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意識的覺醒是民族生命中最神秘的一刻，其超驗的程度僅次於個人的誕生。起點是初民的鄉邦——泥土、風景和地理，終點是末人的國家——塑料、機械和統治。初民只有感性的混沌，末人只有理性的計算。兩者都是孤獨的浪人，在天地不仁、宇宙孤寂之中演出無意義的布朗運動。他們有無窮的「事件」，但沒有「歷史」；因為歷史是融會貫通的「意義」和「邊界」，像雕刻家對待石料一樣，鑿開「意義」和「無意義」的邊界，於是大衛像拋棄了無意義的碎屑，從無形態的粗坯中躍然而出，好像他一直在那裡。
初民與末人之間、生與死之間、石坯與碎屑之間，有民族、靈魂、歷史。人類智性的光芒在這一瞬間照亮了宇宙的黑暗，第一次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自己注定落入的那個長夜，在恐懼和顫慄中發現了自己的使命，這個使命就是短暫生命對無盡黑暗的挑戰。然後，長夜來臨，雕像破碎。留下的滿地碎屑雖然像石坯一樣無形態無意義，但是不像石坯那樣孕育著潛在的生命；只有接受千年劫火的輪迴後，才能充當石坯的原料。在十字架君臨的庫斯科[1]、宣禮塔坐鎮的孟菲斯[2]，你可以看到這些碎屑在輪迴中跳動。
英格蘭古老的自由
英格蘭曾經是一個地理名詞，除了島國的地理形勢，在基督教世界和封建西歐的框架內沒有特殊性。英國人首先是好天主教徒，然後才碰巧是英格蘭國王的臣民，諾曼底人、加斯科涅人也曾經是這樣。這不過是常見的采邑轉移，他們之間只有地方性、風俗性的差別。魯昂市民曾經痛恨法蘭西國王，堅守他們對英格蘭國王的封建義務，只是遭到昏庸的約翰王拋棄，才勉強歸降法蘭西。[3]封建自由的基石是保護人和被保護人之間的個人契約，它不承認有別於私人的公共事務概念，與民族的觀念不能相容。封建各邦只有家族之間的臨時交涉；立足於民族體質或憲制、與國本融為一體、具有使命性質的長期外交政策要到十七世紀以後才會出現。
十七世紀的英國內戰有兩條線索，一是循著宗教改革的路線，以反對教皇權力為起點，而後從教會的共和主義（長老會）推出國家的共和主義；二是逆著絕對君主制集權的路線，以保全英格蘭傳統的混合憲制為起點，而後從國會特權和封建自由推出國會政體和立憲自由。前者是具有高度草根性質的社會動員，越是激進化的教派，其平民化的色彩也就越重。從國教會的「我英倫教會以其睿智恪守中道」[4]，到長老會的保守共和主義，再到獨立派的激進共和主義，直至掘地派、平等派的基督教共產主義，幾乎可以畫出一條從紳士到小市民、商販再到浪人的階級曲線。後者則具有顯著精英性質，是社會地位高到足夠充分感受王權擴張壓力的貴族和布爾喬亞上層的精巧設計。
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把英國國教會看作早期羅馬普世教會的正統繼承者，除以英王取代教皇為教會正統首腦外，大體承襲教階體制，原本無意容忍教派分立，更不用說共和主義的自治教會了，但愛德華六世、簡·格雷政府的軟弱無力和血腥瑪麗政府明顯的黨派性質卻使二者都不可避免。1554年，逃亡歐洲大陸的新教流亡者以他們的宗師約翰·加爾文1541年建立的日內瓦神權共和政體為模板，在大陸組織了第一個長老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其章程規定：教務管理權屬於平信徒長老和牧師組成的委員會，牧師和執事都由選舉產生。[5]這是斯特拉斯堡—日內瓦教規的翻版。相比之下，國教會的克蘭默大主教由英王任命，國教公會議也只有咨議之權，遠不能與大權獨攬的加爾文宗長老會議相比。1556年新《教規》將最終權力交給全體會眾。[6]此後，「反對萬惡的主教制」成為新教徒最有感情號召力的動員口號，出現在反對查理一世的1638年蘇格蘭叛亂[7]、反對查理二世的1679年博斯威爾橋戰役[8]、反對詹姆斯二世的1685年蒙茅斯叛亂[9]中。
1558年，伊麗莎白一世登基，流亡者獲准返英，他們去國時攜走（國教的）《愛德華祈禱書》，歸國時帶來（加爾文宗的）《教規》。但這只是一個權宜性質的政治同盟，建立在對血腥瑪麗恐怖統治的痛苦記憶之上：國教會擱置對共和主義的戒心，清教徒克制對主教制的厭惡，攜手應付共同敵人天主教—西班牙的威脅。清教徒否定教階體制的自然結果就是不斷產生更多的分裂教派，滿足不了王室確立正統、維護教會統一的要求。國教會把羅馬教廷的正統性和統一性轉移到英王一身，明顯更符合伊麗莎白一世的胃口。1577年，伊麗莎白重申主教制和君主的敘任權，軟禁了最後一任流亡者出身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格林德爾的職務，以懲罰他堅持加爾文宗的王權不得支配教務的立場，拒絕壓制不由官方主持的民間宗教會議——長老監督會——它肯定會發展為長老會的胚胎。
詹姆斯的基本政策是「通過語言、宗教、習俗的相似性把兩王國聯合起來」[10]。事實上，聯合的真實意義是要使蘇格蘭長老會接受英格蘭的主教制度。因此，「在蘇格蘭，他的任務要艱巨得多」[11]。查理一世繼承父王的遺志，把推行主教制當作自己的主要事業，首先激起了1638年蘇格蘭長老會叛亂，繼而使英格蘭主教制和蘇格蘭長老會之間的國際衝突演化成英格蘭國教徒和英格蘭清教徒之間的國內戰爭，結果斷送了絕對君主制在英格蘭的前途。但他即使在完全絕望的情況下，都沒有對自己的宗教原則作過任何妥協。[12]整個復辟時代，保王黨和輝格黨的分野就建立在國教徒和清教徒的邊界上，同時對應（查理和詹姆斯執行的）親法政策和（夏夫茨伯裡勳爵胎死腹中的）親荷蘭政策。
宗教改革和憲法危機催生了英格蘭民族，賦予她牢固的身份認同：新教的英格蘭、自由的英格蘭。反對天主教歐洲和絕對君主國是她的國本所繫，背棄這條路線，國內憲制和外交利益將會同時動搖，二者已經無法分離。這條路線的邏輯終點通向1688年光榮革命，隨著國內憲制的選擇確定，查理二世以來猶疑反覆的外交路線也告一段落：英格蘭堅定地背棄法蘭西和大陸，聯合荷蘭與海上民族。散落在歐洲西北邊緣的新教民族面對天主教歐洲大陸的磐石，七海[13]是他們的安全和希望所繫。他們告別了神聖的羅馬，憧憬著遠方。早在惠特曼和福斯特的《印度之路》面世之前，七海就是每一個英格蘭兒童的夢想，融化在血液中。
俄羅斯神聖的火種
1453年，君士坦丁堡（新羅馬）陷落，基督教的正統與羅馬帝國的正統同歸於盡。如果倒退六百年，歐洲會感到晴天霹靂的打擊。即使倒退三百年，歐洲也會興奮地抓住這個機會。但現在，歐洲正在創造民族的痙攣中掙扎，教會、帝國和正統性已經不再重要。只有偏遠的莫斯科公國願意接受這頂過於沉重的冠冕。1472年，大公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佐薇·帕拉奧洛高斯。1547年，伊凡四世宣佈繼承東羅馬愷撒（沙皇）的皇位。於是，這位君主由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下屬莫斯科大主教的教民一變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君主。1589年，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他自己是土耳其蘇丹的臣僕）把莫斯科大主教提升到獨立的元老地位，完成了帝國遺產的饋贈。事實上，這意味著把莫斯科公國變成一個政治實驗室，俄羅斯就是這個實驗室的產兒，自出生就具有弗蘭肯斯坦的特徵：一個晚期文明的複雜政權機器嫁接在草昧社會散漫脆弱的基礎上，這個混血兒必須為預定使命而奉獻犧牲。
俄羅斯的誕生意味著犧牲東正教世界建立多國體系的歷史機緣。1478年，莫斯科兼併諾夫哥羅德共和國。1510年，莫斯科兼併普斯科夫，解散了最後一屆市民大會，流放三百家當地望族。1520年，莫斯科兼併梁贊，將末代大公驅逐到立陶宛。羅斯各邦放棄了封建自由的自然進程，把自己的法統建立在羅馬—拜占庭的正統性上。從理論上講，「帝都（愷撒格勒或沙皇格勒）」永遠在君士坦丁堡，莫斯科公國—俄羅斯帝國—第三羅馬[14]是拜占庭—第二羅馬的「行在」政權，光復「帝都」是她的先在使命。這個使命超出了俄羅斯社會的支持能力，但並不違逆她的靈魂，因為東正教世界的道統同樣來自神聖的南方——俄羅斯的神父總是君士坦丁堡教區的下屬，俄羅斯的聖人總是阿多斯修道院的門徒，莫斯科的大公總是在臨終前獲得高級修士的身份。原則上，第三羅馬沒有外交，因為她是唯一合法的統治者，正教世界必定是她的臣民，異教世界必定是她的敵人。西歐外交的前提是：基督教世界可以同時存在眾多合法（雖然不一定平起平坐）的君侯和邦國。在俄羅斯，這個前提已經不復存在（假定它原先曾經有過存在的機會）。
彼得大帝帶來了面向西方的世俗外交，其結果卻絕不是世俗的。他把系道統正統於一身的愷撒（沙皇）降格為西歐各地方性君侯的一員，用西歐絕對（absolutism）君主的富強邏輯取代東正教專制（despotism）皇帝的神聖真理，無疑是從內部和上層毀滅正教。從此，俄羅斯永遠是一個靈魂分裂的國家。聖彼得堡宮廷、法語貴族和運用歐洲話語比歐洲人更熟練的知識分子生活在俄羅斯的巴黎，不由自主地把這個無窮無盡的世界當作原料來對待。遊方修士、鄉村神甫和養生送死不出村社的無形態群眾生活在俄羅斯的拜占庭，運用他們的本能而不是邏輯，全心全意憎惡西方、熱愛南方。彼得以前，俄羅斯與西方的鬥爭沿著俄羅斯外部地理邊界展開；彼得以後，俄羅斯與西方的鬥爭沿著俄羅斯內部階級邊界展開。文明衝突內化為階級戰爭。
這就是「俄羅斯神秘靈魂」的奧秘：兩個靈魂爭奪一個軀體。這個軀體本來無力承受其中任何一個的負擔，但同時承受兩者之後，卻在分裂和鬥爭的痙攣中爆發出狂人的蠻力，足以讓任何接受理性化程序訓練的對手望而生畏。俄羅斯社會為俄羅斯國家燃盡膏脂，但俄羅斯國家從來無法取得與這種犧牲相應的外交成果。她不能確定國本，不知道什麼是俄羅斯，當然更不可能知道什麼是俄羅斯的利益。從葉莉扎維塔女皇堅定的反普魯士政策到彼得三世狂熱的親普魯士政策，從保羅固執的武裝中立到亞歷山大戲劇性的大同盟，斷裂、跳躍和不確定性一直是俄羅斯外交的主要特點，至今仍然如此。如果說英格蘭外交那種「羅馬式」的穩健來自國本堅固的自信心和安全感，那麼俄羅斯外交那種「馬加比式」的痙攣就來自靈魂分裂的緊迫感和狂熱性，因為此刻佔據俄羅斯的靈魂要求在剎那間伸張自己的正義，不為愷撒即為虛無。馬薩裡克慨歎：俄羅斯未能經歷醞釀的過程，不能享受緩慢和自然的文化帶來的益處。[15]但這種想法對「俄羅斯神秘靈魂」毫無意義，因為下一個俄羅斯很可能是她的敵人。
通向印度之路、通向拜占庭之路
「七海」——東印度航線是歐洲大陸的後門，卻是英格蘭的正門。印度是帝國大業的試金石。1608年，約翰·霍金斯抵達蘇拉特。1612年，托馬斯·貝蒂贏得了蘇拉特海戰。1639年，聖喬治堡建立。1690年，威廉堡建立。1757年，克萊武為英國贏得了印度。沒有殖民事業，新教國家不可能從歐洲的邊緣變成歐洲的主人，英格蘭不可能變成英帝國。這個帝國源於一系列應對危機的臨時方略，這些方略就像英國的習慣法一樣蕪雜而不合邏輯。它們的優越性在於：實現間接統治，極少擾動當地的慣例和習俗，能夠通過時間和經驗的考驗而生存。不過，這種做法不是有意設計的政策，而是英國人厭惡抽像思維、信任健全常識的自然結果。英國人之所以會成為好的經驗主義者和好的殖民者，主要就是因為他們不動腦筋的習慣。否則，他們的殖民地也會像拉丁國家一樣，充滿統一規劃的制定法和官僚制度，除非在每一個村莊安置一名憲兵，不然就無法實施有效統治。
只要一切可以模糊應付過去，英國人甚至不願意設想自己已經擁有一個帝國。他們樂於想像英格蘭仍然生活在亨利二世和《克拉林敦條例》的時代，即使內戰也不過是撥亂反正：驅逐了外來的、晚近的、非英格蘭的絕對君主制實驗，返回各等級共治的古老自由。沒有人能比英格蘭的輝格黨人和普通法（習慣法）學家更拘泥於前例和傳統，從愛德華·科克爵士的時代起，這兩者就通常都是一類人。[16]但拿破侖提醒他們：還有另一條通向印度之路——馬耳他以東，是蘇伊士；蘇伊士以東，就是印度。英國即使不準備直接控制這條路，至少也不能讓其他列強從中作梗。從《亞眠和約》破裂，英軍永駐馬耳他那一天起，英國人由誤打誤撞的帝國主義者變成了處心積慮的帝國主義者。
帝國，就其羅馬原義，意味著搏擊強梁，卵翼貧弱；臨豪桀以厲，待降虜以寬。大英帝國是沒落帝國奧斯曼的天然保護者，讓垂而不死的土耳其遮蔽地中海之路、遏制歐洲大陸列強的不軌之心，而「七海」之路由英國獨享。歐洲大陸需要列強勢力均衡，海外需要大英帝國獨大。
英國有了帝國，卻不願意想到帝國。俄羅斯從來沒有得到「帝都」（愷撒格勒或沙皇格勒），卻永遠不能忘記帝都。君士坦丁堡陷落是俄羅斯帝國的起點，俄羅斯的先在使命就是：保護東正教世界免受土耳其人侵凌，進而解放伊斯蘭奴役下的基督教各邦，最後收復帝都、重光正統。俄羅斯的統治者常常忘記他們是俄羅斯人，俄羅斯的人民卻從來不會忘記他們是正教徒。其他的征服只是王朝之間的衝突，只有面向南方的戰爭才能激起全民的熱狂。只有土耳其才是俄羅斯的天然敵人。到維也納會議時，俄羅斯經過六次戰爭，已經佔據了比薩拉比亞和南高加索的橋頭堡，在俄土關係中取得了明顯的優勢。可以預料，只要君士坦丁堡不致牽涉國際糾葛，俄羅斯消滅宿敵、光復帝都乃至拜占庭故土，不過是時間問題。
然而，正是從維也納會議開始，「東方問題」不再是東正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生死鬥爭，而是歐洲國際俱樂部的平衡遊戲。
諸神的裁決：從維也納會議到柏林會議
在以歐洲為中心的國際體系中，多國體系以集體制衡行動維持國際均勢最成功的時期就是維也納會議到柏林會議這段時間。此間列強大體尚能維護大國協調、利益補償、以國際會議仲裁爭端的機制，使歐洲本部各國間戰爭的數量、強度和持續時間都大幅度縮減，這一點與以前的法國大革命時期和以後的世界大戰時期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不過，歐洲各國間的利益補償是以犧牲中歐各小民族和非歐洲世界為代價才得以實現的，東方問題就是這一機制的顯例。
不言而喻，東方問題能夠成為一項國際爭端，本身就說明奧斯曼土耳其人已經衰弱到無力保護自身的安全和主權的地步了。肯尼思·沃爾茲那句「國家擁有的權力太小或太大都會有風險」[17]，正好適用於這種情況。如果土耳其不是權力太小，外國無由插足近東；如果俄國和其他列強不是權力太大，也沒有可能為黑海海峽起釁。除俄國外，英國是最關心黑海海峽問題的大國。只要沒有威脅英國利益的強權染指東地中海，英國對利凡特地區的興趣就只限於通商和護僑。一個已經無力擴張但仍足以自衛的土耳其帝國最符合英國的需要，使之可以不付維持正規帝國的成本就能享受非正規帝國的絕大多數利益。反之，英國必須保護通向印度之路不被切斷。在倫敦的戰略家心目中，東地中海正位於這條路線的咽喉，地緣政治價值急劇上升。這片新升值的衝要跟以前的佛蘭德與北海一樣，必須歸為不容他國染指的禁臠。如果可能，通過扶持奧斯曼帝國來保護；否則，就通過瓜分奧斯曼帝國來保護。
至此，英俄兩強都已陷入安全困境。英國的安全線以直布羅陀—馬耳他（後來才增加蘇伊士）東西方向橫跨東地中海；而俄國的安全線以敖德薩—達達尼爾南北方向縱越東地中海。倘若俄國能充分信任列強保證黑海海峽自由通航的誠意，南下擴張就根本沒有必要。如果英國能充分信任列強保證奧斯曼帝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承諾，那麼勞師地中海就是庸人自擾的舉動。不過從以後的歷史發展來看，雙方的不信任都有其道理。這正是沃爾茲筆下的「在此狀態中，各國都無法摸透彼此的意圖，為了安全，各國便將自己武裝起來，而在這樣做時，惡性循環便形成了。各國出於安全考慮將自己武裝起來後，更感不安全，需要購買更多的武器，因為保護任何一國安全的手段是對其他國家的威脅，而後者又轉而武裝起來作為對前者的反應」[18]。這一防禦性現實主義的假定特別適合解釋英國的外交政策，它只要能把別的大國攆出去，就樂於理性地自動降低統治成本；但不能充分地解釋俄國的外交政策，它有非理性的為擴張而擴張的半宗教式狂熱，支付的成本和爭取的利益常常不成正比，不遇上堅定的抵制很少會主動收縮。
其他列強捲入東方問題都不如英俄兩國之深。法國的滲透主要出於維持大國威望的需要和打擊英國勢力的嫉妒心理，虛榮多於實利，往往在沒有現實利益的地方製造出問題以便重申法國的大國身份，拿破侖三世爭取利凡特地區基督教徒保護人的外交活動即其顯例。這些政策也不盡符合國家作為理性行為者的假定。普奧（及1871年以後的德奧）兩國在柏林會議以前對東方問題一直缺乏興趣，滿足於根據本國對英法俄三國的親疏出售其忠誠。直至柏林會議以後，兩國外交政策日益積極，更多地介入土耳其和巴爾幹事務，對國際體系由多極轉向兩極、鋪平通向大戰之路居功至偉。
維也納會議確定了大國協調的原則，1821年希臘獨立戰爭為這一原則提供了檢驗的機會。英法俄三國聯軍的武力仲裁剪除了埃及土耳其艦隊，建立了列強聯合保護下的希臘王國。但是，1833年，俄國採取單邊行動，以《洪基爾-斯凱萊西條約》破壞了國際協調原則。條約規定俄土結成單方面的聯盟，也就是說：俄國承擔保護土耳其的義務，但土耳其不必承擔保護俄國的義務。戰時，聯盟封閉海峽。[19]這一條約事實上把土耳其變成了俄國的附屬國，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變成了俄國領土的自然延伸。儘管俄皇尼古拉一世表示《洪基爾-斯凱萊西條約》對俄國僅僅是一個負擔而不是利益，英國並不因此而放心。在帕麥斯頓政府的壓力下，在1841年召開的倫敦會議上，英俄同意撤銷《洪基爾-斯凱萊西條約》，代之以五強簽訂的《黑海海峽公約》。公約以五強共同擔保比利時中立的同一方式，共同擔保土耳其領土完整和黑海海峽通航自由。
《黑海海峽公約》奠定了19世紀英國的東方政策的基礎，帕麥斯頓政府使英國承擔了奧斯曼帝國海峽主權保衛者的任務，這一任務有賴於大國俱樂部的成員信守承諾、保持外交政策的延續性。然而，1848年革命打擊了舊歐洲的大國協調機制和共同價值觀——正統原則，國際會議所作承諾的可信度也隨之大打折扣。法國革命政府宣佈：「在法蘭西共和國公眾眼中，1815年諸條約已不復存在。」[20]拉馬丁的宣言是一個劃時代的行動——第一次有一個強國政府發表正式宣言，宣佈國際會議所做安排沒有道義上的效力。拉馬丁把國際關係放在既成事實的基礎上，儘管他的原意並不是要這樣。[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