾乎所有原材料都被劃入貿易委員會的管理範圍。這對美洲殖民地而言未必是件壞事，反倒能夠確保他們在英國市場中佔據一席之地。例如，到1720年，美洲有超過一半的煙草都出口銷往蘇格蘭的格拉斯哥。貿易委員會的成立也讓美洲得以與其他英屬殖民地，尤其是西印度群島的殖民地進行貿易往來，並且參與到歐洲、加勒比海與西非地區之間物品和奴隸的三角貿易之中，美洲殖民地因此打開了新的市場，獲利頗豐。對美洲來說，新英格蘭代替了歐洲在三角貿易中的位置，將朗姆酒從波士頓和紐波特運到幾內亞，隨後將奴隸從非洲運往西印度群島，最後又帶著朗姆酒所需的原料（糖蜜和食用糖）回到美洲，這種罪惡的航行週而復始，不斷循環，是最大的利潤來源。簡言之，英屬北美殖民地不是在孤立隔絕中發展的，這些殖民社群形成發展的原因十分複雜，英國本土的宗教和王室衝突也許的確對此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也只是眾多影響因素中的一種。
1700年以後，來到美洲的英國移民逐漸減少，歐洲其他國家的移民開始增多。與此同時，非洲人口輸入持續增加，殖民地，尤其是南部地區以種族來界定奴役身份的特點也越發明顯。一方面，這使得殖民地朝向一個有著種族分歧的社會發展；另一方面，非洲人口的增長又為這個社會的經濟、文化發展提供了基礎。17世紀晚期到18世紀早期，殖民地經濟、社會、宗教和政治生活都開始圍繞著這兩個看起來明顯矛盾的概念發展：自由和奴役。當然，這兩個概念其實毫不矛盾，要完全理解其中一個概念，就必須理解另外一個概念。對於美洲來說，想要取得自由，便要施行奴役，反之亦然。
那麼，何謂美國人呢？
1782年，即《巴黎條約》正式承認美利堅合眾國的前一年，法國移民約翰·埃克托爾·聖約翰·德·克雷弗克（emigre John Hector St.John de Crevecoeur）在倫敦出版了一本文集，名為《一個美國農人的信札》（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在書中，克雷弗克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問題：「那麼，何謂美國人，這個新人種呢？」他在答案中描述的美國公眾形象要比他自己初到美洲時所見的更積極正面。他認為，美國人是歐洲人，但又與歐洲人不同。「他是一個美國人，」克雷弗克指出，「他把所有古老的偏見和禮節都拋在身後，擁抱新的生活模式，遵從新的政府管理，獲得新的社會地位，形成新的見解和習慣。」美國人被視為各民族的混合體，一種「你在其他任何國家都找不到的不同血統的奇妙混合」。克雷弗克自豪地說，他「可以向你指出一個人，他的祖父是英國人，妻子是荷蘭人，兒子娶了一個法國女人，而他們現在的四個兒子娶了四個不同民族的妻子」。美國是這樣一個地方：
來自世界各國的人融合成為一個新的種族，他們付出的勞動以及他們的後代終有一天會給世界帶來巨大的改變。美國人是來自西方的朝聖者，他們充滿活力、孜孜不倦，將很早之前始於東方的藝術和科學帶到這裡……美國人是一個新人種，他遵循新的原則行動，為此他必須吸納新的思想，形成新的觀點。歷經了被迫失業、卑屈依賴、貧窮困苦與無用的勞動之後，他開始辛勤從事性質完全不同的工作，並因此得到了充足的物質報酬。這就是美國人。[5]
考慮到美洲直到1700年以後才真正迎來非英國移民的高潮，如果克雷弗克所言非虛，那麼我們可以推斷，僅僅用了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可能最多四個世代，或者只是普通人一輩子的時間，英屬北美這些不穩定的殖民地就不僅融合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還為這個新國家裡的白人贏得了一個近似於神話的身份：肩負著實現人類命運的使命的「來自西方的朝聖者」。問題在於，這是如何成為可能的？又或者，問題更應該是：這可能嗎？
如今，回顧歷史，我們知道美國革命（又稱獨立戰爭）讓英屬北美殖民地在1783年完全脫離了「祖國」。但在18世紀早期，殖民者無從預知這一切，他們沒有準備在1776年宣告獨立，也沒有準備獨立打響一場戰爭。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卻又正在為這一切做著準備，因為美洲殖民生活有兩個主要特徵：改變和戰爭。
殖民地可以說是轉型期的社會，並且處在持續不斷的轉型中。造成這種不穩定的一部分原因是新移民的不斷湧入。與後來克雷弗克熱衷於描述的歐洲各國文化交流情況不同，在這個時期，即使是處於前沿地帶的白人社會裡也沒有多少文化融合的機會。從1700年到1776年殖民地發表《獨立宣言》的幾十年間，超過50萬移民湧入了殖民地。這些移民中包括約10萬契約傭工、約5萬遭到驅逐的罪犯、約20萬來自歐洲國家的移民以及約28萬非洲移民。罪犯大多來自英格蘭和威爾士（約35000千人），也有一部分來自愛爾蘭（約17000人）和蘇格蘭（約2000人）。歐洲移民來自不同的國家：德國（約85000人）、蘇格蘭（約35000人）和愛爾蘭（約108000人）。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沒有能夠輕易地融合在一起。殖民地的人口當然是多元化的，但構成這種多樣性的不同群體卻傾向於和各自在宗教、文化上的同類聚居，鮮少與其他群體通婚。以奴隸身份來到美洲的非洲移民則沒有歐洲移民群體中的這種身份差異，其人口也超過其他所有的移民群體。這樣巨大的非洲移民人口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英國皇家非洲公司對非洲黑奴貿易的壟斷在1697年被打破，奴隸進口活動迅速增長，使得殖民地的黑人人口從1700年的2萬飆升至1763年的35萬。這個時期，到達英屬殖民地的所有移民裡，超過半數的人要麼是罪犯，要麼是奴隸，並且都是被迫移民。
這些移民來到的是一個頻頻被衝突撕裂的世界：歐洲的戰火衝破邊界，蔓延到了美洲的土地上。1689—1763年，美洲殖民地參與了英法兩國之間的至少四場戰爭：奧格斯堡同盟戰爭（1689—1697年，又被殖民者稱為威廉王之戰）、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安妮女王之戰，1702—1713年）、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喬治國王之戰，1744—1748年）以及在殖民者看來最具決定意義的七年戰爭（法國—印第安人戰爭，1756—1763年）。七年戰爭以1763年《巴黎條約》的簽署宣告結束，解除了法國對於英國殖民美洲構成的威脅。從殖民地與英國對這些戰爭不一樣的命名體系裡可以看出，這些衝突在他們看來造成了侵擾和破壞——英屬北美殖民地的發展正是面臨著這些持續不斷的衝突，而這不管是對於社會的穩定還是帝國的安定都毫無益處。
然而，不穩定和不確定是殖民進程的固有特點。絕大多數的移民都不是英國統治精英，而這些移民自願或被迫來到殖民地時，無論性別、無論膚色，都進入了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17世紀末，英國史上的第一位女劇作家阿芙拉·貝恩（Aphra Behn）敏銳地觀察到一些移民對這個新世界的反應。在演繹弗吉尼亞殖民地培根起義的劇作中，她筆下的一個角色宣稱這個國家「只不過想讓出身高貴的種族遍佈全國，將這裡變成世上最好的殖民地」，但事實上，「統治這個國家的卻是地方議會，其中一些議會成員可能還是遭到放逐的罪犯，這些人獲得大量資產後就搖身一變成了所謂的閣下，躋身所有權位」[6]。殖民早期這種後來被稱為「小木屋神話」或「美國夢」的現象，在貝恩看來，帶來的是不安而不是熱情，彰顯的是機會主義而不是樂觀主義。事實上，18世紀初的殖民地極度缺乏樂觀主義。不過，這些殖民地就要迎來一個非凡的發展和增長期，而這將永遠地改變它們的世界和未來。
1700年的美洲殖民地正處在步入現代時期的轉折點上，其中既包含了與現代世界完全一致的元素，又保留著屬於前現代的觀念。而這些前現代觀念裡最明顯、最極端的例子可能就是1692年的塞勒姆女巫審判案（the Salem witchcraft trials）。這一事件也許可以被視為17世紀末的殖民者對於現代壓力、對於馬薩諸塞動盪環境的一種前現代的回應。在塞勒姆村，人們的生活由極端的加爾文主義教會的戒律所統治，而當時的英國統治者是堅信「君權神授」的天主教君主詹姆斯二世。天主教君主的統治讓塞勒姆的村民倍感壓力，但他畢竟也只是凡人，對於當時的塞勒姆民眾而言，他們面臨的威脅來源於一種截然不同的黑暗勢力——撒旦。雖然在他們眼中，天主教君主和撒旦並無二致，但在1692年時，撒旦的黑暗勢力是如此真實，已經完全超過了詹姆斯二世。
在當時的英國本土和殖民地，巫術信仰和魔法信仰其實相當普遍，早在1692年塞勒姆巫術恐慌爆發的前幾年，就已經初露端倪。古迪·格洛弗（Goody Glover）是第一個遭到控告的女巫，於1688年被絞死。清教徒牧師戈登·馬瑟（Cotton Mather）在《與巫術和著魔有關的難忘天意》（Memorable Providences, Relating to Witchcrafts and Possessions）中記述了這起事件，從中可以瞭解到，當時的社會僅憑一個情緒激動的13歲小女孩提供的爭吵證據，就可以處死一個清白的女人。面對外部的威脅，這個社會的應對方式就是將槍口對向自己內部。「去告訴人類，」馬瑟在小冊子裡力勸道，「這裡有魔鬼和女巫。」新英格蘭「已經有了他們存在和行動的實例。異教力量不僅在印第安人的棚屋裡，以熊、蛇和火之形狀出現，也出現在基督教徒的屋中，在那裡上帝一直受到人們的崇拜，如今卻受到惡魔的侵擾」。塞勒姆當然藏匿了惡魔，但這些惡魔更多是來自人間，而非來自天上。
1691年，只會在小孩噩夢裡出現的情景成為可怕的現實：人們認為巫術是導致他們疾病發作的原因，一個名叫蒂圖巴的黑人奴隸和幾個白人女性因此遭到控告。到了第二年，整個事態已經發展得不可收拾：鄰居之間互相攻擊，有些明顯是在清算宿怨舊賬。到後來，馬薩諸塞總督不得不插手干預，解散了塞勒姆法院，而那時已有上百人受到審判，其中有14名女性和5名男性被定罪為使用巫術，遭到處死。戈登·馬瑟的父親英克裡斯·馬瑟（Increase Mather）也是一位清教牧師，他目睹了這場集體的歇斯底里而感慨萬分，在《有關邪靈的良知》（Cases of Conscience Concerning Evil Spirits，1693年）中，他譴責了女巫審判時所用的「幽靈證據」說。約翰·黑爾（John Hale）在《巫術性質淺探》（A Modest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Witchcraft，1702年）中也重申了馬瑟的觀點（圖14）。黑爾是馬薩諸塞殖民地貝弗利的一位牧師，他一直在積極起訴女巫，直到自己的妻子薩拉也遭到控告才收手。實際上，到1700年時，大多數新英格蘭人也都停止了對女巫的控訴。
這些對塞勒姆女巫審判案的反對之聲證實了——如果需要證實的話——人們對精英教會權威的反對。1699年建於波士頓的布拉特爾街教堂正表達了這種聲音：這座教堂帶頭摒棄了只有上帝的選民才可以加入教會的觀點。到18世紀中期，在「大覺醒」（the Great Awakening）的背景下，一場聲勢浩大的宗教復興運動在新澤西和紐約北部興起，並且在18世紀20年代到60年代之間在整個殖民地蔓延開來。一些激進的神職人員甚至連宿命論都予以摒棄，轉而開始布道靈魂救贖論。
圖14 約翰·黑爾《巫術性質淺談》（波士頓：格林＆艾倫，1702年）。
改變無疑即將發生，這種改變與英國的殖民願景密切相關，卻又與其背道而馳。英國對美洲殖民地的態度受到重商主義心態的驅使，它關心的不只是殖民地的貨物和貿易機會，還有英國自己本土的人口。1700年後，英國雖然沒有公開阻止（嫻熟工匠之外的）本土人口移民美洲，但也不再積極鼓勵移民。尤其是在1718年頒布《輸送法案》之後，除去將重罪犯人遣送到美洲，就不再鼓勵移民了。
從殖民時代的早期開始，許諾更大程度的自由一直是吸引移民自願前往新世界的動力，這種自由可以是宗教自由，可以是社會自由，也可以是純粹的經濟自由。尤其是對於女性而言，在移民最開始的幾年裡，她們有時似乎的確可能過上不那麼受男權統治限制的生活。當然，這種可能性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實現，取決於不同的殖民地、不同的環境以及不同的女性自身。切薩皮克殖民地最初的女性資源短缺讓那些來到殖民地的女性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權力，而當地較短的平均壽命既損害也增強了女性的權力。一方面，喪偶的女性也許獲得了經濟自由，但另一方面，女性無法長期獨立生存下去的風險也隨之而來。在新英格蘭，健康良好的自然環境也帶來了額外的負擔：家庭規模的增長。這當然是件好事，但也把女性限制在了家庭生活之中，只有極少數的女性能幸運地擁有廚房和育兒室之外的生活。
獨立革命前的幾十年裡，隨著經濟、地理和人口的進一步增長，殖民時代早期短暫出現過的女性獨立的機會已經毫無影蹤。到18世紀，90%的美洲殖民者依靠土地獲取生活資源，大多數女性的生活都圍著家庭、農場和農田轉。從當時的日記裡至少能夠瞥見一些受過教育的人的生活。來自長島的瑪麗·庫珀（Mary Cooper）在日記中詳盡描述了自己充滿繁重苦差的生活和持續不斷的辛勞。1768年的聖誕前夜，她「累得要命」，「烘乾、熨燙衣服，直到天將拂曉」。第二年的5月13日，她在日記中寫道，「太多辛苦的工作」讓她覺得「骯髒而悲痛」。兩個月後（7月13日），她反思自己的生活，寫道，「自從我離開父母來到這裡，已經過去了40年，在這裡我看到的只有苦工、憂愁和各種各樣的磨難」。「我覺得，」她總結道，「來到這裡，我離夢想中的天堂的確更近了，但除此之外，我各方面的狀態都比40年前糟糕了不只40倍。」
瑪麗的苦惱並不僅僅來自熨不完的衣服，從她八月份的日記裡還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線索。「我的心裡燃燒著怒火和不滿，」她吐露道，「缺少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還要一直害怕那些緊追不捨的債主。」和其他的許多人一樣，除了貧窮，她還要面對疾病的恐懼。在當時，天花是切實存在的危險。雖然早在1721年波士頓爆發天花疫情時，戈登·馬瑟就曾積極探索過抵禦天花病毒的接種疫苗，但在50年後的長島，接種疫苗仍然沒有得到普及。1771年初的日記中，瑪麗·庫珀欣慰地記下女兒痊癒的情況，但也承認自己「曾經非常害怕天花」[7]。
疾病、債務和苦不堪言的體力勞動正是18世紀許多美洲白人殖民者的命運。新世界的財富從來都不是均勻劃分的，隨著殖民地的人口繼續增長，擴張到內陸地區並且在東部沿海建立起城市中心區，生活上的不平等也愈加明顯。這些不平等有性別上的、有種族上的，也有經濟上的，很多情況下都是兩種以上的不平等交織在一起。對女性而言，她們雖然生活在距歐洲四千八百多公里之遙的土地上，生活在新英格蘭殖民地這種女性人數超過男性人數的地方，卻仍然沒有得到什麼機會。儘管這裡的男性都在為權力的界限展開激辯，質疑神職人員、議會成員和當權領主的傳統的權利表達，這仍然不是一個平等主義的世界。18世紀早期的美洲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迎來了挑戰與改變，但在許多宗教、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轉型之中，仍舊有些東西一成不變。男性殖民者也許的確是朝著「美國人，這個新人種」發展，但克雷弗克給美國人歸納的「新原則」裡還沒有包含性別平等。新女性仍然需要等待，在有些州里更是需要等上很久。
當然，一概而論並不公平，畢竟1700年的美洲在地區、社會和文化上的差異都相當大。英屬北美殖民地位於法國和西班牙這兩個歐洲強國的殖民地之間，在貿易上也夾在這兩個與之都有過節的歐洲帝國之間，而其所處的美洲地區仍然是部分美洲土著部落的家園。1700—1770年間，這些殖民地的人口從265000增長到230多萬。但事實上，美洲的總人口從1600年起就在遞減，這是由於白人人口增長的同時，土著人口在不斷減少，雖然兩者之間並不總是具有因果關係。儘管具體估算數目不一，但一般認為1600年新英格蘭的土著人口到1700年只剩下5%。這5%的新英格蘭土著人口其實和美洲內陸的其他土著部落一樣，並不願意看到這些改變，但他們只能被迫適應這種改變。
許多美洲土著部落被趕到內陸地區後，不僅需要和白人移民競爭，還不得不與其他的土著部落搶奪土地和資源。因此很多土著部落，尤其是南部地區的部落都在18世紀銷聲匿跡了，它們要麼融入了其他部落，要麼因疾病而全部喪生。當時的觀察家、貴格會教徒加布裡埃爾·托馬斯（Gabriel Thomas）在書中描寫了賓夕法尼亞和新澤西殖民地的發展史及其對特拉華人（又稱倫尼萊納佩人，即本地人）的影響。他寫道：「印第安人稱，每有一個基督徒到來，就要有兩個特拉華人死去。」契約傭工威廉·莫拉利在1729年來到美洲時曾將這個時期的賓夕法尼亞描述為「世界上最好的窮人國家」。[8]不過，一些人眼裡的機會對於另外一些人來說卻代價高昂。對於許多的白人移民，包括莫拉利在內，根本就沒有「世界上最好的窮人國家」這麼一回事，費城的街道也沒有像想像中的城市烏托邦那樣遍地黃金。而倫尼萊納佩人的情況則更為糟糕。對於土著部落而言，改變從來都不是向好的方向發展。
在諸多改變之外，有一點從未改變，那就是衝突，而這對於新英格蘭的影響尤其明顯。18世紀初，新英格蘭殖民地土著部落和英國殖民者之間的衝突遠比幾十年前的菲利普王之戰時期複雜。菲利普王之戰雖然讓雙方都變得小心謹慎，但1676年後仍然時有暴力事件爆發，繼續破壞著雙方的關係。而1702年英法之間爆發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安妮女王之戰）更是讓這種緊張局勢升級。從「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這個名字中即可看出，英國面臨的敵人不只是法國。在開戰的前幾年裡，西班牙軍隊也對英國殖民地，主要是南卡羅來納地區發動了襲擊，英國軍隊則予以回擊，對佛羅里達的西班牙教會發起攻擊。
那一年，新英格蘭北部地區的殖民者日益遭到與法國交好的阿布納基人的突襲，而緬因、新罕布什爾和馬薩諸塞這些相對隔絕的殖民地尤其易遭襲擊，其中又以馬薩諸塞的迪爾菲爾德鎮最易受到影響。迪爾菲爾德鎮在遭受一些小規模襲擊之後，又於1704年遭到法國人和阿布納基人聯合發動的大規模突襲，造成超過一半的居民死亡，約百人被俘。其實在這次大規模突襲之前，新英格蘭的一些領導人就已經在提倡對阿布納基人採取極端報復措施，波士頓牧師所羅門·斯托達德（Solomon Stoddard）就是其中的一員。他向馬薩諸塞總督約瑟夫·達德利（Joseph Dudley）提出忠告，認為迪爾菲爾德的居民已經因為那些襲擊而變得「非常沮喪」。對此，他的建議是採取主動進攻。如果「訓練狗去像獵殺狗熊一樣獵殺印第安人」，他提議道，「我們很快就能看到這樣做的好處。」「那些不太害怕我們的印第安人，」他指出，「將會極度害怕這些狗。」斯托達德提醒達德利說，這種方法在弗吉尼亞很有效果，並且認為應該把阿布納基人「當成小偷和殺人犯一樣對待」，因為這些人「不宣戰就開始採取敵對行動」。他斷言這些人就像狼一樣，應該「以對待狼的方式對待他們」。[9]
斯托達德的建議裡當然充斥著白人種族主義者的心態——例如他絲毫沒有提及法國人的威脅——但他的憂慮並不是源於優越感，而是來自於恐懼。像斯托達德這樣夾在兩個敵對歐洲世界之間的殖民者自然開始憎惡這些外國的衝突，這些戰爭本不該屬於他們的世界，卻給他們的世界帶來了威脅。這種恐懼既是生理上的，也是文化上的：一方面是對失去生命的恐懼，另一方面則是對失去平靜生活的恐懼。迪爾菲爾德「大屠殺」發生後，許多被俘的殖民者雖然被迫去了新法蘭西（魁北克），最終還是設法回到了馬薩諸塞。但也有人沒回來，其中就包括迪爾菲爾德的牧師約翰·威廉斯的女兒尤妮斯·威廉斯（Eunice Williams）。尤妮斯沒有回馬薩諸塞，而是選擇嫁入莫霍克（易洛魁人）部落，成了一名羅馬天主教教徒，這讓約翰感到非常沮喪。尤妮斯從未與自己的白人家庭完全斷絕聯繫，但在她的家人眼裡，從她1704年被俘之時起，他們就已經在文化上、社會上和精神上永遠失去了她。
尤妮斯的父親在《被救贖的俘虜回到錫安山》（The Redeemed Captive Returning to Zion，1707年）一書中將女兒的離開解讀為兩種威脅：天主教對自己宗教信仰的威脅、部落文化對英國生活方式的威脅。不過他女兒並不這麼想，在尤妮斯本人看來，儘管在某些情況下她可能不會選擇來美洲，但美洲殖民地的確是一片機遇之地。她成功獲得了克雷弗克後來所說的獨特的美國人身份，拋下「古老的成見和習慣」，接受新的習俗，完全地接納了文化交流帶來的「新生活模式」。然而，對她的家人和大多數白人移民來說，他們不期望也不歡迎這樣的機會。
尤妮斯的兄長斯蒂芬在日記中詳細地記述了關於尤妮斯的所有消息，以及他們試圖救贖尤妮斯的行動。很明顯，在尤妮斯的家人看來，相比尤妮斯在莫霍克部落裡建立家庭、開始新生活來說，她被迫叛教並且拋棄新教的行為更讓他們憂慮。莫霍克人的主要問題不在於他們的種族，而在於他們的耶穌會宗教信仰。尤妮斯最後一次回到新英格蘭是在1761年，她的一些子孫後代在1837年也曾回到新英格蘭給自己的白人祖先掃墓。那時，美國已經成為獨立的國家，和當時仍屬英國控制的加拿大之間的邊界遭到封閉，只有法律上既不屬英國也不屬美國的當地土著人可以穿越邊界，而美國白人早已決定了他們站在哪一邊。和克雷弗克指出的正相反，新世界裡不會輕易發生種族、文化和信仰的融合，正如記載中尤妮斯在1713年被勸返新世界時所說的，這「不可能」[10]。
分離的時候到來了
正如尤妮斯·威廉斯和她的大家庭一樣，在18世紀的美洲，當地土著和英國殖民者過著互不干涉的生活，二者並行發展卻鮮有接觸。而英國殖民地不管是人口的增長還是地理範圍的擴張都相當迅速（地圖2）。到18世紀中期，英國殖民地日益增長的人口向各處擴散，已遠遠超出原來的殖民地邊界。到美國獨立戰爭之前，英屬北美殖民地的地理範圍已經是原來的兩倍多，從約58萬平方公里擴展到約133萬平方公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安妮女王之戰的結束。就在尤妮斯永遠拋棄自己英國人身份的同一年，《烏德勒支條約》（the Treaty of Utrecht）的簽署也終結了讓她背井離鄉的那場戰爭。這場戰爭也使英國人獲得之前掌握在法國人手中的土地，得到一個將英國殖民地向內陸推進的機會：可將殖民範圍從東部沿海地區沿海岸線向北推至新罕布什爾和緬因，向內陸推至哈得孫河谷，向南推至（弗吉尼亞的）藍嶺山脈和阿巴拉契亞山脈之間的山谷以及皮德蒙特地區。
這些殖民地之間幾乎沒有共同之處。總的來說，在人口和文化上，新英格蘭要比許多其他的殖民地，尤其是賓夕法尼亞和紐約更具有同質性。費城是貴格會定居點，這裡無需服軍役、徵稅少、相對安定，對移民頗具吸引力。因此，在1720—1740年間，有大批移民湧入賓夕法尼亞，這些移民來自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身份。而南部地區的切薩皮克、卡羅來納和佐治亞則迎來了奴隸人口的大幅增長，同時也吸納了更多的英國人、蘇格蘭人、（來自阿爾斯特的）蘇格蘭—愛爾蘭人和愛爾蘭人。當然，這些人當中也有許多定居在了迅速發展的海港城市波士頓、紐約、紐波特和費城，這些地區同時也吸引了數量眾多的德國移民。波士頓、紐約、紐波特和費城都是英屬北美殖民地的主要中心城市（共有五個）。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一時期，這些中心城市就都已經集中在北部地區。當時，南部地區只有南卡羅來納的查爾斯頓擁有可以與這些北方城市媲美的發展規模。僅僅從百分比看，這些海港城市比殖民地的整體人口增速要慢。1720年這些地區的人口占總人口的約7%，到1770年時僅佔3.5%左右。儘管如此，這些處在殖民地與歐洲世界之間的城市將會對美洲殖民地擺脫大不列顛的統治產生巨大影響。比起農村地區，港口城市的人口更多元化，如果要為這形形色色的人群找到一項共同的事業，最好就是在他們所處的千變萬化的環境中尋找——正是這樣的環境催生了革命。
地圖2 殖民地地圖
由於當時的革命元素散佈在殖民地各處，歷史學家從19世紀以來就一直忙於拼湊這些元素。不過，革命的思想歸根結底是凝聚在自由和奴役這對互補的概念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並且形成了後來在《獨立宣言》中表達的觀點，即「這些聯合一致的殖民地從此成為，而且是名正言順地成為自由和獨立的國家」。而自由和奴役這對概念之所以出現，具體說來，是因為殖民地遭遇著持續不斷的衝突以及英國本土為進一步控制美洲殖民地而帶來的侵擾；宏觀說來，則是因為殖民者擁有了更廣闊的視角，能夠從整個美洲大陸的角度出發進行思考。與此同時，即使到了1760年，美國國父、外交官兼科學家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也仍然認為殖民地不太可能聯合起來反抗英國，並且還是有意從英國本土視角來表達了這個觀點。在論述「我們的殖民地」這一問題的現狀時，當時在倫敦的富蘭克林並不認為這些殖民地的發展「會讓它們變得危險」。他強調說，英國的美洲殖民地「不但有不一樣的總督，還有不一樣的政體、法律和利益，其中有些還有不一樣的宗教信仰和習俗」。他還補充道，這些殖民地「相互間的嫉妒是如此強烈」，沒有什麼能夠把他們聯合起來；就算「王室立即下令」，它們也只能部分聯合起來。不過富蘭克林最終還是為自己的話留了一條退路，又補充說：
我說這種聯合不可能，是指在沒有凶殘的暴政和壓迫的情況下。當一個國家裡的人們擁有不想失去的財產，享有不願遭到損害的特權時，他們通常更願意保持安靜，願意忍氣吞聲而不會賭上一切。如果政府溫和並且公正，重要的公民權利和宗教權利都得到保障，這些人民也會恪守本分，溫和順從。畢竟，無風不起浪。[11]
對殖民者來說，他們擁有的財產和特權包含人和土地。儘管在殖民地內部也有些權威施加得越來越嚴，但殖民者對於英國給殖民地強行施加的不公正權威越來越覺得反感，而這並不僅僅是因為新英格蘭所宣揚的美德與南部奴隸制所昭示的物質主義之間的衝突。撇開其他不提，這個時期的蓄奴情況在北部城市地區和南部農村地區其實是一樣的。從人口比例來說，北部城鎮的奴隸比例和弗吉尼亞、馬裡蘭這些南部煙草種植區的比例持平。在紐約，17世紀末（1698年）有35%的家庭擁有奴隸，到了18世紀早期（1703年），這個比例攀升至41%。在波士頓，1710—1742年，白人人口翻了一番，而奴隸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則同期翻了兩番，升至8.5%。
富蘭克林在一定程度上掀起了變革之風。他在寫下大量的文稿、書信和公文之餘，還化名「理查德·桑德斯」（Richard Saunders）出版了《窮理查德年鑒》（Poor Richard's Almanacks），試圖提煉、傳播一些更有哲理的觀點。他的年鑒於1732年首版，在此後的25年裡不斷再版，每年約賣出一萬本，是當時的暢銷書。這個虛構的「窮理查德」居住的地方雖然也有契約傭工威廉·莫拉利在賓夕法尼亞經歷的那種殘酷現實，但總的說來還是一個想像中的美洲，在這裡善有善報，勤能致富。然而，事實上對某些人來說，他們再怎麼努力工作，也不會迎來成功；與此同時，對於北部和南部越來越多的移民來說，辛苦的工作只需交給別人即可。這令人沮喪的現實並沒有影響富蘭克林向其同胞提出樂觀的建議。在寫給他的朋友、倫敦商人彼得·柯林森（Peter Collinson）的一封信裡，富蘭克林暗示道，幫助不幸的人也許會構成「對上帝和自然秩序的反抗，他們的貧困和悲慘很可能是自己懶惰和浪費帶來的必然結果，也是為此而注定遭受的適當懲戒」[12]
這種觀點遠非為富蘭克林所獨有，也不僅僅局限於18世紀，但對殖民地時期的美洲卻有著特別的影響。當時的精英殖民者吸收了洛克派對於天賦人權、自由和社會契約的自由主義思想，發起「美國啟蒙運動」（American Enlightenment），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富蘭克林這種觀點的發展。當然，殖民者們一旦決定脫離英國，洛克的文章就更具影響力。《獨立宣言》就參考了他《政府論·下篇》（Second Treatise on Civil Government，1690年）中的一些段落。殖民者發起獨立革命的決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洛克觀點的影響還有待商榷，但至少對當時的美洲來說，洛克是一位風雲人物，他既能就卡羅來納殖民地的領主如何保留世襲特權給出建議，又能基於自己的白板說哲學宣揚天賦人權的理念。更寬泛地講，洛克的觀點與殖民後期日益增長的樂觀主義和機會主義信念相融，而這也正是富蘭克林指出並且鼓勵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又可回溯到清教徒移民早期要建立「山巔之城」的宗旨聲明。在18世紀中期，雖然英屬北美殖民地還沒有為「全人類的事業」而結盟，這種理想的模型已經在各個殖民地之間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傳播。
這些關於人類、自然和新世界到底有多大可能臻於完美的探討和辯論，當然不只局限在精英殖民者的飯桌上，而是通過布道傳播給了更多的民眾。例如，波士頓牧師喬納森·梅休（Jonathan Mayhew）寫下了《論無限服從》（A Discourse Concerning Unlimited Submission，1750年）一書，在大西洋兩岸都重印數次。這本書寫在查理一世被處死的100年後，在書中，梅休捍衛了這一事件的正義性，並且回答了「個體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屈服於那些既得權力者」這個問題。他給出的答案是，如果當權者是「一個不講道理、野心勃勃、殘酷無情的人」，那麼就完全不必屈服——這也正是十年後富蘭克林提出的觀點。但是和富蘭克林一樣，1750年的梅休還沒有開始主張擺脫殖民枷鎖，因為那時的英國統治並不算太專橫。在他們看來，最重要的還是要讓殖民者「學會自由，學會忠誠」。與此同時，梅休也提醒自己的教眾以及更多的民眾認識到「政府是神聖的，不可視同兒戲」。[13]
殖民地對待政府的態度確實相當嚴肅。在大多數殖民地，最初的或者是精心修訂過的殖民憲章裡都制定了基本準則，將權力與權威分離，並且仿照光榮革命之後英國議會裡國王—上院—下院三權分立的體制、設立了總督—地方參事會—議會三權分立的結構，希望借此形成平衡。儘管富蘭克林也提到各殖民地之間在法律和行政事務上差別巨大，這在當時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事實上，在這個時期，殖民地的法律既沒有得到統一實施，也沒有得到一致理解。考慮到當時的情況，這個事實恐怕也不足為奇：例如加布裡埃爾·托馬斯就認為賓夕法尼亞只有很少的律師或醫師是一件榮耀的事情，並且希望殖民地「永無機會用到律師的口舌或醫師的鋼筆」，因為這兩樣「都會破壞人類的財產和生活」。與之類似，富蘭克林也曾借「窮理查德」之口指出「一個夾在兩名律師之間的鄉下人就像是一條夾在兩隻貓之間的魚」[14]。很顯然，一些殖民者認為舊世界裡有些元素沒有，也不該跨過大西洋來到美洲。這裡，是一個沒有律師的美麗新世界。
這種對法律職業的諷刺挖苦並不獨屬於美洲或者那個時期，但還是透露了18世紀中期殖民者中間普遍流行的觀點，以及殖民地的城鄉之間在這一問題上的區別。在殖民地的海港城市和其他地區，律師當然是過剩的：這些地方已經有許多律師、商人、人販子和小商販，還有不少具備專業知識和周轉資金的新興公司和商務人員，能夠在歐洲和非洲市場發展美洲的貿易。由於英國實行重商主義政策，這個社會階層比那些內陸移民得到更多的政策傾斜，也常常更優先關注自己階層的利益。儘管如此，在1750—1776年間，農村人口和城鎮人口的利益開始有了更密切的聯繫。雖然那些農民和金融家的出發點也許不同，但他們都越來越多地參與到論辯中去，像喬納森·梅休牧師那樣探討政府、權力和殖民地治理等議題。在18世紀中期，大多數殖民者的床頭可能還沒有擺放著洛克的《政府論·下篇》，但不用太久，他們也許就會開始閱讀賓夕法尼亞律師約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的《一個賓夕法尼亞農民的來信》（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1768年），以及幾年後托馬斯·潘恩的《常識》（Common Sense，1776年）。這種突然而至的閱讀興趣來源於一系列複雜的衝突，同時卻也歸因於衝突的終止。
從理論上講，在18世紀中期，能把美洲殖民地城鄉人口都聚集起來的應該就是戰爭持續帶來的威脅，尤其是18世紀的最後一場帝國之戰：七年戰爭（1756—1763年，又名法國與印第安人戰爭）。但說來奇怪，防禦外敵的需要並沒有促進殖民地的團結。在英法宣戰前兩年，即1754年，富蘭克林曾設計了一份名為《奧爾巴尼聯盟計劃》（the Albany Plan of Union）的提案，希望借此聯合各殖民地，建立殖民地聯盟，通過提高稅收來為一支殖民地軍隊提供供給，以對抗法國和印第安人的威脅。但這份提案未能實施，富蘭克林後來分析總結的原因是英國政府擔心下放過多的權力，但事實上，就連當時的殖民地議會對該計劃也毫無熱情。到英法正式宣戰之時，殖民地之間的分歧更是顯而易見。事實證明，根本就沒有可能說服各個議會聯合起來共同抵禦法國的威脅。這些殖民地各成一體，並不認為抵禦法國是它們共同的事業。它們對自己地域之外的事情幾乎毫不理會。
最終，開始將不同的殖民地利益群體聚到一起的不是戰爭本身，而是戰爭帶來的長期影響。法印戰爭給殖民地鄉村和城市地區都帶來了影響。鄉村地區，尤其是賓夕法尼亞和弗吉尼亞邊境地帶直接捲入戰火，家園遭毀，留下大量的寡婦和孤兒。海港城市則由於英國軍隊的紮營，最初從戰爭中撈得了很大的好處。1755年有2000名士兵駐紮在這些城市，1757年增加了11000名，一年後又多了12000名。這種突然出現的壟斷市場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卻也不會持久。儘管七年戰爭於1763年才正式結束，但北美地區1760年就已經停火。而一旦停火，來去匆匆的英國軍隊就迅速離開，中斷了當地那些利潤豐厚的軍事合同。新英格蘭、切薩皮克、紐約和費城地區的批發商和零售商都受到嚴重影響，隨之而來的經濟蕭條遇上戰爭導致的徵稅提高，更是雪上加霜。不過，儘管這些軍隊拋下債務、物價飛漲和失業問題轉身走人，他們也並不是全部都離開了美洲大陸。派到殖民地與法軍交戰的25000名英國常備軍裡，約有10000名在《巴黎條約》締結、戰爭結束後留在了北美。他們沒有駐紮在殖民地區域內，但也離得很近，殖民者們完全可以覺察到他們的存在，同時也為之感到不安。
對於英國來說，這時開始對殖民地施加更嚴格的經濟管制並不是最好的時機，但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已經不可避免地要嘗試去這麼做。一方面，法印戰爭是一場代價高昂的勝利，讓英國的國債翻了一番，總得有人來償還這些債務。另一方面，這場戰爭讓英國無可爭議地獲得了對大片土地的控制權，而居住在這些土地上的人民並不熟悉英國的政治模式，有些甚至都不會講英語（地圖3）。英國自然開始考慮自己的未來，當時的13個殖民地自然也反對任何現狀的改變。1760年停火之後，英國就在一定程度上感覺到了這種反對情緒。他們試圖取締殖民地與敵方的黑市交易時，就遭到了反對，當時，波士頓律師詹姆斯·奧蒂斯（James Otis）站出來為之辯護，聲稱英國無權干預殖民地的黑市交易。
事實上，殖民地但凡察覺到英國對殖民地的事務有所干涉，就會掀起軒然大波。人們熟知的「牧師案」就是一例。當時，有一項提案提出用現金代替傳統的煙草去支付英國國教會牧師的薪酬，弗吉尼亞律師帕特裡克·亨利（Patrick Henry）是這項提案的辯護人。亨利在辯護中控訴英國國王已經「從子民的父王淪為暴君，喪失了他對臣民的權力」[15]。這裡所說的國王的暴政實際上是指當時弗吉尼亞的《兩便士法案》（Two Penny Act）事件。1758年，由於煙草歉收，煙草價格從每磅兩便士漲為每磅六便士，為減少影響，弗吉尼亞立法機構希望以每磅兩便士的價格用現金支付神職人員的薪酬，遭到國王否決。說到底，一切都是錢的問題。後來發生的殖民地與王室對抗的事件中，雖然不是全部，但大多也都是關於錢的問題。到最後，這改變了一切。
身處現在的人理解過去的事件時會遇到極大的障礙。現代人會很容易將1763年之後殖民地向英國權威發起的一系列挑戰按時間順序排列，並從這些事件中看到不可阻擋的發展趨勢，從而指出殖民地決定脫離英國是不可避免的。1764年，英國政府為償還法國—印第安人戰爭帶來的債務而頒布《糖稅法》和《貨幣法案》，第二年頒布《駐營法》和《印花稅法》，1767年開始徵收「湯森稅」（Townshend Duties），1768年派兵前往波士頓，1770年發生「波士頓慘案」，1773年頒布《茶稅法》，1774年制定所謂的《強製法案》，這些都太經常被看成既定路線上的一個個指路牌，其終點正是1774年的第一屆大陸會議以及1775年4月19日早晨萊剋星頓草地上打響獨立戰爭的第一槍。但是，通往革命的這條路上並沒有什麼是不可避免的，撇開帕特裡克·亨利這類人的誇大言辭不提，1763年喬治三世治理下的英國王室的舉動普遍說來並不會引起喬納森·梅休和本傑明·富蘭克林這些人的疑慮。
英國對殖民地事務的突然關注自然讓殖民者感到擔憂。不管在什麼歷史時期，不管是哪裡的政府，在試圖提高稅收的時候都可能會招致反對。英國政府試圖通過《糖稅法》增加進口稅，通過《貨幣法案》禁止殖民地生產紙錢以控制信貸，從而加劇了殖民地經濟本來就面臨的貿易逆差問題，引起美洲殖民者的疾呼反對，也屬正常。英國通過1765年的《駐營法》派軍駐紮到殖民地，在殖民者看來是一種入侵；但就在五年前，這些軍隊離開時，那些海港城市的商販還在為自己喪失了收入來源而惴惴不安。對於英國政府的這些措施，殖民地的反抗大多只有小範圍的影響和反響，唯獨1765年的《印花稅法》例外。為了提高稅收，這項稅法規定從報紙到法律文件到紙牌的所有文件都要徵收印花稅。這項法案惹怒了所有人，使得他們聯合起來進行反抗。
地圖3 英國在美洲的收益地圖
1765年召開的反對印花稅法大會通過了《殖民地人民權利及其不滿的宣言》（由於這些不滿並未得到解決，1774年又有了第二份同名宣言），總結了殖民地的立場。這份宣言著重指出殖民地效忠於英國王室，同時也強調殖民地是英國國會的局外人。簡言之，他們在英國政府裡沒有代表權，卻又似乎可以未經允許就被政府強徵稅收。大會堅稱這樣做是錯誤的。「能夠代表這些殖民地的只有殖民地自己推選出的自己人，」大會強調，「殖民地從來沒有，也不能通過憲法強行徵稅，必須由殖民地各自立法規定。」為了廢除《印花稅》，殖民者付出了極大的代價。而英國也沒有就此罷休，在1766年又頒布了《宣示法案》，指出英國國會「完全有權在任何情況下制定擁有足夠效力的法案來約束殖民地和美洲的人民——這些大不列顛王室的子民」[16]。
雖然《印花稅》常常被解讀成是對於美國獨立革命「無代表，不納稅」戰鬥口號的最初表達，但它其實並不完全是通過印刷文化煽動起美國民族主義的產物。英國王室試圖給殖民地打上自己的印記時，確實激起了殖民地的全體反抗。這種反抗雖然很快結束，但問題絕沒有就此消失，反倒越來越明顯。1767年以財政大臣查爾斯·湯森的名字命名的湯森稅意圖對更多類別的殖民地進口貨物徵稅。詹姆斯·奧蒂斯為此寫了《一個賓夕法尼亞農民的來信》（1768年），進一步反對徵稅。兩年後，一群和奧蒂斯持相同觀點的民眾走上波士頓街頭，試圖阻止英國軍隊執行稅收法。他們與軍隊發生激烈衝突，五位殖民者不幸喪生，即所謂的「波士頓慘案」。這些民眾後來也成為美洲殖民者反抗英國的著名形象（見圖15）。在當時，這起事件並沒有引發大規模起義，但波士頓在引爆革命中的角色還沒演完。真正的燎原之火，是茶葉。
1773年，英國王室頒布《茶稅法》，企圖壟斷北美的茶葉生意，扶持經濟下滑的東印度公司。這對殖民地商人的利潤構成威脅，導致殖民地和王室發生直接衝突，即著名的「波士頓傾茶事件」。殖民地向波士頓港口傾倒成箱茶葉的這種戲劇性反抗姿態並沒有上升為武力反抗。反倒是英國王室變本加厲，於1774年頒布強製法令，想要更嚴格地監管馬薩諸塞，但這只是逼得殖民地團結起來共同反抗英國王室。這時候，問題已不僅是關於增加收入或管理經濟，而完全是關於對殖民地的控制了。英國王室通過強製法令關閉了波士頓的港口，想讓整個馬薩諸塞殖民地歸於更嚴密的王室控制之中，並且規定王室官員必須在英國本土接受審判，從而解除了王室官員可能在殖民地受審的威脅，此外還提議對《駐營法》進行更嚴格的實施。此外，英國王室也試圖通過立法（《魁北克法案》）正式成立魁北克省並擴大其領地範圍，同時還認可該地區的天主教主導地位，這也使得美洲殖民地對英國王室的政策越發感到不安和憤怒。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3個英屬北美殖民地實現了最終的轉變：1763年時，它們還是一群互無聯繫的獨立司法管轄區；到1776年時，幾乎已經完全團結在一起，為了「全人類的事業」與英國王室抗衡。但如果不是1776年托馬斯·潘恩寫下了那本名為《常識》的小冊子，他們可能永遠都不會這麼做。雖然殖民者於1774年9月在費城召開了第一屆大陸會議，1774—1775年的冬天在萊剋星頓和康科德與英國公然發生了武裝衝突，1775年召開第二屆大陸會議並通過了《關於拿起武器之原因和必要性的聲明》，但即便此時，他們也還沒有一起走向獨立的打算，也沒有明確表達出殖民地所面臨的主要危險。直到潘恩寫下《常識》，才終於有了這樣的表達。
圖15 保羅·裡維爾《國王街上的血腥屠殺》（1770年）。裡維爾這幅畫是在亨利·佩勒姆一幅作品的基礎上創作的版畫。演繹英國軍隊襲擊殖民地暴徒的作品有許多，但裡維爾這幅是最廣為流傳的。這幅版畫追求的是效果而非精準，也因此遭到不少批評，例如畫中的天空是藍色的，但屠殺事實上發生在夜間（不過畫面左上方的月亮的確表明了天色已經不早）。拋開裡維爾應該如何描繪發生在夜間的事件這個問題不談，畫中更有意思的一個「調整」是對畫面中央殖民地的刻畫。事件發生在克裡斯珀斯·阿塔克斯，這是獨立革命期間第一個發生流血死亡事件的黑人殖民地，但在這幅畫中卻被赤裸裸地描繪成了白人殖民地。
潘恩的小冊子非常簡短，便於廣泛傳播。當時的殖民地處在一種矛盾情緒中，這種情緒不僅影響到參加1774年大陸會議的代表，在1774—1776年間也給殖民地蒙上了一層不確定的陰影，而潘恩跨越了這種矛盾。他在一定程度上奉承了殖民者，將他們對於英國鎮壓的反抗稱為「全人類的事業」。這種觀點其實植根於當時廣泛傳播的反君主政體的共和主義言論，但在美洲殖民地卻引起了特別的反響。在這個世界裡有著多種多樣的人口，在來到這裡的人當中，有些是為了利潤，有些是為了宗教寬容，有些是為了機遇，有些只是為了逃離；也有些人從沒打算過來這裡，最終卻還是來到這個新世界，不管情願與否，都要開始新的生活。潘恩這位來自諾福克的緊身胸衣裁縫正是在這個新世界裡有了新的開始。潘恩瞭解自己的主要受眾人群，他也正是這個人群裡的一個典範，但他傳達的信息卻引起了更為廣泛的反響。
對於海港城市裡那些利潤面臨威脅、交易遭到破壞的商販而言，潘恩的論證無疑是有說服力的。「歐洲的王國分佈太密，無法長期處於和平狀態，」他評論道，「不管在什麼時候，一旦英國與外國勢力爆發戰爭，美洲的貿易都會遭到破壞，只因為美洲與英國存在聯繫。」而對於邊境地區那些經歷了法印戰爭以及其他各種衝突的人來說，潘恩認為國王的統治「讓整個世界陷於血泊和灰燼之中」，這一言論也正中要害。「法國和西班牙過去沒有，將來也不可能是我們美國人的敵人，」他寫道，「而是我們作為大英帝國臣民的敵人。」只有與英國分離開來，殖民地才能確保平安。「所有正確的或合理的事情都在為分離作辯護，」潘恩力勸讀者，「被殺死的人的鮮血，自然的哭泣聲在哭喊著：現在是分離的時候了。」潘恩所做的不僅是將殖民者蓄積已久的不滿羅列出來，同時也是通過稱之為「美國人」的身份為他們提供了一條脫離帝國的出路，一條通往新身份的出路。這個新身份來源於戰爭，未來也要通過戰爭予以保障。而在潘恩發表《常識》之時，殖民者就已經在「試穿」這個新身份：一個武裝起來的國度。
註釋：
[1]De Champigny, quoted in Saliha Belmessous, 「Assimilation and Racialism in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Colonial Polic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0:2 (April 2005): 322-349, 354.
[2]Quoted in Bruce P. Lenman, 「Lusty Beggars, Dissolute Women, Sorners, Gypsies, and Vagabonds for Virginia, 」Colonial Williamsburg Journal (Spring 2005): https://www.history.org/Foundation/journal/Spring05/scots.cfm (November 28, 2009).
[3]The Friend (Philadelphia), Vol. 1, No. 1 (October 1827): 27.
[4]Penn's charter can be read in full at: https://www.quakerinfo.org/history/1701%20 charter/1701Charter.html (November 24, 2009).
[5]J. Hector St. John de Crevecoeur,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1782)(London: Penguin, 1983) 69-70.
[6]Aphra Behn, The Widow Ranter, or, The History of Bacon in Virginia (1690), ed.Paul Royster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2008) 3.
[7]Mary Cooper diary entries from Field Horne (ed.), The Diary of Mary Cooper:Life on a Long Island Farm, 1768-1773 (New York: Oyster Bay Historical Society, 1981).
[8]Gabriel Thomas, An Account of Pennsylvania and West New Jersey (1698:Reprint: Cleveland: The Burrows Brothers Company, 1903) 70. Moraley quoted in Susan E. Klepp and Billy G. Smith, eds., The Infortunate: The Voyage and Adventures of William Moraley, an Indentured Servant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89.
[9]Reverend Solomon Stoddard to Governor Joseph Dudley, October 22, 1703, quoted in John Demos, Remarkable Providences: Readings on Early American History, Revised Edition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1) 372-374.
[10]Alexander Medlicott, Jr., 「Return to This Land of Light: A Plea to an Unredeemed Captive, 」New England Quarterly, 38:2 (1965): 202-216, quotation 206. There is a detailed entry on Eunice in the Canadian Dictionary ofBiography.
[11]Benjamin Franklin, 「The Interest of Great Britain Considered With Regard to Her Colonies and the Acquisition of Canada and Guadaloupe [sic]」(1760), in Ralph Louis Ketcham (ed.),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Benjamin Franklin, New Ed.(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155-156.
[12]Franklin to Peter Collinson, May 9, 1753, in Ketcham, Political Thought, 73.
[13]Jonathan Mayhew, A Discourse Concerning Unlimited Submission (1750) is available as an electronic text at: https://digitalcommons.unl.edu/etas/44/(December 5, 2009): 1, 40, 54.
[14]Thomas, Account of Pennsylvania, 42; Benjamin Franklin, Poor Richard's Almanac (New York: Peter Pauper Press, 1994) 5.
[15]Patrick Henry quoted in 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Second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53.
[16]Journal of the First Congress of the American Colonies, in Opposition to the Tyrannical Acts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 Held at New York, October 7, 1765(New York, 1845): 27-29; Statutes at Large (London, 1767) XXVII, 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