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選民人數不可避免地日益增長的情形下，大多數的合格選舉人，一定會是貧苦、不安和不滿的選民。他們無法逃脫其經濟和社會境遇，以及由此境遇所衍生的種種問題。易言之，他們不得不受其階級境遇的主宰。其人數因工業化潮流正在吞噬西方而顯著增加，其出現越來越不可避免，其階級意識似乎會直接威脅到現代社會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這個階級便是無產階級。年輕的溫斯頓·丘吉爾（當時是自由黨內閣成員）曾警告英國國會說，如果保守、自由兩黨的政治制度崩潰，則將為階級政治所取代，當他在說這番話時，心中所想的，正是這些人。
在所有被西方資本主義浪潮淹沒甚或包圍的國家，以勞力賺取工資度日的人數正在不斷增加——從南美巴塔哥尼亞（Patagonia）的大牧場和智利的硝酸鹽礦場，一直到西伯利亞東北冰天雪地裡的金礦區（大戰前夕，此處發生了大規模的罷工和屠殺）。在任何需要修築工事，或需要在19世紀已不可或缺的市政服務和公共事業（例如瓦斯、供水和垃圾處理）的地方，在任何將全球經濟連為一體的港口、鐵路和電報到達的地方，都可看到他們的身影。在五大洲的許多偏遠之處，礦場即將被發現。到了1914年，北美洲、中美洲、東歐、東南亞和中東的油田也已被大規模開採。更重要的是：甚至在基本上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其城市市場也由在某種工業設施中工作的廉價勞力，供應加工過的食物、飲料、酒和簡單的紡織品。而在某些勞動力廉價國家，比如印度，相當規模的紡織乃至鋼鐵工業也在發展之中。可是，工資工人增加最快，並已形成諸如勞工這類可資辨識的階級的地方，主要是在早已完成工業化，或在1870—1914年間進入工業革命時期的國家，也就是說主要在歐洲、北美、日本和某些海外白人的大規模殖民地區。
工人的增長，主要是將前工業時代兩大勞動力儲藏區的人們轉移過來。這兩個儲藏區一是需要手工技藝的行業，一是農村——當時大多數人仍住在農村。到了19世紀末，都市化或許比以前任何時期都進展得更快、規模更大，而重要的移民激流（比方說來自英國和東歐的猶太聚居區）是由鄉鎮湧入，雖然有時是人數不多的市鎮。這些人可以，也確曾由一種非農業工作轉到另一種非農業工作。至於由田地上逃離的男男女女，即使他們還想務農，也只有極少數人能有這樣的機會。
一方面，西方正在進行現代化和已經現代化的農耕，需要的長工比以往少得多。不過現代農業倒是僱傭了相當多的季節性勞工，這些勞工往往來自遙遠的地方，工作季節一過，農人對他們便沒有任何需求。德國的波蘭「薩克森行走者」（Sachsengonger）、阿根廷的意大利「燕子」（據說他們拒絕在德國擔任收割工作，因為由意大利去南美比較便宜而且容易，工資也較高）、[4] 美國的跳火車越境者乃至那時便不時可見的墨西哥人，都是季節性勞工。雖然如此，農業的進步畢竟意味著從事耕作的人數減少。在1910年的新西蘭，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工業。那個時候，新西蘭人完全是倚靠極端有效率的農業維生，尤其專精家畜和乳製品業。可是，當時新西蘭卻有54%的人口住在市鎮，更有40%（這個比例是不包括俄國在內的歐洲地區的兩倍）從事服務業。[5]
同時，落後地區尚未現代化的農業，也已無法再為可能成為小農的人提供足夠的土地。當他們被迫向外遷移之際，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實在不想做一輩子勞工。他們希望「到達美國」（或任何他們想去的地方），幾年以後賺夠了錢，便在某個西西里、波蘭或希臘村落給自己買一點兒土地、一幢房子，並讓鄰居把他們當有錢人來尊重。他們之中的少數後來的確回去了，但大多數都留了下來，進了建築隊、礦場、鋼廠，或加入其他只需要賣力氣而不需要別的技能的都市和工業領域。他們的女兒和新娘便充當了家僕。
19世紀晚期以前，有許多人用手工方法製作最為大家熟悉的都市日用必需品，如衣服、鞋襪、傢俱等等。這些人從驕傲的工匠師傅，一直到工資甚低的技工或頂樓縫紉女，形形色色，無所不有。可是如今，機器和工廠生產開始威脅他們的生計，雖然他們的產量已有可觀增加，可是就算他們的人數似乎沒有戲劇性減少，他們在整個勞動力中所佔的比例卻顯著下降。在德國，從事制鞋的人數在1882—1907年間只稍有減少（由40萬人左右減少到37萬人左右），但是在1890—1910年間，皮革的消耗量卻倍增。顯然，絕大部分的額外生產，是由1 500家較大的工廠所製造（大工廠的數目自1882年以後已增加三倍，所僱傭的工人幾乎增長了6倍之多），而非來自不僱傭工人或僱傭十個以下工人的小作坊，這類小作坊的數目下降了20%。1882年時，小作坊僱傭的工人占制鞋業工人的93%，如今只佔63%。[6] 在迅速工業化的國家中，前工業式的製造業為各項新工業儲備了人才，這些人才數量雖然不多，但絕非無足輕重。
另一方面，因為在這個經濟擴張時期對於勞動力顯然有無限需求，尤其是對那種隨時可以投入其擴張部分的前工業勞動力，於是，在進行工業化的經濟中，無產階級人數逐漸以可觀的速度增加。由於當時的工業增長還是依靠手工技巧和蒸汽技術的結合，或者如建築一樣尚未大幅改變其方法，因此當時所需求的仍是舊有的手藝技巧，或將鐵匠和鎖匠的傳統技巧運用到新的機器製造工業。這一點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受過訓練的熟練技術工人（一群有確定地位的前工業時代工資工人），往往在早期各經濟體的無產階級發展上，構成了最積極、最具訓練且最有自信的成分。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是一位車木工（倍倍爾），而西班牙社會主義黨領袖則是一位排版工人〔伊格萊西亞斯（Iglesias）〕。
當工業勞動還停留在非機械化而且不需特殊技術的階段，不但任何生手都可從事，而且由於其所需勞力甚多，因此當生產額增加時，這類工人也會隨之激增。舉兩個明顯的例子來說，營造業（修造工廠、運輸和迅速成長中的大城市基礎建築）和煤礦業都僱傭了無數工人。德國從事營造業的工人，由1875年的50萬人左右，增加到1907年的將近170萬人，即從總勞動力的10%左右，增加到將近16%。1913年，英國有不下125萬名工人（1907年時，德國有80萬）維持世界經濟發展所需的煤產量（1985年時，英德兩國的數字分別是19.7萬和13.75萬）。另一方面，想藉著各種專門的機器和程序（由非技術性勞力操作）來取代手藝和經驗的機械化，也對那些低廉無助的生疏勞工大開歡迎之門，這個情形在美國尤為明顯。美國原本就缺少前工業時代的傳統技巧，而生產部門對此也不怎麼需要。（福特說：「想要成為技術工人的意願並不普遍。」）[7]
在19世紀將盡之際，沒有任何已經工業化、正在工業化或正在都市化的國家，會感受不到這些史無前例、顯然無名無根的勞動群眾的存在。他們已經形成一個不斷增長的群體，在總人口數中所佔的比例也不可避免地日漸增加，而且很可能在不久之後會成為大多數。雖然在美國從事服務業的人數已較藍領工人為多，可是在其他地方，由於工業經濟多元化，以及扮演其主力的第三產業（辦公室、商店和其他服務業）尚在起步階段，因此它們的主要發展與美國相反。在前工業時代，城市居民主要是從事服務業，因為甚至連工匠通常也是小店主。可是現在，城市已成為製造業中心，到了19世紀末，在大城市（也就是有10萬居民以上的城市）中約有2/3的就業人口是集中在工業界。[8]
當19世紀末的人們回顧以往，讓他們印象最深刻的恐怕要推工業大軍的進展，而在各鎮各區之內，十之八九要算是工業專門化的現象。典型的工業城市（通常有5萬到30萬居民，當然，在19世紀初，任何擁有10萬居民的城市便可算是大城市）往往給人單色調的印象，頂多也只有兩三種相關色彩：魯貝（Roubaix）、羅茲（Lodz）、鄧迪（Dundee）、洛威爾（Lowell）是紡織業；埃森（Essen）、米德爾斯伯勒（Middlesbrough）是煤、鐵、鋼，或三者的搭配；查洛（Jarrow）和巴羅（Barrow）是軍備和造船；路德維希港（Ludwigshafen）或威德尼斯（Widnes）則是化學品。在這點上，它們與新興的數百萬人大城市（不論是否為首都），不論在大小和性質上都不一樣。雖然某些宏偉的首都也是重要的工業中心（柏林、聖彼得堡、布達佩斯），可是通常首都不是該國的工業核心。
再者，雖然這些民眾龐雜不一，可是他們似乎越來越成為大型復合公司的一部分，由數百人到數千人的工廠的一部分，尤其是在重工業的新中心。埃森的克虜伯公司（Krupp）、巴羅的維克斯公司（Vickers）、紐卡斯爾（Newcastle）的阿姆斯特朗公司（Armstrong），其每個工廠的勞工皆以萬計。但是，在巨型工廠或作業場工作的工人仍是少數。甚至在1913年的德國，僱傭10名以上勞工的工廠也只佔23%—24%，[9] 然而這些人卻越來越顯眼，並且是不太容易對付的少數群體。而且，不論歷史學家在回顧時會得出什麼結論，對於當時人而言，這些工人群體實在為數龐大，而且無疑還在不斷增長。他們使已經確立的社會和政治秩序蒙上了一層陰影。如果他們在政治上組成一個階級，結果會如何呢？
以歐洲的情況而言，這正是當時的突發現象，並且會以極快的速度發展下去。只要是在民主和選舉政治允許的地方，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群眾黨派（大半是由革命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所激勵，因為就其定義來說，所有的社會主義都是革命性的）便會在信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男人（有時甚至是女人）領導下出現在社會上，並以驚人的速度增長。1880年時，它們幾乎還不存在，除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外，這個剛於1875年完成結盟的政黨，當時已是一個有份量的選舉勢力。可是，到了1906年，大家已把這些政黨視為理所當然，以至一位德國學者可以出版一本討論「美國為什麼沒有社會主義」的書。[10] 大規模的勞動階級和社會主義政黨在當時已是常態，如果不存在才是叫人吃驚的事。
事實上，到了1914年，甚至美國也有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政黨，1912年，其候選人幾乎得到了100萬張選票；在阿根廷，社會主義政黨也在1914年得到10%的選票。而在澳大利亞，一個公認的非社會主義的勞工黨，已經在1912年組成聯邦政府。至於歐洲，只要環境允許，社會主義和勞工政黨都會是重要的選舉力量。一般說來，它們的確還是少數黨，不過在某些國家，尤其是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它們已是最大的全國性政黨，得到高達35%—40%的選票，而每次選舉權的擴大，都意味著工業群眾準備選擇社會主義。他們不但投票，還組織成龐大的群體：比利時勞工黨在1911年時擁有27.6萬黨員；偉大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則有100多萬黨員，而與這些政黨有關、往往也由它們所創辦的間接性勞工政治組織，其規模甚至更大，例如工會和合作社。
並非所有的勞工團體都像北歐和中歐那麼龐大、整齊而且有紀律。但是，即使在工人團體是由積極的非正規團體或地方好鬥者組成的地方，只要它們已預備好在各種動員發生時扮演領導角色，那麼這些地方的新興勞工和社會主義政黨便值得我們加以重視。它們在全國性的政黨當中是一個重要因素。正因如此，所以法國的這個黨派，雖然在1914年時，其7.6萬名黨員既不團結，也稱不上是大數目，卻憑藉著140萬張選票而選出103位代表。在意大利，這個黨派的黨員人數雖然更少（1914年時是5萬人），卻也得到幾乎100萬張選票。[11] 簡而言之，幾乎在每一個地方，勞工和社會主義政黨都以（因人而異的）極端可驚人或不可思議的速度在增長。它們的領袖因增長曲線中所顯示出的勝利而歡欣鼓舞。只要看工業化的英國在這些年間所做的全國人口調查記錄，便可知道勞動階級已注定會成為全民中的多數。無產階級正在加入這類政黨。根據理性而且具有統計頭腦的德國社會主義者的看法，這些政黨所贏得的選票比例遲早會超過51%——這個似乎具有魔力的數字在民主國家中，絕對是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或者，正如社會主義的新頌歌所云：「第二國際將包括全人類。」
我們不需抱這種樂觀態度，因為這種態度後來證明是錯誤的。不過，在1914年前幾年，甚至那些已獲得奇跡般成功的政黨，顯然還是可以動員極大的潛在支持力量，它們也的確在動員。而19世紀80年代以來社會勞工政黨的快速上升，自然會帶給其黨員、支持者和領袖一種興奮的感覺，讓他們對未來充滿希望，並相信其勝利是歷史的必然發展。對於那些在工廠、作坊和礦場中動手出賣勞力的人而言，這是有史以來第一個具有光明希望的時代。套用俄國社會主義歌的一句歌詞：「走出黑暗的過去，未來之光照耀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