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更受人忽視的革命於1910年在墨西哥展開。這場革命在美國以外的地區，都沒有引起什麼注意。這部分是因為在外交上，中美洲是美國獨家的專屬後院（它那位被推翻的獨裁者曾說過：「可憐的墨西哥，離上帝那麼遠，離美國那麼近。」），部分是因為在一開始，這場革命的含義尚未清楚表露。19世紀拉丁美洲共爆發了114起武裝政變——直到今天，這些政變所導致的「革命」，仍是為數最龐大的一種——而墨西哥革命在一時之間，似乎與它們沒有明顯區別。[7] 等到墨西哥革命出現時，它作為第三世界農業國家最早的一次大型社會動亂，卻又因俄國革命的爆發而備受忽視。
儘管如此，墨西哥革命的意義卻不容忽視。一方面，因為它是直接根源於帝國世界的內部矛盾；另一方面，因為它是殖民地和非獨立世界爆發的第一場大革命——在這樣的世界中，勞動階級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因為，雖然反帝國主義以及日後所謂的殖民地解放運動，確實在新舊殖民帝國境內進展著，可是它們似乎不曾嚴重威脅到帝國的統治。
大體看來，對殖民帝國的控制還是像取得它們一樣容易。唯一的例外，是阿富汗、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亞這類尚在抗拒外來征服的山嶽戰士控制的地帶。「土著起義」往往不需花費多少氣力便可平定，不過有時所採用的手段也相當殘忍野蠻，如德屬西南非〔今天的納米比亞（Namibia）〕赫雷羅人（Herero）所遭遇的情形。在社會和政治比較複雜的被殖民國家，反殖民和主張自治的運動誠然已開始發展，不過卻往往無法聯合受過教育的少數西化人士和仇外的古代傳統護衛者，以波斯為例，這些傳統主義者可形成相當大的政治力量。這兩種人的互不信任可想而知，從而使殖民強國坐收漁人之利。在法屬阿爾及利亞，反抗的中心力量是伊斯蘭教導師，他們那時已為了這個目的結為組織，然而世俗的進步分子卻想成為共和左派的法國人。在突尼斯（Tunisia）保護國，反抗的中心是受過教育和主張西化的人士，這些人已在籌組立憲政黨。這個新憲法黨（Neo-Destour Party）的領袖哈比卜·布爾吉巴（Habib Bourguiba）在1954年成為突尼斯獨立國的領袖。
在偉大的殖民強國中，只有最古老、最偉大的英國，出現了無法永久統治的嚴重徵兆（參見第三章）。它默許白人殖民地實質上的獨立（1907年後稱為「自治領」）。由於這種政策不會引起反彈，因此也很少造成任何問題，甚至在南非也一樣。在經過一場艱苦的戰爭之後，被英國兼併的布爾人似乎因為自由黨所做的寬大安排，加上英國和布爾白人必須共同對付佔多數的有色人種，因而遂與英國取得一致。事實上，南非並未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造成任何問題。之後，布爾人又再度接掌這個次大陸。英國的另一個「白色」殖民地愛爾蘭，曾是而且到現在還是麻煩不斷。不過，土地聯盟（Land League）和帕內爾領導的那段火爆歲月，在19世紀90年代以後，似乎已因愛爾蘭政治上的紛爭，以及政府採取壓制與土地改革並用的政策而暫告平息。1910年後，英國的國會政治使愛爾蘭問題再度復活，但是其暴動分子的大本營仍然狹小不穩，以致他們想要擴大其勢力的戰略，基本上只是另一次注定失敗、注定招致殉難的反叛。英國對這次反叛的鎮壓，使得愛爾蘭人起而抗暴。這正是1916年復活節起義（Easter Rising）之後的形勢，這次起義是由一小撮完全孤立的武裝好戰分子所發起的失敗的小暴動。和往常一樣，戰爭暴露了看似牢固的政治建築物的脆弱。
在其他地方，英國的統治似乎沒有遭遇直接威脅。可是，其最古老和最新近的兩個屬地，顯然已發展出名副其實的殖民地解放運動。即使在1882年阿拉比巴夏（Arabi Pasha）的青年士兵暴動平定以後，埃及也不甘心被英國佔領。由土耳其派任的埃及總督（khediev）和當地大地主構成的統治階級（其經濟久已整合進世界市場），以明顯的不熱衷態度，接受了英國殖民總督克羅默勳爵（Lord Cromer）的管轄。日後稱為華夫脫（Wafd）的自治運動組織和政黨已逐漸形成。英國的控制仍然相當穩固，事實上要到1952年才告結束，但是這種直接的殖民統治十分不受歡迎，以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1922年）遭到廢止，改以比較間接的管轄方式，後者意味著政府要在某種程度上埃及化。在同一年中（1921—1922年），愛爾蘭贏得了半獨立，埃及贏得了半自治，這個事實顯示出帝國已開始進行第一次部分撤退。
印度的解放運動情況更是嚴重。在這個幾乎有3億居民的次大陸，一個具有商業、金融、工業和專業影響力的資產階級與一群由受過教育的英印官員構成的重要骨幹，越來越憤恨英國人的經濟壓搾，也越來越不滿於自己在政治和社會上的低賤地位。我們只要讀一讀福斯特的《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 ），便可以明瞭其中的原因。主張自治的運動已經出現。這個運動的主要組織是印度國大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1885年成立，日後成為民族解放政黨），它率先反映了這種中產階級的不滿情緒，也顯示出聰明的英國行政官〔例如艾倫·奧克塔文·休姆（Allan Octavian Hume），休姆事實上創立了這個組織〕想藉著承認令人起敬的抗議的辦法來解除騷亂的武裝。然而，到了20世紀早期，因為顯然非政治性的神智學的影響，國大黨已開始逃避英國的保護。作為東方神秘主義的仰慕者，這門哲學的西方大師往往對印度深表同情。其中有一些，如前世俗主義者和前社會主義好戰分子貝森特夫人，輕而易舉地轉變成印度民族主義的支持者。受過教育的印度人和錫蘭人，自然樂意看見西方人認可他們的文化價值觀。然而，國大黨雖然日漸強大，同時持嚴格的世俗和西方思想，仍然是一個精英組織。不過，一種以訴諸傳統宗教的方式來動員未受教育民眾的鼓動方法，已經在印度西部出現。提拉克（Bal Ganghadar Tilak，1856—1920）針對外人威脅而發起的護衛聖牛運動，便獲得相當普遍的成功。
再者，到了20世紀早期，已有了另外兩個甚至更為龐大的印度民眾運動養成所。印度移居到南非的移民已開始形成集體組織，以應付該地的種族歧視。而如前所述，印度不合作運動的主要代言人，是一位年輕的古吉拉特（Cujerati）律師甘地。甘地在1915年回到印度後，轉而成為為了爭取國家獨立而動員印度民眾的主要力量（參見第三章）。甘地展現了聖人政治家在第三世界政治中的強大作用。與此同時，一種比較激進的政治解放運動也在孟加拉出現。孟加拉有其複雜精緻的本土文化、龐大的印度中產階級、人數異常眾多的受過教育而且具有普通職位的下中階級以及知識分子。英國人要將這個大省份劃歸伊斯蘭教統治區的計劃，使反英騷動在1906—1909年間大規模蔓延（這個計劃後來流產）。從一開始，比國大黨更激進的孟加拉民族主義運動，便沒有整合到國大黨中。在這個階段，它結合了以印度教為訴求的宗教意識形態，以及類似於愛爾蘭和俄國民粹主義者（Na-rodniks）的西式革命運動。它在印度製造了第一個嚴重的恐怖主義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之前，印度北部還有其他的恐怖活動組織，主要是以從美國回來的旁遮普移民〔「卡德爾黨」（Ghadr Party）〕為基礎——到了1905年，它已成為警方的頭痛問題。再者，最初的印度共產黨黨員〔例如羅易（M. N. Roy，1887—1954）〕也是在大戰期間出現於孟加拉恐怖主義運動之中。[8] 雖然當時英國人對印度的控制力仍然強大，可是聰明的行政官員已經看出：朝向適度自治的退化發展，雖然進行得很慢，卻終將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上，自治的建議最初是由倫敦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提出的。
全球帝國主義最脆弱的地方，是非正式的殖民灰色地帶而非正式的殖民帝國，或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所謂的「新殖民主義」。墨西哥當時的確是一個在經濟和政治上都依靠其強鄰的國家，但是在技術層面上，它卻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有它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決策。它是類似於波斯那樣的國家，而非印度那樣的殖民地。再者，如果經濟帝國主義是一股可能的現代化力量，那麼墨西哥的本土統治階級並非不願接受。因為在拉丁美洲各地，構成當地統治精英的那些地主、商人、企業家和知識分子，日日夜夜都夢想著進步的到來，那種能賜予他們機會去完成國家使命的進步。他們知道自己的國家落後、衰弱又不受人尊敬。他們知道自己的國家處於西方文明的邊緣，而他們又自視為這個文明的一個必要構成部分。進步意指英國、法國以及越來越清楚的美國。墨西哥的統治階級，尤其是緊鄰美國強勢經濟影響力的墨西哥北部統治階級，雖然輕視英美商人和政客的粗野、沒風度，卻不反對將自己融入世界市場，並進而加入進步和科學的世界。事實上，在革命中脫穎而出的，便是墨西哥最北一州經濟上最先進的農業中產階級領袖。相反，現代化最大的阻礙，是廣大的農村人口。這些人大半是印第安人，他們僵化冷漠，完全陷在無知、傳統和迷信的深淵。有些時候，拉丁美洲的統治者和知識分子就像日本的統治者和知識分子一樣，對他們的人民感到失望。在資產階級世界盛行一時的種族歧視影響下（參見《資本的年代》第十四章第2節），他們甚至渴望對其人口結構進行一次生物學轉型，以便他們能接受進步的觀念。巴西和南美洲南端的地區是藉著大量引進歐洲人，日本則藉著大量與白人通婚。
墨西哥的統治者並不特別喜歡白人大量移入，這些人絕大多數是北美洲人。他們已在反抗西班牙的獨立戰爭中，藉著訴諸一段大致虛構的獨立歷史，藉著與前西班牙時代的阿茲特克（Aztec）帝國認同而得到合法化。因此，墨西哥的現代化排除了生物學幻想，而直接致力於利潤、科學和進步，這些都是由外國投資和孔德哲學促成的。被稱為「科學家」的那群人，將全部精力投注在這些目標上。自19世紀70年代以來，也就是世界帝國主義經濟向前大挺進的整個時期，墨西哥出現了一位無可匹敵的全國政治領袖——迪亞斯總統。在其總統任內，墨西哥的經濟發展相當可觀，不少墨西哥人從中獲利，尤其是那些能夠挑撥歐洲敵對企業家〔如英國石油和建築大亨威特曼·皮爾遜（Weetman Pearson）〕，並讓他們與儼然具有支配地位的北美人鬧翻，以坐收漁人之利的人。
當時和現在一樣，介於格蘭德河（Rio Grande）與巴拿馬之間的各政權的穩定性，皆取決於華盛頓特區的態度是否友善。華盛頓特區是個好鬥的帝國主義特區，而它當時所持的看法是：「墨西哥只不過是美國的經濟屬地。」[9] 迪亞斯希望藉著挑起歐洲與北美投資者的不悅來保住其國家的獨立。為此，美墨邊界以北的人都非常不喜歡他。當時美國非常熱衷於以武力干預中美洲小國，但墨西哥面積太大，不適合做軍事干預。然而到了1910年時，華盛頓已無意再澆愛國者（如標準石油公司，這家公司被英國在墨西哥這個主要產油國中享有的影響力所激怒）冷水，這些人早已想將迪亞斯推翻下台。毫無疑問，墨西哥革命分子由北方的友善鄰居身上受惠很多。使迪亞斯政權更脆弱的是，在以軍事領袖身份奪得大權之後，他便大量減縮軍隊，理由很明顯，因為他認為兵變比民眾造反的危險性更大。沒想到他卻面臨了一次大規模的群眾武裝革命，而他的軍隊，不像大多數拉丁美洲軍隊，無法鎮壓這場革命。
迪亞斯之所以會激起群眾革命，正是因為他成功地推動了驚人的經濟發展。他的政權偏袒富有生意頭腦的地主，尤其因為全球性的繁榮和鐵路的快速發展，使以前無法到達的地方轉眼成為極具潛力的財寶庫。中部和南部某些村社，原是在西班牙皇家法律下面受到保護的組織，並在獨立的最初百來年日益強化，然而在迪亞斯上台30年間，他們的土地卻被有計劃地剝奪。於是他們構成了這起農業革命的核心分子，其領袖和代言人是埃米利亞諾·薩帕塔（Emiliano Zapata，1879—1919）。碰巧，莫雷洛斯（Morelos）和格瑞洛（Guerrero）這兩個農業動盪狀態最嚴重、也最容易動員的州，離首都都很近，於是，對國家大局的決定性就更大了。
第二個不平靜的地區在北方。墨西哥北方已迅速〔尤其是在1885年擊敗阿帕切（Apache）印第安人以後〕由一個印第安邊疆轉型為經濟活力充沛的邊區，與鄰近的美國邊區互相依存。當地住有許多潛在的反叛者。他們來自以前攻打印第安人的拓荒群落，現在其土地已被剝奪；來自憤恨自己被擊敗的亞基（Yaqui）印第安人；來自新興和日漸成長的中產階級，以及大量充滿自信的流浪客，他們擁有自己的槍支和馬匹，在空曠的牧野和礦區中四處可見。維拉（Pancho Villa）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他是土匪、牛賊，最後成了革命將軍。此外還有成群有權有錢的大地主，如梅德若家族（Maderos）——梅德若家族或許是墨西哥最富有的家族。這些大地主會與中央政府或當地的地主聯盟來競爭該州的控制權。
這些可能的反動群體，事實上很多都是迪亞斯時代大量外國投資和經濟增長的受益人。使他們產生異議，或者更準確地說，將一場有關迪亞斯總統再度當選或可能退休的普通政治爭論轉化為革命的原因，或許是由於墨西哥經濟日漸整合進世界經濟，或者更準確地說，整合進美國經濟。美國1907—1908年的經濟衰退，對墨西哥造成了災難性影響。它直接造成墨西哥國內市場崩潰以及對墨西哥企業的壓搾。同時間接引起在美國失去工作的墨西哥赤貧勞工，大批湧回墨西哥。於是，現代和古老的危機碰在一起，週期性的經濟衰退和農作物的歉收，使食物價格高漲，超過了窮人的購買能力。
在這種情形下，一場選舉戰爭遂變成了大地震。迪亞斯雖然錯誤地允許對手公開競選，卻輕易地擊敗了其主要挑戰者弗朗西斯科·馬德羅（Francisco Madero）。但是，令大家都感到意外的是，這位失敗的候選人竟照例發動叛亂，在北方邊區和農民反叛中心造成一場社會和政治動亂，使政府無法進行有效控制。迪亞斯失勢，馬德羅接掌政權，但不久卻被暗殺。美國想在互相爭雄的將軍和政客中找出一位容易駕馭的腐敗者，扶植他建立一個穩固政權，但是沒有成功。薩帕塔在南方將土地重新分配給他的農民徒眾；維拉在他必須付錢給他的革命軍隊的時候，沒收了北方地主的土地。他宣佈，作為一個窮人出身的有錢人，他這樣做是在照顧自己人。到了1914年，誰也料想不到墨西哥接著會發生什麼事，但是無可懷疑，這個國家正在承受社會革命的震撼。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末期，後革命時代的墨西哥形勢才漸漸明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