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推進的民主化運動其實才剛開始要改變政治。可是，它的言外之意有時已十分明確，對那些國家統治者及其所要維護的階級而言，這些言外之意已引起了最嚴重的問題。其中之一是維持國家的團結，乃至存在的問題，在面臨民族運動的多國政治中，這個問題顯然已萬分急迫。在奧匈帝國，它已經是政府的中心問題，而即使是在英國，大規模的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也粉碎了已確立的政治結構。另一個問題，是如何維持國內精英分子認為是切合實際的政策的持續推行，尤其是有關經濟事務的政策。民主政治不是像商人所認為的那樣，會不可避免地干預資本主義運作並導致不良後果嗎？它不會威脅英國所有政黨都絕對擁護的自由貿易嗎？它不會威脅健全的金融和所有可敬的經濟政策的根本原理嗎？它不會威脅到金本位制度嗎？最後一項威脅在美國似乎已迫在眉睫。19世紀90年代民粹主義的大規模動員，其最激烈的言辭便是攻擊——援引其偉大的演說家布賴恩的話——將人類釘死在黃金十字架上之舉。比較一般化，卻也更為重要的問題是：在面臨以社會革命為訴求的群眾運動威脅時，該如何保衛既有社會的合法性，甚至其實際生存。這些威脅之所以非常危險，是因為經由鼓動選出但又時常因無法協調的黨派衝突而告分裂的議會，其效能顯然不高，而不再以擁有獨立財富之人為基礎，反以依靠政治興家致富之人為基礎的政治制度，又無疑是腐敗的。
上述現象都是我們所無法忽視的。在分權的國家，例如美國，政府（也就是總統所代表的行政部門）在某種程度上是獨立於民選議會的，不過也很可能因權力的制衡而癱瘓。（但是民主選舉總統又會招致另一重危險。）歐洲式的代議政府，其政府（除非仍在舊式王權的保護之下）在理論上必須依靠民選議會，因此其各種問題更是難以克服。事實上，這些政府好像進出旅館的旅行團一樣來來去去——一個國會的多數黨崩潰，另一個就繼之主政。歐洲民主政治之母——法國——或許是這項紀錄的保持者。自1875年到歐戰爆發的39年間，法國一共有過52個內閣，而其中只有11個維持了一年或一年以上。誠然，同樣的名字往往在這些內閣中一再出現。因此，政府和政策的有效持續，便自然是掌握在常設的、非由選舉產生的和隱形的官僚人員手中。至於說腐敗，它也許不會超過19世紀初葉的情形：19世紀初，像英國這樣的政府，也會將名副其實的「國王下面的肥缺」和賺錢的閒差分配給他們的親戚和侍從。可是，即使它實際上沒超過19世紀初葉的情形，它也表現得更為明顯，因為白手起家的政客必須用種種方法兌現他們對商人或其他利益團體的支持或反對。而使這種腐敗更顯突出的原因在於：至少在西歐和中歐，清廉是常設的資深公務員和法官的必備操守——在法治國家，此時他們大多仍受到保護，並沒有選舉和贊助的顧慮（只有美國是一大例外）。〔然而即便是在美國，1883年也成立了一個「文官委員會」（Civil Service Commission），為獨立於政治贊助的「聯邦文官體系」（Federal Civil Service）奠定了基礎。但是，贊助在大多數國家仍較通常所假設的更為重要〕。政治上的腐敗醜聞不僅發生在對金錢轉手不加掩飾的國家，例如法國（1885年的威爾遜醜聞，1892—1893年的巴拿馬醜聞），也發生在對金錢轉手加以掩飾的國家，例如英國〔1913年的馬可尼（Marconi）醜聞，兩個白手起家的政府人物：勞合·喬治（Lloyd George）和魯弗斯·伊薩克斯（Rufus Isaacs）——日後的最高法院院長和印度總督——均牽連在內〕。〔在凝聚性甚高的統治名流內部，令民主觀察家和政治道德家吃驚的交易，並不罕見。曾任財政大臣的倫道夫·丘吉爾勳爵（Lord Randolph Churchill），也就是溫斯頓·丘吉爾之父，欠了羅斯柴爾德大約6萬英鎊；羅斯畢爾德對英國的金融興趣是可想而知的。這筆債的大小，可用下列數字說明：這筆錢相當於那年英國所得稅總額的0.4%。〕[10] 當政府基本上可說是以政治恩惠購買選票的辦法來獲得多數人的支持時，議會的不穩定當然可能與貪污有關——政治恩惠幾乎無可避免地皆具有財政上的重要性。如前所云，意大利的焦利蒂便是利用這一策略的高手。
當時社會的上流人士，對於政治民主化的危險具有深切瞭解，而且一般而言，對大眾日益增強的中心地位的危險性，也有深切瞭解。從事公務之人對此皆憂心忡忡。比方說法國正派言論的堡壘——《時代》（Le Temps ）和《兩個世界雜誌》（La Revue des Deux Mondes ）的編輯，在1897年出版了一本顧名思義的書——《普選權的創立：現代國家的危機》（The Organisation Of Universal Suffrage :The Crisis of the Modern State ）[11] ，而好學深思的保守黨殖民地總督和日後的閣員阿爾弗雷德·米爾納（Alfred Milner，1854—1925年），則曾在1902年私下稱英國的國會為「威斯敏斯特的暴民」（that mob at Westminster）[12] 。不僅如此，19世紀80年代以後，資產階級文化普遍的悲觀主義（參見第九章和第十章），無疑反映了領袖人物被以前的追隨者拋棄的感覺；呈現了高級精英擋不住平民的感覺；說出了受過教育而且富有文化修養的少數人（也就是有錢人家的子弟），被那些「剛從目不識丁或半野蠻狀態解放出來的人」欺凌的感覺[13] ，也表達了被那股日漸洶湧的平民文明潮流所淹沒的感覺。
新的政治形勢只是一步步地發展，而隨著各國內部情況的不同，發展也不甚均衡。這種情形使我們不太容易對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政治做個比較通盤性的考慮，而就算做了也幾乎沒有意義。使無數政府和統治階級陷於類似困境的，似乎是自19世紀80年代起在國際上突然出現的大規模勞工和社會主義運動（參見下一章），不過，在事過境遷的今日，我們可以看出它們並不是僅有的使政府頭痛的運動。廣泛地說，在大多數有限憲政和有限選舉的歐洲國家，自由資產階級在19世紀中期所擁有的政治支配力量（參見《資本的年代》第六章和第十三章），在19世紀70年代已逐漸崩潰。就算不考慮其他理由，這至少也是「大蕭條」的副產品。1870年在比利時，1879年在德國和奧地利，19世紀70年代在意大利，1874年在英國，除了偶爾的短期掌權之外，自由資產階級再也不曾支配大局。在接下來的新時期，歐洲再也沒有出現同樣的政治模式。不過在美國，曾經領導北方贏得內戰勝利的共和黨，基本上贏得了總統的連任，一直到1913年為止。只要無法解決的問題或者像革命和「分離」之類的基本挑戰可以擋在議會政治之外，政治家便可用重組那些既不想威脅政府又不想破壞社會秩序的人士的辦法，來應付議會中的多數黨。而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問題和挑戰都是可以擋在外面的。不過，在19世紀80年代，英國突然出現了一個頑強好鬥的愛爾蘭民族主義集團。這個集團存心瓦解英國下議院，並在下議院中扮演著關鍵的少數派角色。它的出現立刻改變了議會政治，以及跳著端莊的雙人芭蕾的兩個政黨。它至少在1886年促使前輝格黨中的百萬貴族和自由黨商人匆匆加入保守黨，而這個保守並且反對愛爾蘭自治的政黨，日漸發展成土地財主和大商人的聯合政黨。
在別處，形勢雖然更戲劇化，事實上卻比較容易處理。在西班牙的王權恢復（1874年）之後，反對者的分裂（共和黨為左派，王室正統派為右派）使得在1874—1897年的大半時間掌握政權的卡諾瓦斯（Canova s，1828—1897），可以操縱政客並舉行一次毫無政治意義的農村選舉。在德國，互相衝突的成分相當軟弱，以致俾斯麥可以在19世紀80年代從容統治，而奧匈帝國可敬的斯拉夫黨派的溫和作風，也有利於文雅時髦的塔弗伯爵（Count Taaffe，1879—1893年執政）。法國的右派拒絕接受共和，它是選舉中永遠的少數黨，但由於軍隊沒有向文人當局挑戰，因而，共和政體在歷經無數次的震撼危機（1877年、1885—1887年、1892—1893年以及1894—1900年的德雷福斯事件）之後，仍能屹立不墮。在意大利，梵蒂岡對世俗和反教權政府的抵制，使德普雷蒂斯（Depretis，1813—1887）可以輕易地執行將反對政府者轉化為支持政府者的政策。
實際上，對政治體系唯一真正的挑戰處於議會之外，是來自下面的反叛，但是，當時的立憲國家對此還不必太過擔心，而軍隊，甚至在以革命宣言著稱的西班牙，也沒有什麼動靜。不過，在叛變和武裝士兵都不時可見的巴爾幹國家和拉丁美洲，軍隊乃是政治體系的一部分，而非潛在的挑戰者。
但是，這種形勢卻似乎無法持久。當各個政府面對政治上顯然無可妥協的勢力的興起時，它們的第一本能往往是壓制。善於操縱有限選舉權的政治高手俾斯麥，當他在19世紀70年代面對他視之為向「群山之外」的反動梵蒂岡效忠的有組織天主教群眾時（因而有ultramontane一詞，其義為「山外之人」，引申為「教皇至上論者」），竟手足無措，只好對他們展開反教權戰爭（所謂19世紀70年代的文化鬥爭）。面對社會民主黨的興起，他也只能在1879年宣佈這個政黨是非法的。由於回復到明目張膽的專制主義看來已不可能，事實上也不可思議（被禁的社會民主黨也獲准推出其候選人），因此他在這兩件事的處理上都失敗了。政府遲早都必須容忍新的群眾運動——對社會主義者的容忍，要到1889年俾斯麥失勢之後。奧地利皇帝在其首都落入具有煽動性的基督教社會黨（Social Christian）之手以後，三度拒絕該黨的領袖盧傑擔任維也納市長，直到1897年才接受這件已成定局的事實。1886年，比利時政府以武力鎮壓了工人的罷工和暴動風潮（西歐最惱人的風潮），並將社會主義者逮捕入獄，不論他們是否牽涉騷亂。可是7年之後，在一次有效的總罷工推動下，比利時政府只得承認某種普遍的選舉權。意大利政府在1893年打擊西西里的小農，1898年打擊米蘭製造業工人，可是，在米蘭製造了50具屍體以後，政府改變了方向。廣泛地說，19世紀90年代這個社會主義釀成群眾運動的10年，代表了一個轉換點。一個新的政治戰略時代開始了。
成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幾代讀者，可能會奇怪當時為什麼沒有任何政府認真考慮拋棄立憲和議會政體。因為1918年以後，自由立憲政體和代議民主政治的確在許多陣線上退卻，雖然1945年後又再度恢復。然而在本書所述時期，情況卻非如此。甚至在沙皇統治下的俄國，1905年革命的失敗也未導致整個選舉和議會的廢除。不像1849年（參見《資本的年代》第一章），即使是俾斯麥在他掌權末期玩弄暫停或廢止憲法的構想，德國也不曾就此走向復古。資產階級社會對於何去何從可能曾感到焦慮，但它仍然很有自信，因為全球經濟洶湧向前的好景，是激不起悲觀主義的。甚至在政治上持溫和看法的人（除非他們有相反的外交和財政利害關係），也盼望俄國發生革命。人們普遍以為，俄國革命會將歐洲文明的污點轉化為正派的資產階級自由國家。而在俄國內部，1905年革命不像1917年的十月革命，它的確曾得到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熱心支持。在無政府主義者盛行暗殺的19世紀90年代，各國政府都保持了相當的冷靜，當時共有兩位君主、兩名總統和一名首相遭到暗殺〔意大利的翁貝托一世（King Umberto）、奧地利的伊麗莎白女王、法國的卡諾總統（Sadi Carnot）、美國的麥金萊總統和西班牙的卡諾瓦斯首相〕。1900年後，在西班牙和部分拉丁美洲以外的地區，已沒有人真的為無政府主義感到困擾。法國警察早已準備了一長串公認可能對國家安全有危害的黑名單，其中主要是無政府主義和無政府工團主義的革命分子和反軍國主義的顛覆分子。可是，1914年戰爭爆發之際，法國內政部長甚至懶得去拘捕這些人。
但是，如果說（不像1917年之後的幾十年間）就整體而言，資產階級社會尚未立即感受到嚴重的威脅，那麼19世紀的價值觀和歷史期望，也還沒有受到嚴重損傷。人們仍普遍認為文明的行為、法治和自由的制度慣例，都將繼續其長期的進步。當時殘留下來的野蠻行為還很不少，尤其（據「高尚人士」所深信）是在下層社會和有幸被白人殖民的「未開化」民族之中。甚至在歐洲，也還有像俄國和奧斯曼這樣的國家，其理性之燭明滅不定或根本尚未點燃。可是，從那些震撼全國和國際輿論的醜聞，正可看出處在和平時期的資產階級世界，對教化的期望有多高：德雷福斯事件是源自拒絕查究一件審判有失公正的事情；1909年的費瑞（Ferrer）醜聞，是由於處決了一名被誤控在巴塞羅那領導暴動風潮的西班牙教育家；1913年的札本（Zabern）事件，則是由於20個示威者在一個阿爾薩斯市鎮被德國軍隊關了一夜。在20世紀晚期的今天，我們只能以世風日下的喟歎回顧本書所述時期：在今天世上幾乎每天都在發生的屠殺，在那個時代的人們眼中，卻是土耳其人和部落民族的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