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19世紀70年代到1914年的民族主義，不只局限於失意的中產階級或反自由主義（和反社會主義）的法西斯祖先所訴求的那種意識形態。因為，毫無疑問，在這個時期能夠提出或包含全國性訴求的政府、政黨或運動，多半可享有額外利益；相反，那些不能或不為者，在某種程度上是居於不利地位。無可否認，1914年戰爭的爆發，在主要作戰國家激起了真正的（雖然有時是短暫的）大眾愛國精神的勃發。而在多民族的國家中，全國性工人階級運動敗給了分解為「以每一個民族的工人為基礎」的個別運動。奧匈帝國的勞工和社會主義運動，在帝國尚未崩潰之前便已崩潰了。
不過，作為「民族運動和揮舞國旗的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與民族性的廣泛訴求之間，有一點截然不同。前者看不到國家建立或擴張之後的情形。它的綱領是反抗、驅除、擊敗、征服、駕馭或淘汰外國人。除此以外，其他任何事情都不重要。只要能在一個愛爾蘭民族、日耳曼民族或克羅地亞民族的獨立國家（完全屬於他們的國家）中，維護其愛爾蘭人、日耳曼人或克羅地亞人的特性，宣佈其光榮的未來，或為達到這個目標盡一切犧牲，就足夠了。
事實上，正是這一點使它的吸引力只能局限在下列範圍內：熱情的理論家和好戰者、尋找凝聚力和自我定義的不定型中產階級、可以將他們所有的不滿歸咎於罪惡的外國人的群體（主要是掙扎中的小人物），當然，還有那些對那種「告訴公民說有愛國心便夠了的意識形態」大表歡迎的政府。
但是，對大多數人而言，單有民族主義是不夠的。矛盾的是，這一點在尚未獲得自決的民族的實際運動上最為明顯。在本書所論時期，真正得到民眾支持的民族運動（並非所有想得到的都能得到），幾乎全是那些將民族和語言的訴求與某些更強有力的利害或動員力量（包括古代和現代的）相結合的民族運動。宗教便是其中之一。如果沒有天主教會，那麼佛蘭德斯人和巴斯克人的運動在政治上便會微不足道。沒有人會懷疑：天主教信仰賦予受異教統治的愛爾蘭和波蘭民族主義一種一致性和群眾力量。事實上，在這個時期，愛爾蘭的芬尼亞勇士團成員（Fenians，最初是一個世俗、事實上反教權的運動，訴諸各種信仰的愛爾蘭人）的民族主義已成了一大政治力量，其原因在於他們允許愛爾蘭的民族主義認同於信仰天主教的愛爾蘭人。
更令人驚異的是，如前所述，那些最初以國際主義和社會解放為主要目標的政黨，也發現自己成了民族解放的媒介物。獨立波蘭的重建，不是19世紀完全致力於獨立的無數政黨中的任何一個所能領導的，而是由隸屬於第二國際的波蘭社會主義黨完成的。亞美尼亞（Armenian）的民族主義亦然，猶太人的領土民族主義也是如此。建立以色列的不是赫茨爾或魏茨曼（Weizmann），而是俄國人所啟發的勞工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雖然有些此類政黨在國際社會主義中受到批判，因為它們把民族主義置於社會解放之前，可是這樣的批判卻不適用於另一些社會主義乃至馬克思主義政黨，因為後者是在意外地發現它們代表了特定的國家和地區：芬蘭的社會黨、格魯吉亞（Georgia）的孟什維克（Mensheviks）、東歐大片地區的猶太人聯盟，甚至拉脫維亞絕對非民族主義的布爾什維克黨。相反，民族主義運動也覺察到：就算不提出特定的社會綱領，至少也要表現出對經濟和社會問題的關心，因為這可帶給它們不少好處。其中最典型的是出現於工業化的波希米亞——被同受勞工運動吸引的捷克人和日耳曼人分佔——的自稱為「民族社會主義」的運動。（1907年，社會民主黨員在第一次民主選舉中得到38%的捷克選票，成為最大政黨。）捷克的民族社會主義者，最後成為獨立捷克的代表性政黨，並且提供了最後一任總統——貝奈斯（Beneš）。德國的民族社會主義者啟發了一個年輕的奧地利人，這個人把他們的名稱和他們結合「反猶太極端民族主義」和「含糊的人民主義社會煽動法」的態度，帶進了戰後的德國。此人便是希特勒。
因而，當民族主義被調成雞尾酒時，它才真的普受歡迎。它的吸引力不只在於它本身的滋味，也在於它摻和了其他的某種成分或多種成分。它希望能借這些成分來解消費者精神或物質上的乾渴。但是，這樣的民族主義雖然還是名副其實的，卻不是揮舞國旗的右派所希望的那樣——它既不那麼好鬥又不那麼專心致志，而且確乎不那麼反動。
矛盾的是，在各種民族壓力下行將瓦解的奧匈帝國，卻展現出民族主義的極限。在20世紀最初10年，雖然帝國中絕大多數的人民毫無疑問已意識到自己屬於某個民族，但他們之中卻很少有人認為這一點和對哈布斯堡君主政體的支持有任何矛盾。甚至在大戰爆發之後，民族獨立仍然不是重要的爭論點。在奧匈帝國的各民族中，只有四個民族（意大利人、羅馬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和捷克人）對政府抱有堅決的敵意，其中三個可以與帝國境外的民族國家認同。然而對大多數民族而言，它們並不特別想要衝破這個某些狂熱的中產階級或中下階級口中的「諸民族牢獄」。在戰爭過程中，當不滿和革命的情緒真正上升之際，它也是先以社會革命而非民族獨立的方式呈現。[20]
至於西方交戰國，在戰爭期間，反戰情緒和對社會的不滿日漸壓制了群眾軍隊的愛國心，但卻未曾摧毀。如果要瞭解1917年俄國革命對國際所造成的不尋常影響，我們必須牢牢記住：1914年心甘情願，甚至滿懷熱忱走上戰場的人，是受到愛國思想的感召。這種愛國思想不能局限在民族主義的口號中，因為它帶有公民責任意識。這些軍人奔赴戰場，不是因為嗜好作戰、嗜好狂暴和英雄氣概，也不是要追求右派那種民族自大狂和民族主義的無限制擴張，更不是因為對於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的敵意。
正好相反。所有實行群眾民主政治的交戰國，其國內宣傳都說明了：它們所強調的不是光榮和征伐，而是「我們」是侵略或侵略政策的受害者，而「他們」代表了對於「我們」所體現的自由和文明價值觀的致命威脅。尤有甚者，男男女女之所以能夠因戰爭而予以動員，唯一的原因是他們感到這場戰爭不只是一般的武裝格鬥，而是在某種意義上世界將因「我們的」勝利而更好，而「我們的」國家，用勞合·喬治的話來說，將成為「適合英雄居住的國度」。因此，英國和法國政府聲稱它們是在維護民主和自由，抗禦君主權力、軍國主義和野蠻習性（「德國兵」），而德國政府則聲稱它是在維護秩序、法律和文化的價值觀，抗禦俄國的獨裁政體和野蠻習性。征伐和帝國擴張可以是殖民戰爭的宣傳素材，卻不是這場大衝突的宣傳素材，即使在幕後主宰各國的外交部也一樣。
德國、法國和英國的民眾，1914年是以公民和平民的身份走上戰場，而非以戰士或冒險家的身份走上戰場。可是，這個事實恰恰足以說明在民主社會當中，愛國心對政府運作的必要性及其所具有的力量。因為，只有把國家目標視為自己的目標，才可以有效動員民眾。1914年時，英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都有這種想法，他們便是因此而動員。一直到為期三年無比慘烈的屠殺和俄國革命的例子出現，才讓他們認識到他們的想法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