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我們該如何概括帝國時代的世界經濟呢？
第一，如前所說，它是一個在地理位置上比以前廣大得多的經濟。已經工業化和正在工業化的部分都有所擴展，在歐洲是因為俄國以及此前與工業革命少有接觸的瑞典和荷蘭的工業革命；在歐洲以外，則是由於北美和日本的發展所致。農產品的國際市場大為增長（1880—1913年間，這些貨物的國際貿易幾乎增加了三倍），因而其專業生產區和整合入世界市場的地區，也大為增長。加拿大在1900年後躋身世界小麥主要生產者之列，其收穫量由19世紀90年代的每年平均5 200萬蒲式耳（蒲式耳是一個計量單位。它與千克的轉換在不同國家，以及不同農產品之間是有區別的。）上升到1910—1913年間的兩億蒲式耳。[20] 阿根廷也在同一時期成為小麥的主要出口國之一，綽號燕子的意大利勞工每年都會橫渡一萬英里的大西洋，去收割阿根廷的小麥。帝國時代的經濟是一體的，在這個經濟體中，巴庫（Baku）和頓涅茨盆地（Donets Basin）都是工業地區的一部分；歐洲將貨物和女孩一併出口到約翰內斯堡（Johannesburg）和布宜諾斯艾利斯這樣的新城市；而在位於亞馬孫河上游1 600公里的橡膠業市鎮當中，歌劇院在印第安人的屍骨上蓋了起來。
第二，如前所述，帝國時代的世界經濟顯然較以前更為多元化。英國不再是唯一的工業化國家，甚至不再是唯一的工業經濟。如果我們把四個主要經濟國的工業和礦業生產（包括建築）加在一起，1913年時，美國占總數的46%，德國占23.5%，英國占19.5%，而法國占11%。[21] 如同我們在下面將看到的：帝國的年代，基本上是國與國競爭的年代。再者，「已開發」和「未開發」世界之間的關係，也比1860年更多樣、更複雜。1860年時，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半數的出口貨物都是運往同一個國家——英國。1900年時，英國所佔的比例已降至25%，而第三世界出口到其他西歐國家的數量，已超過出口到英國的數量（31%）。[22] 帝國的年代不再是只有一個中心。
世界經濟的這種日趨多元化，在某種程度上，卻被它對英國金融、貿易和運輸服務的依賴所掩蓋，這種依賴不但繼續維持，事實上還與日俱增。一方面，倫敦市仍是世界國際商業交易的控制盤，而且比以前更甚，以至單是它的商業和金融服務收益，便幾乎足以彌補它在商品貿易上的龐大赤字。另一方面，英國的國外投資和巨大的商業運輸勢力，在一個依賴倫敦而且以英鎊為基礎的世界經濟中，更加強了英國的中心地位。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英國也仍然具有絕對的支配力。1914年時，法國、德國、美國、比利時、荷蘭、瑞士以及其他國家，共佔世界海外投資總額的56%，而英國一個國家就佔了44%。[23] 1914年時，單是英國的輪船船隊，便比其他歐洲國家商業船隊總和還多12%。
事實上，英國的中心地位此時正因世界的多元化而增強。因為，當那些剛剛進行工業化的經濟體從「低開發」世界購買越來越多的原料時，在它們當中便累積了對「低開發」世界相當大的貿易赤字。英國獨力重建了全球性的平衡：藉著從它的競爭對手處進口更多的製造品；藉著將自己的工業產品外銷到依附性世界；更藉著它所擁有的龐大隱性收入，這些收入是來自銀行業、保險業等國際商業服務，也來自它巨額的外國投資對這個世界最大債權人的支付。英國工業相對式微，從而加強了它的金融地位和財富。截至當時在利害關係上仍能保持相當和諧的英國工業和倫敦市，自此開始爆發衝突。
第三，是乍看之下最為明顯的科技革命。我們都知道，在這個時代，電話和無線電報、留聲機和電影、汽車和飛機，均成為現代生活景觀的一部分，同時也藉著真空吸塵器（1908年）和阿司匹林（唯一普遍使用的發明藥劑）這樣的產物將科學和高科技帶入一般家庭之中。我們也不應忘記自行車，像其他這個時期所發明的對世人有所裨益的各種機器一樣，它對人類行動解放的貢獻立刻得到世人的普遍認同。可是，在我們將這組了不起的新發明歌頌為「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前，別忘記這只是今日的回顧性看法。對於當時的人而言，主要的創新是在於藉著對蒸汽和鐵的改進——鋼和渦輪——不斷更新第一次工業革命。以電氣、化學和內燃機為基礎的革命性工業，誠然已開始發揮重大作用，尤其是在生氣勃勃的新經濟體當中。畢竟，福特已在1907年開始製造他的T型車（Model T）。可是，單拿歐洲來說：1880—1913年間所修築的鐵路，其全長和1850—1880年間那個最早的「鐵路時代」是一樣的。在這些年間，法國、德國、瑞士、瑞典和荷蘭，已大致將其鐵路網擴大了一倍。英國在工業上的最後勝利—1870—1913年間，英國奠定了它在造船業上幾乎獨霸的地位——是利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辦法所取得的。新的工業革命尚在加強而非取代舊的工業革命。
第四，如前所述，是資本主義企業結構和做法上的雙重轉型。一方面，這個時期有許多新的發展，例如資本的集中可使人區別出「企業」和「大企業」的那種增長幅度，自由競爭市場的萎縮，以及1900年前後的各種發展，這些發展曾使觀察家想為這個顯然是經濟發展新階段的時代，貼上一個適當的標籤（參見下一章）。另一方面，人們藉著將科學方法應用到工業技術、組織和計算之上，以求有系統地實現生產和企業經營的合理化。
第五，是日用必需品市場的不尋常轉型，即量與質的同時轉型。隨著人口、都市化和實際收入的增長，此前多少限於糧食和服裝（也就是基本維持生活所需）的大眾市場，現在開始主宰了生產日用必需品的工業。從長遠的角度來看，這項發展比有錢有閒階級在消費上的顯著增長更為重要，因為後者的需求模式並沒有顯著改變。在汽車工業上，造成革命的是福特T型車而非勞斯萊斯（Rolls-Royce）汽車。與此同時，革命性的工藝技術和帝國主義又有助於為大眾市場創造一系列新奇的貨物和服務，其範圍從這個時期大量出現在英國勞動階級廚房中的瓦斯爐，到自行車、電影和極為普通的香蕉等。1880年前，這些物品的消費市場幾乎不存在。這項轉型最明確的後果之一，便是開創了大眾媒體。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了名副其實的大眾媒體。19世紀90年代，英國一份報紙的銷售量已達到100萬份，而法國的報紙也在1900年前後達到這個銷售數字。[24]
凡此種種不但表示生產方式已轉型為現代所謂的「大量生產」，同時也暗示了包括信用購物（主要是分期付款）在內的配銷轉型。因而，1884年時，英國開始有1/4磅標準包裝的茶葉上市。這項發展將使無數諸如立頓爵士（Sir Thomas Lipton）之類的食品雜貨大亨，可以從大城市的工人後街當中賺取財富。立氏的遊艇和金錢贏得了英王愛德華七世的友誼，這位聲名狼藉的國王特別容易被一擲千金的百萬富翁所吸引。立頓的分店由1870年的一家也沒有，增加到1899年的500家。[25]
第六，大眾市場的轉型也自然而然地導致了第三類經濟的顯著成長，亦即公家和私人服務業的蓬勃發展，例如辦公室、商店和其他服務業。我們只需舉英國的例子便可見其成長之一斑，英國在其極盛時期，曾以小得離譜的辦公室作業支配整個世界經濟：在其總數大約950萬的就業人口中，1851年時僅有6.7萬名公職人員和9.1萬名商業僱員。到了1881年，在商界就業的人士已超過30萬人（幾乎全是男性），不過公務人員只上升到12萬左右。但是，到了1911年，商界僱傭了大約90萬人（其中17%為女性），而公職人員則增加了三倍。自從1851年後，商業僱員的人數在全部就業人數中所佔的百分比增加了5倍之多。我們將在別處再討論這種白領和非勞動階級人數劇增的社會後果。
第七，接著我將提一下這個經濟的最後特點，那就是政治學和經濟學的日益融合，政府和公眾角色的日益增強，或者是像戴雪律師這樣的自由派理論家所認為的：「集體主義」犧牲了舊日良好的強勁個人或志願企業，達成了具有威脅性的進展。事實上，這項特色是競爭性自由市場經濟萎縮的徵候之一；19世紀中期的資本主義是以競爭性自由市場經濟為理想，而在某種程度上，實際情形亦是如此。然而，1875年後，人們日漸懷疑具有自主性和自我調整能力的市場經濟，一旦失去國家和政府當局的協助，其有效性將如何。如今，這只操縱市場的手已經以各式各樣的方式變得越來越明顯了。
一方面，如我們將在第四章中所看到的，政治的民主化往往使得不情願和備受困擾的政府走上採取社會改革和福利政策之路。它們也被迫採取政治行動以保護某些選民群體的經濟利益，例如保護主義，以及美國與德國對抗經濟集中的措施（成效較差）。另一方面，國家與國家間的政治競爭日漸和各國企業群體之間的經濟競爭結合在一起，因而，如我們在下面將看到的，它遂促成了帝國主義的現象，也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再者，它們也導致了軍備工業的發展，而政府在這類工業當中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不過，雖然公眾所扮演的策略性角色能夠發揮決定性作用，它在經濟上的實際重要性卻並不大。這類相反的例子在當時也層出不窮：例如英國政府買下中東石油工業的部分利益，並且控制了新出現的無線電（兩者都有軍事重要性）；德國政府也隨時預備將其部分工業國有化；以及俄國政府由19世紀90年代起有系統的工業化政策。可是，雖然如此，各國政府和輿論卻都以為政府在這方面只不過是私人經濟的小補充而已，即使歐洲在公共事業和服務領域的（主要是地方性）政府管理上有顯著進步，也無法改變這種看法。雖然社會主義者不大考慮社會主義經濟所具有的問題，但是他們卻不同意這種認為私人企業為至高無上的看法。他們或許曾經把這樣的私營企業視為「地方自治的社會主義」，不過這類企業大半是由既無社會主義意願也不同情社會主義的地方官員所把持。由政府大規模控制、組織和支配的現代經濟，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產物。1875—1914年間，在大多數強國迅速增長的國民生產總值當中，政府的支出往往呈下降趨勢，雖然備戰的開銷使這部分費用陡然攀升。[26]
「已開發」世界的經濟便是以這些方式增長和轉型的。可是，令當時「已開發」世界和工業世界人士大感驚異的，不只是其經濟的明顯轉型，更是其明顯的成功。他們十足是生活在一個昌盛的時代。甚至勞動大眾也從這場擴張中受惠，由於1875—1914年間的工業經濟屬於勞動力異常密集的工業經濟，因此便為湧入城市和工業的男男女女提供了幾乎無限制的且不需技巧或可迅速學會的工作機會。這便是大批移民美國的歐洲人能夠適應工業世界的原因。不過，如果說這種經濟的確提供了工作機會，但是它對貧困現象的減輕卻成效有限。在歷史的大半時間裡，大多數的勞動人民都把貧困當作其注定的命運。在勞動階級的回顧中，1914年前的幾十年並不是一個黃金時代；對於歐洲的富人甚至一般中產階級而言，它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黃金時代。誠然，對這些人而言，「美好的時代」是在1914年以後失去的。對於戰後的商人和政府而言，1913年永遠是個坐標點，他們希望由艱難困苦的時代回到這一點。從陰沉和艱難困苦的戰後歲月往回看，這個不尋常的戰前繁榮時期，似乎是他們企望回復的「正常狀態」。可是這樣的嚮往只是徒然。因為我們看到：促成這個美好時代的那些趨勢，正是驅使它走向世界大戰、革命和分裂的趨勢。它們使得失去的樂園一去不復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