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4年8月起，歐洲人的生活便受到戰爭的包圍、充塞和縈繞。在本書寫作之際，歐洲大陸絕大多數70歲以上的人，在其一生中都至少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除了瑞典人、瑞士人、南部愛爾蘭人和葡萄牙人以外，所有50歲以上的歐洲人，都曾至少經歷過一次世界大戰。即使是那些在1945年後出生的人，即在歐洲境內戰火不再交織以後出生的人，也幾乎未見過哪一年是全球太平無事的。而且，他們永遠都生活在第三次世界核戰爭的陰影裡。幾乎所有政府都告訴其人民，核戰爭之所以能制止，只是因為國際軍備競賽已經造成戰爭一起大家便同歸於盡的態勢。即使已經在很長一段時期裡避開了全球性的災禍，幾乎就像歐洲列強在1871—1914年間躲過了大規模戰爭一樣，但我們怎麼能把這個時期稱為和平時期呢？因為，如偉大的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云：
戰爭不只包括會戰或作戰行動，它還包括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中，雙方都明白表現出以會戰作為鬥爭手段的意念。[4]
誰能否認這正是1945年後的世界大勢呢？
1914年前的情形與此之同。在那個時候，和平是歐洲生活的正常和預期狀態。自1815年以後，還不曾發生過將全歐列強一道捲入的戰爭。自1871年以後，更不曾有任何一個歐洲強權命令其軍隊向另一個歐洲強權開火。列強在弱國中尋找它們欺侮的對象，也在非歐洲世界物色它們下手的對象。不過它們有時錯估了對手的抵抗力：布爾人給英國人帶來的麻煩遠超出預期，而日本人則在1904—1905年輕輕鬆鬆地打敗俄國，並使自己成為強權。在離歐洲最近的領土最大的潛在受害者——長期以來已陷於分崩離析的奧斯曼帝國——境內，戰爭的可能性的確永遠存在，因為其附屬諸民族皆想要爭取獨立和擴大地盤，於是彼此爭戰不休，並將列強捲入它們的衝突之中。巴爾幹一向以歐洲火藥庫著稱，事實上，1914年的全球性爆炸也是由此開始。但是「東方問題」是國際外交日程上非常熟悉的一項，雖然它百年來連續不斷地製造了許多國際危機乃至一場相當嚴重的國際戰爭（克里米亞戰爭），但它卻從來不曾完全失控。不像1945年後的中東，對大多數未在那兒住過的歐洲人來說，巴爾幹半島是屬於冒險故事的領域，是德國兒童作家卡爾·梅這類作者的作品場景或輕歌劇的舞台。19世紀一般人對巴爾幹戰爭的印象，是蕭伯納《武器和人》（Arms and the Man ）中所描寫的樣子。這本書和其他類似的作品一樣，後來由維也納的一位作曲家於1908年改編為以音樂為主的電影——《巧克力士兵》（The Chocolate Soldier ）。
當然，當時有人已預見到一場歐洲大戰的可能性，而且，這種可能性不僅盤踞在各國政府及其參謀本部心頭，也盤踞在廣大公眾心頭。自19世紀70年代早期起，英法小說和未來學陸續推出一般而言並不切實際的未來戰爭描繪。19世紀80年代，恩格斯已著手分析世界大戰的可能性，而哲學家尼采更以瘋狂但富預見性的口吻讚揚歐洲的逐步軍國主義化，並且預言未來的那場戰爭「將向野蠻人招手，甚至喚起我們的獸性」。[5] 19世紀90年代，戰爭的憂慮促成了多次「世界和平會議」〔World（Universal）Peace Congress，第21屆「世界和平會議」原定1914年9月在維也納舉行〕、諾貝爾和平獎以及最初的「海牙和平會議」（Hague Peace Conferences，1898年）。出席這些國際會議的，是大致抱著懷疑態度的各國政府代表。這些只是最初的集會，自從各國政府在會議中對於和平理想提出堅定但理論性的承諾之後，類似的集會便不斷開下去。20世紀的最初10年，戰爭顯然是快要發生了。到了20世紀的最初20年，它的逼近已是眾人心知肚明的。
可是，大家並未真正預期到它的爆發。甚至是在1914年7月國際危機最緊急的時刻，採取毀滅性步驟的政治家也不曾認識到他們正在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和過去一樣，他們當然能想出一個解決辦法。而反戰者也無法相信他們長久以來預言的災禍，現在真的降臨了。甚至到了7月底，奧地利已向塞爾維亞宣戰之後，國際社會主義領袖聚集一堂，他們雖然深深感到困擾，但仍然相信一場全面戰爭是不可能爆發的，和平解決危機的辦法總會找到。7月29日，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領袖阿德勒說：「我個人並不相信會發生全面戰爭。」[6] 甚至那些按下毀滅電鈕的人，他們之所以這樣做，不是因為想打仗，而是因為阻止不了這場戰爭。比方說，德皇威廉直到最後一刻還在詢問他的將軍們：這場戰爭究竟能不能不同時攻打俄國和法國，而僅局限在東歐？將軍們的答案是：很不幸，這是辦不到的。那些親手構築戰爭工廠的人，以一種目瞪口呆無法置信的神情，注視著戰爭巨輪的轉動。1914年以後出世的人們，很難想像那種認為世界大戰不可能「真正」爆發的想法，是如何根植於大災難之前的生活結構中的。
因而，對大多數西方國家，以及對1871—1914年的大部分時間來說，歐洲戰爭只是一種歷史回憶或關於某個不確定未來的空談。在這一時期，軍隊在西方社會的主要功能是非戰鬥性的。除了英國和美國之外，所有的重要強國當時都實行徵兵制，不過並非所有的年輕人都被徵召。隨著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興起，將軍和政客們對於帶有革命傾向的無產階級加入軍隊，深感不安，事後證明這種不安是多慮了。對於一般徵召入伍的士兵而言，他們所感受到的似乎是軍隊生活的勞苦而非光榮。入伍成為一個男孩的成年儀式，之後將有兩三年的辛苦操練和勞役。軍裝對女孩子具有莫名的吸引力，勉強使服役的苦日子容易忍受一點兒。對於職業軍人來說，軍旅是一種職業。對於軍官來說，它是成人玩兒的兒童遊戲，是他們較平民優越的象徵以及陽剛和社會地位的象徵。對於將軍們來說，如同歷史上的慣例，它是政治陰謀和事業猜忌的場所——在軍事領袖的回憶錄中充斥著這類記載。
對於政府和統治階級來說，軍隊不僅是攘外安內的武力，也是取得公民效忠乃至積極熱忱的辦法，因為有些公民會對群眾運動產生令人困擾的同情，而這樣的運動又會逐漸損毀社會和政治秩序。和小學一樣，兵役或許是政府手上最有力的辦法，可藉以灌輸正當的公民行為，至少可將村落居民轉化為國家（愛國）公民。通過學校和兵役，意大利人就算還不會說標準國語，至少也聽得懂。而軍隊也將意大利面這種原本屬於貧窮的南方地區的食物，轉化成全意大利的習慣。對非戰鬥性的公民而言，多彩多姿的街頭軍事表演——遊行、儀式、旗幟和音樂——也為他們增添了不少娛樂、靈感和愛國心。對於1871—1914年間歐洲非軍事性的居民來說，軍隊最令人熟悉而且無所不在的那一面，或許當推軍樂隊。公共場合和公園若少了它們，簡直不可想像。
自然，士兵偶爾也會執行他們的首要任務。當社會面臨危機之際，他們可能被動員來鎮壓騷動和抗議。各國政府，尤其是那些必須擔憂輿論和其選民的政府，通常會小心防範軍隊射殺民眾的可能性。士兵對平民開火的政治後果往往很壞，而士兵拒絕對平民開火的政治後果甚至更危險，如1917年的彼得格勒（Petrograd）事件。不過在這段時期，軍隊還是經常被動員，在其鎮壓之下的國內受害者人數已多到無法忽略，即使是在一般認為並未瀕臨革命的中歐和西歐國家——如比利時和荷蘭——也不例外。在像意大利這樣的國家，死於軍隊鎮壓的人數自然非常可觀。
對於軍隊來說，鎮壓國內平民是一項安全的任務，但是偶爾爆發的戰爭，尤其是殖民地的戰爭卻比較危險。不過，這裡所謂的冒險是醫學上而非軍事上的。1898年為美西戰爭動員的27.4萬名美軍中，陣亡的只有379人，受傷的只有1 600人，但是死於熱帶疾病的卻不下於5 000人。無怪乎各國政府竭力支持醫學研究。在這個時期，醫學終於可以相當程度地控制黃熱病、瘧疾，以及當時仍被稱為「白種人墳墓」區的其他禍患。1871—1908年間，法國每年平均在殖民地的開拓中喪失8名軍官，包括其中唯一可能導致嚴重傷亡的越南，在這37年總數約300名的陣亡軍官中，有半數死於該地。[7] 我們不應低估這些戰役的嚴重性，特別是因為受害者的損失慘重得不成比例。即使對侵略國家來說，這類戰爭也絕不是乘興出遊。1899—1902年間，英國共派遣15萬士兵前往南非，陣亡和受傷致死者共2.9萬人，死於疾病的有1.6萬人，而花費則高達2.2億英鎊。這樣的代價當然不可忽略。不過，在西方國家，士兵的職務危機大致比不上某些平民工人，尤其是運輸工人（特別是海運）和礦工。在這段歌舞昇平歲月的最後三年間，英國每年平均有1 430名煤礦工人喪生，16.5萬名（勞動力的10%以上）受傷。而英國的煤礦意外事故發生率，雖較比利時和奧地利為高，卻比法國低一點兒，比德國低30%，而只有美國的1/3強。[8] 冒著最大的生命和肢體風險的並非軍人這一行。
因此，如果不計英國的南非戰爭，我們可說強國的士兵和水手，其生涯是相當平靜的。不過帝俄和日本軍隊的情形例外。帝俄在19世紀70年代與土耳其纏鬥，1904—1905年間又與日本打了一場慘烈戰爭。日本人則在對中國和俄國的戰爭中獲勝。這樣的生涯，仍可在好兵帥克〔Schwejk，1911年哈謝克（Jaroslav Hašek）杜撰的人物〕完全沒有戰鬥的回憶和奇事中看出。帥克是奧地利皇家軍隊著名的第九十一團前士兵。參謀本部自然是盡責備戰。他們大多數也照例根據上一次重大戰事的經驗或回憶來進行戰備改良。身為最偉大的海軍強國，英國人自然對陸上戰爭只做有限準備。不過，在1914年之前幾年與法國同盟者安排合作事宜的將軍們，越來越明白未來戰爭對他們的要求會多得多。但是就整體而言，預言戰爭將因軍事技術進展而發生可怕轉型的人，是平民而非士兵。將軍們，甚至某些在技術方面比較開明的海軍將官們，對於這些進展的瞭解也相當遲緩。資深的業餘軍事家恩格斯常常提醒大家注意他們的遲鈍。但是1898年在聖彼得堡發表厚達六冊的《未來戰爭的技術、經濟和政治諸種方面》（Techn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spects of the Coming War ）的，卻是猶太人資本家伊凡·布魯赫（Ivan Bloch）。在這部預言性的著作中，他預測到壕塹戰的軍事僵局將導致長久衝突，而這種衝突必須付出的經濟和人力代價，將使交戰國陷入耗竭或社會革命。這本書迅速被翻譯成數種語言，但是對軍事計劃卻沒有任何影響。
雖然只有某些平民觀察家瞭解未來戰爭的災難性，不知情的各國政府卻一頭栽進軍備競賽中——這種軍備的新奇性，足以促成這些災禍。19世紀中葉已經逐步工業化的殺伐技術（參見《資本的年代》第四章第2節），在19世紀80年代有了戲劇性的進展，不僅是由於小型武器和大炮的速度、火力在本質上發生了革命，也是因為更有效率的渦輪機、更有效的保護性鐵甲和足以承載更多大炮的能力，造成了戰艦的改變。附帶一提，甚至非戰鬥性的殺戮也因「電椅」的發明（1890年）而改變，不過在美國以外的地方，行刑人仍舊堅持使用古老而歷經考驗的辦法，例如絞刑或砍頭。
軍備競賽的明顯後果之一，便是錢花得越來越多，尤其是因為各國都想跑在前面，或至少不落於人後。這場軍備競賽開始於19世紀80年代晚期，起初並不激烈；20世紀逐漸加速，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幾年達到高潮。英國的軍費開支，在19世紀70—80年代大致都保持穩定，不論就整體預算所佔的百分比或平均每人的負擔而言皆如此。但是，隨後便從1887年的3 200萬英鎊，上升到1898—1899年的4 410萬英鎊，以及1913—1914年的7 700萬英鎊。其中增長最壯觀的顯然是海軍，因為其投射武器乃是當時的高科技軍備。1885年時，海軍花了政府1 100萬英鎊，和1860年差不多，然而在1913—1914年，這個數字已攀升到四倍之多。德國同期的海軍支出增長更是驚人：由19世紀90年代中期的每年9 000萬馬克，上升到幾近4億馬克。[9]
這種龐大開支的後果之一，是它們需要較高稅收，或是膨脹性借貸，或是兩者都要。但是另一個同樣明顯但往往為人所忽略的後果，是它們已日漸使祖國的毀滅成為大規模工業的副產品。諾貝爾和卡內基這兩位認識到是什麼使他們成為炸藥和鋼鐵富豪的資本家，想藉著將其部分財富用於和平目的以作為補償。在這件事上，他們是特例。戰爭和戰爭產業的共生現象，不可避免地改變了政府和工業之間的關係。因為，正如恩格斯在1892年所說：「當戰爭成為大工業的一支時，大工業遂成為政治上的必要條件。」[10] 相反，政府也成為某些工業分支的當然成分，因為除了政府外，還有誰能為軍事工業提供顧客？它所生產的貨物不是由市場決定，而是由政府間無休無止的競爭所決定，因為各國政府都想為自己取得最先進因而也最有效的武器供應。更有甚者，各國政府所要求的武器生產，不只限於當前的實際所需，還得應付未來戰爭的不時之需。也就是說，它們必須讓它們的工業維持遠超出和平時期所需的生產能力。
無論如何，各國因此不得不保護強大的國家軍備工業，承擔其技術發展的大部分成本，並使它們獲利。換言之，它們必須保護這些工業不受狂風暴雨襲擊，這種狂風暴雨會威脅到航行在自由市場和自由競爭大海上的資本主義企業船隻。政府當然也可以自己從事軍備製造，而且事實上它們早就這麼做了。但是在這個非常時期——或至少就自由英國而言——它們寧可與私人企業進行某種合作。19世紀80年代，私人軍火商承擔了1/3以上的軍備合約，19世紀90年代提高到46%，20世紀最初10年更上升至60%。附帶一提，當時政府隨時預備給他們2/3的保證量。[11] 無怪乎軍火工廠幾乎全為工業鉅子所有，或是工業鉅子所投資的。戰爭和資本集中攜手並進。在德國，大炮大王克虜伯在1873年僱傭了1.6萬名員工，1890年增加到2.4萬人，1900年更達4.5萬人左右。當1912年第50萬門克虜伯大炮離開工廠時，克虜伯手下共有7萬名員工。在英國，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公司在其位於紐卡斯爾的主廠中僱傭了1.2萬人，1914年時，這個數目增加到2萬人，超過泰恩塞德（Tyneside）地區所有金屬業工人的40%，這還不包括靠阿姆斯特朗公司轉包合約維生的1 500家小工廠員工。這些小工廠也很賺錢。
像美國當代的「軍事工業復合體」一樣，這些巨大的集中工業，如果沒有各政府間的軍備競賽，便會變得一文不值。因此，大家往往想讓這些「死亡商人」（和平倡議者喜用的詞彙）為英國新聞記者所謂的「鋼鐵和黃金之戰」負責。我們是否可以就此推論說軍火工業助長了軍備競賽，有必要時還發明國家劣勢或「脆弱之窗」的說法，說利潤優厚的契約可以消除這些問題。一家專門製造機關鎗的德國工廠，設法在法國《費加羅報》（Le Figaro ）上登了一則新聞，說法國政府計劃擁有加倍的機關鎗。德國政府於是在1908—1910年訂購了價值4 000萬馬克的同款武器，使這家工廠的股息由20%提高到32%。[12] 一家英國工廠辯稱其政府嚴重低估了德國人重整海軍軍備的進度，促使英國政府決定把戰艦數量加倍，而該公司則從每一艘大型軍艦身上獲得25萬英鎊的利潤。像維克斯公司（Vickers）代理商希臘人巴茲爾·扎哈羅夫（Basil Zaharoff，後來因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協約國服務而被授予爵位）這類溫文爾雅但行為可疑的人，特別注意讓列強的軍火商只把次要和即將過時的產品賣給近東和拉丁美洲諸國，這些國家隨時都願意購買這樣的五金器具。簡而言之，現代的國際死亡貿易當時已在熱烈進行。
可是，就算科技人員的確大力遊說陸軍將領和海軍艦隊司令（這些人對閱兵比對科學更熟悉）購買最新的大炮，以免遭全軍覆沒的命運，我們也不能就用軍火製造商的陰謀來解釋世界大戰。誠然，1914年倒數前5年，由於軍備的積聚已達可怕程度，因而使形勢更具爆炸性。誠然，至少在1914年夏天，動員死亡武力的機械作用已無法節制。但是，使歐洲陷入大戰的，並不是這種競賽式的整軍經武，而是當時的國際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