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月，阿貝貝（Beleta Abebe）將軍於視察半途，順路在戈德（Gode）營部停留……不想次日竟有報告抵達皇宮，將軍已被那裡的士兵拘捕，並強迫他吃下士兵伙食。那些伙食腐壞到無以復加，有些人擔心將軍恐怕會因此生病死去。（埃塞俄比亞）皇帝連忙派遣貼身禁衛軍的空軍前往，總算把將軍救出，送往醫院診治。
——《皇帝大人》
（Ryszard Kapus』cińs ki，The Emperor ，1983，p.120）
咱們把（大學實驗農場上）能宰的牛全都宰了。可是正在動手大宰的當兒，那裡的農婦卻開始痛哭失聲：為什麼要這樣痛宰這些可憐的牲口？它們到底幹了什麼錯事？太太小姐們這麼一哭，噢，可憐的東西，咱們也只好停手不幹了。可是咱們大概早已經宰掉了四分之一，差不多有80頭左右。咱們的意思是把它們全部宰光，可是不行哪，因為農家婦女們都開始哭了起來。
咱們在那兒待了一會兒之後，便有一位先生騎上他的馬兒，跑到阿雅庫喬那一頭去，他是去告訴大家這裡發生了什麼事情。因此，到了第二天，整件事都在空中之聲電台（Las Voz）的新聞裡播報出來。新聞播出，咱們剛好就在回去的路上，有些同志正巧帶著那種小不點兒的收音機。大伙便都聽著，哈，這可讓咱們感覺挺好受的，可不是嗎？
——「光輝道路」某位年輕成員語（Tiempos，1990，p.198）
1
發生於第三世界的種種變遷及逐漸解體的現象，與第一世界有一點根本上的不同。前者形成了一個世界性的革命區域——不管其革命已經完成、正在進行，或有望來臨——而後者的政治社會情況，一般而言，在全球冷戰揭幕時大多相當穩定。至於第二世界，也許內部蒸汽沸騰，可是對外卻都被黨的權威及蘇聯軍方可能的干預嚴密封鎖。只有第三世界，自1950年以來（或自它們建國以來）很少有國家未曾經歷革命、軍事政變（其目的也許是鎮壓革命、防範革命，或者甚至是促成革命），或其他某種形式的內部軍事衝突。到本書寫作為止，唯一能夠避免這種命運的只有印度，以及幾處在長壽的家長式權威人物統治之下的前殖民地，例如馬拉維（Malawi）的班達（Dr.Banda）——前身是尼亞薩蘭（Nyasaland）殖民地——以及（一直到1994年為止）科特迪瓦那位彷彿異常長壽的烏弗埃·博瓦尼（M.Felix HouphouetBoigny）。這種持續性的政治動盪不安，便成了第三世界共有的一大現象。
這種現象，美國自然也看得很清楚。作為「保持國際現狀」的最大護法師的美國將第三世界的動盪種子歸咎於蘇聯；至少，它也把這種騷亂狀態，看作對方在全球霸權爭奪戰中的一大資產。幾乎自冷戰開始，美國便全力出擊對抗這一威脅，從經濟援助開始，到意識形態宣傳，正式與非正式的軍事顛覆，一直到發動戰爭，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它採取的方式，以與當地友好政權或收買當地政權合作為上策，可是如有必要，即使沒有當地擁護也不惜為之。於是在兩次世界大戰戰火告息，世界自19世紀以來進入最長一段和平時期的同時，第三世界卻成了一片戰區。到蘇聯體系瓦解以前，據估計，1945—1983年間發生過100次以上「大型戰爭、軍事行動與軍事衝突」，死亡人數高達1900萬人——甚至也許達2000萬人——這些大小戰事幾乎全部發生在第三世界：其中900萬死在東亞，350萬在非洲，250萬在南亞，50餘萬在中東。這還不包括當時剛開火，堪稱殘酷至極的兩伊戰爭（1980—1988）；只有拉丁美洲的死難人數較少（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5，p.14）。1950—1953年的朝鮮戰爭，犧牲者據統計為三四百萬人（該國總人口也不過3000萬人）（Halliday／Cumings，1988，pp.200—201），而長達30年的幾次越南戰爭（1945—1975），其慘烈更列所有之冠。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是美國軍方大規模直接參與的僅有戰事，各有5萬名美軍因此陣亡。至於越南百姓與中南半島其他居民的人命損失，更是難以估算，最保守的統計也應有200餘萬。然而除此以外，其他間接與反共有關的戰爭，其殘酷程度也與此不相上下，尤以非洲地區為最。據估計1980—1988年間，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共有150萬人死於反政府的戰爭（兩國人口共為2300萬），另有1200萬人則因此流離失所，或瀕臨飢餓威脅（UN，Africa，1989，p.6）。
第三世界的革命潛力，也多具有共產黨屬性，不為別的，單就這些殖民地獨立運動領袖均自認為是社會主義者一事即可看出，他們從事的解放手段及現代化運動，也以蘇聯為師，採取同一路線。這些人若受過西式教育，可能甚至將自己視為馬克思與列寧的追隨者。不過，強有力的共產黨派在第三世界相當少見，而且除在蒙古、中國和越南以外，共產黨在本國的解放運動中均未扮演過主要角色——然而，畢竟也有幾處新政權看出列寧式政黨的長處，並借鑒或移植挪用，如1920年後孫中山在中國。另有一些獲得相當勢力及影響的共產黨派，則不是靠邊站（例如50年代的伊朗和伊拉克），就是慘遭大肆荼毒。1965年的印尼，在一場據說有親共傾向的軍事政變之後，約有50萬名共產黨或有共產黨嫌疑者遭到處決——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場政治屠殺。
幾十年來，基本上蘇聯都採取相當實際的態度，來處理它與第三世界革命派、激進派，或解放運動的關係，因為蘇方並不打算，也不期望，擴大它現有在西方世界的共產黨地盤，以及中國在東方一帶的介入範圍（不過它對中國的影響力無法全盤控制）。這種政策，即使在赫魯曉夫時代（1956—1964）也不曾改變。當時各地有許多「國產」革命，乃是靠著自己的力量取得政權，共產黨卻不曾在其中扮演任何重要角色，最著名的例子首推古巴（1959年）和阿爾及利亞（1962年）。而非洲殖民地紛紛獨立，也將當地各國領袖人物一一推上權力舞台，他們的野心目標，最多不過是「反帝國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及「蘇聯之友」的頭銜。尤其在蘇聯伸出援助之手，提供科技等各項不帶舊殖民主義腐敗氣息的援助時，更願與蘇聯交好。傾向此道者不乏其人，例如加納的恩克魯瑪、幾內亞的杜爾、馬裡的凱塔（Modibo Keita），以及比屬剛果以悲劇收場的盧蒙巴（Patrice Lumumba）。盧蒙巴不幸被刺身亡，因此成為第三世界的烈士神明，蘇聯為紀念其人，特將1960年為第三世界學生成立的「人民友誼大學」（People』s Friendship University）改名為「盧蒙巴大學」。莫斯科同情這類新興的非洲政權，並且予以協助，可是沒有多久，就放棄對他們過度樂觀的期望。例如比屬剛果這個龐大的前殖民地，在匆忙被授予獨立之後，立刻步上內戰之途。蘇聯於內戰中為盧蒙巴派提供軍火援助，對抗美國和比利時的代理或傀儡政權（剛果內戰並有聯合國部隊介入，為兩個超級大國所不喜），結果令人失望。[1] 而各地新政權中的一支，卡斯特羅的古巴，出乎眾人意料地正式宣佈自己是共產黨政權時，蘇聯雖將之收編旗下，可是與此同時，卻不打算因此永久地破壞它與美國的關係。一直到70年代中期，都沒有任何明顯證據顯示，蘇聯意欲借革命將共產黨陣營地盤向前擴展。即使到了70年代中期以後，蘇聯的動作也表示它只是無心栽柳，剛巧從中得利罷了。老一輩的讀者也許還記得，赫魯曉夫一心一意，只指望社會主義在經濟上的優越性，可以把資本主義埋葬而已。
事實上，當1960年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地位受到中國以革命之名挑戰時（挑戰者還包括各種名目的馬克思派別），第三世界遵從莫斯科號令的各家政黨，也始終維持其刻意的修正路線。在這一類國家裡，資本主義——就其存在而言——不是它們的敵人，它們的敵人是資本主義的前身（pre-capitalism）的利益，以及在背後支持這些邪惡勢力的帝國主義（美國）。武裝鬥爭，並非向前躍進，卻是攜手「民族」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廣大人民或民族陣線。簡單地說，莫斯科的第三世界策略，延續著30年代的共產國際路線，反對一切說它背離十月革命宗旨的指責（參見第五章）。這項政策，自然激怒了那些主張槍桿子打天下的人，可是有時卻頗為奏效，例如60年代初期在巴西和印尼，以及1970年在智利。但是也許無足驚訝的是，一旦這個策略達到目的，卻立刻為繼起的軍事政變所中斷，隨後而來的便是恐怖統治。1964年後的巴西，1965年後的印尼，以及1973年的智利，就是明證。
儘管如此，第三世界畢竟成為那些依然深信社會革命之人的信仰希望基石。它擁有世上絕大多數的人口，它彷彿一座遍佈全球，隨時等待爆發的火山，它是一處稍有震動，便預示大地震即將來臨的地震帶。即使是那位認為意識形態已經在黃金時代自由安定的資本主義西方世界裡告終的學者（Bell，1960），也承認千禧年與革命的希望並未就此消失。第三世界的重要性，並不限於有十月革命傳統的老革命家，或對50年代雖興旺卻世俗的平庸現象感到灰心的所謂浪漫人士，整個左翼路線，包括人道主義的自由派，以及溫和派的社會民主黨人，都需要一樣東西賜予他們理想——單單是社會安全制度立法，以及不斷升高的實際所得，哪裡足夠——第三世界，可以保存他們的理想；而遵循啟蒙運動偉大傳統的黨派，除了理想之外，也需要實際的政治以供他們行動。少了這些，他們便無法生存。否則，我們如何解釋那些主張非革命性的進步楷模斯堪的納維亞、荷蘭，以及那相當於19世紀宣教團使命的20世紀後期（新教）「世界基督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種種熱情支援第三世界的舉動？就是這股熱情，在20世紀後期引導著歐洲各地的自由派人士，扶持著、維繫著第三世界的革命者與革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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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使革命正反兩方同感驚訝的事情是，自從1945年後，游擊戰，似乎成為第三世界革命——也是世界各地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共有32場戰爭名列1970年編的「游擊戰大事年表」，除了其中3項以外——40年代末期的希臘內戰、50年代塞浦路斯，及1969年北愛爾蘭對抗英國——其餘全部發生在歐洲、北美以外的地區（Laqueur，1977，p.442）。自此之後，這張名單很快又加長了。但是革命都是從山林草莽間發動的印象，並不盡然正確，這未免低估左翼軍事政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後面這種方式，在葡萄牙於1974年戲劇性地創下首例之前，在歐洲似乎不能發揮作用，可是卻是伊斯蘭世界的家常便飯，在拉丁美洲也非意料之外。1952年的玻利維亞革命，便是在礦工與軍方叛變分子攜手之下發起；而秘魯社會最激烈的改革，則是由60年代後期與70年代的軍事政權推動。同樣，都市民眾具有的革命潛力，也是一支不可忽視的舊力量，1979年的伊朗革命，以及日後的東歐社會，就是最佳例證。不過回到20世紀的第三階段，世人的眼光都以游擊戰為焦點，游擊戰術的優越性，也一再為不滿蘇聯路線的激烈左派思想家所鼓吹。與蘇聯交惡分裂以後的毛澤東，1959年後的卡斯特羅——更確切地說，應該是卡斯特羅那位英俊瀟灑的同志、天涯浪子格瓦拉（Che Guevara，1928—1967）——即是其精神領袖。至於實行遊擊戰術最成功的頭號隊伍越南共產黨，先後擊敗法國和強大的美國，受到舉世熱烈推崇。可是，這些共產黨卻極不鼓勵各家崇拜者在左派意識的內鬥中自相殘殺。
50年代的第三世界，充斥著層出不窮的游擊戰，而這些戰事，幾乎全部發生在殖民勢力（或移居當地的殖民者）不願放手讓前殖民地輕易和平獨立的國家裡——例如分崩離析的大英帝國治下的馬來亞、肯尼亞茅茅運動和塞浦路斯。至於其中最嚴重的戰事，則發生在日薄西山的法蘭西帝國，例如阿爾及利亞與越南。但是說也奇怪，最後將游擊戰推上世界頭版地位的事件，卻是另一樁規模小得多的行動——肯定比馬來亞叛亂為小（Thomas，1971，p.1040）——不按常理出牌，結果卻大獲成功，於1959年1月1日取得加勒比海古巴島政權的一場革命。卡斯特羅其人，其實倒也不是拉丁美洲政治場上不常見的人物：年輕、強悍、充滿領袖魅力、出身良好的地主家庭；政治觀點模糊，卻決心一展個人英勇——管它是在哪一種自由抗暴的旗幟之下，只要恰當時機出現，就決心在其中成為一號英雄。甚至連他提出的口號，也屬於舊的解放運動，雖然可敬，卻缺精確的內容（「沒有祖國就是死」——原為「不是勝利，就是死亡」，以及「我們會出頭」）。在哈瓦那大學（Havana University）舞槍弄棒的少年當中，度過一段默默無聞的政治學徒期後，卡斯特羅投入對抗古巴獨裁者巴蒂斯塔將軍（Fulgencio Batista）政府的陣營——巴蒂斯塔當年以士官身份，於1933年軍事政變中首次登場後，就是古巴政壇上家喻戶曉的殘暴人物，並於1952年再次奪得政權，一手廢除憲法。卡斯特羅以積極行動的姿態進行抗爭：1953年攻擊一處軍營，然後坐牢、流亡，再度率領游擊隊打回古巴，並在二度進擊之際，在偏遠的山區省份鞏固了勢力。這場準備並不充分的賭博，竟然大獲回報——其實就純粹軍事角度而言，挑戰的難度並不高。那位游擊戰的天才領袖，阿根廷醫生出身的格瓦拉，只帶領了148名士兵，便繼續前往征伐古巴其餘地方，最後大功告成時，全體人馬也只增加到300人而已。而卡斯特羅本人的部隊，則只在1958年12月，佔領了第一座擁有千名人口的村鎮（Thomas，1971，pp.997，1020，1024）。一直到1958年前，卡斯特羅的最大成就——不過的確也非同小可——在於他顯示了小小一支非正規的軍隊，卻可以控制一個廣大的「解放區」，而且能抵擋正規軍的攻擊——當然後者士氣低落，已是公認事實。卡斯特羅之所以獲勝，在於巴蒂斯塔的政權本身脆弱不堪，除了為自己利益者外，別無真誠擁護，其領導人物本身，又在腐化之下怠惰懶散。於是從民主資產階級到共產黨，各方政治路線聯合的反對力量一興起，獨裁者自己的左右軍警爪牙也認定他氣數已盡，這個政權便立刻垮台了。卡斯特羅提供了這個氣數已盡的證明，他所率領的勢力自然便成了正統。叛軍勝利的一刻，多數古巴民眾均真心感到解放來臨，從此希望無窮；而這個解放與希望的象徵，就體現在那位年輕的叛軍指揮者身上。「短20世紀」，是充滿了天生領袖氣質人物，站在高台之上、麥克風前，被群眾當作偶像崇拜的年代。在這些天才英明的領袖當中，恐怕再沒有第二個人能像卡斯特羅一樣，擁有如此眾多深信不疑、滿心愛戴的聽眾。這名身材高大、滿臉鬍鬚的英雄，一身皺巴巴的軍裝，毫無時間觀念，一開口就能夠滔滔不絕地講上兩個小時。雖然內容複雜，思緒紊亂，卻能贏得群眾毫無質疑的全神傾聽（包括筆者在內）。終於有這麼一回，革命成為眾人的集體蜜月經驗。它會帶我們往哪裡去？一定是什麼更好的所在吧！
50年代拉丁美洲的各路反叛人士，最後難免發現，革命不能單靠本大陸歷史上解放英雄的教誨，例如全拉丁美洲的革命英雄玻利瓦爾（Bolivar），以及古巴自己的偉人馬蒂（Jose Marti），1917年後的反帝社會革命傳統，即左派理論，顯然也不可缺。兩者都主張「農業改革」——不管它代表什麼意思——而且，（至少在表面上不曾說明）都具有反美的情緒。尤其是貧窮的中美地帶，「離上帝太遠，離美國太近」——套用墨西哥老一輩強人迪亞斯（Profirio Diaz）的話。而卡斯特羅一幫人雖激進，但是除了其中兩人，他本人及他的同志們都不是共產黨，甚至也不曾表示得到任何馬克思流派的同情和支援。事實上，古巴當地的共產黨——是智利以外拉丁美洲的唯一這類大黨——不但與他們毫無淵源，一開始甚至不表同情，直到相當晚才有部分人參與卡斯特羅的活動。雙方關係顯然極為冷淡，害得美國外交人員及政策顧問常有爭議，搞不清楚卡斯特羅這一股人馬到底贊成還是反對共產黨。如果的確是共產黨，美國中央情報局成竹在胸，很知道該怎麼處置——它已經在1954年解決過一個危地馬拉改革派的政府了——可是現在，卻顯然認定古巴這幫人不是共產黨。
但是當時發生的各種狀況，卻在促使著卡斯特羅的運動一直往共產主義方向走。從那些傾向於拿起槍桿子打游擊的人開始，他們所鼓吹的一般性社會革命理論，到麥卡錫參議員在美國掀起反共高潮的10年間，都使得反對帝國主義的拉丁美洲起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較為情投意合。全球性的冷戰局面，更使整件事水到渠成。如果新政權討厭美國——十之八九，一定如此——只消對美方投資造成威脅，保證可以得到美國頭號大敵的同情支援。更有甚者，卡斯特羅經常在數百萬民眾前獨白式的治理作風，也不是治天下的方式，就連任何一個小國或革命也不能長久。即使是民粹主義，也需要某種形式的組織；而共產黨則是唯一站在革命一方，並可以提供給他這種組織的團體。雙方彼此需要，不久便結為一體。不過，到1960年3月，早在卡斯特羅發現古巴必須走社會主義路線，自己也得變成共產黨之前（但是他這個共產黨，自有其別具一格的風格），美國便已經決定把他當作共產黨來處置，中央情報局被授命進行推翻他的任務。1961年中央情報局策動古巴流亡人士進攻豬灣（the Bay of Pigs）失敗，一個共產黨政權的古巴便在美國最南端小島基韋斯特（Key West）的百餘公里外存活下來，並在美國封鎖之下，對蘇聯的依賴日深。
當保守主義的氣焰在全球興盛了10年之後，再也沒有另一場革命能像古巴一樣，令西半球及發達國家的左翼人士歡欣鼓舞了，也只有這場革命，為游擊戰做了最佳宣傳。古巴革命裡什麼都不缺，要什麼有什麼：有山林草莽的英雄浪漫；有學生出身的年輕領袖，貢獻出他們青春歲月的慷慨無私——年紀最長者也僅過而立之年。一個快樂喜氣的民族，在一個熱帶的旅遊天堂，帶著倫巴韻律的脈動氣息。更重要的是，它的成就、它的作為，可以被舉世的左派人士歡呼。
事實上，古巴的成功，最可能向它歡呼的是批評莫斯科的人。長久以來，這些人對蘇聯決定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為第一優先的政策極為不滿。卡斯特羅的榜樣，激勵了拉丁美洲各地好戰派的知識分子。這片大陸，一向充滿了隨時準備扣動扳機，以英勇無私為榮，更愛展現英雄作風的熱血人物。一段時間過去，古巴開始鼓動南美大陸上的叛變行動，格瓦拉更不斷鼓吹他是泛拉丁美洲革命的頭號鬥士，大力主張應該製造出「兩個、三個、更多的越南」來。至於思想方面，則有一位年輕聰穎的法國左派（捨此其誰？）提供了合用的理論。他整理出一套理論，即在一個革命成熟的大陸上，唯一所缺的，就是將小隊武裝送入山區，據山為營，形成群眾解放鬥爭的「中心焦點」（focus），便能水到渠成（Debray，1965）。
於是這股游擊風遂席捲了拉丁美洲，一群群熱情激昂的青年男子，紛紛在卡斯特羅、托洛茨基或毛澤東的旗幟之下發動了他們的游擊戰爭。可是只有在中美洲及哥倫比亞，由於當地擁有農民支持武裝鬥爭的基礎是為例外之外，這些游擊武裝都同遭立即覆滅的下場，只遺下無名英雄及赫赫人物的屍骨遍地——包括格瓦拉本人死於玻利維亞，以及另一名與他同樣英氣勃發、教士出身的叛軍領袖托雷斯（Camilo Torres）神父死在哥倫比亞。這項戰略的策劃效果實在欠佳，尤其是如果條件得當，在這些國家進行持久並有效果的游擊戰其實不無可能。1964年以來，具有正式共產黨身份的「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Armed Forces of the Columbian Revolution，FARC）一直延續至今，其活動到本書寫作時仍在進行就是證明。80年代在秘魯興起的信仰毛澤東思想的「光輝道路運動」，則是另一例證。
然而，雖然農民也走上了游擊之路，游擊戰本身卻絕非一個農民運動——「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是極為罕見的例外。游擊運動進入第三世界的鄉間，主要是年輕知識分子的作為，而這些年輕人的來源，先為本國已有身家基礎的中產階級，隨後又有一批農村小資產階級的青年男女為新鮮血液（男性為主，女性較少）。日後當游擊戰由內陸的農村轉到都市，例如60年代後期某些第三世界左派革命的做法（例如阿根廷、巴西、烏拉圭及歐洲），[2] 其成員也不外以上兩種來源。事後的發展顯示，在都市裡，游擊隊反而比農村容易行動，因為前者（多為中產階級）無須借助其他力量。這些「都市游擊隊」或「恐怖分子團體」發現，在都市中可以達到更震撼的宣傳效果，殺傷力也更為驚人——例如1973年佛朗哥元帥指定繼承人海軍上將布蘭科（Garrero Blanco）之死，即是分離運動組織巴斯克自由黨所為；以及意大利總理莫羅（Aldo Moro）於1978年被刺，是意大利紅色旅（Red Brigades）所為——而這些攻擊行動的能力，更是不在話下。總之，在都市進行遊擊戰，戰果比在本國鄉間推動革命輝煌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