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世紀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全球經濟管絃樂隊所演奏的是繁榮的大調，而不再是此前的不景氣小調。建立在商機蓬勃基礎上的富足繁榮，構成了今日歐洲大陸還稱之為「美好時代」的背景。這種從愁雲慘霧突然轉成幸福安樂的變化，實在太過戲劇性，以致平庸的經濟學家得要尋找某種特別的外在力量去解釋它，比如說他們在南非克朗代克地區（Klondike，1898年，最後一處西方淘金熱所在地）或其他地區所發現的大量黃金當中，找到了一個機械之神。整體說來，比起某些20世紀晚期的政府，經濟史學家通常對於這種基本上屬於貨幣理論的課題並不太感興趣。然而，情況好轉的速度實在太過驚人，以致一位慧眼獨具的改革者格爾方德，以帕爾烏斯（Parvus）這個筆名寫文章指出：這種好轉表示一個嶄新而漫長的資本主義急速進展時期即將開始。事實上，「大蕭條」和隨之而來的長期繁榮之間的對比，已為有關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長週期理論提供了第一個臆測根據，後人已將該理論與俄國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聯繫在一起。當時大家都以為：那些曾對資本主義未來，甚至對其即將崩潰做出悲觀預測的人，顯然是錯了。馬克思主義者則開始熱烈地討論這項突變對於他們的未來運動有何影響，以及馬克思主義本身是否需要「修正」。
經濟史學家往往將注意力集中在這個時期的兩個方面：一是經濟勢力的重新分配，亦即英國的相對衰落和美國尤其是德國的相對，甚至絕對進展；另一個問題是長期和短期的波動，換句話說也就是康德拉季耶夫的「長週期」理論，這個波動的下跌與上揚，將本書所論時期整齊地劃分為兩半。
在原則上，人口由4 500萬上升到6 500萬的德國，以及人口由5 000萬上升到9 200萬的美國，理應趕上領土較小而且人口較少的英國，我們自然無須為此大驚小怪。然而，即使如此，德國工業出口的增長速度仍然十分驚人。在1913年前的30年間，它們的數量由不及英國工業出口總數的一半，增加到比英國的出口數量更大。除了在可以稱為「半工業化國家」（其實也就是大英帝國真正或實質上的「自治領地」，包含其經濟屬地拉丁美洲）的地方以外，德國製造品的出口量都較英國多。它們在工業世界的出口量超出英國1/3，甚至在未開發世界也比英國高出10%。同樣不足為奇的是，英國再也無法維持它在1860年左右的「世界工廠」地位。因為即使是20世紀50年代處於世界霸權巔峰的美國（它在世界人口中所佔的比例比1860年的英國大了三倍），其鋼鐵生產也無法達到世界產量的53%，紡織品產量也未能企及世界產量的49%。再一次，我們無法確切解釋為什麼（甚至是不是）當時的英國經濟增長會步向減緩和衰落，雖然學者們的相關討論異常多。不過，這裡的重點並不在於誰在這個成長中的世界經濟裡面進步得較多、較快，而是其整體性的全球成長。
至於康德拉季耶夫的循環理論——稱它為嚴格的「週期」乃是以假設為論據的狡辯——的確提出了有關資本主義時代經濟增長的性質問題，或者，如某些學者所主張的，關於任何世界經濟增長的問題。不幸的是：直到目前，尚沒有任何關於經濟自信和經濟不安這種奇異輪換（它們共同形成了大約半個世紀的「週期」）的理論，能廣為大家接受。其中堪稱最有名且最好的理論是熊彼特（Josef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提出的。熊氏將每一次的「下降趨勢」和一組經濟「創新」的利潤潛力耗竭緊緊聯繫在一起，再將新的上揚與新的一組創新緊緊聯繫在一起；這些創新主要（但不僅是）是技術性的，其潛力都有耗竭的一天。因而，作為經濟增長中「領先部分」的新工業（例如第一次工業革命中的棉紡業和19世紀40年代之後的鐵路），如同過去一樣，會成為將世界經濟由它暫時陷入的困境中拉出來的機器。這個理論似乎相當可信，因為自18世紀80年代起，每一個長期的上揚階段確實都與新的而且越來越在技術上富有革命性的工業有關：這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那個25年的繁榮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那段時期可以說是這類全球性經濟繁榮時期中最不尋常的。對19世紀90年代後期的高潮而言，其問題在於：這一時期的創新工業——廣泛地說，包括化學和電氣工業，以及與即將和蒸汽機展開激烈競爭的新能源有關的工業——似乎還沒有足夠的影響力可以支配世界經濟活動。簡而言之，由於我們無法充分解釋這些問題，所以康德拉季耶夫的週期理論並不能幫我們多少忙。它頂多是讓我們可以宣稱：本書所論時期涵蓋了一個「康德拉季耶夫週期」。但這件事本身也不足為奇，因為一個整體性的全球經濟現代史，很容易落入這個模式。
然而，康德拉季耶夫的分析有一點是必然與世界經濟迅速「全球化」時期密切相關的，即世界上的工業部分（因繼續不斷的生產革命而成長）和世界農業產量（其增長主要是由於新生產地帶，或新近成為專門從事出口生產地帶的不連續開發）之間的關係。1910—1913年間，西方世界可供消費的小麥產量，幾乎是19世紀70年代平均數的兩倍。但是，這項增加大半來自少數幾個國家：美國、加拿大、阿根廷和澳大利亞，以及歐洲的俄國、羅馬尼亞和匈牙利。西歐（法國、德國、英國、比利時、荷蘭、斯堪的納維亞）農業產量的增長，只佔新供應量的10%—15%。因此，即使我們忘卻了像毀滅澳大利亞半數綿羊的八年大旱（1895—1902年），以及1892年後危害美國棉花的棉鈴象甲蟲（boll-weevil）害，世界農業增長率在最初的躍進之後趨向緩慢，似乎也是不足為奇的。再者，「貿易條件」往往也對農業有利而不利於工業，也就是說：農夫在購買工業產品上所花的錢比較少或絕對少，而工業花在購買農產品上面的錢比較多或絕對多。
有人認為這種貿易條件的轉變，可以解釋1873—1896年間的物價下跌，以及自那以後一直到1914年乃至1914年以後的物價顯著上升。可以確定的一點是：貿易條件的這種改變，會對工業生產的成本造成壓力，因而也對其可圖的利潤造成壓力。對這個美好時代的「美好事物」而言，可謂幸運的是，當時的經濟結構允許將利潤所受到的壓力推到工人身上。實質工資的迅速增長是「大蕭條」時期的特徵之一，現在顯然慢了下來。1899—1913年間，英國、法國的實質工資事實上還下降了。1914年前那幾年，社會上之所以充滿緊張氣氛甚至爆發衝突，部分便是由於這一點。
那麼，是什麼使當時的世界經濟充滿活力？不管詳細的解釋是什麼，問題的關鍵顯然可以在工業國家的中央地帶找到——這個地帶日漸圍繞著北溫帶延伸——因為這些國家是全球增長的發動機，是生產者，也是市場。
這些國家此刻在世界經濟中心區域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成長迅速的，而且不斷延伸的生產集團。它們現在不僅包括19世紀中期已完成工業化的大小中心（其本身大多也在以令人印象深刻，乃至幾乎無法想像的速度擴張），例如英國、德國、美國、法國、比利時、瑞士和捷克；也包括一系列正在進行工業化的區域，像斯堪的納維亞、荷蘭、意大利北部、匈牙利、俄國，甚至日本。它們也形成了越來越大的世界貨物和服務購買團體：這個團體越來越靠購買為生，也就是對傳統農業經濟的依賴越來越低。19世紀對於「城居者」的一般定義，是「住在有2 000居民以上地方的人」。可是，即使我們把標準稍微提高到5 000人，歐洲「已開發」地帶和北美地區的城居者比例，到1910年時，已分別由1850年的19%和14%上升到41%，而且約有80%的城居者是住在人口兩萬以上的市鎮（1850年時只有2/3），而這些人中，又有一半以上是住在擁有十餘萬居民的城市當中。這意味著在這些國家的城市當中，儲存著龐大的顧客群。[19]
再者，承蒙不景氣時期物價下跌的恩賜，即使將1900年後實質工資的逐漸下降計算在內，顧客手上可以花的錢還是比以前多得多。這種顧客日漸增加的情形，甚至在窮人當中也不例外，商人如今已認識到其意義。如果說政治哲學家害怕大眾的出現，推銷員卻歡迎他們。在這個時期，廣告業開始出現，並迅速發展。分期付款的銷售辦法，也是這個時期的產物，其意圖是讓收入不多的消費者也有可能購買大型產品。而電影這種革命性的藝術和行業（參見第九章），從1895年的無足輕重，成長到1915年時超越了貪婪的夢想的炫耀財富的舉動。
相較於電影製作費的高昂，那種由王公支持的歌劇顯得異常寒酸，而這一筆筆高昂的電影製作費用，竟都是來自只付五分錢的觀眾。
我們可以用一個數字來說明世界「已開發」地帶在這個時期的重要性。雖然海外新地區和海外經濟已有相當可觀的增長，雖然有史無前例的大量人口因移民海外而流失，然而，19世紀歐洲人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實際是上升了。其增長率由前半個世紀的每年7%，上升到後半個世紀的8%，而在1900—1913年間，更上升到幾乎13%。如果我們把歐洲加上美國這個深具購物潛力的都市化大陸，以及某些正在迅速發展但規模小得多的海外經濟，那麼我們便擁有一個「已開發」世界的輪廓——它的面積佔地球的15%左右，卻包含地球上40%左右的居民。
這些國家因而形成了世界經濟的大部分：它們加起來構成了國際市場的80%。尤有甚者，它們還決定了世界其餘部分的發展；這些其餘部分的經濟是靠著供應外國需要而成長。如果烏拉圭和洪都拉斯當年沒有外力干預，我們無法想像它們會變成什麼樣子。（不過無論如何，它們恐怕都難逃被干涉的命運。巴拉圭一度不想加入世界市場，但卻被強大的力量逼了進來。比較《資本的年代》第四章。）我們知道的事實是：它們之中的一個生產牛肉，因為英國有牛肉需求；另一個生產香蕉，因為有一些波士頓商人認為美國人會花錢吃香蕉。某些衛星經濟會比另一些衛星經濟來得成功，不過，它們越成功，對中央核心區的經濟越有利。對於中央核心區而言，這樣的成長意味著它的貨物和資本有更大和不斷成長的市場。世界商船的增長可大致標示全球經濟的擴張程度。在1860—1890年間，其增長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總噸位約在1 600萬噸到2 000萬噸之間；然而在1890—1914年間，它幾乎增加了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