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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壹 第十一章 遣唐使物語:當年最重入唐人

白村江慘敗之後,使得倭國上下明白了一個真理,那就是即便烏鴉變成了鳳凰,對面的大唐卻也是神龍一般的存在。

所以就甭多想了,接著跟人屁股後面學吧。

至於怎麼個學法,我相信很多人會脫口而出:遣唐使。

遣唐使,廣義上來講就是唐朝時代日本派去大唐出訪的使者,這些使者一般按照職責分成三種人,第一種是正兒八經的外交官,去搞外交促友好的。尤其是在白村江戰敗後,倭國方面四年內連派三批使者過去,為的就是示好,請求大唐不要出兵列島。

四年三批,以當時的航海技術來講,這個頻率高得驚人。

第二種就是我們常說的留學生,說起來這三個字還是人家日本人發明的,他們派過來之後往往會留在長安學習中華文化和先進科技,然後或學成回家報效祖國,或留在大唐繼續發展,或沒有學成但仍回家吃香喝辣。

第三種是幹什麼的在此暫且不說,放到後面再講,這裡先來說一些關於遣唐使的基本情況。

首先來說航路。

當年遣唐使從倭國出發到長安,一般有三條航路可走,分別是北路、南路以及南島路。

北路,從難波出發,一路坐船至九州島北邊的海面,再經對馬海峽,沿著朝鮮半島西海岸一路北上,最後在山東半島的登州登陸,然後走著去長安。

應該講這是一條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航線,邪馬台卑彌呼那會兒就是這麼走的,只不過白村江之戰後,朝鮮半島南部被新羅給佔了,倭新兩國正對立著,也就不太方便從人家門口過了,於是只能另辟捷徑,這就有了南路。

南路的前半段和北路一樣,難波坐船到九州北面,然後不往北了,而是一直向西,橫渡大海之後在蘇州或是寧波靠岸,再走陸路去長安。

當然,我們知道,在那個時代漂洋過海是具有很大風險的,而且當時日本用的船是平底船,經不起風浪,很容易出事。一般來講遣唐使能夠全須全尾平平安安地從難波抵達蘇州、寧波,或是登州的概率在百分之八十以下,除了一陣風浪過後集體沉到底之外,更多的時候則是會被狂風刮得偏離既定的航路,比方從九州北部被吹到了九州南部。

然後就有了南島路。

和之前的北路、南路不同,南島路並非固定航線,甚至尚無法確定其是否存在,只是從當年記載的隻言片語中我們可以知道,每當海面上刮起大風把遣唐船刮到九州南部時,開船的便會順坡下驢地一直南下,沿鹿兒島、沖繩群島朝西北進發,最後在蘇州或是寧波登陸。

對了,雖然一直念叨蘇州、寧波、登州這三個地方,但實際上在那個還沒羅盤的時代,遣唐使們的登陸地點基本是不可能百分百確定的,往往是靠哪算哪,上了岸之後再聯繫當地縣府州郡,遞上通關牒文,然後再在他們的安排下前往長安。總之這是一段充滿了不確定性的旅程。

說完了航路,再來簡單說說遣唐使的日常。

在抵達長安之後,第一類遣唐人員,也就是正兒八經的外交官們,在安頓好一切後要做的第一件正經事是去皇宮報道,告訴皇帝,我們來了,然後奉上信物,比如國書什麼的,這個行為專業名詞叫做「禮見」,通常的地點在大明宮宣政殿,而皇帝一般也是不會出面的,都是交給大唐負責外交的官員來接待;走完這個程序大概數日之後,皇帝便會下詔,說是想親眼見見這批從日本來的客人,於是大家趕緊沐浴更衣熏香一番之後進皇宮,拜見天子龍顏,這個叫做「對見」。

對見一般安排在內朝,也就是皇上處理政務和休息的地方,皇帝通常會問問遣唐使們日本國內的一些情況,比如收成好不好啊,人民幸福不幸福啊,同時也會做一些實質性的指示,像賞賜一點東西,或是讓人給留學生們送點禮物等等。

通常來說遣唐使中的外交人員在歷經禮見和對見兩關之後,任務便算完成了,可以先回住的地方歇著去了。

遣唐使的住所叫做外宅,外宅所在的周邊一塊,是禁止唐朝居民進來的,同時也不讓外交人員出去,這主要是為了雙方的安全考慮。首先是為了大唐的安全,怎麼說你也是一外國人,讓你到處走來走去隨便看,那豈不是連國家隱私都沒了?其次則是為了遣唐使本身的安全著想,畢竟你初來乍到對長安又不特別熟漢語也沒到爐火純青的程度,這要讓你到處亂跑萬一走丟了怎麼辦?再被壞人抓去當外國奴賣黑磚窯裡頭算誰的?

不過雖然上述確實是當時規定的律法,但實際操作起來往往會有例外,畢竟那個年代的各種警備技術還落後得很,而且中國人本身的性格就是來者是客,既然是客當然不會真把你當賊防著,所以遣唐使們還是有不少機會可以零距離接觸長安百姓,切身體驗大唐社會的,比如可以去集市逛逛,買一些好玩的好看的珍奇異寶回國。

外交任務完成之後,就該回國了。這是一件讓遣唐使們非常不情願的事情,從歷史記載上來看,除了安史之亂以及晚唐等動盪時期,大多數遣唐使都希望自己能夠長期住在長安,如果一定要給一個期限的話,那最好是一萬年。

不過這顯然不可能,就算唐朝答應了,倭國也不會答應,於是萬般無奈之下,大家只能收拾好行李,登上回國的船,臨走之前,還要再見一次唐朝皇帝,請求准許放行,這叫「辭見」;而唐朝皇帝除了准行之外,往往還要好言告別幾句,再給上國書一封,以增進兩國友好,有時候還會指派一名唐朝的官員跟著一塊兒去倭國回訪,這叫「送使」。

而能夠長期以遣唐使身份留在長安並且也不用住外宅的,只有一種人,那便是第二類遣唐使:留學生。

比起外交官,留學生要比較自由,但作為代價,他們的生活將非常艱苦。

在唐朝,留學生一般學習的場所是傳說中的最高學府——國子監,國子監裡一般又分為六個學院,分別是四門學、太學、國子學、律學、書學和算學。

前三個學院是讀正兒八經的聖賢書的,後面三個是培養律法、書法和數學這三門專業人才的。

在聖賢書學院裡,一般學生要參加旬考、月考、季考、年度考以及最後的畢業考,畢業考若能通過,則可以選擇考科舉或是升級,即四門學生升級成太學生,太學生升級成國子學生,但每一學平均下來最多讀三年,三個學院最多讀九年,九年讀完你要麼選擇考科舉要麼就去抱孩子,不可能一輩子賴在那裡頭的。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國子監的聖賢書學院一般招的都是官僚子弟,等級最低的四門學生也必須是七品以上家庭出身,而且在正式科舉考中,主考官也會有意偏取國子監的學生,所以唐朝前期的進士多是聖賢書學院裡頭出來的。

作為對外國人的優待,無論是哪裡來的留學生,只要進了國子監,都可以直接從第二級的太學開始念起。

當然,之前得通過鴻臚寺、禮部以及國子監本身這幾個部門的考試,考試內容是漢學基礎和口語對答,雖然在中原讀書人眼裡這都是小兒科,但對於外國人而言,那就很難了。

曾經新羅有過一批兩百多人的留學生團體來報考太學,最後錄取了十個都不到。

日本雖然還沒有如此巨大的落榜率,但說實話也夠嗆。

不過,平心而論,其實還是落榜更好一些。

那些也不知道該說是幸運還是不幸地通過考試,入了太學的日本留學生們,在開學的第一天就發現自己身處的並不是什麼最高學府,而是地獄。

大唐的太學生所習經典分為大中小三種,留學生亦是如此。大經《禮記》和《左傳》;中經《詩經》《周禮》和《儀禮》;小經《易經》《尚書》《公羊傳》以及《谷梁傳》。

還有必修的科目兩部:《孝經》和《論語》。

除了必修之外,大中小三經可以選修,或二經(一大一小或兩中),或三經(大中小各一),或五經(《詩經》《周易》《尚書》及全部的大經)。

你不要以為就這幾部書挺簡單的,當時國子監裡的唐朝學生也是讀的這些,科舉考的還是這些,要知道那些個從日本、新羅、越南、爪哇來的留學生,在漢語基礎幾乎為零的條件下,卻要和五歲啟蒙七歲讀聖賢的官宦子弟同堂學同一種教材,其難度可想而知。

而且每部經典都有修學期限,超過時間沒念完的,就請你回國。

聽起來是不是很殘酷?

所以很多日本孩子們只能咬緊牙關,頭懸樑錐刺股地三九三伏聞雞起舞,支撐他們的,其實並非是學成之後出人頭地之類的想法,而是一種一定要用在大唐所學到的知識把日本打造得不輸給大唐的信念。

雖然,他們在某個夜深人靜的時候,也會偷偷地朝著日本列島的方向望兩眼,然後暗自羨慕一下那些已經先行回國的同期生們。

這是因為那些在最開始考試就落榜的以及受不了唸書之苦中途而廢的同學們,在回到了倭國之後仍然可以以大唐海歸精英自居,照樣憑鍍著一身金幣坐享榮華富貴,混他個風生水起。

究其原因,可以用江戶時代儒學家廣瀨淡窗的一句詩來回答:禮樂傳來啟我民,當年最重入唐人。

最後,再來講一講遣唐使的人員配置。

遣唐使基本實行的是四船一團制度,就是四艘船組成一個船隊,組成一個使節團。通常每條船上裝一百人,最大的叫大使,比大使低一個檔次的叫副使,這兩個職務掌管全團事宜,而且天皇或是大王在臨行前會賜予大使寶刀一把,叫做「節刀」,也就是尚方寶劍,誰敢在船上撒野直接剁了丟下海去餵魚。

此外,如果天皇或大王本身有非常要緊的事情想跟唐朝皇帝溝通,又覺得大使看起來不靠譜的時候,往往會在使節團裡再安插一名欽差,叫「押使」,就是天皇代言人,屬於老太爺級別的,地位比大使還高,系全團最大。

押使、大使和副使,都是外交人員,而且一般也都能在長安見到皇帝,同時根據古代的一貫傳統,皇上也會給他們封官,往往押使和大使能得個三品,副使則略低一些。

話再說回船上,副使之下,還有判官、錄事、知乘船事(船長)、譯語生、主神、陰陽師、醫師等等,當然還有留學生。

除留學生外,其餘的都是甘草角色,默默地各盡其能,只為確保全團人員平安到達長安。

遣唐船上的苦力們大多是農民出身,作為回報,除了發放相應的報酬之外,還一律免去他們全家的三年課稅。

遣唐使那些事說到這裡就算告一段落了,我們接著來看倭國國內。

天智稱制七年(公元668年),七年守孝期滿,天智天皇正式登上王位,成為了倭國的大王。

即位之前,他就下令遷都近江(滋賀縣)的大津,然後發佈了日本史上第一部古代法典《近江令》,從此,倭國正式成為了一個律令制國家,用現在話來講就是變成了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國家。

不過非常可惜的是,《近江令》已經失傳了,所以沒有人知道裡面具體寫了些什麼,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是一部參考了中國隋唐兩朝律法之後所炮製出來的法令。

但不管怎麼樣,這都是倭國社會的一大進步。

天智八年(公元669年)十一月,中臣鐮足病倒了。

當月十三日,天智天皇親自探訪了已經沒有可能再從病床上爬起來的鐮足,在明知道他還只剩下最後一口氣的情況下,仍是鼓勵他堅強起來戰勝病魔。

中臣鐮足搖了搖頭,笑著說道:「我這一輩子唯一不行的,就是軍略。」

這是一句相當不著四六的遺言,到底有何深意千百年來眾說紛紜。

次日,中臣鐮足與世長辭,享年五十五歲。

臨死前一天,天智天皇賜姓籐原。

不錯,這位中臣鐮足就是後來稱霸日本朝廷一千多年的籐原家族的祖先。

籐原鐮足走後沒幾年,天智天皇也不行了,天智十年十二月三日(公元672年1月7日)駕崩,享年四十六歲。

正所謂出來混總是要還的,天智天皇的王位是怎麼來的大傢伙都知道,就在他屍骨未寒的時候,報應就來了。

天智駕崩後,大友王子登位,史稱弘文天皇。

結果大友王子坐上寶座才幾個星期,屁股都沒焐熱,他叔叔大海人就發難了。

就在天智天皇走的當月,大海人王子就聯合各地豪族官員高舉反旗,並親率兵馬殺向近江,大友王子雖然也曾寫信給九州以及關東的豪族們,但大家要麼是找各種借口不肯來,要麼是想來卻被大海人的同盟軍們擋著過不去,總之是孤立無援。

所以大友王子理所當然地屢戰屢敗,當年七月二十三日,實在是敗無可敗退無可退了,只好舉刀自裁,年僅二十四歲。

因為這一年是壬申年,故而史稱「壬申之亂」。

之後,大海人王子登基大位,稱天武天皇,然後遷都飛鳥,近江朝廷就這麼被滅了。

大海人王子造反的理由除了私慾膨脹想當皇上之類冠冕堂皇的說法之外,最主要的是因為白村江之戰的慘敗。

前面說了,白村江戰後天智天皇又拉壯丁又修城牆,以防大唐入侵,這些行為都是要花錢的,而且得花大量的錢,這錢中央當然不會拿出來,都攤派給了地方,於是地方的長官以及豪族們當然心懷不爽,所以當大海人王子揭竿而起的時候,大傢伙一呼百應地牆倒眾人推,就是這個道理。

大海人王子,也就是天武天皇即位後,自比漢高祖劉邦,一腔的雄心壯志。

他上台後干的第一件事是廢大臣。不是具體廢哪個臣子,而是把原先輔佐大王的高官全部罷免,自己一個人獨攬了政務,兵務和法務三權,實在是忙不過來得找人幫襯了,也都找的是皇族。

當時倭國的冠階已經升到了二十六階,天武天皇規定,最上面的五階,只許由皇族擔任。

請你務必記住這個時代,因為這是日本古代天皇專制政治的頂點,最主要的是它還是曇花一現的頂點,以後就再也看不到了。

外交方面,此時的倭國已經熬過了白村江慘敗後最難過的日子,而且又恰逢唐朝和新羅為了朝鮮半島的統治權而翻了臉,翻臉的同時雙方又一起想到了要來拉攏一下倭國。就這樣,飛鳥在同一個春天裡迎來了兩批使者,各自都帶著滿滿的友愛。

天武天皇以非常低的姿態親自接見了新羅使者,並且還派了使者回訪,以增進兩國往來。

對於唐朝使者,他當然也很客氣,只不過客氣完後,就沒了下文。

天武天皇並未派出回訪的遣唐使,不僅當時沒派,在他整個執政生涯裡,都沒有向長安派出過一批遣唐使。

這是試探。

雖然天武天皇意欲和新羅交好,但該撈好處的時候也不能手軟。

天武一朝曾經大肆從朝鮮半島挖牆腳,也就是拉人過來移民,並且給予相當優厚的待遇,天武元年(公元672年),天武天皇就承諾,但凡從半島來的移民,免除課稅十年。

這個政令確實被很好地貫徹執行了,而且在十年期到後,天武天皇又表示,從朝鮮半島來的移民中,小孩子的課稅一律不收。

天武十年(公元681年),天武天皇召集全國專家,說是要開始修撰律令。

律,即刑法;令,是民法行政法訴訟法的合體。律令,說白了就是國家的根本大法。

修根本大法是要花很長時間的,天武十五年(公元686年),天武天皇病重去世的那會兒,都還沒修出來。

天武天皇臨死前,把江山社稷托付給了他老婆鸕野贊良皇女,就是後來的持統天皇。

當年10月1日,天武駕崩,持統稱制,改年號朱鳥。

這是日本歷史上所有女帝裡頭最為持家的一個。

其實她一開始完全沒有要登大位的意思,所以儘管改了年號理了政務,卻一直不曾真正地登基,而是採取了稱製法,這是因為在女王的心中,王位只屬於一個人,那便是她和天武天皇的兒子——草壁王子。

只不過當時的草壁王子並不適合當大王,主要是因為犯了眾怒。

這人從小體弱多病,而且文才武略也不咋樣,其實這都沒什麼,古今中外歷史上比他更傻的人當國君的例子隨便能舉出一大把,只是關鍵在於,他有個同父異母的弟弟,叫大津王子。

說起這個大津王子,那真是人見人愛,用史書上的話來講,就是「狀貌魁梧,器宇軒昂,自幼專攻文武兩道,博覽群書,力大擅劍,性格放蕩不羈,不拘法度禮賢下士,敬慕者無數」。

跟大津一比,草壁真的就是一根草。

故而當時朝中的主流意見是,希望持統天皇立大津王子做太子,也就是下一任大王。

持統天皇當然不幹,因為大津不是她親生的。

只不過那會兒形勢逼人,王室宗族們絕大多數都認為如果讓大津王子擔任將更有利於倭國的前途發展。

鑒於這種情況,無論是持統天皇,還是草壁王子都認為應該來一手絕的。

當年10月2日,大津王子的好朋友,天智天皇的次子川島王子向持統天皇告發說大津王子密謀造反,此言一出,女王便以最快的速度派人將大津王子逮捕,第二天就命他自盡,其間沒有經過任何審問和盤查。

本來是想搞定了大津王子便直接傳位給草壁王子,可事情顯然並不是想像中的那樣簡單。

對於這種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的誣陷,王公們表現出了離奇的憤怒,更有甚者還找到了天武天皇的另一個兒子舍人親王,說願意立他為大王,取代他的哥哥。

這真的是被惹毛得失去理智了,要知道舍人親王那年才十歲出頭,不過孩子倒也機靈,誰來找他商量此事都找借口離開,不是要尿尿就是要吃零食,時間一長也只能作罷。

在這種形勢下,持統天皇明白這大王的位子已然成了一個雷包,如果在此時把王位讓給兒子,那就等於是讓他成了眾矢之的,前思後想之下,她決定繼續稱制,以大王的名義統領倭國天下。

說實話敢這麼幹的只有親媽。

所以有時候看看天智天皇、齊明天皇跟草壁王子、持統天皇這兩對母子,真的是感觸良多。

兩個兒子都是干了遭人恨的事情,需要找個給自己擋刀槍的盾牌,而最後站出來的,都是自己的親媽。

貌似在人類漫漫歷史長河中,每當大難臨頭,往往只有母親會義無反顧地站在兒子的身前做他的擋箭牌,而當兒子的,一旦出了事第一個想到的總是往媽身後躲。

兒行千里母擔憂,母行千里兒不愁。

到了最後關頭,還依然願意不吝骯髒不計後果守護你的,只有你的母親。

可惜的是人算不如天算,持統稱制三年(公元689年),多病的草壁王子還是沒能鬥過病魔,與世長辭了,年僅二十七歲。

持統天皇當然心如刀割,但她卻並沒有心灰意冷。同年,女王正式登基成為倭王,結束了稱制時期,隨後,立輕王子為太子。

此輕王子不是彼輕王子,而是草壁王子的兒子。

因為這時候他才不過六歲,所以國家大事自然還是女王一把抓。

持統十年(公元697年),女王將王位傳於十四歲的輕王子,也就是後來的文武天皇,而自己則成為了日本歷史上第一位太上天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