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4年8月迄今，大家從未停止討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所用掉的墨水、所消耗的紙張、所犧牲的樹木以及忙碌的打字機，比回答歷史上任何其他問題都多，甚至比有關法國大革命的討論更多。隨著時間流轉，隨著國內和國際政治轉型，這樣的討論也一次又一次重新掀起。在歐洲剛陷入這場大災禍之初，好戰者便開始自問，為什麼國際外交未能阻止戰禍發生，並且相互指控，認為對方應為戰爭負責。反戰者也立刻展開他們自己的分析。公佈了帝俄秘密文件的1917年俄國革命，指控帝國主義應為戰爭負責。戰勝的協約國以「德國應負起全部戰爭責任」作為1919年凡爾賽和會的基調，並且推出汗牛充棟的文件和歷史著作來討論這一主題，然而卻是相反的看法居多。第二次世界大戰自然使這種討論再度復活。而若干年後，當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左派歷史學急切地想要以強調他們自己對於德國責任的看法，以求與保守和納粹德國的愛國主義正統學說分道揚鑣時，這種討論又死灰復燃。關於危害世界和平的各種爭議，自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以來便從未停止過，而且無可避免地想在過去各次世界大戰的淵源與當前國際的展望之間，尋找可能的相似之處。雖然宣傳家喜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慕尼黑）的情形做比較，歷史學家卻越來越為20世紀80年代和20世紀最初10年的相似之處感到不安。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淵源再一次成為亟待解決且切中時宜的問題。於是，任何想要解釋（歷史學家在這個時期也非解釋不可）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何爆發的歷史學家，都陷身於深廣澎湃的海域。
不過，我們至少可以刪去歷史學家不必回答的問題，而讓其工作簡化一點兒。其中最主要的是「戰罪」問題。這是屬於道德和政治判斷的範圍，與歷史學家關係不大。如果我們的興趣在於為什麼歐洲長達一世紀的和平會變成世界大戰的時代，那麼「是誰之過」這個問題便無關緊要。就好像對於研究為什麼斯堪的納維亞戰士會在10和11世紀征服歐洲無數地區的歷史學家來說，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在法律上站不站得住腳，也是無關緊要的問題一樣。
當然，我們往往能將戰爭的責任歸咎於某些方面。很少有人會否認20世紀30年代德國的姿態基本上是侵略和擴張主義的，而其敵方的姿態基本上是防禦性的。也沒有人會否認，本書所述時期的帝國擴張戰爭，如1898年的美西戰爭和1899—1902年的南非戰爭，是由美國和英國挑起的，而非由其受害者引發。無論如何，每個人都知道，19世紀的各國政府不管如何注意其公共關係，都將戰爭視為國際政治正常的偶發事件，而且都相當誠實地承認他們很可能會率先採取軍事行動。作戰部尚未被普遍委婉地稱為國防部。
然而，可以絕對確定的是，1914年以前，沒有任何一個強國的政府想打一場全面的歐洲戰爭。而且和19世紀50年代與60年代不一樣，它們甚至不想與另一個歐洲強國爆發有限的軍事衝突。足以說明這個情形的事實是：在與列強的政治野心直接牴觸的地方，即在殖民地的征服與瓜分之中，它們的無數衝突往往以某種和平安排來化解，甚至最嚴重的摩洛哥危機（1906年及1911年）也都解除了。到了1914年前夕，殖民地衝突似乎已不再為互相競爭的列強帶來不可解決的問題。這個事實甚至被誤用來證明：帝國主義的敵對競爭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無關。
當然，列強絕不是愛好和平的，更談不上反戰。即使是在它們的外交部竭力想避免一場公認的災難時，它們還是不曾放棄打一場歐洲戰爭的準備，只是有些人看不出來罷了。〔雷德爾海軍上將（Admiral Raeder）甚至宣稱：1914年時，德國的海軍參謀部並沒有對英國作戰的計劃。[13] 〕20世紀的最初10年，確實沒有一個政府想要追求唯有訴諸戰爭或不斷的戰爭威脅才能達成的目的——如希特勒在20世紀30年代所追求的。當法國的盟國俄國先因戰爭、繼以失敗和革命而無法動彈之際，德國的參謀長曾提出乘機進攻法國的主張，但未獲批准。德國只是在1904—1905年，利用法國暫時孤立無援的黃金機會，對摩洛哥提出帝國主義的要求。這是一個可以處理的問題，沒有人想為此挑起一場大戰，實際上也不曾。沒有任何一個列強政府想打一場大戰，不論它多麼有野心、多麼輕舉妄動和不負責任。當老皇帝約瑟夫在1914年向他注定毀滅的臣民宣佈戰爭爆發的消息時，他曾說道：「我並不希望這件事發生。」儘管戰火是其政府挑起的，但他這句話卻是發自肺腑。
我們最多可以說，在緩緩滑向戰爭深淵的某一點上，戰爭似乎已變得不可避免，以致有些政府決定選擇一個最佳或至少不是最不利的時刻率先發動戰爭。有人認為德國自1912年起便在找尋這一刻，事實上也不可能比這更早。1914年的最後危機，是由一件不相干的暗殺所促成——一位奧地利大公在巴爾幹半島深處的一個偏遠城市薩拉熱窩被一名學生恐怖分子暗殺。在這個危機中，奧地利當然知道它對塞爾維亞的恐嚇，是冒了世界大戰的風險；決定支持其盟邦的德國，則使大戰的發生幾無轉圜餘地。奧地利的陸軍部長在7月7日指出：「天平的傾斜對我們不利。」難道不該在它傾斜得更厲害之前動手嗎？德國人也是這麼想。只有在這個嚴格的意義上，「戰爭責任」的問題才略具意義。但是，正如這件事所顯示的，1914年夏天的危機和之前的無數次都不一樣，所有的強權都將和平一筆勾銷，甚至英國也不例外——德國人原本期望英國人會保持中立，以便增加它同時打敗法國和俄國的機會。〔德國的戰略，即1905年的「施裡芬計劃」（Schlieffen Plan）預計先對法國發動猛烈一擊，再轉而對付俄國。前者意味著將入侵比利時，而這樣一來遂給了英國參戰的借口。〕除非它們都相信和平已遭到了致命傷，否則即使到了1914年，仍然不會有任何列強願意向和平揮出致命一拳。
因此，挖掘第一次世界大戰根源的問題，並不等於找出「侵略者」的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根源於一種越來越惡化，而且逐漸超出各國政府控制能力的國際形勢。慢慢地，歐洲分成兩個對立的列強集團。這種和平時期的對立集團，是首次出現的新產物。其形成基本上是由於歐洲出現了一個統一的德意志帝國，這個帝國是在1864—1871年間以外交和戰爭犧牲了別國的利益而建立（參見《資本的年代》第四章）。它想要以和平的聯盟自保，對抗主要的輸家法國，而聯盟又適時造成反聯盟。聯盟本身雖然意味了戰爭的可能性，卻不必然導致戰爭，甚或更容易發生。事實上，德國首相俾斯麥雖然在1871年後的幾乎20年間，是多邊外交棋賽眾所公認的世界冠軍，他卻是專心致力於維持列強間的和平，並且十分成功。強權集團只有在聯盟的對立變成永久性時，尤其是在它們之間的爭執變得無法處理時，才會危及和平。這種情形將在下一個世紀發生。但關鍵是，為什麼發生？
在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國際緊張狀態（20世紀80年代，人們還在思考如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之間，有一個重大差異。自1945年起，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敵對國家是美國與蘇聯一事，人們從不懷疑。但是對19世紀80年代的人們而言，1914年的陣容尚無法預測。當然，某些可能的同盟國家和敵對國家很容易看出來。單憑德國在1871年兼併了法國大片地方（阿爾薩斯——洛林）一事，便可知道德國和法國將互相為敵。德國和奧匈帝國聯盟的持久性也不難預測。俾斯麥在1866年後締結這一聯盟，因為新德意志帝國內部的政治均衡，必須仰仗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存在。俾斯麥看得非常清楚，一旦哈布斯堡王朝崩解為各個民族碎塊，不但會導致中歐和東歐國家制度的瓦解，也將毀滅由普魯士主宰的「小日耳曼」的基礎（參見《資本的年代》第一章第2節）。1871—1914年間最持久的外交組織，便是成立於1882年的「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事實上它是德奧同盟，因為作為第三國的意大利不久便告脫離，最後還在1915年加入了反德陣營。
再者，因其多民族問題而捲進巴爾幹諸國動亂，而在1878年佔領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Bosnia-Hercegovina）後又牽涉更深的奧地利，顯然在那個地區與俄國敵對。〔南方的斯拉夫民族，部分是在奧匈帝國奧地利那一半的統治之下（斯洛文尼亞人，住在達爾馬提亞的克羅地亞人），部分是在奧匈帝國匈牙利那一半轄下（克羅地亞人、部分塞爾維亞人），部分是屬於帝國共同管轄權之下（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其餘是小型獨立王國（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和小公國門的內哥羅），或在土耳其統治下（馬其頓）。〕雖然俾斯麥盡可能與俄國維持親密關係，但是可以預見，德國遲早會被迫在維也納和聖彼得堡之間做一選擇，而且它只能選擇維也納。再者，一旦德國放棄俄國，如19世紀80年代晚期的情形，俄國便會順理成章地靠向法國，而1891年也果真發生了。甚至在19世紀80年代，恩格斯就已預料到這樣的聯盟，而它當然是衝著德國來的。因此，到了19世紀90年代早期，兩個強權集團已在歐洲形成了對峙局面。
不過，這種對峙雖然使國際關係更顯緊張，卻還不至於使全面歐戰勢所必然。因為法國和德國爭議的問題（即阿爾薩斯——洛林）與奧地利沒有什麼利害關係，而可能導致奧地利和俄國衝突的問題（也就是俄國在巴爾幹半島的影響力有多大），對德國來說並不重要。俾斯麥曾說：巴爾幹半島不值得犧牲一名波美拉尼亞榴彈兵。法國和奧匈之間沒有真正的爭執，俄國和德國之間也沒有。更有甚者，使德國和法國不和的問題雖然永遠存在，大多數法國人卻根本不認為那值得一戰，而導致奧匈帝國和俄國不和的問題雖然（如1914年所示）比較嚴重，卻只是間歇發生。結盟系統之所以轉化成定時炸彈，主要是由於下列三項發展：不斷改變的國際形勢因列強之間的新衝突和新野心而愈發不穩；聯合作戰的想法使集團對峙更顯強固，以及第五個強國英國的介入。（沒有人擔心意大利的背叛變節。說意大利是一個「強權」，只不過是國家間的客套話。）英國在1903—1907年，出乎眾人，甚至自己的意料，加入了反德陣營。若想瞭解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最好追溯英國和德國之間的這種敵對。
對於英國的敵人和盟邦來說，「三國協約」（Triple Entente）都是令人驚訝的。在過去，英國既沒有與普魯士摩擦的傳統，也沒有任何永久性衝突的理由，與現在稱為德意志帝國的普魯士也一樣。另一方面，自1688年起，在任何歐戰之中，英國幾乎都是與法國為敵。此時的情形雖然由於法國已不再能主宰歐洲大陸而有所不同，但兩國間的摩擦仍然不斷增加，主要是因為英法兩個帝國主義強國，經常得競相爭取同樣的地盤和勢力範圍。例如，它們因埃及而不睦。英法都垂涎埃及，但是英國佔領了埃及，外加法國出資修建的蘇伊士運河。在1898年的法紹達（Fashoda）危機中，敵對的英法殖民軍隊在蘇丹的偏遠地區對壘，戰爭似乎會一觸即發。在瓜分非洲時，一方的獲利往往是建築在另一方的犧牲之上。至於俄國，在所謂「東方問題」的巴爾幹和地中海地帶，以及在介於印度和俄屬中、西亞之間有欠明確且爭執激烈的地區（阿富汗、伊朗以及通往波斯灣的區域），大英帝國與專制俄國向來是死敵。俄國人進入君士坦丁堡和向印度擴張的可能性，對於英國的歷屆外相而言，都是永遠揮之不去的噩夢。這兩個國家甚至在英國介入的唯一一場19世紀歐戰中交鋒（克里米亞戰爭），遲至19世紀70年代，一場英俄戰爭的可能性仍然不低。
就英國外交政策的一貫模式來說，與德國作戰的可能性太遙遠，根本不必考慮。英國外交政策的主旨是維持均勢，而與任何歐洲大陸強國締結永久性聯盟的做法，似乎都與這項主旨不符。與法國聯盟基本上不大可能，而與俄國聯盟更是不可思議。可是，再難以置信的事終究也成為事實：英國同法國、俄國締結永久聯盟以對付德國。英國化解了與俄國之間的所有爭論，甚至真的同意讓俄國佔領君士坦丁堡——這一提議隨1917年的俄國革命而消失。然而，這項驚人的轉型是如何又為何發生的呢？
它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傳統的國際外交遊戲，其參與者和規則都已改變。首先，它進行的地理範圍比以前大得多。以前的敵對和競爭（除了英國以外）大致限於歐洲和鄰近地區，現在已是全球化和帝國式的——美洲大部分地方不包括在內，華盛頓的門羅主義使美洲注定成為美利堅帝國擴張的場所。必須排解以免它們惡化為戰爭的國際糾紛，在19世紀80年代可能因西非和剛果而起，19世紀90年代晚期可能因中國而起，1906年和1911年因西北非和解體中的奧斯曼帝國而起，它們的機會比因任何非巴爾幹歐洲而起的可能性更大。再者，現在又加入了新的遊戲者。仍然避免歐洲牽累的美國，如今在太平洋上已是一個積極的擴張主義者；日本則是另一位玩家。事實上，1902年的英日同盟正是走向三國協約的第一步，因為這個新強國的存在（它不久就說明它事實上可在戰爭中打敗俄國），減輕了俄國對英國的威脅，從而加強了英國的地位，連帶促使俄英爭執的化解成為可能。
國際權力遊戲的全球化，自動改變了英國的處境。此前，它是唯一真正具有世界性政治目標的強國。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19世紀的大半時間裡，歐洲在英國外交算盤上的功能便是不要出聲，以便英國可以在全球進行經濟活動。這便是歐洲均勢和「不列顛和平」（Pax Britannica）的結合精義。「不列顛和平」是由唯一一支足以橫掃全球、控制世界各大洋各航線的海軍所擔保的。19世紀中葉，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所有海軍加起來還比不上英國一國。不過到了19世紀末，情況已經不同了。
其次，隨著全球性工業資本主義經濟的興起，這種國際遊戲所下的賭注也與以前大不相同。這並不表示，用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的名言來說，此後戰爭只是以其他方式所做的經濟競爭。這個看法是當時歷史決定論者感興趣的，因為他們看到許多由機關鎗和炮艦所造成的經濟擴張實例。不過，這是過分簡化的說法。即使說資本主義發展和帝國主義必須對失控的世界性衝突負責，我們也不能據此斷言資本家本身是有意識的好戰者。對於商業出版物、商人的私人通信和業務通信，以及銀行業、商業和工業代言人所發表的公開宣言的研究顯示：大多數商人都認為國際和平對他們有利。事實上，只有當戰爭不會干擾到日常生活時，它才是可以接受的。而年輕的經濟學家凱恩斯（當時尚不是經濟學的激進改革者）之所以反對戰爭，不僅是因為它將造成許多朋友喪生，也因為如此一來，人們便無法依循根據日常生活慣例而制定的經濟政策。自然，當時也有一些好鬥的經濟擴張主義者，但是，自由派新聞記者諾曼·安吉爾（Norman Angell）卻幾乎確切表達了商業人士的一般意見：認為戰爭有利於資本，是一種「大錯覺」。1912年，他曾以此為名寫了一本書。
由於國際和平是資本家——甚至可能是除了軍火製造商以外的實業家——繁榮擴張的必要條件，而自由主義的國際商務和金融交易也有賴於此，商人怎麼可能希望打擾國際和平？顯然，從國際競爭中獲益的人沒有抱怨的理由。正如今日滲透世界市場的自由貿易對日本沒有什麼不好一樣，德國工業在1914年前對它也很滿意。那些遭受損失的人自然會要求他們的政府施行經濟保護政策，不過這絕不等於呼籲戰爭。再說，英國這個最大的潛在的輸家甚至抗拒這些要求。雖然英國自19世紀90年代起的確有點兒畏懼叫陣式的德國競爭，以及德國和美國資金的流入英國國內市場，但英國商人仍然壓倒性地支持和平。至於英美關係，我們還可進一步討論。假設單是經濟競爭便可促成戰爭，那麼英美的競爭與敵對理應構成軍事衝突的準備條件——兩次世界大戰間歇期的馬克思主義者仍然如此認為。然而，正是在20世紀最初10年，英國總參謀部已不再為英美戰爭預做任何防範性措施。自此以後，英美衝突的可能性已完全被排除。
可是，資本主義發展不可避免地將世界朝國際競爭、帝國主義擴張、衝突和戰爭的方向推進。1870年以後，如歷史學家所指出：
由壟斷到競爭的改變，或許是決定歐洲工商企業的最重要因素。經濟增長也就是經濟鬥爭，這種鬥爭將強者和弱者分開，打消某些人的志氣而使另一些人堅強，犧牲古老的國家而鼓勵新興、飢餓的國家。原本深信未來將不斷進步的樂觀心理，已被不確定的劇痛感——最猛烈的劇痛之感——所取代。凡此種種都強化了競爭，也為日益尖銳的競爭所加強，這兩種形式的競爭已經合一。[14]
顯然，經濟的宇宙已不像19世紀中葉那樣，是一個環繞著英國這顆恆星運行的太陽系。如果全球金融和商業的交易仍舊（而且事實上越來越）通過倫敦進行，英國卻顯然不再是「世界工廠」，也不再是其主要的進口市場。相反，它的相對式微已經很明顯。好幾個相互競爭的國家工業經濟彼此對峙。在這種情形下，經濟競爭與各國政治乃至軍事行動，已經緊密交織，無法分割。大蕭條時期保護主義的復興，是這一合併的第一個後果。從資本的觀點看來，政治支持對於抵擋外國侵略可能是必要的，而在國家工業經濟互相競爭的地方，或許也不可或缺。從國家的觀點來說，自此以後，經濟既是國際勢力的基礎，也是其準繩。在這個階段，一個「政治強權」若不同時身兼「經濟強國」，是不可思議的。這種轉變可以由美國的興起和帝俄的相對削弱得到說明。
相反，經濟勢力的轉移以及隨之改變的政治和軍事均衡，難道不會引起國際舞台上的角色重新分配嗎？顯然，一般德國人是這麼認為的。德國令人驚愕的工業增長，賦予它強大的國際份量，這是當年普魯士所比不上的。在19世紀90年代的日耳曼民族主義者之間，舊日針對法國的愛國歌曲《萊茵河上的警戒》，迅速為《德國至上》的全球性野心所駕凌。《德國至上》事實上已成為德國的國歌，不過尚未正式化。
經濟和政治——軍事勢力的認同之所以如此危險，不僅是因為敵對國家在世界各地競逐市場和原料，也因為列強對近東和中東這類經濟戰略要地的控制權，往往是重疊的。石油外交早在1914年前便已是中東政局的一大關鍵要素，勝利屬於英國、法國、西方（尚不包括美國）石油公司和一位亞美尼亞代理商卡洛斯特·古本江（Calouste Gulbenkian），他可賺取5%的佣金。相反，德國對奧斯曼帝國的經濟和戰略滲透，不但使英國人發愁，也促成土耳其在戰爭中加入德國一方。但是，當時局勢的新奇之處在於：借助經濟和政治的結合，即使是將那些有爭議的地區和平劃分為若干「勢力範圍」，也無法平息國際上的敵對競爭。1871—1889年間，俾斯麥曾以無與倫比的技巧處理這種敵對競爭。如俾氏所深知的，控制它的關鍵在於刻意限制目標。只要各國政府能夠精確說明其外交目的——例如邊界移動、王朝婚姻、從他國獲得的「補償」——便可能通過評估和安排來解決。當然，如俾斯麥本人在1862—1871年間證明的，兩者都不排除可控制的軍事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