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在社會上，1914年之前幾十年的中產階級，是以三項主要發展為特色的。在較低的那一頭，有點兒資格自稱為中產階級的人數已經增加。這些人是從事非體力勞動的僱員，他們與工人的差別，不在於收入的多寡，而在於他們引以為自豪的工作服式（「穿黑色外套的人」，或者，如德國人所說的「硬領」的勞工階級），以及他們自稱自許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在較高的那一端，僱主、高級專業人士和較高級經理、受薪行政人員和資深職員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當英國的戶口調查在1911年首次按照階級登記人口時，這些人實際上都被分類為「第一階級」。與此同時，靠二手利潤為生的資產階級男女——清教徒的傳統可從英國內地稅捐處（British Inland Revenue）將這樣的利潤歸類為「不勞而獲的收入」一事上透露出來——也增長得相當迅速。當時只有相對少數的資產階級真正從事「賺錢」的工作，但可以分給他們親屬的累積財富卻比以前大得多。在中產階級的最頂端則是極為富有的財閥。1890年早期，美國已經有4 000多個百萬富翁。
對於大多數人而言，戰前的幾十年都是好日子；對於比較幸運的人而言，這幾十年更是異常安逸。新興的下層中產階級在物質上的收益很少，因為他們的收入可能不比技術工匠多（雖然這是以「年」而非「周」或「日」計算），但工人不必花很多錢修飾外表。然而，他們的身份無疑使他們居於勞動大眾之上。在英國，下層中產階級的男人甚至可以自認為是「紳士」。「紳士」一詞原指有土地的上流社會人士，但是，在這個資產階級的時代，它特有的社會意義已經消失，成為泛指任何實際上不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它從來不等同於工人）。他們大多數都認為自己比父母過得好，而且希望將來他們的子女會過得更好。不過這種體認似乎不曾減輕他們對地位較高及較低者的憤恨之感。這種無可救藥的憤恨感，似乎是這個階級的特色。
那些毫無疑問屬於資產階級世界的人，實在是沒有什麼可抱怨的了。因為，任何一個年收入幾百英鎊（絕對算不上大錢）的人，都可過上非常如意的生活，而此刻的生活方式，又非常令人稱心滿意。偉大的經濟學家馬歇爾以為〔見《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 ）〕：一位教授每年花費500英鎊便可享有不錯的生活，[34] 他的同事——凱恩斯的父親——證實了他的說法。老凱恩斯每年有1 000英鎊收入（薪水加上繼承的資產）。這樣的收入，使他可以住在一幢貼有莫裡斯壁紙（Morris-wallpaper）的房屋，雇三名正規的僕人和一位女家庭教師，每年度兩次假（1891年時，在瑞士的一個月假期花了這對夫婦68英鎊）。他每年設法節省出400英鎊，便可以盡情享受他集郵、捕蝴蝶、研究邏輯和打高爾夫球的嗜好。[35] 每年想辦法花比這多100倍的錢，並不是難事。而「美好時代」極端富有的人，例如美國的大富翁、俄國的大公爵、南非的黃金巨豪以及各式各樣的國際資本家，正是在競相奢侈花費。但是，一個人不必是大亨，便可享受到人生極大的歡樂。比方說，1896年時，一套用自己姓、名的第一個字母編成圖案的碗碟，可以在倫敦商店以不到5英鎊的價格購得。19世紀中期因鐵路發展而建築的國際性大飯店，在1914年以前的20年間達到最高點。到今天，它們有許多還沿用當時最著名的大廚師的名字——利茲（Cesar Ritz，Ritz一詞目前就是豪華飯店的意思）。超級富翁可能常常光顧這些華廈，但這些飯店主要並不是為他們而建，因為超級富翁會修建或租用他們自己的華屋。它們招徠的顧客，是中等的富人和過得不錯的人。羅斯伯裡勳爵在新開的塞西爾飯店（Hotel Cecil）用餐，但吃的不過是6先令一份的標準餐。以真正富有者為對象的活動，其價碼是根據另一個標準。1909年時，一套高爾夫球桿和球袋，在倫敦索價1.5英鎊，而新推出的奔馳汽車，其基價是900英鎊。〔文邦夫人（Lady Wimborne）和她的兒子擁有兩輛這樣的奔馳汽車，另有兩輛戴姆勒（Daimler）、三輛達拉克（Darracq）及兩輛那比爾（Napier）。〕[36]
1914年前的日子，無疑是資產階級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同樣不需懷疑的是，吸引最多公眾注意力的那種有閒階級，又是如凡勃倫所說的那些大肆揮霍，以此來建立個人身份和財富的人。這些人的競爭對象並不是較低下的階級，因為後者身份太低，甚至引不起他們的注意；他們是在與其他大亨競爭。摩根對於「維持一艘遊艇要花多少錢」這個問題的回答（「如果你得問這個問題，那麼你便維持不起」），以及洛克菲勒在聽說摩根死後留下8 000萬美元遺產時同樣不一定可信的評語（「我們還以為他是有錢人呢」），便可說明這個現象。在那鍍了金的幾十年間，這樣的現象比比皆是：藝術品商人〔例如約瑟夫·杜維恩（Joseph Duveen）〕說服億萬富翁，讓他們以為只有搜集古代大藝術家的作品，才能確保他們的身份；成功的雜貨商如果沒有一艘大遊艇便稱不上體面；沒有哪個礦業投機家不養幾匹賽馬以及擁有一幢（最好是英國的）華麗別墅和松雞狩獵場，而他們單是在愛德華時代一個週末浪費的食物的份量和種類（乃至食物的消耗量）都令人難以想像。
可是，事實上如前所述，最大部分的私人收入多半是花費在富有人家的妻子、兒女以及其他親戚所從事的非營利活動上。我們在下面將會看到，這是婦女解放運動中的一項重要因素（參見第八章）。弗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以為，為了這個目的，必須要有「自己的一個房間」，亦即一年500英鎊，而韋布夫妻偉大的費邊式聯姻，是以她在結婚時獲贈的一年1 000英鎊為基礎。許多良好的奮鬥目標都從不支薪的協助和財務贊助中獲益，這些目標從借由對窮人進行社會服務以達成和平和節制飲酒——這是中產階級積極分子清理貧民窟的時代——到支持非商業性藝術。20世紀早期的藝術史，充滿了這樣的贊助。一位叔父和一連串貴婦的慷慨，成全了裡爾克（Rilke）的詩歌，盧卡奇（Lukacs）的哲學和斯蒂芬·格奧爾格（Stefan George）的詩歌，以及卡爾·克勞斯的社會評論，也都是由其家族的企業所資助；家族企業也使托馬斯·曼在他的文學生涯開始獲利之前可以專心寫作。引另一位私人收入的受益者福斯特的話：「紅利進門，高尚的思想升起。」它們在別墅和公寓內外升起，這些地方的陳設，是採用「藝術及工藝」運動（art-and-crafts movement）的風格，這項運動仿自中古工匠對那些付得起工資者所採用的辦法。它們也在「有教養的」人家升起，對這些人家而言，只要口音和收入是對的，即使此前認為是不可敬的職業，也可以如德國人所云：請進家來。後清教徒時代中產階級的另一奇怪發展，是到19世紀末它已隨時願意讓它的子女走上職業性舞台——這時舞台已獲得公眾的認可。比徹姆藥品公司（Beecham』s Pills）的繼承人托馬斯·比徹姆爵士（Sir Thomas Beecham），選擇把時間花在指揮戴留斯〔Delius，布拉德福特（Bradford）羊毛貿易業人家的子弟，英國著名作曲家〕和莫扎特（Mozart，無此優異條件）的樂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