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俄國的）狀況，全靠一個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絕不容許任何地下權力的市場存在（就好像一度曾發生於教會的情況一般）。要是一旦歐洲那種金錢與權力相結合的現象也滲透進了俄國，那麼敗亡的恐怕不是國家，甚至也不是黨，而是共產主義本身了。
——德國哲學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979，pp.195—196）
單單靠一個官方黨綱，再也不能作為指導行動的方針。不止一種的意識思想，各種混合的想法與參考架構，如今一起並存。不但在社會上如此，甚至在黨內，在領導階層中亦然……除了官方的辭令以外，一個教條式的「馬列主義」，再也不能適應這個政權的真正需要了。
——盧因（M.Lewin in Kerblay，1983，p.xxvi）
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現在看來，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整整落後了20年……日本人從明治維新就開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維新是新興資產階級干的現代化，我們是無產階級，應該也可能幹得比他們好。
——鄧小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1977年
（《鄧小平文選》第2卷）
1
70年代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憂心其在經濟上相當不如人的落後狀態。不論別的原因，單看緊鄰它的日本，竟然是一個最為輝煌燦爛的資本主義成功範例，就令它著急不已。中國共產黨，事實上絕不只能看作蘇聯共產黨的一個分支，而中國作為蘇聯衛星集團一員的色彩更淺。即以一點來論，中國的人口便遠比蘇聯為多，事實也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為多。中國的實際人口數也許不能肯定，但是一般估計，地球上每五個人裡，便有一人是住在中國（東亞及東南亞一帶，也有大量的華裔人口移居）。更有甚者，中國民族的同一性不但遠超過其他許多國家——94%的人口為漢族——並且作為一個單一的政治實體（雖然其間或有分裂中斷），至少可能已有2000年歷史之久。更重要的是，在2000年的絕大多數時間裡，並在絕大多數關心天下事的中國人心目當中，中國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與典範。反之，在所有其他由共產黨政權獲勝執政的國家中，除了極其少的例外，由蘇聯開始，都是自認為文化邊區，相比於先進文明中心顯然落後的不毛之地。斯大林年代的蘇聯為什麼極聲尖叫，一再強調自己不必依賴西方的知識科技，大力堅持自力研製從電話到飛機所有先進的創新發明，就是它自認不如的心態的明顯流露。[1]
但是中國可不這樣想。它認為——相當正確的看法——自己的古典文明、藝術和文字，以及社會價值觀系統，是其他國家公認的精神鼓舞及模仿對象，對日本尤其恩深澤重。像這樣一個文化大國，不論由集體角度看，或從個人地位與其他任何民族相比，自然毫無半點知識文化不如人的自卑感覺。而中國周圍的鄰近國家，也沒有一國能對它造成絲毫的威脅；再加上中國發明了火藥，更可高枕無憂，輕而易舉將犯境的野蠻人拒之境外。於是中國人的優越感，更獲得進一步的肯定，雖然這種心態，曾使得它在面對西方帝國的擴張時一時措手不及。19世紀時，中國在科技上的落後，變得再明顯不過——因為科技不如人，直接便表現為軍事上的不如人。但是這種落後現象，事實上並非由於中國人在技術或教育方面無能，尋根究底，正出在傳統中國文明的自足感與自信心。因此中國人遲疑不願動手，不肯像當年日本在1868年進行明治維新一樣，一下子跳入全面歐化的「現代化」大海之中。因為這一切，只有在那古文明的捍衛者——古老的封建國家——成為廢墟之上才能實現；只有經由社會革命，在同時也是打倒孔老夫子學說的文化革命中，才能真正展開。
中國共產黨，因此既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又兼有民族主義氣質——希望這個字眼不致有反答為問的嫌疑。點燃共產主義火把的爆炸物，是中國人民極端的貧困受壓。首先是中南部沿海大城市帝國主義租界（有時並有不失現代的工業）裡的工人群眾（上海、廣州、香港），其後則有占中國90%人口的小農加入。中國農民的狀況，甚至比都市人口更慘，後者的平均消費是前者的兩倍半還有餘。中國之貧窮，西方讀者難以想像。在共產黨取得政權時（根據1952年的數據），中國平均每人每天只有半公斤的糧食得以餬口，每年也僅有0.08公斤的茶葉可享用。至於他或她的足下，則每約五年才有一雙新鞋上腳（China Statistics，1989，Tables31，15.2，15.5）。
中國共產主義的民族性格，既通過上層與中層出身的知識分子體現，他們為20世紀的中國政治運動，提供了大多數的領導人才，也透過中國民眾普遍感受的情感體現。中國人民認為，那一批批野蠻的洋鬼子，不論對與他們有過接觸的中國人個人而言，或對中國作為國家整體來說，都沒有半點好處。自從19世紀中期以來，每一個有點實力的外國勢力，中國都受過它們的欺壓，曾被它們擊敗，慘遭它們瓜分，受到它們的剝削和利用。因此，中國人這種深惡痛絕的感受，自然絕不是無的放矢。早在封建王朝覆滅之前，中國便已經掀起過數次帶有傳統意識色彩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例如1900年的義和團。而共產黨的抗日，無疑是共產黨翻身的關鍵時刻，使它由一個被看作是業已潰敗的社會亂源（即這個黨30年代所處的地位），搖身一變，成為全中國人民的領導和代表。共產黨同時呼籲對中國的窮苦百姓進行社會解放，自然使得它對國家民族進行解放復興的政治目標，在以農民為主的大眾眼裡更為可信。
因此在這一點上，共產黨比它的對手佔有優勢。1911年封建王朝覆滅後的中國，到處是軍閥割據。（早期的）國民黨，打算在這滿地殘破上重建一個強大單一的新共和國，一時之間，兩黨的短期目標似無不同之處。雙方的政治基礎，都在中國南方較先進的幾處大城市（共和國便定都其中之一）；雙方的領導階層，也都由頗為類似的知識精英組成——不過一方較親企業，另一方則貼近農工大眾——比如說，兩邊都擁有同樣比例的傳統地主與士紳階級出身的男子，即中國的傳統精英分子，不過共產黨內，西式教育程度較高者似乎較多（North／Pool，1966，pp.378—382）。雙方發起運動之始，也都出於20世紀初年的反帝國主義思潮，並經過「五四運動」（1919年北京學生教師發起的一場民族思想浪潮）愈發強化。國民黨的領袖孫中山，是一位愛國者、民主人士，同時又是社會主義者，他接受蘇維埃俄國的教導及支持——當時唯一的革命及反帝國主義力量——同時發現布爾什維克式的一黨模式，比西方模式更適合他完成任務。事實上，共產黨之所以在中國成為主要大黨，多半是通過這個與蘇聯攜手的路線之故。中共不但由此進入正式的國家政治生活中，到孫中山於1925年逝世後，更進入民國政府，將其勢力延展至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大軍。孫中山的繼承人蔣介石（1887—1975），始終不曾在全中國實現全面控制，雖然他在1927年與蘇聯鬧翻，並且進行清黨，鎮壓共產黨人。而後者當時擁有的群眾基礎，主要僅是一小群都市工人階級而已。
於是共產黨不得不將注意力轉向農村，在那裡，掀起了一場對抗國民黨的游擊戰，但是整體而言，成效甚微——共產黨內部的鬥爭混亂，以及莫斯科對中國現狀的不瞭解，顯然有損害作用。1934年，在那場英雄式的「萬里長征」之後，中共軍隊被迫退居西北部邊區的遙遠角落。種種形勢，使得長久以來即贊成採取「農村包圍城市」策略的毛澤東，在中共扎根延安年間，躍居而成為無可置疑的當然領袖。但是就共產黨本身的發展而言，新形勢卻沒有提供任何前景。相反地，到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為止，國民黨卻逐步確立了它對中國大部分地區的統治。
但是國民黨畢竟缺乏吸引中國人民大眾的真正目標，再加上它當時放棄了同時也具有現代化及復興民族意義的革命路線，因此不是共產黨的對手。蔣介石終究沒有成為另一個凱末爾——凱末爾同樣也領導了一場現代化、反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一方面與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為友，一方面又利用本地的共產黨為己用，然後再一腳踢開；只是凱末爾的手段沒有蔣介石那麼咄咄逼人罷了——蔣介石跟凱末爾一樣，同樣擁有一支軍隊，可是這卻不是一支向國家效忠的軍隊，更無共產黨軍隊具有的革命氣節。這支軍隊的成員，是那些知道大可憑一桿槍、一身制服，在動亂中打出天下的一幫人。而帶隊的軍官，則是一群深諳「槍桿子可以出政權」同時也深信「槍桿子出財富」的傢伙。蔣介石在城市中產階級中，擁有相當的擁護基礎，海外華僑對他的支持恐怕更大。可是中國的老百姓，卻有九成住在城市之外，中國土地亦有九成屬於鄉間。這些廣闊的地域——如果有半點控制的話——都在當地有勢力的人手中，從擁兵自重的軍閥，到前朝遺留的士紳，不一而足，而國民黨則與他們達成妥協。日本人大規模發動侵華，國民黨軍隊無法抵禦日軍對其精華力量所在沿海各城市的猛烈攻擊。而在中國其餘各地，國民黨則終於成為它一向有可能變成的又一個地主加軍閥的腐化政權，就算它從事抗日，效果也極其有限。與此同時，共產黨卻動員了群眾，在敵後進行抗日，卓有成效。待到一場幾乎毫不留情大敗國民黨的短暫內戰之後，共產黨於1949年全面接收中國，封建王朝結束之後40年的統一中斷的局面，總算告一段落。對於所有中國人民來說——除了逃到他處的國民黨殘餘是例外——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合法政府，是中國政權正統的真正繼承人。在眾人眼裡，它也被如此看待。因為憑著多年實踐馬列主義黨綱的經驗，共產黨的統治足以通令全國，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嚴格體系，從中央開始，一直到龐大國土最偏遠的鄉野——在多數中國人的心目裡，一個像樣的國家就該如此。組織紀律，而非教條學說，是列寧布爾什維克主義對這個變化中的世界的最大饋贈。
然而，共產黨中國絕非只是舊式帝國的復興。當然，中國文明的千年不墜，共產黨受惠良多。因為在這綿延不斷的悠久歷史當中，中國老百姓學會了如何面對應「天命」而生的政權統治；而那些當政主事之人，也嫻熟了治理之道。世界上找不出第二個共產黨國家，竟會在其政治辯論中，引用16世紀某官員對嘉靖皇帝的忠耿進言。[2] 50年代有位老牌中國觀察家——《泰晤士報》特派記者——當時即語出驚人（包括本書作者在內）做此預言：到21世紀時，除了中國以外，世界將再無共產黨國家；而共產主義，也將在中國成為民族性的意識思維。他的意思即在於此。因為對多數中國人而言，這場革命，主要也是一場「復舊」：回歸和平秩序與福利安康，重返襲自唐代的政府制度，恢復偉大國家與文明的舊觀。
剛開始的頭幾年裡，這似乎也是中國老百姓得到的賞賜。農民的糧食生產，在1949—1956年間，增產了七成之多（China Statistics，1989，p.165），大概是因為他們尚未受到太多干擾之故吧。到中國開始介入1950—1953年的朝鮮戰爭，雖然難免引起相當一陣恐慌，但是面對強大的美軍，中共軍隊竟然能先挫其勢，後又能拒其於雷池之外，這份力量實在不容小覷。而工業與教育的發展計劃，從50年代中期也已開始。從1956年起，中國與蘇聯的友誼迅速惡化，1960年兩大共產黨政權終告決裂，於是莫斯科盡撤其重要的科技與各項援助。但是中國人民的磨難並不由此而起，援助的撤退只使其加深罷了。他們遭受的磨難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1955—1957年間農村的高速集體化；二是1958年的工業「大躍進」運動，接著有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饑荒，恐怕也是20世紀史上人類最大的一場饑荒；[3] 三是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浩劫，隨著毛澤東在1976年去世才告結束。
幾場浩劫性的冒進，一般以為，在一定程度上歸因於毛澤東本人。他的政策，在中共中央內部往往只得到勉強地接受，有時甚至面對公開坦率的反對——「大躍進」中便可見最顯著的例子。他對付這些反對意見的手段，就是掀起「文化大革命」。但是我們必須先瞭解中國共產黨特有的本質，才能對這些事件做進一步的認識；而毛澤東本人，就是黨最佳的代言人。它是一場「後十月革命」的運動，是通過列寧才接觸了馬克思，或者更精確地說，它是經過斯大林的「馬列主義」才知道了馬克思。毛澤東本人對馬克思學說的認識，看來幾乎全部襲自斯大林派所著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1939年）〔History of the CPSU（b）：Short Course of1939〕。直到他成為國家領導人之前，毛澤東始終未曾跨出國門，其理念知識的形成，全是植根於中國本土。但是即使是這種理念，也有與馬克思主義接近之處，因為所有的社會革命夢想，都有其共通之處，而毛澤東呢——毫無疑問具有十分誠意——正好抓住了馬列主義中幾點符合他見解的地方，用以證明自己理論的正確。然而他所設想的理想社會，是一個眾人異口同聲，意見完全一致的社會，「個人全面自我犧牲，全面投入社會集體，最終將止於至善……一種集體主義的神秘思想」，事實上正好與古典馬克思主義完全相反，至少在理論及終極目標上，後者的主張，乃是個人全面的解放與自我的完成（Schwartz，1966）。中共以為，一個人可以經由改造，產生精神的變革力量。這種強調心靈變化能力的看法，雖然是先後得自列寧和斯大林兩人對意識知覺與自由意志力量的信仰，可是未免發揮得過火了。儘管列寧對政治行動決心的作用深信不疑，可是他卻從不曾忘卻現實——他怎麼能？——他知道行動的效力，受到現實狀況的局限；甚至連斯大林，也清楚其權力的行使有其限制。然而，若非深信「主觀意志」的力量無限，若不是以為只要願意，人定可以移山勝天，「大躍進」這種過火行為，根本難以想像，又怎麼可能發生？專家可以告訴你，什麼事辦得到，什麼事辦不到；可是只要有了革命狂熱，卻可以克服一切物質障礙，意志力能夠轉變外物。因此「紅」的意義，並不在其比「專」重要，而在它指出了另一條路。1958年間，中國各地同時掀起一陣熱情高潮，這股熱情，將使中國「立即」工業化，一跳躍過好幾個年代，進入未來。而在未來，共產主義必將「立即」全面實現。於是無數劣等的自家後院高爐，紛紛投入了生產洪流；靠著土法煉鋼，中國的鋼鐵產量在一年之內翻番——到1960年時，甚至還真的增加3倍以上。可是1962年，卻又跌回比「大躍進」之前還要低的程度。這些土高爐，只是轉型中的一面。另有24000個「人民公社」，於1958年中短短不到兩個月內成立；公社內的農民，代表著另一面的轉型。這些公社，是地地道道十足的「共產」，不但將農民生活所有的內容都全部集體化了，包括家庭生活在內，例如公社一手包辦的幼兒園和食堂，解脫了婦女家務和育兒的操勞，反之，卻將她們編成隊伍送下田去——並以六項基本供應，全面取代農家的勞動所得與金錢收入。這六項供應是：糧食、醫藥、教育、喪葬、理發和電影。顯然，這一套並不靈。不出數月，在眾人的消極抵制之下，公社制度中最極端的例子終於被放棄，不過一直要到1960—1961年間，天災人禍一起造成了大饑荒（正如斯大林推動的集體化行動一般）方才結束。
就一面來說，這種對意志力量的信仰，其實主要來自毛澤東對「人民」的信仰：人民隨時願意接受轉變，因此也願意帶著他們的創造力，以及所有固有的智慧與發明能力參與這項偉大的大躍進工程。基本上，這是藝術家浪漫的觀點，就是這股浪漫心態，引導他不顧黨內其他領導人士提出的疑慮與務實忠告，逕自於1956—1957年間，發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呼籲舊精英分子出來響應，自由發表他們的看法。毛澤東發起這個運動，是基於一項假定，他以為這些老知識分子，或許已經在革命中（甚或由於他本人的感召），完全改造了。結果，正如其他「感召力量比較欠佳」的同志所擔心的一般，這股自由思想的突然奔流，反證明眾人對新秩序毫無一致認同的熱情。毛澤東心中對知識分子天生具有的那股不信任心理，於是獲得證實；他對知識分子的懷疑和不信任，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達到最高表現程度。10年之間，中國的高等教育等於完全停擺，原有的知識分子紛紛被送到鄉間勞動。[4] 然而毛澤東對農民群眾的信任卻始終不變，「大躍進」期間，在同樣的「百家爭鳴」（即發揮各地的本土經驗）原則之下，他力促後者找出種種辦法解決生產問題。毛澤東在根本上深信，鬥爭衝突、緊張壓力，不但是生命中不可或缺之事，而且唯有如此，方能避免中國重蹈舊社會的覆轍。因為舊社會堅持的和諧不移，正是中國的弱點所在——這一點，其實是毛澤東在馬克思學說中找出論點支持自己想法的又一章。革命，以及共產主義本身，必須靠不斷的一再鬥爭，方能保持血脈暢通而不阻塞。革命，永遠不能停止。
毛澤東路線的奇特之處，即在其「既是極端的西化，卻同時又局部地回歸傳統」。傳統模式，事實上正是毛澤東政權甚為倚重的基礎。至於以蘇聯為師，具有高度重工業傾向的工業化發展，更是絕對的第一優先。「大躍進」的荒謬，主要來自一種盲目的看法——這一點中蘇相同——認為不但要以農業養工業，與此同時，農業還得想法子自力更生，因為所有的資源都必須投入到工業中。這種重工輕農的做法，意味著以「精神」回饋，取代「物質」誘因。轉為現實，在中國就變成以無止境的「人力」替代不可得的「科技」。中國鄉間，始終作為毛澤東體系的基石，正如同當年游擊年代以來，一直未曾改變。「大躍進」運動排山倒海而來，中國鄉間又成為工業化的最佳場所，這一點則與蘇聯不同。在毛澤東的統治之下，中國不曾發生過任何大規模的都市化發展——又與蘇聯不同——一直要到80年代，農村人口才降到80%以下。
毛澤東執政的20年間，摻雜著超現實的幻想。對這種混亂，世人自然感到震驚。但是我們也要看到，若以飽受貧窮折磨的第三世界標準而言，中國老百姓的日子其實不算壞。毛澤東時期結束時，中國人平均糧食消耗額（以卡路里計）剛好居世界各國的中等（median）以上，並高於美洲14國、非洲38國，在亞洲也屬居中——遠超過新加坡、馬來西亞兩國以外的南亞及東南亞全部地區（Taylor／Jodice，Table4.4）。中國人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也由1949年的35歲，增加為1982年的68歲——死亡率則持續下降（Liu，1986，pp.323—324）。而即使將大饑荒考慮在內，從1949年到毛澤東去世，中國人口還是由5億左右增長為9.5億多，可見得中國經濟畢竟有法子餵飽大家——比起50年代的水平略見增長——衣物類的供應也比前稍有進步（China Statistics，Table T15.1）。至於中國教育，卻同時遭到饑荒與「文化大革命」的波及，甚至連初級教育也不例外。天災人禍之下，分別使入學人數銳減2500萬左右。但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是，在毛澤東去世的那一年裡，全中國進入初小的學童人數，比起當年他取得政權時多出6倍，即高達96%的註冊率，比起即使在1952年還不及50%的比例，當然更見成就。誠然，縱使到了1987年，20歲以上的全部人口當中，仍有超過四分之一目不識丁或屬半文盲——女性中不識字的比例，更高達38%—但是我們不要忘記，讀書識字，在中國是一件極為困難之事；1949年以前出生的34%的人口當中，有幸完全就學者可謂少之又少（China Statistics，pp.69，70—72，695）。簡單地說，在持懷疑心理的西方觀察家眼裡——其實有很多人根本缺乏懷疑的精神——毛澤東時期的成就也許不堪一提；可是換作印度人或印尼人來看，他的成就卻相當不凡。對於80%屬於農民階級、與外界隔絕的中國老百姓而言，自然也比較滿意了。他們的期望，最多也就同其祖先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