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歷史學家認為，19世紀後期經濟發展最迅速的俄國，要不是因為那場隨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來的革命，終將繼續演變成一個繁榮的自由主義社會。對於當時人來說，這種想法是不可思議的。如果要問當時人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需要革命而且必定會發生革命，答案無疑是沙皇統治下的俄國。俄國當時是一個龐大、行動遲緩而且無效率的國家。它在經濟上和技術上皆處於落後狀態，1897年時全俄1.26億人口中，有80%是農民，1%是世襲貴族。對19世紀晚期歐洲所有受過教育的人來說，俄國的組織都太過老式陳腐，完全是一種官僚化的獨裁政治。因此，除非能說服沙皇推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大改革，否則唯一能改變這個國家的方法便是革命。第一個辦法在大多數人看來是行不通的，但這並不表示第二個辦法就行得通。由於幾乎每一個人都認識到改變的必要性，因此從中庸保守到極端左派的俄國人士，都不得不成為革命分子。唯一的問題是：什麼樣的革命？
沙皇政府自克里米亞戰爭（1854—1856年）後便瞭解到，俄國如要保住其強權地位，便不能再完全依靠它的廣大幅員、眾多人口，以及隨之而來的龐大但原始的軍隊。它需要現代化。俄國和羅馬尼亞一樣，是歐洲最後的農奴制度根據地。1861年農奴制度的廢除，原是為了將俄國農業拉進19世紀，然而，這項政策既未造成一個令人滿意的農民階級（參見《資本的年代》第十章第2節），也未使農業現代化。1898—1902年間，歐俄部分的穀物平均產量，只有每英畝不到9蒲式耳，而同時的美國卻有14蒲式耳，英國更高達35.4蒲式耳。[10] 雖然如此，大片開闢的外銷穀物生產區，還是使俄國成為世界的主要穀物供應國。由19世紀60年代早期到20世紀最初10年早期，全俄穀物的淨收穫量增加了160%，外銷也增加了五到六倍，然而這卻也使俄國農民更依賴於世界市場價格。在世界農業的不景氣期間，小麥的價格幾乎下跌了一半。[11]
雖然1891年的饑荒使人注意到農民的不滿情緒，可是由於農民在村落之外基本上無人聞問，這為數幾近一億人的不滿，很容易被忽略掉。然而這種不滿，不僅因貧窮、缺乏土地、重稅和低谷價而尖銳化，同時也可通過集體村社這個潛在的重要組織予以凝聚。矛盾的是，這些集體村社是因為農奴解放而加強了其受官方認可的地位；1880年，又由於某些官吏認為它們是對抗社會革命分子的忠誠基地，而予以增強。不過卻有另一群人持相反的立場，他們基於經濟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催促盡快將村社廢除，把土地轉為私人財產。革命分子也因類似的辯論而分裂。民粹主義者（參見《資本的年代》第九章）認為革命的農民公社，可以作為俄國直接社會主義化的基礎，從而避開資本主義發展的慘劇。可是俄國馬克思主義分子卻認為這已不再可能，因為公社已經分裂成互具敵意的農村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他們也歡迎這種發展，因為他們比較相信工人。在這兩種辯論中，雙方都宣稱農民公社是重要的。在保有公社的50個歐俄省份中，公社擁有80%的土地，這些土地定期按照公社的決定而重新分配。誠然，在比較商業化的南方地區，公社的確正在崩潰，但比馬克思主義者所想像的要慢；在北部和中部，它幾乎仍然和最初一般堅實。在它仍然堅實強固的地方，它有時會為神聖俄國的沙皇表達村落輿論，但有時也會發出革命的呼聲。在它遭到侵蝕的地方，它將絕大多數的村民聚集在一起，發動聲勢浩大的抗禦。事實上，對革命而言幸運的是，馬克思主義者所預言的「村落階級鬥爭」尚未充分發展，還不足以妨礙全體農民（不論貧或富）一致參與大規模運動，以對抗鄉紳和政府。
不論他們持什麼樣的看法，俄國公眾生活（不論合法或非法）中的每一個人，幾乎都同意沙皇政府對於土地改革處理不當而且忽視農民。事實上，由於政府將農業人口的資源用在19世紀90年代由政府主持的大規模工業化之上，遂使農民原已強烈的不滿更為強烈。因為鄉村代表俄國的大宗稅收，而這份稅收同高保護性關稅以及龐大的外來資金一樣，都是專制俄國實行經濟現代化以增加國力所必需的。私人資本主義與國營資本主義的混合，其結果十分可觀。1890—1904年間，俄國鐵路長度增加了一倍（部分是由於修築了橫越西伯利亞的鐵路），而在19世紀的最後5年間，煤、鐵和鋼的產量也都增加了一倍。[12] 但是另一方面，專制俄國現在出現了一個迅速成長的工業無產階級，這個階級集中在幾個主要工業中心的龐大工廠復合體中。因此，俄國也開始出現勞工運動，而勞工運動顯然致力於社會革命。
迅速工業化的第三個後果，是俄國西方和南方邊陲區域不成比例的發展，而這兩片地區皆不屬於大俄羅斯民族的居住地，例如波蘭、烏克蘭以及阿塞拜疆（Azerbaijan，石油工業）。社會和民族的緊張狀態都為之升高，尤其是因為俄國專制政府想要借助19世紀80年代以後有系統的教育，推行俄國化政策，加強它對這些地區的政治控制。如前所述，足以證明社會和民族不滿情緒已經結合的事實是，在若干（或許絕大多數）少數民族的政治動員中，有些新興社會民主（馬克思主義）運動的衍生活動，已經變成事實上的「民族」政黨（參見第六章）。斯大林以一名格魯吉亞人而成為革命俄國的統治者，這與拿破侖以一名科西嘉人而成為革命法國的統治者相比，更不是歷史上的偶然事件。
專制俄國佔領了被瓜分的波蘭的最大部分。自從1830年起，歐洲所有自由主義者都熟悉也同情以士紳為基礎的波蘭抗俄民族解放運動。不過，自從1863年的起義被擊敗之後，革命性的民族主義已銷聲匿跡。（俄國所兼併的部分，形成了波蘭核心。在被德國兼併的部分，也由少數波蘭民族主義分子進行了勢力較弱的反抗。不過，被奧地利兼併的部分卻與哈布斯堡王朝達成相當不錯的妥協。哈布斯堡王朝需要波蘭的支持，以在其互相鬥爭的諸民族中保持政治平衡。）1870年後，在「全俄羅斯之專制君主」統治的帝國心臟地區，可能就要爆發一場革命的新想法，已是歐洲自由分子所熟悉而且支持的論調。一方面是因為這個專制政體已顯出內在、外在的軟弱跡象，一方面也是由於當時出現了一個高能見度的革命運動。這個運動的參與者最初幾乎全是來自所謂的「知識分子」：貴族士紳、中產階級和其他受過教育的階層的子弟，以及比例之高前所未有的女性，而且有史以來第一次包括了相當數目的猶太人。這類革命分子的第一代主要是民粹黨人（參見《資本的年代》第九章），他們仰賴農民，但是農民卻不注意他們。他們在小團體的恐怖行動上表現得較為成功，其中最富戲劇性的是1881年事件——在該事件中，他們暗殺了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雖然恐怖主義不曾嚴重削弱專制政治，它卻使俄國革命運動引起了國際的注意，而且有助於促成除了極右派外幾乎普遍具有的共識，即俄國革命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民粹派在1881年後遭到消滅或驅散，不過在20世紀最初10年早期他們再度以一個「社會革命黨」（Social Revolutionary Party）的形式復興，到了此時，各村落已願意聆聽他們的訴求。他們後來成為左派的主要農村政黨，不過他們也使其恐怖主義支派再度復活，此時恐怖主義已為秘密警察所滲透。〔秘密警察長阿澤夫（Azev，1869—1918）面臨著複雜的任務，一方面，他得暗殺夠多的傑出人士以滿足他的同志，另一方面他又得交出夠多的同志以滿足警方，以不失去雙方對他的信任。〕像所有寄望於俄國革命的人一樣，他們大量吸收西方傳來的適當理論，而借助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他們也致力於研讀社會主義革命最具權威的理論家馬克思的著作。由於西方自由主義的解決辦法在社會和政治上並不可取，因此在俄國，那些如果生在別處便會是自由主義分子的人，在1900年以前都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因為，馬克思主義至少曾做出如下預測：資本主義的發展終將走向被無產階級推翻的階段。
因而，無不為奇的是，19世紀70年代在民粹主義運動廢墟上成長的革命運動，便是馬克思主義運動。不過，它們在19世紀90年代之前尚未組織成一個俄國的社會民主黨，或者，更準確地說，尚未組成一個隸屬於共產國際的社會民主組織，這個組織基本上是個互相敵對、不過也偶爾合作的復合體。雖然在這個時期最強力支持社會民主政治的群眾，或許仍然是柵欄移民區〔Pale，猶太聯盟（Jewish Bund，1897年）的根據地〕北部的無產階級工匠和戶外勞動者，可是以工業無產階級為基礎建立一個政黨的構想，已有某種實際根據。在追溯俄國社會民主黨派的發展過程時，我們已習慣於將脈絡放在馬克思革命組織的某個特殊派別身上，這個派別是由列寧領導的，列寧的兄弟曾因暗殺沙皇而遭處決。由於列寧擁有結合革命理論和實踐的非凡稟賦，因此使得這個派別顯得特別重要，儘管如此，我們仍應記住下面三件事。首先，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俄文的bolshe為「多數」之意，由於他們在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有效大會上暫居多數，故名之）只是俄國社會民主政黨發展中的若干傾向之一，而社會民主政黨又與帝國其他以民族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政黨有別。其次，它要到1912年才成為一個獨立政黨，因為到那時它才真正成為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的主要力量。最後，在外國社會主義者或一般俄國人眼中，不同社會主義者之間的區別，似乎是無法理解或次要的；它們都應受到支持和同情，因為它們都是專制政治的仇敵。布爾什維克與其他社會主義者的不同，在於它的組織較好、較有效率，且較可信賴。[13]
雖然農村的動盪狀態在農奴解放以後已平息了好幾十年，可是沙皇政府卻明白地看出：社會和政治的動盪狀態不但方興未艾，而且甚具危機性。如1881年後一波波對猶太人的屠殺所顯示的，專制政府不但不曾阻撓，有時反而鼓勵大眾反猶，而民眾對反猶運動也給予了大力支持，只是俄國中部和東北部的大俄羅斯人不如猶太人集中的烏克蘭和波羅的海地區居民那麼熱衷。日漸遭受虐待、歧視的猶太人，越來越為革命運動所吸引。另一方面，瞭解到社會主義潛在危險的俄國政權，遂開始玩弄勞工立法，甚至在20世紀最初10年早期，在警察的保護下，組織過短暫的反貿易工會，而這些組織日後有效地發展成真正的工會。實際上，1905年革命的導火線，正是因為工會的示威群眾遭到屠殺。總之，自1900年起，俄國的局勢已經非常明顯：社會動盪正在迅速上升。長久以來半隱半露的農民騷動，在1902年左右紛紛爆發。同時，工人也在頓河邊的羅斯托夫（Rostov-on-Don）、敖德薩（Odessa）和巴庫（Baku）發動幾近全面的罷工（1902—1903年）。
不穩定的政權最好避免危險的外交政策，可是俄國的專制政府卻一頭栽了進去。作為一個強權（不論它是如何懦弱），它堅持在帝國主義的征服中發揮它自認為應當發揮的作用。它選定的地盤是遠東，橫越西伯利亞的鐵路便是為了滲透遠東而修築的。在此，俄國的擴張遇上了日本的擴張，兩者都以中國的權益作為犧牲。除了中國這個無可奈何被迫與日本交戰的倒霉大國之外，俄羅斯帝國是20世紀第一個低估日本的國家。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雖然有8.4萬名日人被殺，14.3萬名日人受傷，[14] 但對俄國而言，卻是一場迅速而屈辱的災禍，並且凸顯了俄國專制政府的軟弱。甚至自1900年開始組成政治反對勢力的中產階級自由主義者，也大膽進行公開示威。沙皇意識到革命風潮日漸升高，就加速議和。可惜和約尚未締結，革命便於1905年1月正式爆發。
如列寧所言，1905年革命是一場「用無產階級的方法進行的資產階級革命」。說它用的是「無產階級的方法」或許過於簡單，雖說首先促使政府退卻，日後又再度施壓使政府在10月17日頒布類似憲法文件的，是首都的大規模工人罷工，以及帝國大多數工業城市的響應性罷工。再者，自動將自己組織成委員會（蘇維埃）的，無疑是擁有村莊經驗的工人。在這些蘇維埃中，10月13日成立的「聖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St Petersburg Soviet of Workers』Deputies），其作用不僅是一種工人會議，它還曾短期扮演首都最有效的實際權威。社會主義政黨很快便認識到這些會議的重要性，並且積極參與，如聖彼得堡年輕的托洛茨基（L. B. Trotsky，1879—1940）。（其他著名的社會主義者大多處於流放之中，無法及時回到俄國採取積極行動。）工人的干預雖然十分重要（他們集中在首都和其他政治敏感中心），可是，使專制政府不勝抵抗的，卻是在黑土（Black Earth）區、伏爾加河流域以及烏克蘭部分地方的大規模農民暴動以及軍隊的崩潰〔此一崩潰因戰艦「波將金號」（Potemkin）的兵變而更為戲劇化〕。弱小民族同時動員的革命抵抗，也具有同樣重大的意義。
當時人可以，而且也確實把這場革命視為「資產階級」革命。不僅中產階級壓倒性地贊成革命，學生（和1917年10月不一樣）也為它全面動員，而且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幾乎無異議地接受下列看法：如果革命成功，也只能建立一種西式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賦予人民言論、行動以及政治自由權，在這個制度中，馬克思階級鬥爭的最後階段還得延續下去。簡而言之，當時人一致認為由於俄國太過落後，因此無法把社會主義列入當前的革命日程表中。不論在經濟和社會上，俄國都還沒做好採用社會主義的準備。
這一點是大家都同意的，只有社會革命黨人例外，社會革命黨仍舊夢想著將農民公社轉化為社會主義單位，只是這個美夢已越來越難以實現。矛盾的是，這個夢想只在巴勒斯坦的屯墾區（kibbutzim）真正實現過。這樣的屯墾區是典型的帝俄農民產物，由信仰社會民族主義的都市猶太人在1905年後由俄國移植到聖地。
可是，列寧和帝俄當局一樣清楚地認識到：俄國自由主義或其他任何資產階級，在數量和政治上都太過微弱，不足以接管帝俄，正好像俄國的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也太過薄弱，不足以在沒有外國企業和政府的主動協助下完成俄國的現代化。即使是在革命的最高峰，官方也只做了有限的政治讓步。讓步的結果根本談不上是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憲法，只不過是一個間接選出的杜馬（Duma，國會）。這個國會對於財務只有有限的權力，對於政府和憲法則一點兒權力也沒有。當1907年革命的動盪狀態大致平息，而人為操縱的選舉仍然無法產生一個態度溫和的國會時，憲法的大半內容已遭廢除。俄國誠然沒有回復到專制政體，但實際上其帝制已經重建。
但是，如1905年證明的，這個帝制是可以推翻的。與孟什維克派（Mensheviks）這個主要的勁敵相比較，列寧的獨到之處在於他認識到：由於資產階級過於軟弱或根本不存在，資產階級革命必須在沒有資產階級的情況下製造出來。它將由工人階級製造出來，由職業革命家（列寧對20世紀政治的驚人貢獻）組織和領導，並依靠渴望土地的農民大眾的支持——農民在俄國政治上具有左右大局的力量，而其革命潛力也已獲證明。大致說來，這便是列寧派在1917年以前的立場。由工人自行掌權，跳過資產階級革命而直接進行下一階段社會革命（「不斷革命論」），這種想法在革命期間確曾短暫浮現於人們心頭，即使它不過是為了刺激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當時人認為，沒有西方的無產階級化，俄國社會主義政權將不具備長期存在的機會。列寧曾經思考過這種論調，但最終予以駁斥，認為它不切實際。
列寧派的前景，主要是建立在工人階級的成長之上，建立在仍舊支持革命的農民身上，以及民族解放力量的動員和聯合之上，只要它們與專制政府為敵，這些力量便明顯是革命的資產。（因此，雖然布爾什維克黨是一個全俄羅斯的政黨，一個好像非民族性的政黨，列寧卻仍堅持自決權乃至與俄國脫離的權利。）當俄國在1914年倒數前幾年進入另一回合的大規模工業化時，無產階級確實在不斷成長。而蜂擁進入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工廠的年輕農村移民，又比較傾向於激進的布爾什維克而非溫和的孟什維克。更別提那些籠罩在悲慘煙霧之下的煤、鐵、紡織和爛泥營區——頓涅茨盆地（Donets）、烏拉爾山區、伊凡諾夫（Ivanovo），這些地方一直都傾向於共產主義。在1905年革命失敗後的幾年之間，無產階級的士氣雖然低落，可是1912年後，他們再度掀起不安的巨浪。這道巨浪因西伯利亞勒拿河（Lena）金礦區200名罷工工人被屠殺而變得洶湧澎湃。
但是，農民會是永遠的革命分子嗎？在能幹而有決心的大臣斯托雷平（Stolypin）的主持下，沙皇政府對1905年革命的回應，是創造一個人口眾多而且傾向保守的農民團體，同時藉著全心全力投入俄國式的英國「圈地運動」（enclosure movement），以改進農業的生產率。為了維護那些擁有商業頭腦的企業性地主階級的利益，農村公社已有系統地被打碎成一塊塊私人土地。如果說斯托雷平押在「強大穩重者」身上的賭注贏了，那麼在村落富人和擁有土地的窮人之間，必定會發生社會兩極化的現象，也就是列寧所宣稱的農村階級分化。但是，在面臨真正的可能性時，列寧以其對政治實情慣有的無情眼光，認識到這種分化並無助於革命。我們無法確知斯托雷平的立法終究會不會達成預期的政治效果，這種立法在比較商業化的南方省份廣被接納，尤其是在烏克蘭，但在別處效果便差得多。[15] 然而，由於斯托雷平本人在1911年被逐出沙皇政府，不久後又被暗殺，加上1906年時帝國本身只剩下8年的和平歲月，因此這個問題不可能有實際的答案。
不過我們可以清楚指出的是，1905年革命的失敗，既未為帝制創造出「資產階級」代替物，也未賦予帝制超過6年的喘息時間。到了1912—1914年，俄國顯然再度沸騰著社會動盪。列寧相信，革命的形勢已再度到來。到了1914年夏天，革命的障礙只剩下沙皇官僚、警察和軍隊的赤誠效忠。和1904—1905年不一樣的是，這些軍隊既未喪失士氣，也未忙於別的事。[16] 另一個有礙革命的因素，或許是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消極態度。這些知識分子因1905年的失敗而消沉，大致已放棄政治激進主義而接受非理性主義和前衛藝術。
和歐洲許多其他國家一樣，大戰的爆發使不斷升溫的社會和政治騷動低落下來。當人們對戰爭的熱情消失之後，帝俄的末日便已昭然若揭。1917年，它滅亡了。
在1914年時，革命已震撼了由德國邊界到中國諸海的所有古老帝國。如墨西哥革命、埃及騷動和印度民族主義所顯示的：革命正開始正式或非正式地侵蝕新帝國主義。然而，它的結果在各地都尚未明朗化，而在列寧所謂的「世界政治火藥庫」中閃爍的火花，其重要性也被輕率地低估了。當時人們還無法看出俄國革命會造就一個共產黨政權（世界上的第一個），而且會成為20世紀世界政治史上的核心事件，正如法國大革命是19世紀政治史上的核心事件一樣。
可是，當時人們已經可以清楚看出的是，在全球廣大社會地震帶的所有爆發中，俄國革命無疑具有最大的國際影響力，因為即使是1905—1906年的暫時震動，也導致了戲劇性的直接後果。它幾乎促成了波斯和土耳其的革命；或許也加速了中國的革命。而且，在其刺激之下，奧地利皇帝採納了普遍選舉權，而這項制度卻使奧匈帝國的政治難題為之轉型，並且統治更趨不穩。因為俄國是一個「強權」，是歐洲國際體系的五塊基石之一，而且若以國內的疆域計，它是面積最大、人口最多、資源最豐富的一個。在這樣一個國家發生的社會革命，注定會有深遠的全球性影響。基於完全相同的理由，在18世紀後期的無數革命中，法國大革命也因之成為最具國際重要性的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