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對於當時的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成員乃至以此自稱自許的成員來說，尤其是對於那些單憑其金錢還不足以為自身及子孫購買「尊敬和特權身份證」的人來說，確立「可公認的標準」是件迫切的事。在我們所探討的這個時期，有三種確立這項身份的主要辦法變得越來越重要——至少在那些「誰是誰」的不確定性已經上升的國家中正是如此。〔收錄國家知名人士的參考書——不是像《哥達年鑒》（Almanach de Gotha ）那類皇家和貴族人物指南——在這個時期開始出版。英國的《名人錄》（Who』s Who ，1897年）或許是最早的一本。〕這三種辦法都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它們必須能清楚地區別中產階級分子和工人階級、農民與其他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它們也必須提供一個排他的階級組織，但不能把爬上這個社會階層的入口封死。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是一個標準；休閒活動，尤其是新發明的體育運動，是另一個標準，但是，正式的教育越來越成為（而且至今仍是）其主要指標。
雖然在一個日益以科學技術為基礎的時代，經由學習得來的才智和專門知識可以獲得金錢上的報償，雖然它為接受英才教育的人才開拓了較寬廣的事業（尤其是正在擴張中的教育事業本身），但是教育的主要功能卻不是功利主義的。它的重要性在於，它說明了青少年可以推遲賺錢維生的時間。教育內容反倒是次要的，事實上，英國「公立學校」男生花費許多時間學習的希臘文和拉丁文，以及1890年占法國中學課程77%的哲學、文學、歷史和地理對就業的價值都不太大。甚至在講求實際的普魯士，1885年時，古典的文科高級中學（Gymnasien）學生仍然比現代的注重技術的理科高級科學語文中學（Realgymnasien）與高級職業學校（Ober-Realschulen）多了三倍。再者，能為孩子提供這樣的教育開支，其本身便是社會地位的指標之一。一位普魯士官員以標準的日耳曼人作風，計算出在31年中他花了他收入的31%給他的三個兒子接受教育。[16]
在此之前，正式的教育（最好有某種證書）對於一位資產階級分子的上升是無關緊要的，除非他是從事公務或非公務方面的學術工作。大學的主要功能是訓練學術方面的人才，再加上為年輕的紳士提供飲酒、嫖妓或運動的適宜環境。對於這些年輕的紳士來說，實際的考試根本不重要。19世紀的商人很少是從大學畢業的。法國的綜合工科學校在這個時期並不特別吸引資產階級精英。一位德國銀行家在1884年勸告一位剛起步的工業家要摒除理論和大學教育，他認為理論和大學教育只是休息時的享受，就像午餐後的一支雪茄煙。他的建議是盡快進入實際操作領域，找一個財務上的贊助人，觀察美國並吸取經驗，把高等教育留給那些「受過科學訓練的技師」——企業家將來會用得著這些技師。從企業的觀點來說，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常識，不過它卻令技術人員感到不滿。德國工程師憤恨地要求「與工程師的生活重要性相當的社會地位」。[17]
學校教育主要是提供進入社會上公認的中等和上等地帶的入場券，以及使進入者在社交上習慣那些使他們有別於較低階級的生活方式。在某些國家中，即使是最小的離校年齡（大約是16歲），也可保障男孩子在被徵召入伍時可以被歸類為具有軍官資格的人。隨著時代的演進，中產階級年輕人通常會接受中學教育到18—19歲，在正常的情形下繼而接受大學教育或高等職業訓練。整體而言，在學的人數仍然不多，不過在中學教育的階段增加了一些，在高等教育階段則有比較戲劇性的增加。1875—1912年間，德國學生的數目增加了三倍以上；1875—1910年間，法國學生的數目增加了四倍以上。然而，1910年時，介於12歲到19歲的法國青少年，上中學的比例仍然不到3%，總計7.7萬人，而撐到畢業考試的只佔這個年齡層的2%——其中半數考試及格。[18] 擁有6 500萬人口的德國，在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共有12萬左右的預備軍官，大概是該國年齡介於20歲到45歲男子總數的1%。[19]
這些數字雖然不怎麼大，但卻比古老統治階級的一般人數大得多—19世紀70年代時，這個統治階級的7 000多人，擁有英國全部私有土地的80%，並構成英國貴族的700多個家庭。19世紀早期，資產階級還可以借由非正式的私人網絡將自己組織起來，可是現在這些數字已大到無法形成這樣的網絡，部分是因為當時的經濟高度地方化，部分則由於對資本主義具有特殊喜好的宗教和種族上的少數群體〔法國的新教徒、教友派教徒、一位論派（Unitarians）、希臘人、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已發展出互信、親屬和商業交易的網絡，這樣的網絡遍佈許多國家、大陸和海洋。〔關於這種喜好的原因曾有許多討論，在本書所述時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國學者（例如馬克斯·韋伯和維爾納·桑巴特）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不論各家的解釋為何——所有這些群體唯一的共同之處是對於其少數身份的自覺——當時的事實依然是：這種小群體，如英國的教友派信徒，已幾乎完全將他們自己轉化為銀行家、商人和製造業者的團體。〕在全國性和國際性經濟到達最高峰的時候，這種非正式的網絡仍然可以發揮作用，因為牽涉在內的人數很少，而有些企業，尤其是銀行和金融業，更逐漸集中於一小撮金融中心（通常也就是主要民族國家的首都）。1900年左右，實際控制世界金融業的英國銀行界，只包括住在倫敦一個小地區的幾十個家族。他們彼此相識，常去同樣的俱樂部，在同樣的社交圈走動，並且互相通婚。[20] 萊茵——威斯特伐裡亞鋼鐵辛迪加（Rhine-Westphalian Steel Syndicate）共包括28家公司，它們也構成德國鋼鐵業的絕大部分。世界上最大的一個托拉斯——美國鋼鐵公司——是在一小撮人的非正式談話中形成，並在飯後的閒談和高爾夫球場上定形。
因此，這個非常龐大的資產階級，不論是舊有的還是新興的，很容易便可成為精英組織，因為它可運用與貴族類似的辦法或貴族的實際技巧（如在英國）。事實上，他們的目的是盡量設法加入貴族階級，至少通過其子女，或借助於模仿貴族式的生活。可是，如果就此認為他們在面對古老的貴族價值觀時會放棄資產階級的價值觀，那就錯了。一則，通過精英學校（或任何學校）以適應社會一事，對傳統貴族並不比對資產階級更重要。因為精英學校（如英國的「公立學校」）已將貴族的價值觀吸收到針對資產階級社會及其公共服務而設計的道德系統。再者，貴族的價值觀如今已越來越以揮金如土的奢華生活方式作為品評標準，而這種方式最需要的就是錢，不論錢從哪裡來。金錢因而成為貴族的判斷標準。真正傳統的土地貴族，如果他不能維持這樣的生活方式並且參加與這樣的生活方式有關的種種活動，便會被放逐到一個衰落的狹隘世界之中，忠誠、驕傲，在社交上只是勉強夠格，就像西奧多·豐塔納（Theodore Fontane）《斯特施林》〔Der Stechlin ，古代勃蘭登堡（Brandenburg）容克（junker，鄉紳）價值觀的有力輓歌，1895年出版〕一書中的人物一樣。偉大的資產階級運用了貴族以及任何精英群體的手法，去達到自己的目的。
中學、大學適應社會需要的真正測驗，是為社會中力爭上游的人而設，不是為已經到達社會頂端的人而設。它將一個索爾茲伯裡（Salisbury）地區非國教派園丁的兒子，轉化為劍橋大學的導師，而導師的兒子又經由伊頓公學（Eton College）和國王學院，造就成經濟學家凱恩斯。凱恩斯顯然是一位充滿自信的文雅精英，以至我們對他母親的童年竟是在外郡的浸信會茅舍中度過一事甚感驚訝。而且，終其一生，凱恩斯都是他那個階級的驕傲的一員——他日後稱這個階級為「受過教育的資產階級」。[21]
不足為奇，這種使學生或許可以取得資產階級身份，乃至一定可以取得資產階級身份的教育，自然會日漸發展，以適應其不斷增加的人數。這些人中，有些是已經得到財富但尚未得到身份的人（例如凱恩斯的祖父），有些是其傳統身份有賴於教育的人（例如貧窮的新教牧師和報酬比較豐厚的專業人員的子弟），更多的是較不為人尊敬、但對其子女抱有很大希望的父母。作為入門必要初級階段的中學教育成長迅速，其學生的人數從增加一倍（例如比利時、法國、挪威和荷蘭）到增加五倍（例如意大利）不等。19世紀70年代晚期到1913年間，保證學生能取得中產階級身份的大學，其學生人數在大多數歐洲國家大致增加了三倍（在這之前的幾十年，變動不大）。事實上，到了19世紀80年代，德國觀察家已經在擔心大學錄取人數已超過經濟體系對中產階級的容納度。
對「上層中產階級」——比方說，1895—1907年間躋身德國波庫地區最高納稅階層的五個大實業家[22] ——而言，其問題在於：這種一般性的教育發展，並未提供充分的身份標記。可是，與此同時，大資產階級不能正式自絕於較其地位低下的人，因為它的本質正是在於它的結構必須接納新分子，也因為它需要動員或者至少需要安撫中產階級和下層中產階級，以對抗活動力日強的工人階級。[23] 因而，非社會主義的觀察家堅持說：「中產階級」不僅在成長，而且規模異常龐大。德國經濟學巨擘古斯塔夫·馮·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認為，他們佔了總人口的1/4，但是他不僅將「收入不錯但不頂多的新官員、經理和技師」包括進去，也將工頭和技術工人涵蓋進去。桑巴特的估計也差不多，他認為中產階級有1 250萬人，而工人階級則有3 500萬人。[24] 這些估算數字基本上是可能反對社會主義的選民人數。在維多利亞晚期和愛德華七世時代的英國，一般認為構成「投資大眾」的人，從寬估計也不會超出30萬之多。[25] 總之，真正根基穩固的中產階級分子，極不願意歡迎較低階級加入到他們中間，即使這些人衣冠楚楚也無濟於事。更典型的情況是，一位英國觀察家草草地將下層中產階級和工人一律歸為「公立小學的世界」。[26]
因而，在大門敞開的各體系中，非正式但明確具有排他性的圈子必須確立起來。這件事在像英國這樣的國家最容易辦到。1870年以前，英國還沒有公立小學教育（在此之後的20年，上小學還不是義務性的），1902年以前，英國尚未設置公立中學教育，除了牛津和劍橋這兩所古老大學外，也沒有重要的大學教育。（蘇格蘭的制度比較廣泛，不過蘇格蘭畢業生如果希望陞遷發達，最好是能在牛津或劍橋大學再拿一個學位或再考一下試。凱恩斯的父親在取得倫敦的學位以後便是如此。）1840年起，英國為中產階級興辦了無數非常名不副實的所謂「公立學校」，其模範為1870年眾所公認的9所古老學校，它們已成為貴族和紳士的養育所（尤其是伊頓公學）。到了20世紀最初10年間，公立學校的名單已增加至64—160餘所（視排他性或勢利的程度而異），這些或昂貴或較不昂貴的學校，聲稱其目的在於將學生訓練成統治階級。[27] 許多類似的私立中學（主要位於美國東北部），也旨在培育體面或者至少是富有人家的子弟，以便他們接受私立精英大學的最後錘煉。
在這些大學中，正如在許多德國大學生團體中，私人協會如學生俱樂部或更有聲望的美國大學學生兄弟會（Greek-letter Fraternity，指北美各大專院校的自治互助會組織，通常都採用能表達其目標或理想的希臘字的前幾個字母為名稱）又吸收了甚至更具排他性的群體作為補充——在古老的英國大學中，其地位為寄宿「學院」所取代。因而，19世紀晚期的資產階級是一種教育開放和社會封閉的奇異組合。之所以說「開放」，是因為有錢便可入學，或者甚至有好的成績便可入學（通過獎學金或其他為窮學生所想的辦法）。之所以說「封閉」，是因為大家都瞭解，有的圈子平等，有的圈子不平等。這種排他性是在社交上的。德國大學聯誼會中的學生願意為了決鬥而醉酒受傷，因為決鬥可以證明他們有別於較低階級，是紳士而非平民。英國私立學校地位的微妙等級，是以那些學校彼此在運動場上的競技輸贏來決定。美國精英大學的團體，至少在東部，事實上是由運動競技的社交排外性來決定，它們只在「常春籐聯盟」（Ivy League）內部舉辦各種競賽。
對於那些剛爬升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人而言，這些社會化的手法，為他們的子弟確立了無可置疑的身份。女兒們的學術教育沒有硬性規定，而在自由和進步的圈子外也沒有保障。但是，這種手法也有一些明顯的實際好處。19世紀70年代以後迅速發展的「校友」制度，說明了教育機構的產物已構成了一個堪稱全國性乃至國際性的網絡，也將年輕和年長的校友結合在一起。簡而言之，它使一群異質的新成員，有了社交的凝聚力。在這一點上，運動也提供了許多正式的黏合劑。借由這些方法，一所學校、學院、一個聯誼會或兄弟會——經常有校友重訪並往往出資協助——構成了一種可能的互助群體（往往也是在商業上的），並進一步結成「大家庭」網絡，這個「家庭」的成員可以說均具有相同的經濟和社會地位。這個網絡，在本地或區域性的親戚關係和商業範圍之外，提供了可能的聯絡渠道。正如美國大學學生兄弟會的指南在談到校友會迅速發展一事時，便曾指出〔1889年，「生命、學識、友誼兄弟會」（Beta Theta Phi）在16個城市中設有分會，1912年更擴及110個城市〕，這些校友會形成了「有教養人士的圈子，若非借它之力，這些人根本不會相識」。[28]
在一個全國性和國際性企業的世界，這種網絡的實際潛力可以由下列事實說明。「Delta Kappa Epsilon」這個美國兄弟會，1889年時擁有6位參議員、40位眾議員、1位洛奇（Cabat Lodge，美國政壇同名祖孫檔中的祖父）和那位西奧多·羅斯福。到了1912年時，它更擁有18位紐約銀行家（包括摩根在內）、9位波士頓富豪、標準石油公司的3位董事，以及中西部具有類似份量的人物。一位未來的企業家〔例如皮奧瑞亞（Peoria）〕在一所常春籐大學通過「Delta Kappa Epsilon」兄弟會的嚴酷入會儀式，對他確實不會有什麼壞處。
當資本家的集中情形日益具體，而純粹地方性乃至區域性的實業又因缺乏與較大網絡的聯結而告萎縮時——如英國「鄉村銀行」的迅速消亡——上述這些組織除了社會上的重要性外，更有了經濟上的重要性。可是，雖然這種正式和非正式的教育制度，對於已有確立地位的經濟和社會精英分子是方便的，它對於那些想加入或者想借其子弟的同化而得以加入的人而言，卻是必要的。學校是中產階級較低下分子的子弟藉以高攀的階梯。即使是在最以培育英才為宗旨的教育系統中，也很少有幾個農民之子，更少有幾個工人之子，能爬到最低的台階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