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來，這個解放運動似乎是很自然的，甚至連它在19世紀80年代的加速發展，乍看之下也不足為奇。如同政治上的民主化一樣，賦予婦女較大程度的平等權利和機會，早已暗含在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中，不論它對家長的私生活會造成多大的不方便和不相宜。19世紀70年代以後資產階級內部的各種轉型，無疑為婦女（尤其是女兒）提供了更多機會。因為，如前所述，它造就了一個相當龐大的經濟獨立的婦女有閒階級（不論婚姻狀態為何），她們遂要求從事種種非家務性的活動。再者，當越來越多的資產階級男子不再需要從事生產時，他們之中有許多人便開始從事以前吃苦耐勞的商人喜歡留給其女眷參加的文化活動。如此一來，性別的差異無可避免地縮小了。
再者，某種程度的婦女解放，對於中產階級的父親而言或許是必要的。因為，絕非所有中產階級家庭，以及幾乎沒有什麼下層中產階級家庭，富足到可以給其不結婚又不工作的女兒一個舒適的生活。這可以解釋，為什麼那麼多拒絕婦女進入俱樂部和職業協會的中產階級男子，熱衷於教育其女兒，以便將來她們可以獨立一點兒。無論如何，我們根本沒有理由懷疑自由主義的父親對這些事情是真正信服的。
勞工和社會主義這類解放無特權者的重大運動，其興起無疑也鼓勵了婦女去追求自身的自由。她們構成1883年成立的（小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費邊社（Fabian Society）的1/4會員，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而且，如前所述，服務業和其他第三產業的興起，為婦女提供了範圍較廣的工作，而消費經濟的興起，又使她們成為資本主義市場的中心目標。
雖然「新女性」的出現，其原因可能不像乍看上去那麼簡單，但我們卻不需要花太多時間去尋找這些原因。舉例來說：在這段時期進入第一個光榮時代的廣告業，以其一貫無情的現實主義，認識到婦女因控制購物籃而日漸佔有經濟上的中心地位。不過，我們卻沒有確切的證據說明這個事實嚴重地改變了婦女的地位。在一個即使是在窮人中也能發現大眾消費的經濟中，廣告業必須針對婦女，因為他們的賺錢對象，是決定家庭採購單的那個人。至少，她必須受到資本主義社會這個體制的較大尊重。銷售系統的轉型，如復合商店和百貨商店逐漸侵蝕街角的小店和市場，而郵購也日益淘汰沿街叫賣的小販，經由順從、奉承、展示和廣告，資本主義將這種尊重制度化了。
然而，雖然比較貧窮或絕對貧窮的人，其絕大部分的花銷都是購買必需品或為習慣所固定，但資產階級的貴婦，卻久已被當作有價值的顧客看待。此時，被視為家用必需品的範圍已經擴大，但是婦女個人的奢侈品，比如化妝用品和日新月異的時裝，主要還是限於中產階級。婦女的市場力量尚未對改變其身份發揮多少作用，尤其是對早已具有這種力量的中產階級而言。我們甚至可以說：廣告業者和新聞記者認為最有效的技巧，甚至可能使婦女行為的傳統框架更為穩固。不過在另一方面，婦女市場的確為婦女專業人員開創了相當數目的新工作職位，而許多這樣的專業人員，對於女權主義也相當積極。
不論這個過程有多麼錯綜複雜，起碼就中產階級而言，在1914年以前的幾十年間，婦女的地位和希望無疑有了驚人的改變。這個情形最明顯的徵兆，是女子中學教育不尋常的擴展。在法國，我們所討論的這個時期，男子公立中學的數目大致穩定在330—340所之間。但是女子公立中學，卻由1880年的一所也沒有，增加到1913年的138所。而在這些公立中學就讀的女孩，其數目（大約3.3萬）業已達到中學男生的1/3。英國在1902年以前尚未建立國立中學系統，1904—1905年到1913—1914年間，男子中學的數目由292所上升到397所，但是女子中學的數目卻由99所上升到與男子中學類似的數目（349所）。〔男女合校（幾乎總是地位較低）增長得較緩慢，由184所增到281所。〕在約克郡，到了1907—1908年，在中學就讀的女生數目大致與在中學就讀的男生相等。但是，更有趣的是：到了1913—1914年，16歲以上仍繼續就讀英國國立中學的女孩，其數目比同類的男孩多得多。[11]
並非所有的國家對（中層和下層中產階級）女孩的正式教育，都有類似的熱忱。它在瑞典的進展比在其他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進展慢得多，在荷蘭幾乎沒有任何進展，在比利時和瑞士進展很小。意大利只有7 500個學生，幾乎談不上有這樣的教育。相反，到了1910年，德國大約有250萬的女孩接受中等教育（比奧地利多得多）。而頗令人驚奇的是，1900年的俄國也已達到這個數目。它在蘇格蘭的增長比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增長慢得多。女子大學教育就沒有這麼不均勻，唯一的例外是沙皇統治下的俄國以及理所當然的美國。俄國的女大學生人數從1905年的2 000人，增加到1911年的9 300人，而美國1910年的大學女生總數是5.6萬人，雖不到1890年的兩倍，但已是其他國家大學系統所望塵莫及的數字。1914年時，德國、法國和意大利大學女生的人數在4 500—5 000人之間，奧地利是2 700人。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國、美國和瑞士，1860年起女子便可上大學，但是在奧地利要到1897年，在德國要到1900—1908年（柏林）。除了醫學以外，及至1908年，只有103名婦女由德國大學畢業。而在同一年，第一位婦女受聘為德國大學教授〔在曼海姆（Mannheim）的商業學院〕。到當時為止，各國在女子教育進步上的差異，尚未引起史學家的特別注意。[12]
這些女孩（除了一小撮滲透進男性大學的以外）都無法接受和同齡男孩同樣的教育。但是，即使是中產階級婦女接受正式中學教育的情形已為人所熟悉，而且在若干國家的某些圈子裡已經是正常現象的這個事實，也堪稱史無前例。
年輕婦女地位改變的第二項，也是比較難以計量的徵兆，是她們在社會上取得較大的行動自由，不論是在自己個人的權利上，或是在她們與男人的關係上。對於「可敬」家庭的女孩子而言，這一點尤其重要，因為傳統上她們所受到的約束最大。在公共跳舞場合經常可見的非正式社交舞會（也就是不在家中或為特殊事件舉辦的舞會），反映了習俗約束的放鬆。到了1914年，西方大城市和遊憩勝地比較開放的年輕人，已經相當熟悉富有煽動情慾作用的韻律舞蹈。這些舞蹈曖昧而又富有異國情調（例如起源於阿根廷的探戈舞、起源於美洲黑人的切分法舞步），不時可見於夜總會和（更驚人的）旅館的下午茶時間或餐宴上。
這種行動自由不僅表現在社交上，也表現在實際的「行動」上。雖然婦女的時裝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才戲劇性地解放，可是在那種於公共場合捆綁女體的織物和鯨須制甲冑消失以前，已經出現了寬鬆和飄拂的衣裙。19世紀80年代唯美主義的風氣、新藝術，以及1914年前夕的時裝風尚，都有助於這種衣裙的流行。與此同時，中產階級婦女由資產階級昏暗的或燈光照明的室內逃避到露天來一事，也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它也意指得以——至少在某些場合——從衣著和束腹所造成的行動局限中解脫，而束腹也在1910年後為更具伸縮性的胸罩所取代。易卜生在描述其女主角的解放時，以「一股新鮮空氣進入她位於挪威的家」作為象徵，並非偶然。運動使青年男女可以在家庭和親屬的範圍以外相逢和結伴。婦女（雖然為數不多）成為新成立的旅遊俱樂部和登山俱樂部的會員，而偉大的自由器械——自行車——解放女人的比例比解放男人來得高，因為女人更需要自由行動。它帶給女人的自由，超過貴族女騎士所享有的自由。因為這些女騎士出於女性的羞怯，冒著相當大的受傷危險，仍然採用側騎。通過日漸增加而且不大規矩的夏日遊樂場度假（冬季運動除了兩性混合滑冰外，尚在萌芽時期），中產階級的婦女還可再得到多少自由？（她們的丈夫通常留在城裡的辦公室中，只偶爾和她們一起前往這些遊樂場。）（對於心理分析有興趣的讀者，可能已經在弗洛伊德的病歷中，注意到假日對於病人好轉所發生的作用。）總之，雖然有許多人反對，但男女在一起游泳時無可避免會暴露的身體尺度，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廉恥觀所無法容忍的。
我們很難說這種行動自由的增加，如何造成中產階級婦女更大的性解放。未婚的性關係，確實還只限於這個階級中故意解放的女孩；幾乎可以肯定她們也想要其他解放的表現，不論是政治性的或其他的。
一位俄國婦女回憶道：在1905年以後，「對一個『進步的』女孩來說，很難不費唇舌就拒絕進步的要求。外地的男孩子要求不多，接吻便夠了，但是由首都來的大學生……卻很不容易拒絕。『小姐，你是老古板嗎？』誰願意當老古板？」[13] 這種解放的年輕婦女到底有多少，我們不得而知，但幾乎可以確定的是，她們在沙皇統治下的俄國人數最多，在地中海國家幾乎沒有（這個情形可以解釋俄國流亡婦女在像意大利這樣的國家的進步和勞工運動中所發揮的作用），而在西北歐（包括英國）和奧匈帝國的城市中或許相當多。私通幾乎可以確定是中產階級婦女最普遍的婚外性活動形式，它或許隨著或許未隨著她們的自信而增加。由閉塞生活中解放的烏托邦夢想式的私通〔例如19世紀《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 ）式的小說中所描寫的〕，同法國中產階級夫婦所享有的婚外情自由（例如見於19世紀法國的通俗戲劇），是非常不同的。（附帶一句，這些19世紀的小說和戲劇都是出自男人的手筆。）然而，19世紀的私通和19世紀的性一樣，都無法予以量化。我們只能確定：這種行為在貴族和時髦的圈子裡，以及在容易保持體面的大城市中（得到像旅館這樣考慮周到和非人格化的制度之助）最為普遍。（這些觀察完全只限於中等和上等階級。它們不適用於農民和都市勞動階級婦女的婚前和婚後性行為，當然，這些婦女所佔的人數最多。）
然而，如果研究數量的歷史學家有點兒為難，那麼研究性質的歷史學家卻無法不驚訝於這個時期男性有關婦女的刺耳言論，在他們的言談之間，婦女已逐漸被認定是淫蕩的。許多這樣的說法，都旨在以文學和科學的方式，重申男性在體力和智力上的優越，以及婦女在兩性關係中的被動地位和輔助功能。這些內容是不是足以顯示他們對婦女優越性的恐懼，似乎不是十分重要。哲學家尼采經常被人引用的對男人的訓諭——去找女人時不要忘記帶鞭子〔《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Thus Spake Zarathustra ，1883年）〕[14] ——事實上並不比克勞斯對婦女的讚美更具性別歧視。像克勞斯一樣堅持不把那些能保障男人善用其天分的東西賦予婦女的觀念，[15] 或者像心理學家麥比烏斯（Mobius）所堅持的「與自然疏遠的文化男人，需要自然的婦女與之搭配」的說法，可能帶有（例如對麥比烏斯來說）所有為婦女而設立的較高教育機構均應予以毀棄的意味，也可能（如對克勞斯來說）不具這個意思。不過，它們的基本態度是相似的。然而，當時有一種確切而新穎的堅定信念：婦女對於性慾具有強烈興趣。對克勞斯而言，「婦女的淫蕩是男人智力充電的地方」；19世紀末的維也納，這個現代心理學了不起的實驗室，提供了對婦女性慾最複雜世故也最無拘束的認可。克裡姆特（Klimt）畫筆下的維也納婦女，遑論一般婦女，是帶有強烈情慾的形象，而不只是男人性幻想的形象。而這些形象顯然反映了奧匈帝國中等和上等階級的某些「性」實況。
改變的第三個徵兆，是公眾對於婦女的注意力顯著增加，婦女被視為具有特殊利益的團體和擁有特殊希望的個人。無疑，商業的嗅覺最先捕捉到特殊婦女市場的氣味，例如，新創辦的《大眾日報》有為中產階級的下層婦女開設的專屬版面，另外還有一些為新近具有讀寫能力的婦女所出版的雜誌。但是，甚至市場也體會到把女人視為有成就者而不僅是純消費者，在宣傳上會極具價值。1908年盛大的英法國際博覽會，便捕捉到這種時代風格。展出者的促銷攻勢，不僅和第一個專為奧林匹克設計的運動場相配合，也和一個位於博覽會中心地位的「婦女工作大廈」（Palace of Women』s Work）相配合。後者展出死於20世紀最初10年以前的皇室、貴族和平民出身的傑出婦女遺物，如維多利亞女王年輕時的素描、《簡·愛》（Jane Eyre ）一書的手稿、南丁格爾（Nightingale）的克里米亞馬車等，也陳列了婦女的針線活兒、工藝、書籍插畫、攝影等等。〔然而，當時的一般情形是：婦女藝術家大多喜歡在「藝術大廈」（Fine Arts Palace）展出其作品。但婦女工業會議（Women』s Industrial Council）卻向《泰晤士報》投訴，說1 000多名受雇於博覽會的婦女，其工作環境令人難以忍受。[16] 〕我們也不應忽視在競爭場合（運動再次成為一個明顯的例子）脫穎而出變得卓然有成的婦女。溫布爾登（Wimbledon）在男子網球單打開始舉辦的6年之後舉辦女子網球單打，又隔了6年之後，法國和美國的網球錦標賽也開始舉辦女子網球單打，在當時，這是我們今日無法想像的革命性創舉。因為，甚至不過20年前，可尊敬的甚至已婚的婦女，若沒有家庭男人的陪同而在這種公共場合拋頭露面，還是不可思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