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1913年前歐洲中產階級分子提到「大災難」這個字眼，幾乎一定是與少數幾個創痛事件有關，與他們漫長但大致平靜的一生所涉及的少數創痛事件有關，比方說：1881年維也納的卡爾劇院（Karl theater）在演出奧芬巴赫（Offenbach）的《霍夫曼的故事》（Tales of Hoffmann ）時不幸失火，導致1 500人喪生；或是泰坦尼克號郵輪（Titanic）沉沒，其受難者也大致是這個數目。影響到窮人生活的更嚴重災難——如1908年的墨西拿（Messina）大地震，這次地震比1905年的舊金山地震更嚴重，卻更不受注意——以及永遠跟著勞動階級的生命、肢體和健康的風險，往往仍引不起公眾注意。
可是1914年以後，我們可以大致肯定地說：即使是對那些在私生活中最不容易遭遇災禍的人而言，「大災難」這個詞也一定代表其他更大的不幸事件。克勞斯在他批判性的時事劇中，將第一次世界大戰稱為「人類文明的末日」。事實雖不致於斯，但在1914—1918年前後，曾在歐洲各地以及非歐洲廣大世界度過其成年生活的人，都不可能不注意到，時代已經發生了戲劇性改變。
最明顯而直接的改變是，世界史如今似乎已變成一連串的震盪動亂和人類劇變。有些人在短短的一生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兩次戰後的全球革命、一段全球殖民地的革命解放時期、兩回大規模的驅逐異族乃至集體大屠殺，以及至少一次嚴重的經濟危機，嚴重到使人懷疑資本主義那些尚未被革命推翻的部分的前途。這些動亂不但影響到戰爭地帶，更波及至距歐洲政治動亂相當遙遠的大陸和國家。再沒有誰比走過這段歷史之人更不相信所謂的進步或不斷提高的了。一個在1900年出生的人，在他或她還沒活到有資格領取退休養老金的年紀，便已經親身經歷過這一切，或借由大眾媒體同步經歷了這一切。而且，動亂的歷史模式還會繼續下去。
在1914年前，除了天文學外，唯一以百萬計的數字是各國的人口以及生產、商業和金融數據。1914年後，我們已習於用這麼驚人的單位來計算受難人數，甚至只是局部戰爭（西班牙、朝鮮半島、越南）的傷亡人數（較大的戰爭死傷以千萬計），被迫遷移或遭放逐者（希臘人、德國人、印度穆斯林、剝削貧農的富農）的人數，乃至在種族大屠殺中遇難者（亞美尼亞人、猶太人）的數目，當然少不了那些死於饑饉和流行性傳染病的人數。由於這些數字往往缺乏精確記錄或無法被人們接受，因此引發過不少激烈爭辯。但是爭辯的焦點不過是多幾百萬或少幾百萬。即使是以我們這個世紀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長，也不能完全解釋這些天文數字，更不能賦予它們正當理由。它們大多數是發生在人口增長速度沒那麼快的地區。
這種規模的大屠殺遠超過19世紀人們的想像範圍，當時就算真有類似事件，也一定是發生在進步和「現代文明」範圍以外的落後或野蠻世界，而在普遍（雖然程度不等的）進步的影響下，這種行為注定會減少。剛果和亞馬孫的暴行，依現代標準來說雖然不算十分殘酷，卻已使帝國的年代大為震撼〔參看康拉德所著《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因為它們代表文明人將退回到野蠻。我們今日習以為常的事態——比方說，刑訊再度成為文明國家警察所用的方法之一——如果發生在上一個世紀，不僅會深受輿論攻擊，也會被視為是回復到野蠻作風，違反了自18世紀中葉以來的歷史發展趨勢。
1914年以後，大規模的災禍和越來越多的野蠻手段，已成為文明世界一個必要的和可以預見的部分，甚至掩蓋了工藝技術和生產能力持續而驚人的進步，乃至世界上許多地區人類社會組織無可否認的進步，一直要到20世紀第三個25年發生了世界經濟大躍進，這些進步才不再為人忽略。就人類的物質進步和對自然的瞭解控制而言，把20世紀視為進步的歷史似乎比19世紀更令人信服。因為，即使歐洲人成百萬地死去和逃亡，留下來的人數卻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高大、健康和長壽。他們大多數也生活得更好。但是，我們卻有充分理由不再把我們的歷史放在進步的軌道上。因為，甚至當20世紀的進步已絕對無可否認時，還是有人預測未來不會是一個持續上升的時代而是可能甚或馬上就會大禍臨頭：另一次更致命的世界大戰、生態學上的災禍、可能毀滅環境的科技勝利，乃至眼前的噩夢可能造成的任何事故。我們這個世紀的經驗，已經教會我們活在對天啟的期待中。
但是，對於走過這個動亂時代的資產階級來說，這場災難似乎不是一個橫掃一切的意外劇變或全球性颶風。它似乎特別是衝著他們的社會、政治和道德秩序而來。它的可能後果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無法預防的，也就是群眾社會革命。在歐洲，戰爭不只是造成了萊茵河和阿爾卑斯山西麓以東每一個國家和政權的崩潰和危機，也誕生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政權，這個政權一步步有系統地將這場崩潰轉化為全球資本主義的顛覆、資產階級的毀滅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這個政權，便是在沙皇俄國崩潰之後建立的俄國共產黨政權。如前所述，在理論上致力於這個目的的無產階級群眾運動，在「已開發」世界的大部分地區均已存在，但擁有議會制度的國家政客，斷定它們不可能真正威脅到現狀。不過，戰爭、崩潰和俄國革命加在一起，已經使這個危險步步逼近，而且幾乎勢不可擋。
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危險不但主宰了1917年俄國革命以後緊接下來那些年的歷史，也主宰了自此之後的整個世界歷史。它甚至為長期的國際衝突添上內戰和意識形態戰爭的外衣。截至20世紀後期，它仍舊（至少是單方面地）支配著超級強權的衝突辭令，雖然只要瞄一眼20世紀80年代的世界，便知道當時根本不可能爆發單一的全球革命，這場革命據說將打倒國際術語中的「已開發市場經濟」；尤其不可能導致一場由單一中心所發動的全球性單一革命，這場革命旨在建立一個整體的、不願意或不可能與資本主義共存的社會體系。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歷史，是在列寧真實或想像的陰影中塑造而成，正如西方19世紀的歷史，是在法國大革命的陰影中形成一樣。這兩段歷史最後都脫離了覆蓋其上的陰影，但並不徹底。正如1914年的政客們甚至還在臆測「戰前那些年的心情是否和1848年相似」一樣，20世紀80年代在西方或第三世界任何地方，如果有某一政權被推翻，大家便會對「馬克思主義的勢力」重新燃起希望或恐懼。
世界並未社會主義化，雖然在1917—1920年間，不僅列寧認為它很可能發生，甚至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和統治者，也認為這是必然的趨勢。有好幾個月，甚至歐洲的資本家，至少是他們思想上的代言人和行政官員，似乎都已放棄希望，靜待死亡。因為他們面對著自1914年起力量大增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運動，而且在德國、奧地利等國，這類運動已成為該國舊日政權崩潰以後僅存的有組織的支持力量。不管什麼都比布爾什維主義好，即使是和平讓位。有關社會主義的廣泛辯論（主要發生在1919年），例如經濟應進行多大程度的社會主義化、如何將它社會主義化，應該賦予無產階級多少新權力等，並不是為了爭取時間的戰術性舉動。它們只是順勢發展的結果，因為這個制度的嚴重危機時期很短（不論真正的或想像的），根本不需要採取任何劇烈步驟。
由今視昔，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驚恐是被過分誇大了。最可能發生世界革命的那個時刻，也不過只在一個異常衰弱和落後的國家裡，留下唯一的共產黨政權。這個國家的主要資產在於廣大的幅員和豐富的資源，這些將在日後使它成為一個政治的超強力量。它也留下了反帝國主義、現代化和農民革命的相當潛力（當時主要在亞洲引起了共鳴），以及追隨列寧的1914年前的社會主義和勞工運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工業國家，這些共產主義運動通常代表勞工運動的少數派。日後的發展可以證明，「已開發市場經濟」的諸經濟和社會是相當堅強的。要不然它們不大可能從30多年的歷史風暴中平安脫身，未曾爆發社會革命。20世紀到目前為止仍充滿了社會革命，在它終結之前可能還有更多。但是已開發的工業社會對它所具有的免疫力，遠超過其他社會，只有當革命變成軍事失敗和征服的副產品時，才有可能在這些國家發生。
因此，雖然有一陣子甚至連維護世界資本主義主要防禦工事的人，都認為它行將崩潰，但革命卻不曾摧毀它。舊日的秩序戰勝了這項挑戰。但是在對抗之際，它已將自己（也必須將自己）轉化成與1914年判然有別的樣子。因為，1914年判然有別以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在面對傑出自由主義歷史學家伊利·阿列維（Elie Halevy）所謂的「世界危機」時，顯得完全不知所措。它要不就讓位，要不就等著被推翻。否則，它便得同化成某種非布爾什維克、非革命性的「改革式」社會民主政黨。1917年後，這樣的政黨果真在西歐出現，並成為延續社會和政府的主要護衛者，因此遂由反對黨變成可能或實際的執政黨。簡而言之，它可以消失或使人認不出來。但是舊日的形式已無法再存在。
意大利的焦利蒂（參見第五章）是第一種命運的例子。如前所述，他異常成功地「處理了」20世紀最初10年早期的意大利政治：安撫並馴服勞工，收買政治上的支持者，有欠光明地處理公務，讓步並避免衝突。在其國內戰後的社會革命形勢中，這些戰術已完全不管用。資產階級社會的穩定重建，是憑借了武裝的中產階級「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它們正式向無法憑一己之力釀成革命的勞工運動挑戰。（自由主義的）政客支持它們，想要將它們整合進自己的系統之中，但是徒勞無功。1922年法西斯接管政府，此後，民主政治、議會、政黨和舊日的自由主義政客均被淘汰。意大利的情形只是許多類似情形中的一個。1920—1939年間，議會民主制度幾乎從絕大多數的歐洲國家消失，不論是非共產黨國家還是共產黨國家。〔1939年時，在27個歐洲國家當中，可以稱得上是具有代議制民主政治的，只有英國、愛爾蘭自由邦、法國、比利時、瑞士、荷蘭和四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芬蘭剛剛加入）。除了英國、愛爾蘭自由邦、瑞典和瑞士以外，這些民主政體不久均在法西斯德國的佔領下或因與法西斯德國聯盟而暫時消失。〕
之前也討論過的凱恩斯（參見第七章），是第二種選擇的例子。最有趣的是，他實際上終其一生都是英國自由黨的支持者並且自視為「受過教育的資產階級」的一員。在年輕的時候，凱恩斯是一位幾近完美的正統派。他正確地意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既毫無意義，也與自由經濟和資產階級文明無法相容。當他在1914年出任戰時政府的專業顧問時，他贊成對「正常狀態」盡量少加干擾。再者，他認為偉大的（自由黨）戰時領袖勞合·喬治，就是因為凡事都遷就軍事勝利，才把英國帶入經濟地獄。（他對於抵抗法西斯德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自然會持有不同的態度。）當他看到歐洲大多數地區和他視之為歐洲文明的事物在失敗和革命中崩潰，雖然感到十分驚駭，但是並不意外。再一次，他正確地斷定：戰勝國強加給德國的政治性條約，會妨礙德國（因而也包括歐洲）在自由主義的基礎上回復到資本主義的穩定狀態。眼看著戰前「美好時代」（也就是他和他那批劍橋朋友非常喜歡的時代）無可挽回地步向消亡，凱恩斯遂立志將他可觀的才智、創造力和宣傳天才，全部投注在尋找一種從資本主義手中挽救資本主義的辦法。
因此，他便在經濟學上創造了革命。經濟學在帝國的年代是與市場經濟結合最密切的一門社會科學，而且它也躲掉了其他社會科學明顯感受到的危機之感（參見第十章）。危機，首先是政治的危機，而後是經濟的危機，便是凱恩斯重新思考自由主義正統學說的基礎。他成為主張由國家來管理、控制經濟的急先鋒，儘管凱恩斯顯然獻身於資本主義，但他倡議的那種經濟如果放在1914年前，必然會被每一個「已開發」工業經濟中的每一個財政部視為社會主義的前奏。
我們之所以特別把凱恩斯挑出來討論，是因為他有系統地提出了一套日後在思想和政治上最具影響力的主張，說明資本社會如想要生存，就必須把整體的經濟發展交由資本主義國家控制、管理，乃至計劃，如有必要，還得將自己轉化為混合式的公／私經濟。這種學說在1944年後很受改革派、社會民主與激進民主派的理論家和政府的支持。只要它們（例如斯堪的納維亞國家）還不曾獨創出這樣的構想，便會熱誠地予以採納。因為1914年以前的那種自由放任式資本主義已經死亡的教訓，大家幾乎都已在兩次世界大戰間歇期的大蕭條歲月中領受到了，甚至拒絕為其新理論更換標誌的人也領受到了。自20世紀30年代起，整整有40年之久，支持純粹自由市場經濟學的知識分子都是孤立的少數，除了那些支持自由市場經濟學的商人。那些商人因為過分關注自身的特殊利益，因而無法在整個體系當中找出最有利於他們的位置。
大家必須接受這個教訓，因為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替代物，不是市場引發的復甦，而是崩潰。這場崩潰並不是革命分子所希望的資本主義的「最後危機」。但是，它或許是一個基本上借由週期性起伏運作的經濟制度有史以來唯一一次真正危及制度本身的經濟危機。
因此，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余緒之間的歲月，是一個充滿危機和騷動的時期。帝國時代的世界模式在各種蓬勃發展的力量撕扯下宣告崩潰，之前那段漫長的歌舞昇平的繁榮，靜靜地形成了這些蓬勃發展的力量。是什麼崩潰了？答案很清楚。崩潰的是自由主義的世界體系，以及19世紀資產階級社會視之為任何「文明」皆熱切渴望的標準。畢竟，這是法西斯主義的時代。在20世紀中葉以前，未來是什麼樣子尚不清楚，就算新的發展或許可以預料，但也因為它們與人們在騷動時代所習以為常的事物非常不同，以致人們幾乎過了30年的時間才認識到當時發生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