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之下，工人階級政黨的顯著上升是相當令人驚訝的。它們的力量基本上是來自其政治訴求的單純性。它們是所有為工資而出賣勞動力之人的政黨。它們代表這個階級來對抗資本主義者及其政府，它們的目標在於創造一個新社會。這個社會將以工人借其自身力量爭取到的解放為開始，而它也將解放全人類，除了那些為數越來越少的壓搾者。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在馬克思逝世之後，一直到19世紀末才得到系統闡述，並日漸主宰了大多數這樣的新政黨，因為它對這些主張的明白宣示，使它具有龐大的政治滲透力。大家只要知道所有的工人都必須加入或支持這樣的政黨就夠了，因為歷史的本身已保證了它的未來勝利。
這個學說乃是假定：當時有一個具有足夠人數的工人階級存在，這些人一致認為自己是馬克思主義所謂的「無產階級」，也充分相信社會主義者對這一階級的處境和任務的分析是正確的——它的首要任務是形成無產階級政黨，而且不論他們還打算做些什麼別的，他們都必須採取政治行動。（並非所有的革命分子都同意政治活動有這麼重要，但是目前我們不去討論這些反政治的少數分子。這些人主要是受到了當時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啟發。）
但是，幾乎所有觀察過工人階級情況的人，都同意所謂的「無產階級」絕不是一個均質的群體，即使在一國之內也不是。事實上，在許多新政黨興起以前，人們在談論「工人階級」時，習慣用的便是複數而非單數。
被社會主義者籠統冠以「無產階級」稱號的群眾，其內部區分其實非常明顯，以至我們根本不期望能夠根據任何事實斷言他們具有單一的階級意識。
現代工業化工廠中的典型無產階級，往往還是一個小型但迅速成長中的少數，他們與大多數出賣勞動力的工人大不相同。後者在小作坊、農場小屋、城市陋巷或露天底下從事形形色色的工作，這些工作充斥在各城市、農村乃至鄉下地區。製造業、手工藝或其他專門職業，往往極具地方性也最受限於地理環境，而他們並不認為彼此的問題和處境是一樣的。例如，在完全是男性的鍋爐製造工和（英國）主要是女性的棉織工之間，會有多少共同的地方？或者，同一港埠的船塢技工、碼頭工人、成衣匠和建築工人之間，又有多少共同的地方？這些區別不僅存在於階級之間，也存在於階級之內，也是水平的：技工和力工間的區別；「可敬」人士和職工（既自尊也為別人所敬重的人）與其他人之間的區別；工人貴族、下賤可鄙的勞動階級和介於兩者之間者的劃分；乃至不同等級的熟練技工的歧視，排字工人看不起泥水匠，泥水匠看不起油漆匠。再者，在相等的群體之間，不但有區別，也有競爭。每一個群體都想要壟斷某個特殊行業，這樣的競爭，又因工業技術的發展而加劇。工業技術的發展改變了舊有的程序，創造了新的程序，使舊有的技術變得無關緊要，也使原本清楚的傳統界限（比方說，什麼應該是鎖匠的職責，什麼又是鐵匠的職責）變得無效。在僱主強而工人弱的地方，管理階層通過機器和命令，強行規定其自己的勞動力區劃。但是在其他地方，技術工人可能會進行令人難堪的「界限爭奪」。這類爭奪在英國的船塢時有發生，尤以19世紀90年代為最，往往使那些未涉入職業爭鬥的工人陷入失控的閒散狀態。
除了上述種種區別，當時還有更為明顯的社會和地域的差異，以及國籍、語言、文化和宗教的差異。這些差異的出現乃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工業界是從本國境內的所有角落徵召其迅速成長的大量勞工，而且事實上，在這個大規模跨國和越洋遷徙的時代，它們也從國外徵召勞工。從某種角度看來似乎男男女女都集中於一個「工人階級」的現象，換個角度卻變成社會斷片的四散橫飛、新舊社群的放逐離散。只要這些區別能使工人分化，對於僱主來說顯然就是有用的，因此也受到僱主的鼓勵。這種情形尤以美國為最，美國的無產階級大半是由各種各樣的外國移民所構成的。甚至像落基山脈中的西部礦工聯盟（Western Federation of Miners），也因為美以美教派康沃爾技工和天主教愛爾蘭生手之間的爭鬥而有分裂的危險。這些康沃爾工人是硬巖專家，在地球上任何對金屬做商業性開採的地方，都看得到他們。沒有什麼技術的天主教愛爾蘭工人，則是在英語世界邊疆上任何需要力氣和艱辛勞動的地方都可找到。
不論工人階級內部的其他差異是什麼，使他們陷入分裂的無疑是：國籍、宗教和語言的不同。愛爾蘭不幸的分裂典型也是大家所熟悉的。甚至在德國，天主教工人對社會民主黨的抗拒也比新教工人來得頑強；而波希米亞（Bohemia）的捷克工人也拒絕被整合到由德語工人所支配的泛奧地利運動中去。馬克思曾經告訴社會主義者說：工人無祖國，只有一個階級。社會主義人士的這種國際主義熱情之所以引起勞工運動的注意，不僅是由於它的理想性，也因為這往往是它們運作的基本先決條件。維也納有1/3的工人是捷克移民，布達佩斯的技術工人是德國人，其餘工人則是斯洛伐克人（Slovaks）或馬扎爾人（Magyars）。在這樣的城市中，如不訴諸國際主義又怎麼能動員工人？貝爾法斯特這個偉大的工業中心，從以前到現在一直在說明：當工人的自我認同主要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而非工人甚或愛爾蘭人時，可能會發生什麼樣的情形。
幸運的是，訴諸國際主義或區際主義（inter-regionalism）的結果，並非完全無效。語言、國籍和宗教歧異本身，並不會阻止統一的階級意識形成，尤以各國的工人群體各在勞工市場有其地盤，因此不需互相競爭時為然。只有在這些歧異代表或象徵「跨越階級界限的嚴重群體衝突」，或這些差異似與所有工人的團結勢不兩立的地方才會造成大麻煩。捷克工人對德國工人的懷疑，不是基於他們的工人身份，而是基於他們的國家把捷克人當低等人看待。當阿爾斯特的天主教愛爾蘭工人，看到1870—1914年間天主教徒越來越被排除在技術工作之外，而這種工作因此幾乎全被新教徒壟斷，並且這個情形還獲得工會的贊同時，他們顯然不會對階級團結的呼籲產生好感。即使如此，階級經驗的力量還是很強，因此，工人與其他特定群體（比如波蘭人、天主教徒等等）的認同，只會縮小而非取代原有的階級認同。他還是會覺得自己是個工人，不過是特定的捷克、波蘭或天主教工人。雖然天主教會深深嫌惡階級的劃分和衝突，它還是不得不組成（或者至少寬容）工會，甚至天主教同業工會，不過它還是比較喜歡勞資聯合組織。其他的認同真正排除的，不是階級意識本身，而是「政治性的」階級意識。因而，即使是在阿爾斯特的派系意識戰場，當時還是有工會運動以及組織勞工政黨的一般傾向。但是，只有在不涉及下列兩項主宰生存和政治辯論的議題時，工人才有團結的可能。這兩項議題是宗教和愛爾蘭地方自治，天主教和新教工人（橘色和綠色工人）無法在這兩點上達成協議。在這樣的情形下，某種工會運動和工業鬥爭是可能的，但是（除了在每一個群落之內，而且只是微弱和間歇的）以階級認同為基礎的單一政黨卻不可能出現。
工業經濟本身所發展出的龐雜結構，是另一個妨礙工人階級意識和組織的因素。在這一點上，英國是相當例外的情形，因為英國已經擁有強大的非政治階級意識和勞工組織。這個工業化先驅國的擬古傾向，使一種相當原始而且大半分散的工會主義（主要是行業工會），深植於各地的基本工業當中；基於好幾種原因，該國工業的發展較少借由機器取代勞動力，而主要是通過手工操作和蒸汽動力的結合。在這個舊日的「世界工廠」的所有大工業中——棉紡織、冶礦、機械與船舶建造業——都有勞工組織核心的存在，這樣的核心，可以轉化為群眾工會主義。1867—1875年間，同業工會實際上已得到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法律地位和特權，以至好鬥的僱主與保守的政府和法官，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都未能減縮或廢除它們。勞工組織不僅存在並為大家所接受，而且也非常強大，尤以在工作場所為然。這種異常獨特的勞工力量，將來會為英國工業經濟帶來許多問題，甚至在本書所論時期，它已成為工業家的最大難題，這些工業家正想藉著機械化和科學管理將它消滅。1914年之前，他們在最重要的幾個事例上均未獲成功，不過就本章的目的而言，我們只需注意英國在這方面的異常即可。政治壓力有助於加強作坊的力量，但是事實上，它不需要取而代之。
其他地方的情形就相當不同。粗略地說，有效力的同業工會，即作坊、工地或中小型企業，當時只在現代（尤其是）大規模的工業邊緣發生作用。其組織在理論上或許是全國性的，但實際上卻是極端地方性和分權的。在法國和意大利這樣的國家，最有效的工會組織，是以地方勞工辦公室為中心所組成的小型地方工會聯盟。法國總工會（CGT）規定，只要有三個地方工會便可組成一個全國工會。[12] 在現代化工業的大工廠中，工會根本無足輕重。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其「自由同業工會」（Free Trade Unions）的力量，並不見於萊茵河西部地區和魯爾重工業區。在美國，大工業中的工會主義在19世紀90年代幾乎已被淘汰，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告恢復。但是它在小型工業和建築業的行業工會中生存下來，並受到大城市市場的地方主義的保護。在大城市中，迅速的都市化以及靠行賄取得市府契約的政治活動，使工會擁有較大的生存空間。真正能取代由一小群有組織的勞工組成的地方工會和（主要是技術性）行業工會的，是那種可在間歇性罷工中看到的工人總動員，不過這種動員只是偶爾的、暫時的，同時也是地方性的。
當時也有一些明顯的例外情形。其中之一是礦工與其他熟練工匠之間的顯著差異，這些熟練工匠包括木匠、制雪茄煙者、鎖匠、機械師、印刷工人等等。無論如何，這些強壯男子明顯具有從事集體鬥爭的傾向，他們在黑暗中勞苦工作，和他們的家人一起住在像礦坑一樣危險而且令人難受的孤立社群中，但是正是這種工作和社群的共同性以及工作的艱辛和危險，使他們團結在一起。甚至在法國和美國，煤礦工人也斷斷續續地組織了強大工會。由於採礦的無產階級人數眾多，又顯著集中在某些區域，因此它們在勞工運動中的潛在（在英國是實際的）作用，是相當令人畏懼的。（礦工之所以特別團結，其原因可從德國礦工的打油詩中看出：麵包師可以獨自烘烤他們的麵包；細木工人可以在家干他們的活；但是不論礦工走到哪裡，附近都要有勇敢忠實的夥伴。）[13]
另有兩個部分重疊的非技術性工會主義也值得注意：一是運輸，另一是公職。公務員（甚至在日後成為公職工會根據地的法國）當時尚被排除在勞工組織之外，而這一點顯然妨礙了鐵路的工會化，因為鐵路往往是國有的。在地廣人稀的地方，私人鐵路的不可或缺性，賦予其僱員相當的戰略力量，尤其是火車駕駛員和火車乘務員，然而，在其他地方，即便是私人鐵路的工會也不容易組織。鐵路公司絕對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最大型企業，如果想要組織它們，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建立一個幾乎涵蓋全國網絡的組織：例如「倫敦和西北鐵路公司」（London and Northwestern Railway Company），該公司在19世紀90年代控制了6.5萬名工作人員、7 000千米長的路線和800個車站。
相形之下，運輸的另一個關鍵項目——海上運輸——卻異常地方化，僅限於海港及其附近。由於這些地方往往是整個經濟的樞紐，因此，任何碼頭罷工經常會演變成一般性的運輸罷工，甚至釀成全面罷工。20世紀的最初幾年，大量出現的經濟性全面罷工主要都是港埠罷工：的裡雅斯特港、熱那亞（Genoa）、馬賽、巴塞羅那、阿姆斯特丹。這些無疑都是大規模的戰役，但是由於非技術勞工的烏合性，它們還不大可能形成永久性的大規模工會組織。但是，鐵路運輸和海上運輸雖然不同，它們卻同樣對於全國的經濟具有極重要的戰略意義。它們一旦中斷，國家的經濟便會癱瘓。在勞工運動不斷成長之際，各國政府越來越意識到這種可能性的致命危機，並積極尋找相應對策，其中最激進的一個例子是：1910年，法國政府決定徵召15萬鐵路工人入伍（亦即以軍隊的紀律約束他們），借此平息一次全面性的鐵路罷工。[14]
然而，私人僱主也認識到運輸的戰略價值。在1889—1890年間的英國工會化風潮中（這一風潮乃由水手和碼頭工人罷工肇始），僱主的反攻便是以對抗蘇格蘭鐵路工人的一次戰役和對抗大海港的大規模但不穩定的工會化的一連串戰役開始的。相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勞工攻勢，也將其本身的戰略攻擊力量設定在煤礦工人、鐵路工人和運輸工人聯盟（也就是港口雇工）的三強同盟上。當時，運輸顯然已被視為階級鬥爭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運輸業的情況與另一個衝突區相比顯然清楚得多，可是這個衝突區不久便證明它更具決定性——那就是重要而且不斷成長的金屬工業。因為在這個工業領域，勞工組織的傳統力量，即具有技術背景而且加入行業工會的技術工人遭遇到偉大的現代工廠將他們（或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貶為半技術作業員，負責操作那些日趨專門的複雜的機械工具和機器這一現實。在這個工業技術迅速挺進的前沿，利害的衝突異常明顯。一般說來，在和平時代，形勢對管理階級有利，但是1914年後，在大規模軍備工廠的每一個角落，都可以看到勞工激進化的鋒芒。從金屬製造工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其之後的乞靈於革命一事，我們便可推想出19世紀90年代和20世紀最初10年的緊張狀態。
即使我們不把農業勞動階級算在內，工人階級也是個性質不一，而且不容易統一成具有單一凝聚力的社會群體。（勞工運動也想組織和動員農業勞動階級，可是一般說來成效不大。）〔意大利是一個例外。意大利的「土地工作者聯盟」（Federation of Land Workers）是個超級大工會，它也為日後共產主義在意大利中部和部分南部地方的影響力打下了基礎。在西班牙，無政府主義可能也在無土地的勞工當中具有類似的影響。〕然而，它們卻逐漸趨向統一。這是怎麼做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