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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編 近代史 第二十三章 清代的學術

清代學術的中堅,便是所謂漢學。這一派學術,以經學為中心。專搜輯闡發漢人之說,和宋以來人的說法相對待,所以得漢學之稱。

漢學家的考據,亦可以說是導源於宋學中之一派的。注860而其興起之初,亦並不反對宋學。只是反對宋學末流,空疏淺陋之弊罷了。所以其初期的經說,對於漢宋,還是擇善而從的。而且有一部分工作,可以說是繼續宋人的遺緒。注861但是到後來,其趨向漸漸的變了。其工作,專注重於考據。考據的第一個條件是真實。而中國人向來是崇古的。要講究古,則漢人的時代,當然較諸宋人,去孔子為近。所以第二期的趨勢,遂成為專區別漢、宋,而不復以己意評論其短長。到此,才可稱為純正的漢學。所以也有對於這一期,而稱前一期為漢宋兼采派的。

第一期的人物,如閻若璩(qu)、胡渭等,讀書都極博,考證都極精。在這一點,可以說是繼承明末諸儒的遺緒的。但是經世致用的精神,卻漸漸的缺乏了。第二期為清代學術的中堅。其中人物甚多,近人把他分為皖、吳二派。皖派的開山,是江永,繼之以戴震。其後繼承這一派學風的,有段玉裁,王念孫、引之父子,和末期的俞樾等。此派最精於小學,而於名物制度等,搜考亦極博。所以最長於訓釋。古義久經湮晦,經其疏解,而燦然復明的很多。吳派的開山,是惠周惕、惠士奇、惠棟,父子祖孫,三世相繼。其後繼承這一派學風的,有餘蕭客、王鳴盛、錢大昕(xīn)、陳壽祺、喬樅(zōng)父子等。這派的特長,尤在於輯佚。古說已經亡佚,經其搜輯而大略可見的不少。

漢學家的大本營在經。但因此而旁及子、史,亦都以考證的方法行之。經其校勘、訓釋、搜輯、考證,而發明之處也不少。其治學方法,專重證據。所研究的範圍頗狹,而其研究的功夫甚深。其人大都為學問而學問。不攙以應用的,亦頗有科學的精神。

但是隨著時勢的變化,而漢學的本身,也漸漸的起變化了。這種變化,其初也可以說是起於漢學的本身;但是後來,適與時勢相迎合;於是漢學家的純正態度,漸漸的改變。而這一派帶有致用色彩的新起的學派,其結果,反較從前純正的漢學為發達。這是怎樣一回事呢?原來漢學的精神,在嚴漢、宋之界。其初只是分別漢、宋而已。到後來,考核的功夫愈深,則對於古人的學派,分別也愈細。漢、宋固然不同,而同一漢人之中,也並非不相違異。其異同最大的,便是第三篇第九章所講的今、古文之學。其初但從事於分別漢、宋,於漢人的自相歧異,不甚措意。到後來,漢、宋的分別工作,大致告成,而漢人的分別問題,便橫在眼前了。於是有分別漢人今古文之說,而專替今文說張目的。其開山,當推莊存與,而繼之以劉逢祿和宋翔鳳。再繼之以龔自珍和魏源。更後,便是現代的廖平和康有為了。漢代今文學的宗旨,本是注重經世的。所以清代的今文學家,也帶有致用的色彩。其初期的莊、劉已然,稍後的龔、魏,正值海宇沸騰,外侮侵入之際。二人都好作政論;魏源尤其留心於時務。其著述,涉及經世問題的尤多。最後到廖平,分別今古文的方法更精了。注862至康有為,則利用經說,自抒新解。把春秋三世之義,推而廣之。而又創托古改制之說,替思想界起一個大革命。注863

清學中還有一派,是反對宋學的空談,而注意於實務的。其大師便是顏元。他主張倣傚古人的六藝,留心於禮、樂、兵、刑諸實務。也很有少數人佩服他。但是中國的學者,習慣在書本上做功夫久了;而學術進步,學理上的探討,和事務的執行,其勢也不得不分而為二。所以此派學問,傳播不甚廣大。

還有一派,以調和漢、宋為目的,兼想調和漢、宋二學和文士的爭執的,那便是方苞創其前,姚鼐(nai)繼其後的桐城派。當時漢、宋二學,互相菲薄。漢學家說宋學家空疏武斷,還不能明白聖人的書,何能懂得聖人的道理?宋學家又說漢學家專留意於末節,而忘卻聖人的道理,未免買櫝還珠。至於文學,則宋學家帶有嚴肅的宗教精神,固然要以事華采為戒;便是漢學家,也多自矜以樸學,而笑文學家為華而不實的。——固然,懂得文學的人,漢、宋學家中都有,然而論漢、宋學的精神,則實在如此。其實三者各有其立場,哪裡可以偏廢呢?所以桐城派所主張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缺一之說,實在是大中至正的。但是要兼采三者之長而去其偏,這是談何容易的事?所以桐城派的宗旨,雖想調和三家,而其在漢、宋二學間的立場,實稍偏於宋學,注864而其所成就,尤以文學一方面為大。

清朝還有一位學者,很值得介紹的,那便是章學誠。章學誠對於漢、宋學都有批評。其批評,都可以說是切中其得失。而其最大的功績,尤在史學上。原來中國人在章氏以前,不甚知道「史」與「史材」的分別,又不甚明瞭史學的意義。於是(一)其作史,往往照著前人的格式,有的就有,無的就無,倒像填表格一樣;很少能自立門類,或刪除前人無用的門類的。(二)則去取之間,很難得當。當歷史讀,已經是汗牛充棟,讀不勝讀了;而當作保存史材看,則還是嫌其太少。章氏才發明保存史材和作史,是要分為兩事的。儲備史材,愈詳愈妙,作史則要斟酌一時代的情勢,以定去取的,不該死守前人的格式。這真是一個大發明。章氏雖然沒有作過史,然其借改良方志的體例,為豫備史材的方法,則是頗有成績的。

理學在清朝,無甚光彩。但其末造,能建立一番事功的曾國藩,卻是對於理學頗有功夫的,和國藩共事的人,如羅澤南等,於理學亦很能實踐。他們的成功,於理學可謂很有關係。這可見一派學問,只是其末流之弊,是要不得,至於真能得其精華的,其價值自在。

以上所說,都是清朝學術思想變遷的大概,足以代表一時代重要的思潮的。至於文學,在清朝比之前朝,可說無甚特色。注865稱為古文正宗的桐城派,不過是謹守唐、宋人的義法,無甚創造。其餘模仿漢、魏、唐、宋的駢文……的人,也是如此。詩,稱為一代正宗的王士禎,是無甚才力的。後來的袁、趙、蔣,注866雖有才力,而風格不高。中葉後競尚宋詩,亦不能出江西派杵臼。詞,清初的浙派,尚沿元、明人輕佻(tiāo)之習。常州派繼起,頗能力追宋人的作風。但是詞曲,到清代,也漸成為過去之物。不但詞不能歌,就是曲也多數不能協律;至其末年,則耳目的嗜好,也漸變,皮黃盛而昆曲衰了。平民文學,倒也頗為發達。用語體以作平話、彈詞的很多。在當時,雖然視為小道,卻是現在平民文學所以興起的一個原因。書法,歷代本有南北兩派。南派所傳的為帖,北派所傳的為碑。自清初以前,書家都取法於帖。但是屢經翻刻,神氣不免走失。所以到清中葉時,而潛心碑版之風大盛。主持此論最力,且於作書之法,闡發得最為詳盡的,為包世臣。而一代書家,卓然得風氣之先的,則要推鄧完白。清代學術思想,都傾向於復古,在書法上亦是如此的。這也可見一種思潮正盛之時,人人受其鼓蕩而不自知了。

【註釋】

注860 見第三編第三十五章。

注861 如江永所編的《禮書綱目》,即系有志於繼續朱子的《儀禮經傳通解》的。

注862 前此分別今古文的,都不免泥定某部書為今文,某部書為古文,到廖平,才知道多數古書中,都不免兩派夾雜,提出幾種重要的學說做根據,逐一細加厘剔。所以從此以後,今古文的派別,分別得更精細了。此法並可利用之以看古人各家的學說,都易於明瞭其真相,並不限於治經。

注863 康有為學說的精髓,在《孔子改制考》一書。此書說古代世界,本是野蠻的;經子中所說高度文化的情形,都系孔子和其餘諸子意圖改革,怕人家不信,所以托之於古,說古人已是如此。這話在考據上很成問題。但是能引誘人向前進取,不為已往的習俗制度所囿,在鼓舞人心、增加改革的勇氣上,實在是很有效力的。三世是《公羊春秋》之義,說孔子把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中,分為據亂、昇平、太平三種世界,表示著三種治法。也是足以導人進取,而鼓舞其改革的勇氣的。

注864 桐城派中的方東樹,著《漢學商兌》一書,攻擊漢學家最烈。

注865 梁啟超說,見所撰《清代學術概論》。

注866 袁枚、趙翼、蔣士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