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當越來越多的資產階級成員在這個富裕的年代開始游手好閒，並迅速遠離此前賦予他們身份、責任和奮發精力的清教徒倫理——強調工作、努力、節約致富、責任和道德熱誠的價值觀——這個富有征服性的資產階級時代還繁榮得起來嗎？如我們在本書第三章中已經看到的，恐懼（不，應該說是恥辱）、害怕和羞於在未來當寄生蟲的想法困擾著他們。閒暇、文化、舒適都是很好的事。（這個「閱讀《聖經》的一代」仍牢記上帝對金牛崇拜者的懲罰，對於以奢侈浪費公開炫耀財富之舉，仍然抱相當的保留態度。）但是，這個把19世紀據為己有的階級，不是正在從它的歷史命運中退縮嗎？它如何（如果辦得到的話）能將它過去和現在的價值觀念調和在一起？
這個問題在美國幾乎尚未出現。在美國，雖然有些企業家為他們的公共關係發愁，但是這些生氣勃勃的企業家，並未感覺到什麼不確定的痛苦。只有在新英格蘭那些獻身於大學教育和專業服務的世家當中，如詹姆士家族（Jameses）和亞當斯家族（Adamses），才能找到對其社會感到十分不舒服的男女。關於美國的資本家，我們只能說：他們有的賺錢賺得太快，而且賺進的是天文數字，以至他們的教育強迫他們反對下面這項事實，即對人類、甚至對資產階級而言，單是資本積累本身，並不是人生的充分目標。（卡內基說：「聚積財富是一種最壞的偶像崇拜，沒有任何偶像崇拜比對金錢的崇拜更有損人格。如果我再繼續因商業而憂慮不已，而且專心致志於在最短的時間裡賺錢，必將使自己淪落到萬劫不復的地步。」）[37] 然而，絕大多數的美國商人不能與公認非凡的卡內基相提並論，卡內基捐了3.5億美元給世界上各種傑出的奮鬥目標和個人，同時卻沒有明顯影響到他在斯基波堡（Skibo Castle）的生活方式。他們也不能和洛克菲勒相提並論，洛克菲勒倣傚卡內基慈善基金的新辦法，在他於1937年逝世之前，其所捐出的款項已較卡內基更多。這種大規模的慈善事業，像搜集藝術品一樣，有意想不到的好處：可使他們在日後公眾的心目中留下慈善家的形象，以美化他在其工人和商業競爭對手眼中的無情掠奪者形象。對於絕大多數的美國中產階級來說，致富，或者至少相當富有，仍然是人生的一個充分目標，也是其階級和文明的充分理由。
在進入經濟轉型時代的西方小國中，我們也覺察不出什麼大資產階級的信心危機。例如，易卜生曾寫過一部著名的戲劇來敘述一群挪威地方市鎮上的「社會棟樑」（1877年出版）。和俄國的資本家不一樣，他們沒有理由感覺到整個傳統社會的份量和道德，由大公們到農夫，更別說受他們壓搾的工人，都跟他們針鋒相對。與此正相反，在俄國這個國家的文學和生活中，我們看到令人驚奇的現象，如以其勝利為恥的那個商人〔契訶夫所著《櫻桃園》（Cherry Orchard ）中的洛巴克興（Lopakhin）〕，以及資助列寧等共產黨員的偉大紡織業鉅子兼藝術贊助人薩瓦·莫洛佐夫（Savva Morozov）。不過，即使是在俄國，迅速的工業進步也為他們帶來自信。矛盾的是，後來將1917年的二月革命轉化為十月革命的，是俄國僱主在前20年間所得到的信念，即「在俄國，除了資本主義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經濟制度」，而且俄國的資本家有足夠的力量迫使其工人就範。（如一位中庸的工業領袖在1917年8月3日所云：「我們必須堅持……目前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在當前這個時代，資產階級的制度是不可避免的，而由於不可避免，便應該得到一個完全合乎邏輯的結論：那些統治國家的人，應該按照資產階級的方式思想和行動。」）[38]
無疑，在歐洲已開發的部分，許多商人和成功的專業人員，仍然感到時機對他們有利，可以揚帆乘風破浪。不過，傳統上支撐這些帆的兩根桅桿，此刻正在發生明顯的變化。這兩根桅桿，一是由業主所經營的公司，另一是以男性為中心的家庭。當時，一位德國的經濟史家確曾如釋重負地談道：受薪職員所經營的大企業和自主企業家在卡特爾中失去的獨立，「距離社會主義還很遠」。[39] 但是，單是私人企業和社會主義可以如此相提並論一事，已經說明了這個時期的新經濟結構，與眾所公認的私人企業理想有多大的距離。至於資產階級家庭基礎的削弱（其婦女成員的解放是一大要因），如何能不損傷到這個對其仰賴甚巨的階級的自我詮釋（參見《資本的年代》第十三章第2節）？對這個中產階級而言，「可敬」即等於「道德」，而道德又極端仰賴於其婦女的外在行為。
資產階級長久以來的特殊意識形態和忠誠，在這段時期所發生的危機，除了對某些自命虔誠的天主教群體以外，至少在歐洲，又使這個問題更為嚴重，而且還毀壞了19世紀資產階級的強固輪廓。因為資產階級向來不僅信仰個人主義、自我尊重和財產，也信仰進步、改革和溫和的自由主義。在19世紀上層社會永恆的政治戰鬥（「運動」或「進步」派與「秩序派」之間的戰鬥）中，大多數的中產階級，無疑是站在「運動」的一方，不過，他們對秩序也非完全無動於衷。但是，我們在下面將會看到，進步、改革和自由主義此刻都出現了危機。當然，科學和技術的進步毋庸置疑，而至少在大蕭條的懷疑與猶豫心態之後，經濟的進步似乎還是可以斷言的，雖然它引起了通常由危險顛覆分子所領導的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如前所見，就民主政治而言，政治進步是一個充滿問題的概念。至於文化和道德領域的情形，則似乎越來越使人感到迷惑。什麼樣的時代能塑造出尼采和巴雷斯？他們在20世紀成為年輕一輩的精神領袖，而這些年輕人的父輩當年在思想上卻是受到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和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20—1882）的指引。
隨著德國資產階級世界的得勢和成功，這種情勢的知識面顯得更令人迷惑。在德國，中產階級的文化向來與啟蒙運動理性主義的簡單明瞭的風格不太親近，然而，啟蒙運動卻深植於法英兩國的自由主義當中。德國在科學和學術上，在工藝和經濟發展上，在禮貌、文化和藝術上，以及同樣重要的在國勢上，無疑都是一個巨人。或許，就各方面來說，它是19世紀最可觀的國家成功故事。它的歷史顯示了進步。但是，它真的信奉自由主義嗎？就算它信奉自由主義，19世紀末德國人所謂的自由主義，與19世紀中葉為大家所接受的各種真理，又有什麼共同之處？德國大學甚至拒絕傳授在其他地方已普遍接受的那種經濟學（參見第十一章）。偉大的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是來自完美的自由主義背景，畢生自視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而事實上，就德國的標準而言，也是一個十足的左翼自由主義者。可是，他也激烈地信仰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並且至少一度傾心於右翼民族主義，以至加入了泛日耳曼聯盟。或者還可以看一看托馬斯·曼兩兄弟的文學內戰。海因裡希·曼〔Heinrich，德國以外的人之所以知道他，或許（而且不公平的）是因為他的作品曾被改編成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所主演的電影《藍天使》（Blue Angel ）〕是一位古典理性主義者和親法的左翼分子。托馬斯·曼卻激烈地批評西方「文明」和自由主義，並拿它們（以熟悉的條頓民族方式）與德國的「文化」對比。可是，托馬斯·曼的整個事業，尤其他對希特勒興起和勝利的反應，說明他的根源和內心是屬於19世紀自由主義的傳統。這兩個兄弟中，哪一個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德國資產階級的立場又是什麼？
再者，如前所述，當各自由政黨的優勢在大蕭條期間紛紛崩潰之際，資產階級政治也變得更為複雜、分化。在英國，從前的自由主義者轉趨保守；在德國，自由主義分化式微；在比利時和奧地利，它的支持者轉向左派和右派。所謂「自由主義者」究竟是代表什麼？或者，甚至在這些情形下的「自由主義者」究竟是什麼意思？一個人必須是思想上或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者嗎？畢竟，20世紀時，在大多數國家中，典型的企業和專業階級成員，往往公然站在政治中心的右方，而且，在他們的下面，還有人數日增的新興中層和下層中產階級。這些人對公然反對自由主義的右翼，具有發自內心的親近感。
舊有的集體認同逐漸削弱的情形，又因兩個越來越迫切的問題而顯得更為明顯。這兩個問題是：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參見第三章和第六章）和戰爭。在此之前，自由資產階級並不熱衷於帝國征服，雖然（矛盾的是）其知識分子應該對治理印度這個最大的帝國主義財產的方法負責（參見《革命的年代》第八章第4節）。資產階級雖然可以讓帝國的擴張和自由主義取得協調，但是往往無法使它們融洽一致。關於征服，最激烈的鼓吹者通常更為右傾。另一方面，信奉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在原則上既不反對民族主義也不反對戰爭。然而，他們向來只不過把「國家」（包括他們自己的國家在內）視為演化的一個臨時階段，這個演化將朝向一個真正的全球性社會和文明。他們對那些在他們看來顯然無生活能力之弱小民族的獨立要求，抱有懷疑態度。至於戰爭，雖然有時是必要的，但是應該予以避免，戰爭只能在信奉軍國主義的貴族和不文明的人群中引起熱切的情緒。俾斯麥那句切合實際的名言，即德國的問題只能以「鐵和血」來解決，其用意便在於恐嚇19世紀中葉信仰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民眾。而到了19世紀60年代，它也果然達到了這個目的。
顯然，在這個帝國紛建、民族國家主義擴張和戰爭日漸迫近的時代，這些情操已經不再切合世界的政治實況。一個人如果曾在20世紀重述那些在19世紀60年代，乃至19世紀80年代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普遍經驗的常識，那麼到了1910年時，他會發現上述常識已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蕭伯納（Bernard Shaw）的戲劇，在1900年後便因這樣的衝突而得到一些喜劇效果〕。[40]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可以預期：現實取向的中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多半會對其自身的立場動搖採取迂迴曲折、避重就輕的解釋，要不便是保持緘默。事實上，這正是英國自由黨政府首腦所採用的辦法，他們一面答應讓英國參戰，一面又假裝不答應。但是我們看到的還不止於此。
當資產階級的歐洲在越來越舒適的物質生活中走向災難時，我們觀察到一個資產階級的奇異現象，或者至少是在其大部分年輕人和知識分子中間的奇異現象。他們心甘情願地，甚至熱切地躍進地獄。我們都知道那些像墜入情網般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而歡呼的年輕男子。（1914年前，未來年輕女子的那種好鬥性，還不容易看出來。）一位平常極其理性的費邊社會主義者和劍橋使徒——詩人魯珀特·布魯克（Rupert Brooke）——寫道：「感謝上帝讓我們生活在這一刻。」意大利未來派作家馬裡內蒂（Marinetti）寫道：「只有戰爭知道如何使智力回春、加速和敏銳，使神經更愉快、更活潑，使我們從每日背負的重壓下解放，使生命添加滋味，使白癡具有才能。」一位法國學生寫道：「在軍營的生活和炮火之下，我們將體驗到我們內在法國力量的最大迸發。」[41] 但是，很多較年長的知識分子——他們之中有的命長到懂得懊悔的時候，也將以欣喜和驕傲的宣言迎接戰爭。在1914年之前的許多年，已有人觀察到歐洲人棄絕和平、理性和進步的理想，而追求狂暴、本能和激烈的發展。有一部研究那個時期英國歷史的重要著作，便把其書名定為「自由主義英國的離奇死亡」。
我們可以將這個書名延伸到整個西歐。在他們新近收穫的物質享受中，歐洲中產階級卻感到渾身不自在（雖然當時新世界的商人還沒有這樣）。他們已喪失了他們的歷史使命。那些無條件地衷心讚頌理性、科學、教育、啟蒙運動、自由、民主和人類進步——這些資產階級一度驕傲顯示的事物——的歌曲，如今只能出自那些思想結構屬於過去那個時代、跟不上新潮流的人。在其1908年發表的《進步的幻象》（The Illusions of Progress ）一書中，才華橫溢而又富反叛性的思想怪傑索雷爾，就針對工人階級而非資產階級做出此警告。知識分子、年輕人和資產階級政客，在瞻前顧後之餘，仍無法相信這一切都是或將是為了最好的未來。然而，歐洲上等和中等階級的一個重要部分，卻保持了對未來進步的堅定不移的信念，因為這個信念是以他們最近處境的驚人改進為基礎的。這一部分包括婦女，尤其是1860年後出生的婦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