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許多其他民族不拒絕接受官方語言和意識形態的地方，為什麼有些民族拒絕接受呢？畢竟，對於小農來說（而且對於其子女來說更甚），成為一個法國人有相當多的好處。事實上，任何人除他們自己的方言或土語以外能學會另一種主要的文化和陞遷用語，都可帶來不少好處。1910年時，移民到美國的德國人（1900年以後他們來到美國時口袋中平均有41美元），[9] 有70%已成為會說英文的美國公民，雖然他們顯然不想停止說德語，也不曾放棄德國式的感情。[10] （平心而論，很少有幾個州真的嘗試干涉少數語言和文化的私生活領域，只要它不向官定「國家民族」的公開優勢挑戰即可。）除了宗教、詩歌、社群或家庭感情以外，非官方語言很可能無法與官方語言競爭。雖然今日我們可能難以相信，但是在那個進步的世紀，的確曾有一些具有強烈民族情感的威爾士人，承認他們古老的凱爾特語地位較低下，甚至有些人想要為它實行安樂死。（這個名詞是1847年在國會討論威爾士教育的委員會上，一個作證的威爾士人說的。）當時有許多人不僅選擇由一個地區遷徙到另一個地區，也選擇由一個階級轉換到另一個階級，而這樣的遷移很可能意味著國籍的改變，至少是語言的改變。中歐充斥著擁有斯拉夫姓氏的日耳曼民族主義者，也充斥著其姓名乃照德文字面翻譯或修改斯洛伐克姓名而成的馬扎爾人。在這個自由主義的充滿流動性的時代，美國和英語並非唯一發出公開邀請的國家和語言。而樂於接受這種邀請的人很多，尤其是當他們事實上不需要因此而否認其淵源時。在19世紀大半時期，「同化」（assimilation）絕不是一個壞字眼，它是許多人想要做到的一件事，尤其是那些想要加入中產階級的人。
某些民族中的某些人之所以拒絕「同化」，一個明顯的原因是他們沒有被允許成為官方民族的完整成員。最極端的例子是歐洲殖民地的原住民精英，他們被施以其主子的語言文化教育，以便代表歐洲人管理殖民地居民，但是歐洲人顯然不以平等態度對待他們。在這一點上，遲早會爆發衝突，尤其是因為西方教育實際上提供了一種明確表達其要求的具體語言。1913年，一位印尼的知識分子用荷蘭文寫道：為什麼荷蘭人期望印尼人慶祝荷蘭人從拿破侖統治下解放的一百年紀念？如果他是一個荷蘭人，「我不會在一個其人民獨立被竊走的國家，張羅獨立慶典。」[11]
殖民地的民族是一種極端情形，因為從一開始起，由於資本主義社會普遍的種族優越感，任何程度的同化也不能將黑皮膚的人變成「真正的」英國人、比利時人或荷蘭人，即使他們和歐洲貴族一樣有許多財富、有高貴的血統和對運動的品位——許多在英國接受教育的印度土王便是如此。可是，即使是在白人的範圍內，表面與實際之間仍有顯著的矛盾：他們一方面對任何證明他有意願和能力加入「國家民族」之人提供無限制的同化機會，另一方面卻又拒絕接受某些群體。對於那些在當時根據彷彿高度合理的理由，假設同化的範圍可以並不遙遠的人來說，這種矛盾更是戲劇性，這些人就是西化的、有教養的中產階級猶太人。這也就是為什麼發生在法國的德雷福斯事件（一名法國籍猶太人參謀的受害事件），會不僅在猶太人中間，也在所有自由主義者之間，造成這麼不成比例的恐怖反應，並且直接導致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興起。
1914年以前的半個世紀，是著名的仇外時代，因而也是民族主義者的反動時代。因為，即使不說全球性的殖民主義，這也是一個大規模流動和遷徙的時代，尤其是在大蕭條那幾十年，也是社會局勢緊張的時代。就拿一個例子來說：到了1914年時，大約有360萬人（幾乎是總人口的15%）已經永久離開了休戰時期的波蘭領土，其中還不包括每年50萬的季節性遷徙者。[12] 由此而產生的仇視外人心態，不是來自下層社會。它最始料未及的表示，那些反映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表示，是來自根基穩固的中產階級。這些中產階級實際上永遠不大可能遇見紐約下東城的定居者，或住在薩克森收割工工棚裡的人。韋伯雖然具有不存偏見的德國資產階級的學術眼光，可是他也逐漸對波蘭人產生了強烈敵意（他正確地指控德國地主大批進口波蘭人充當廉價勞工），並因此在19世紀90年代參加極端民族主義的泛日耳曼聯盟（Pan-German League）。[13] 美國對於「斯拉夫人、地中海民族和猶太人」的種族偏見，實見於當地的白人中間，尤其是信仰新教、以英語為母語的資產階級中上層人士。這些人，甚至在這一時期，已發明了他們的本土英雄神話：那些在廣漠西部行俠仗義的盎格魯——撒克遜牛仔（幸而未組成協會）——神話中的廣闊天地與大城市膨脹中的危險蟻丘，真有天壤之別！〔三位代表這個神話的美國東北部精英，是歐文·威斯特（Owen Wister），他在1902年出版了《弗吉尼亞人》（The Virginian ）；畫家弗雷德裡克·雷明頓（Frederick Remington）和稍後的西奧多·羅斯福總統。[14] 〕
事實上，對這些資產階級來說，貧窮外國人的湧入，既加劇了也象徵著人數日增的都市無產階級所引起的諸多問題。這些人結合了國內外「野蠻人」的特徵，這些特徵似乎行將淹沒高尚者的文明（參見第二章）。他們同時也凸顯出社會在應付急速變化的各種問題上的明顯無能，以及新群眾不可原諒地未能接受舊有精英的優越地位，而這種情形尤以美國為最。波士頓是富有而且受過教育的白種、盎格魯——撒克遜裔、信奉新教的傳統資產階級的中心，而限制移民聯盟（Immigration Restriction League）正是於1893年在波士頓成立的。在政治上，中產階級的仇視外人，幾乎可以確定比勞動階級的仇視外人更為有效；勞動階級的仇外只是反映鄰居間的摩擦，以及對壓低工資、競求工作機會的恐懼。不過，實際上將外國人排除於勞力市場之外的，是區域性的勞動階級壓力，因為對僱主來說，進口廉價勞工的誘因幾乎是不可抗拒的。在完全拒絕接納陌生人的地方，如在19世紀80年代和19世紀90年代實施禁止非白人移民的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這種仇外不會造成全國性或社群之間的摩擦，但是，在那些當地社群已遭歧視（如白人統治下的南非的非洲人或北愛爾蘭的天主教徒）的地方，它自然很容易加速摩擦。不過，在1914年前，工人階級的仇視外人很少發揮實際效用。整體而言，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國際移民，即使是在美國，造成的反外國勞工騷動也出人意料的少，而在阿根廷和巴西，這類騷動幾乎可以說不曾發生。
不過，進入外國的移民群體，不論他們是否曾遭到當地人的仇視，都很容易生發出強烈的民族情感。這種情感的產生不僅是因為他們一旦離開了故鄉村落，便不能再假定自己是一個不需要定義的民族，如波蘭人和斯洛伐克人，也不僅是因為他們移入的國家強加給他們的新定義，如美國將此前自以為是西西里人或那不勒斯人，甚至盧卡（Lucca）人或薩勒諾（Salerno）人等的移民，全部歸類為「意大利人」。這種情感的產生是因為他們需要社群間的互助。除了家人、朋友和這些由故國來的人以外，這些剛遷徙到新奇陌生環境中的人，能指望向誰求助？（甚至在同一個國家之內，每個不同區域的遷徙者也和自己區域的其他遷移者團結在一起。）有誰能瞭解他？或者更確切地說，有誰能瞭解她？因為女人的家務領域使她們比男人更依賴單一語言。在最初的移民社區中，除了類似於教會這樣的團體以外，還有誰能使他們成為一個社群，而非一堆外國人？他們的教會即使在理論上是世界性的，實際上卻是民族性的，因為它的教士是和教徒來自同一個民族。而且不論他們用什麼語言做彌撒，斯洛伐克的教士都需要用斯洛伐克語和教徒說話。於是，「民族」成為人際關係的真正網絡，而不僅是一個虛構社會。只因為遠離故國，每一個斯洛文尼亞人實際上和他所遇見的每一個斯洛文尼亞人都有一種可能的私人關係。
再者，如果這類移民要在他們所在的新社會以任何方式組織起來，則組織的方式必須能允許他們彼此溝通。如前所述，勞工和社會主義運動是國際主義的，而且像自由主義者一樣（參見《資本的年代》第三章第1及第4節），它們甚至夢想一個全人類說單一世界語的未來——在「使用世界語」的小群體之間，這個夢仍然存在。例如，考茨基在1908年時還希望全體受過教育的人最後都會結合為一個使用單一語言的民族群體。[15] 可是在當時，它們卻面臨了巴別塔（Tower of Babel）的問題：匈牙利工廠中的工會，可能需要以四種不同的語言發佈罷工命令。[16] 它們很快就發現，民族混雜的部門工作效率較差，除非工作人員已經能以兩種語言溝通。勞動階級的國際性運動，必須是民族或語言單位的合併。在美國，實際上成為工人大眾政黨的民主黨，也必須以「族裔」聯盟的形式發展。
民族遷徙的情形越甚，造成無根民眾彼此衝突的城市和工業發展越迅速，這些被連根拔起的民眾之間的民族意識基礎便越廣。因此，就新的民族運動來說，流亡往往是它們主要的孕育期。未來的捷克斯洛伐克總統馬薩裡克（Masaryk），是在匹茲堡（Pittsburgh）簽署捷、斯兩族合組國家的協議，因為有組織的斯洛伐克群眾基礎是在美國的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而非斯洛伐克。至於在奧地利被稱為魯塞尼亞人（Ruthenes）的喀爾巴阡山（Carpathians）落後山區居民（1918—1945年間併入了捷克），他們的民族主義只在移民到美國的羅塞人當中構成了有組織的形式。
移民間的互助和互保，可能有助於其民族的民族主義成長，但卻不足以解釋它的產生。然而，就移民間的民族主義是以移民對舊日故鄉風俗的模糊懷念為基礎而論，它無疑與故國正在孕育民族主義的那種力量有相似之處，尤以較小的民族為然。這就是新傳統主義，是一種防禦性或保守性的極端看法，用以抵抗現代化、資本主義、城市工業，以及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擴散，抵抗這些力量對舊日社會秩序所造成的破壞。
天主教會支持巴斯克和佛蘭德斯人的民族主義運動，以及許多小民族的民族主義運動，這些小民族受到「自由派民族主義」的排斥，在自由派眼中，這些小民族顯然無法變成「有生存能力的民族國家」。教會的支持顯然帶有傳統主義的成分。在這個時期人數激增的右翼理論家，往往發展出對以傳統為根據的文化區域主義的喜好，如普羅旺斯（Provence）的本地語言推行運動。事實上，20世紀晚期西歐的分離主義和區域主義運動（布列塔尼語、威爾士語、普羅旺斯語），其思想淵源均來自1914年前的右派思想。相反，在這些小民族中，資產階級和新興無產階級通常都不喜歡小型民族主義。在威爾士，勞工黨的興起逐漸損害了威脅要接管自由黨的青年威爾士民族主義。至於新興的工業資產階級，自然也喜歡大國或世界的市場，而不喜歡小國或區域的狹窄拘束。在俄屬波蘭和西班牙巴斯克地區（這兩個地區的工業化程度遠高於該國的平均水平），當地資本家對於民族主義的奮鬥目標都不熱衷，而根特那些公開以法國為中心的資產階級，始終是佛蘭德斯民族主義分子痛恨的對象。雖然這種漠不關心並不十分普遍，但它已強大到使羅莎·盧森堡誤以為波蘭的民族主義不具有資產階級基礎。
但是，使傳統的民族主義分子更沮喪的，是農民這個最傳統的階級對於民族主義竟也只有微弱的興趣。巴斯克民族黨成立於1894年，其目的在於維護所有古風，抵抗西班牙人和無神論工人的侵犯，可是說巴斯克語的農夫對它卻不具熱忱。像大多數其他這類運動一樣，它主要是都市中產階級或下層中產階級的團體。[17]
事實上，本書所述時期的民族主義進展，大致是由這些社會中間階層所帶動的現象。因此，當時的社會主義者稱它為「小資產階級的」頗有幾分道理。而它與這些階層的關係，也有助於解釋我們已經談到的三個新特點：語言上的好戰政策，要求組成獨立國家而非接受次等的自治權，以及政治上的轉向右派和極右派。
對於由大眾背景中興起的中下階級來說，事業和方言是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的。從社會開始以大眾閱讀書寫能力為支撐的那刻起，如果他們不想淪入純粹靠口語溝通的下層社會（偶爾在民俗學博物館中佔有一席之地），則其口語必須或多或少地官方化，以作為官僚政治和教育的媒介。大眾（也就是小學）教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因為它只能用大多數人能夠瞭解的語言。（威爾士語或某種方言或土語禁止在教室使用，曾在地方學者和知識分子的記憶中留下許多創傷。這種禁止不是由於國家具有支配性民族的某種極權主義的要求，而幾乎可以確定是由於當政者真正相信：除非以官定的語言教學，否則教育便會有所欠缺，而一個只懂一種語言的人作為一個公民的能力和其職業前途，都將無可避免地受到妨礙。）以一種純粹的外來語施教的教育，不論這種外來語是活的還是死的，只適用於精心挑選的少數人，只有這些人花得起相當的時間、費用和氣力，去獲得對它的純熟使用。官僚政治是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方面因為它能決定一個語言的官定地位；另一方面也因為在大多數國家中，它是需要閱讀識字能力的最大僱主。因而自19世紀90年代起，在奧匈帝國中，關於不同民族混居地區的街名應該用什麼語言書寫，以及關於特殊助理郵政局長和鐵路站長應該由哪一個民族的人來擔任，便產生了無窮的瑣碎鬥爭，甚至危及政治活動。
但是，只有政治力量才可以改變次要語言或方言的地位（眾所周知，所謂次要語言和方言，只不過是沒有軍隊和警察力量作為後盾的語言和方言）。因此，在這個時期精心的語言調查和統計數字背後，隱藏了許多壓力和反壓力。（比方說，尤其是1910年比利時和奧地利的語言調查和統計數字。）方言的政治要求，便是依據這樣的調查和統計數字。因此，至少在部分情況下，每當出現如比利時的情形，即操雙語的荷裔比利時人數目顯著增加時，或出現如巴斯克的情形，即巴斯克語的使用在迅速成長中的城市幾乎消滅時，便會有民族主義者為語言而發起動員。[18] 因為只有政治壓力可以為實際上不具競爭能力的語言，贏得作為教育或大眾溝通媒介的地位。這一點，也只是這一點，才使得比利時在1870年正式成為一個雙語國家，使得弗拉芒語在1883年成為佛蘭德斯中學的必修科目。但是，一旦一種非官定語言贏得了官定地位，它便會自動創造出相當可觀的具有方言讀寫能力的政治選民。以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的奧地利而論，在它1912年總計480萬的中小學學生當中，可能或實際成為民族主義者的比例，顯然比在1874年總計220萬的中小學學生中來得高，遑論以各種互相敵對的語言進行教學的10餘萬名新增教師。
可是，在多種語言的社會，接受以方言傳授的教育，並可因這種教育而得到職業陞遷的人，或許仍會覺得自己的地位較卑下，或「因社會地位不佳而享受不到大多數人享有的權益」。雖然他們往往因為比只會說精英語言的勢利小人多懂一種語言，而在競爭次要的工作機會時佔有優勢，可是，他們還是會認為在謀求最高層職位時他們居於不利地位，而他們這種感受似乎也無可非議。因而，當時有一種壓力，要求將方言教學由小學教育延伸到中學教育，最後延伸到完整教育系統的巔峰——方言大學。基於這個原因，我們可說威爾士和佛蘭德斯對於這樣一所大學的需求是高度政治性的。事實上，威爾士在1893年成立的國立大學，曾一度是威爾士的第一個，也是唯一的民族機構。那些母語不是官定方言的人，幾乎一定會被排除在文化和公私事務的較高範圍之外，除非他們會說高級的官定方言；文化和公私事務，一定是以這種方言進行的。總而言之，新的中下階級乃至中產階級仍接受斯洛文尼亞語或弗拉芒語教育這一事實，凸顯了主要獎賞和最高地位仍屬於說法語或德語者的現象，雖然這些人不屑去學習次要語言。
可是，要克服這個固有障礙，卻需要更多的政治壓力。事實上，所需要的是政治權力。說白一點兒，就是必須強迫人們使用方言達到某些目的，雖然他們通常寧可使用另一種語言來達到這些目的。匈牙利堅持在教學上要用馬扎爾語，雖然每一個受過教育的匈牙利人，過去和現在都非常明白，在匈牙利社會中，除了最官僚性的任務以外，至少懂得一種國際通用語言，是必備的技能。強制性或形同強制的政府壓力，是將馬扎爾語變成書面語言的必要條件。馬扎爾語在變成書面語言之後，便可在其境內為所有的現代目的效勞，即使在其本土之外沒有任何人看得懂。只有政治力量——歸根結底也就是政府的力量——可望達到這樣的目的。民族主義者，尤其是那些其生計和事業前途與其語言有關的人，不大可能會問是否還有其他方法可使其語言發展更為興盛。
就這方面說，語言民族主義對於分離是具有內在偏見的。相反，對於獨立國家的領土要求，又似乎越來越和語言分不開，以至我們看到官方對蓋爾語的支持在19世紀90年代介入了愛爾蘭民族主義，雖然（或者實際上因為）絕大多數的愛爾蘭人顯然非常習慣使用英語。而猶太復國主義則復活了希伯來語作為日常用語，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猶太人語言可以使他們建設一個領土國家。我們可以對這種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制定語言的努力做一些有趣的反思，因為有些將失敗（如使愛爾蘭人重新改說蓋爾語）或半失敗〔如編製更挪威式的挪威語（Nynorsk）〕，而另一些將成功。然而，在1914年前，它們通常缺乏必要的政府力量。1916年時，實際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希伯來語的人不超過1.6萬人。
但是，民族主義也以另一種方式和中間階層緊密聯繫，這種方式也促使它和中間階層的人士轉向政治上的右派。仇視外人一事對於商人、獨立工匠和某些受到工業經濟進步威脅的農民，很容易產生吸引力，尤其（再重複講一次）在財政緊迫的不景氣時期。外國人逐漸變成資本主義的象徵，而資本主義正是瓦解古老傳統的力量。因此，自19世紀80年代起流行全西歐的政治反猶太主義，和猶太人的實際數目並沒有什麼關聯。在4 000萬人口中只有6萬猶太人的法國，它的效力最強大；在6 500萬人口中有50萬猶太人的德國，它的效力也不弱；在猶太人佔人口15%的維也納亦然。（猶太人占布達佩斯人口的1/4，可是反猶太主義在布達佩斯卻不構成政治因素。）這種反猶太運動所針對的是銀行家、企業家，以及其他「小人物」眼中的資本主義荼毒者，「美好時代」典型資本家的卡通造型，不只是一個戴高頂絲質禮帽和抽雪茄煙的胖男人，而且還有個猶太鼻子，因為在猶太人所主導的企業領域中，他們不僅與小商人競爭，同時也扮演給予或拒絕給予農民和小工匠信貸的角色。
因而，德國社會主義領袖倍倍爾覺得反猶太主義是「白癡的社會主義」。可是，當19世紀末政治反猶太主義興起時，最吸引我們注意的不是「猶太人等於資本家」這個公式（在東歐和中歐許多地方，這個等式並非不成立），而是它和右翼民族主義的結合。這種結合不僅是由於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該運動有系統地對抗其支持者的潛在或公開的仇外心態，以致對外國人和猶太人的深刻厭惡，在這個群體中往往顯得較從前更為可恥。它標示出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在許多大國中的明顯右傾，尤其是在19世紀90年代。比方說，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時期，德國民族主義的古老群眾組織（許多體操協會），由承繼1848年革命的自由主義作風，轉為具有侵略性、軍國主義和反猶太姿態。此時，愛國精神的旗幟已成為政治右派的所有物，左派不容易掌握它們，雖然在有的地方愛國精神和法國的三色旗一樣，認同於革命和人民奮鬥的目標。於是，左派人士認為炫耀國名和國旗，可能會有被極右派污染的危險。一直到希特勒上台，法國左翼才重新充分運用激進派的愛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