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籐博文是在明治十八年（1885年）的3月14日抵達天津的，到了之後，先去了一趟北京，接著又於當月31日回到了天津，開始著手準備談判事宜，3天後的4月3日，在天津的日本領事館和李鴻章展開了會談。
伊籐博文時任宮內卿，就是負責皇家事務的大臣，換大清的話類似於內務府總管，故而李鴻章一開始並不以為然，當著伊籐的面就很不客氣地問道：「此乃外交事務，派宮內總管過來，算是什麼意思？」
這話聽起來確實不怎麼友好，但伊籐博文卻面無表情，相當淡定地回道：「宮內卿負責料理皇家事務，所以本大臣這次是代表我大日本帝國天皇來和你談判的。」
泱泱中華自古就見太不得領邦小國自稱雄啊大啊之類的字眼，可無奈眼下已是十九世紀文明社會了，對於伊籐博文的這個回答，李鴻章雖然不快，卻也無可奈何，只能是不再糾結，抬手說大家坐，先喝茶，再談事兒。
談事兒，當然不是漫無天際地瞎扯，根據事先的互相照會，雙方將圍繞著以下議題展開熱烈的討論：
第一，撤軍問題。
考慮到兩國在朝鮮各有駐軍，今後很有可能再度引發跟這次一樣的軍事衝突，這要多衝突那麼幾次，必然就要爆發戰爭了，這是清日高層都不願意看到的，所以，乾脆就撤軍吧，當然，兩國高層心底裡的真正想法，是盼望著對方撤軍而自己維持原狀。
第二，賠償問題。
漢城王宮一戰，日本士兵傷亡四十有餘，明治政府認為清國不宣而戰搶先開火，這才是悲劇的根源，故而要求賠償。
第三，朝鮮問題。
這其實是由第一個問題而衍生出來的新問題，畢竟這地方不太平，除了清日兩國，還有西洋列強虎視眈眈著，比如北方的俄國，要是在雙方都撤軍之後，朝鮮又起了亂子，那該怎麼辦？是由清日兩國共同管理，還是任由他去？
照例寒暄之後，先由李鴻章開了口：「關於撤軍一事，老夫今日想聽閣下的答案。」
伊籐博文回答道：「如果貴國先行撤軍的話，那麼我們儘管擁有在朝鮮駐軍的權利，卻也可以不使用。」
「如此說法，老夫可以認作是日本政府做出的承諾嗎？」
「當然不行，我的上述觀點並非定論，而是要視將來朝鮮情況斟酌而行，或許是全部撤走，或許是只撤一部分，或許是一兵不撤。」
「那貴方的意思就是只讓我大清撤兵，你們日本卻自行而定，是這意思嗎？」
「我們從來都沒有干涉貴國撤不撤兵的打算，只不過大清如果撤軍了，那我們日本也可以考慮自己撤軍的事宜。」
幾個回合下來，無論是李鴻章還是伊籐博文都已經明白，只想著叫人家單方面撤軍的如意算盤是不可能實現了，但繼續兩國就這麼駐軍駐下去也確實不合適，所以儘管現在還在僵持著，但實際上大家心裡都清楚，這結局必然是雙方撤軍。
這事兒其實就算是內定了，於是話題立刻被移到了下一個，也就是賠償問題。
這次，是由伊籐博文先行開口：「中堂閣下，朝鮮暴亂之際，我國竹添進一郎公使是應了朝鮮國王之請，率軍護衛王宮的，結果貴國將領卻率軍強行攻打，造成我軍人員傷亡，貴國對此，是不是該有個說法？」
說法就是賠償，講得客氣而已。
對此，李中堂一臉無辜：「兩軍交戰各為其主，死傷在所難免，責任自在雙方，你日本卻要我大清單方承擔全部，是不是過分了點？更何況，當時場面混亂，到底誰先動的手，尚未有定論，所以追究責任要求賠償，為時過早。」
「中堂閣下，即便如您所說，究竟誰先動手尚是未知數，可當時王宮，我軍奉命駐守，處於『防』的地位，而貴國軍隊處於『攻』的態勢，這總是事實吧？」
李鴻章點了點頭：「攻守雖是事實，但伊籐大人有所不知，我大清的軍隊，也是應了朝鮮國王之命前去勤王護駕的，並非師出無名。」
這個貌似是真的，據說守舊黨裡有個叫沈相薰，甲申政變當天正好在王宮輪班當值上夜班，被金玉均他們給遺忘了，於是趁此機會，也不知道從哪搞來了一張閔妃的小紙條，上面寫速來救駕四個字，然後帶給了袁世凱。
對此，伊籐博文的回答是有沒有證據，那張小紙條現今何處？
接著，他又表示，在甲申政變中，清軍還殺害了很多居於漢城的平民，關於這點，也要求清政府做出賠償。
關於這兩個問題，李鴻章逐一做了解答，第一，證據嘛，本來是有滴，但是呢，在亂軍中好像被弄丟了，不過這也不算什麼大事，沒有物證也有人證，你可以回頭去問閔妃，問問她是不是寫了這張紙條，她要說沒寫，你隨時可以來找老夫，我們再做一番計較；第二，清軍殺日僑，此乃污蔑我王師形象的無稽之談，沒什麼好討論的。
這倒是實話，事實上前面也說了，政變之後，漢城全城仇日，老百姓拿著菜刀擀面杖看到日本人就殺，而清軍非但沒跟著一起砍，反而還救助了不少城裡的日僑，用船護送他們去了仁川，這點日方也有承認，所以除非吳兆有袁世凱他們雙重人格，一面救人一面殺人，不然說清軍在甲申政變的時候屠殺日僑，確實不怎麼靠譜。
而且李鴻章在斷言否定之後，還加以解釋：「清國人跟朝鮮人從面容膚色上很難區分，或許是受害的日本人看錯了，同時也有可能是一些旅朝華僑中的敗類參與了打砸搶，那麼這就屬治安事件了，沒有必要放到今天這個場合來討論，反正不管怎麼樣，我大清的士兵是不可能參與殺害日僑的。」
因為李鴻章態度非常堅定而伊籐博文此刻手頭上也的確沒有清軍殺日僑的確鑿證據，故而這個話題只能到此為止，於是他只好再度調轉槍頭回到從前舊話重提，要求李鴻章就率先攻擊駐守王宮的竹添進一郎部給予說法和賠償，而李鴻章則仍是老一套的太極神拳，見招拆招地以力化力，就這樣，兩人從上午一直磨嘴皮子磨到了中午，李鴻章表示該開飯了，先吃飽了再說。
於是兩人移至飯堂，享受天下第一的中華料理，席間山珍海味不斷，伊籐博文吃得非常高興，因為只顧著吃，故而在飯桌上沒有跟李鴻章發生任何有營養的對話。
4月5日下午，第二次會談在老地方展開，這次談話的主要議題還是圍繞著3日沒說完的話展開，也就是日方要求清政府就先動手對竹添進一郎部發起進攻而造成的損失進行賠償。
由於李鴻章沒有主動賠人錢的習慣，還是一套太極組合拳對付了一整天，兩個人一個要求賠錢，一個聲稱兩軍交戰互有損傷，繞了無數圈都繞不到一塊兒。
不過，因為伊籐博文確實纏勁十足，所以最終李鴻章也不得不表示，中方願意就此次兩國武裝衝突的個中細節再進行調查，同時也承諾，一旦調查發現大清確實存在著日方所說的那些過錯，則清廷一定照價賠償，絕不賴賬。
雖然這一看就知道仍是托詞，但怎麼說也算是個讓步了，而且，話說到這個份上，李鴻章等於是在告訴伊籐博文，老夫已經給予你餘地讓你回國好去交差了，別再不知好歹地死纏爛打了，不然的話，不光你想要的東西一樣都得不到，就連原本能給你們日本的，也會被取消。
伊籐博文很明白，他更明白的是，兩國之間的外交，其實是基於國力之上的，現如今的日本就國力而言還不能跟大清相提並論，再這麼糾纏下去，也沒有任何意義。
於是，這個話題就到此為止，雙方自動地進入了下一個議題——朝鮮的未來。
這話聽起來貌似有些王八蛋，怎麼說朝鮮的國運就該由朝鮮自己來決定，什麼時候挨著你大清跟日本的事兒了，可沒法子，現實情況就是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清日兩國惹不起兩眼發藍的西洋列強，只能欺負欺負朝鮮，在這半島上割肉奪利。
而從雙方的實力來看，日本比較弱這是眾所周知的，但大清雖然強一些可也畢竟強得有限，而且此時此刻在越南他們正跟法國人開著戰，沒法搞兩頭對付，所以無論哪方想要吃獨食都不太可能，於是只能是各退一步雙邊互惠了。
4月18日，李鴻章和伊籐博文各自代表清日兩國簽署了《中日天津條約》，內容不多，總共三條：
1.清日兩國共同從朝鮮撤軍，四個月內完成。
2.清日兩國不往朝鮮派遣軍事專員或是軍事顧問。
3.將來如果朝鮮碰到需要清日兩國任何一方出兵的情況，在出兵之前，一方必須以書面通知的形式照會另一方，同時，在完成軍事任務之後，即刻撤退，不作駐留。
此外，李鴻章另行一文，允諾中方將對在朝鮮王宮武裝衝突一事做徹底嚴密的調查，當然這個說過也就當調查過了，之後再也不曾有下文。
就此，這場史稱甲申政變的破事兒就算是到此結束了。
就政治方面而言，清日兩國算是打了個平手，一個失去了在一千多年來的藩屬國國土上駐軍的權利，而另一個則挨了一頓打也失去了剛剛得到的駐軍權，大家都吃了些虧。
至於社會影響，大清方面其實還好，沒什麼太大的動靜，關鍵是日本那邊，那真是朝野震撼，尤其是對於中國不賠償日本在朝挨打損失這一做法，各界憤慨異常，比如福澤諭吉，他就撰文一篇，聲稱在西洋文明如同麻疹一般四處蔓延的當今時代，日本何其不幸居然攤上了中國和朝鮮這兩個拚命阻擋文明開化的「惡友」，若是再跟這幫傢伙繼續交往下去，估計西方列強都會把日本看作中朝兩國一樣的頑固不化的國家。所以，為了國家的前途著想，日本應該脫離和中國以及朝鮮的關係，不過，也不能就此將他們拋棄不管，應該要在適時的時候，拉這倆倒霉孩子一把，幫助他們走上文明開化的道路。
不過，幫歸幫，但從此以後日本的國家定位則必須是與西方列強在一條船上，換言之，別把自己當亞洲國家，得當作是歐洲的。
這就是那個著名的「脫亞入歐」論的簡單概要。
長久以來很多國人都對此理論憤恨不已，對此我覺得我有必要說兩句。
雖說我確實不喜歡這種跑人家家裡幫助人家致富的行為，但作為政治家，一個日本的政治家，福澤諭吉首先要考慮的自然是日本的「利益」，幫助鄰國鬧革命說白了就是想在革命成功之後在其他國家獲取最大的外交和貿易優惠而已，那年頭任由哪個國家幾乎都是這麼幹的，你真要說下流無恥那也只能是全帝國主義的下流無恥，別老拿一個手指頭指著日本或是福澤諭吉說事兒，要知道當年袁世凱奉命跑朝鮮平亂那也不是為了中朝兩國人民友誼的萬古長青，清政府只是不願意把好不容易跟了自己千把年的小弟給弄丟了而已，畢竟誰都明白，朝鮮一旦有失，那大清太祖爺龍興之地，泱泱中華的東北門戶可就豁然大開了啊。
除了福澤諭吉，還有一個人也很不高興，那便是伊籐博文，這哥們兒此次前往天津談判，毛都沒撈著一根，那麼多日本兵日本人就算是白白死朝鮮了，這場完敗，他是銘記於心，一日也不曾忘卻。
只不過眼下顯然不適合報仇，因為伊籐博文很清楚，李鴻章之所以底氣那麼硬，是因為他手裡有大殺器。
那就是北洋水師。
說起來，這支艦隊的組成還和日本有著莫大的干係。
且說當年西鄉從道攻打台灣之後，清廷就清楚地認識到了日本以後興許會成為天朝大患，對此，恭親王奕訢提出了「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緊急機宜，原浙江巡撫丁日昌也上奏了《擬海洋水師》章程，建議建立三洋海軍，李鴻章則提出暫棄關外、專顧海防的方針策略。在洋務派的一致努力下，海防論調壓倒塞防，使得朝廷最終下定決心，要搞一支海軍力量出來。
清光緒元年（1875年），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創設北洋水師，負責山東海域以及黃海北部防務，據點為山東的劉公島。
同年，李鴻章向英國訂購戰艦四艘，清光緒四年（1878年），又在英國訂購了揚威和超勇兩艘軍艦，不過因為對這兩艘船不怎麼滿意，所以在第二年李中堂轉而改向德國人買船，也訂了兩艘，便是著名的定遠和鎮遠。
截止到甲申之變那會兒，雖然最強的定遠和鎮遠還差幾日尚未交貨，但整個北洋水師已經基本成型了。
反觀當時的日本，因為比較窮，在國力方面完全不能和大清相比，所謂海軍，也不過靠的是幕府時代留下來的幾艘小破船，根本就不具備叫板的資格。所以他們能做的，只能是韜光養晦。
明治十八年（1885年），政改，廢除舊官制，建立內閣首相制度，而這第一任首相，正是伊籐博文。
他能當首相，有運氣好、能力強等因素，但主要還是得益於一個詞，叫脫亞入歐。
這四個字雖說是由福澤渝吉首創，但其觀念卻是自明治維新之後就有了，也叫全盤西化或是全盤歐化，不是說要移動陸地板塊把日本挪到歐洲去的意思，而是希望日本人能在思維、文化甚至是穿著打扮等各方面都要擺脫原有陳舊的東方氣息，盡量向西方世界靠攏。
而在日本選初任首相的時候，最熱門的候選人有兩個，一個是伊籐博文，一個叫三條實美。
三條實美是公卿貴族出身，他們三條家自古就是貴族中的貴族，千餘年來不曾變過，論家室論地位，農民出身的伊籐博文根本就是光著腳也追不上的。
但最終天皇還是選中了伊籐博文，原因在於井上馨的一句話：「從今往後，作為國家元首，要是看不懂紅電報的話就會很麻煩吧？」
紅電報指的就是外國來的外交照會公文，多為外語原文作成，想要看明白，自然就必須有相當的外語功底。
井上馨的意思倒並不是說當首相就要過英語四六級，而是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當時的形勢——要當首相，就必須有能把日本一國帶入西方列強裡頭的能耐，至少，你得懂什麼是西方列強，說通俗點，就是懂洋務。
出身千年古老家族的三條實美顯然不能勝任，於是，第一任首相的人選就這麼確定了下來。
再說伊籐博文上任之後做的第一件大事卻並非急著跟洋人打交道，而是創設了帝國大學，也就是現在的東京大學，本來還打算再接再厲再弄幾個大學湊一大學城的當兒，結果卻出了意想不到的情況。
李鴻章叫板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