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之制，文武同流，禮制軍制，初不能分。[13]貴族傳統及其「榮譽、責任、信仰」，互為表裡。禮崩樂壞，自軍制始，次第牽動全民。
管子變法，「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國語·齊語》）。
繆公伐晉，「野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斗於車下」（《呂氏春秋·愛士》）。
趙簡子伐范氏、中行氏，「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左傳·哀公二年》），平民得為士。
此皆封建將崩而未壞、世運將轉、平民將興、新舊雜陳、鼓蕩相激之兆。伯裡克利時代—文藝復興時代皆有貴族解體背景在，文明青春黃金期幻覺之一，即在自信精力無窮、盛世秘訣已在掌中，不知己身有賴於若干歷史既成前提，非可久存，無從複製，人智難及。
此刻戎務，尚守禮制，競技為先，仁義是尚，不以成敗為核心價值。是以宋襄微弱，仍居五霸，褒其義重於生，究系禮樂干城。秦繆功德巍巍，以殉三良故，干「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大忌，受極惡之「繆」謚號，彰其遺惡甚於淫昏之靈、隱。此儒道之萬古江河，當時之「普世」「底線」論。楚莊復蔡社稷，不愛千乘之國而重一言，已得禮樂之精——懷百工、來遠人、興滅國、繼絕世。[14]故列強不復夷狄視之，莊王由此始能與諸夏之君並列，否則其功業豈足比肩成王、繆王。
戎以求榮，守《司馬法》，不禽二毛、不重傷。[15]千乘之國為大。大役「三軍盡沒」，不過數千。三鼓成列，及暮勝負已分。尚有嫌其遷延，乃欲「滅此朝食」者。《左傳》時代之戎務，大略類此。故而當時社會視從戎為貴族特權及榮譽，平民有賢者得入戎行，皆以為榮，不以為累。
名法之士大用，李克入衛、吳起在楚、商君相秦，「理性建構主義」洪水滔天。廉潔可辱，愛民可煩，不容禮義廁足其間。上古以德，中世用賢，今世爭力，「專制平等主義」進入歷史，以「軍功面前授爵平等」為突破口，歷史怒馬狂奔，「千乘之國」未嘗於「萬乘之國」稍息片刻，直入長平式「舉國總體戰」，所賭者非一將一軍，而系一國丁男之全。軍役之榮耀一變為血貢之恐怖，是以「卒之母」聞大將與卒同甘苦即知卒必死。「任賢」「無類」之「啟蒙主義平等」理想落實為「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孟子·梁惠王上》）、「殺人盈野」、「率獸食人」。「現實政治」之於「普遍價值」，已有不能兩立之勢。儒者以「螳臂當車」自況、「寧蹈東海」自任，已開「節烈論」之漸，實有壯懷，非如後世末流「僅責幼弱」。
六王畢，四海一，始皇「奮其私智而不師古」，逕以文法吏治黔首，沒路王孫滿市曹，貴族平民界線化為烏有。
於是有「百姓初帶劍」，新新人類誕生。
韓信帶劍，受「王孫」之稱而居之不疑，不受決鬥挑戰，不守貴族榮譽法典、效子路結纓而死，竟至甘居胯下，一時淪為當時之「韓跑跑」。以舊貴族心理自屬荒謬絕倫，然以平民「成功學」心理，個人（「為天下者不顧家」）發跡變泰（混跡於政治階級）為根本目的，餘者不過手段而已，謀大者不計小，目的豈為手段設？
此類思路，稍進半步，即入流氓無產者馬基雅維利主義，「分我一杯羹」。漢家賴此而得鹿。
韓侯一流人物能以正面形象進入民間俗文化，列國鮮見，折射平民化、同質化早熟，寒門心態主流化之「中國特色」。
舊貴族項氏、田氏身即政治階級，與國同戚，無所謀於「發跡變泰」「成功學」，起兵為楚、齊歷史光榮，豈在大者王、小者侯？以彼心理，目的、手段原為一物，舉義原為鋤秦政，復齊桓、晉文之世，若必以秦政為法、「棄禮義而上首功」始得求勝，真所謂「帝秦何必又亡秦」也。成安君自居儒者，拒兵家詭謀，亦同此心。於己「求仁得仁」，於敵「授柄與人」。
以義帝繼周天子，復列國之局，非項氏私志，實關東舉義共同綱領最大公約數，所爭者僅在「誰有資格繼承桓文」。「西楚霸王」之霸，即「五霸」之霸。漢王即位垓下，亦出諸侯推戴。就法理而言，同於五霸、霸王。
「天下一人」（秦政），抑或「諸侯之首」（周政），即楚漢間憲法問題之首。
漢高權謀政客，富於現實感，但求得尺則尺，得寸則寸，絕不為抽像理論以現實利益為賭注。「垓下綱領」乃眾霸君相互承認既得利益，為喘息、固位之急，位固而後由近及遠，徐圖進取。
秦政周政下一回合，乃在貫高之謀。漢王辱趙，非張王有罪[16]，殆欲發動葛蘭西「文化革命」「陣地之戰」，確立「天下一人，諸侯不過順民之受寵者」意識，粉碎「諸侯有國，天子乃國際聯盟榮譽主席」舊觀念。張王吾家賢婿，自當配合表演，否則以韓侯勒兵求王且能忍，何至不容恭謹事漢之趙？無奈趙王知趣，趙國公卿偏泥於故事，以為漢之待趙，當如齊桓禮魯、晉文存蔡。於是，大獄生焉。
漢家全勝於近畿，漸及於遠邦，乃有吳楚七國之亂、淮南衡山之獄，衡其地望，皆楚地也。秦楚世仇、三戶亡秦、楚漢鴻溝之餘燼復燃。吳王詔「孤王六十許、幼孫十四皆從軍，少於余、壯於孫者當從」，即秦昭襄王長平總動員令（丁男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悉赴軍前）翻版，「全民總體戰」[17]告別演出。前此之封建戰爭不與野人，後此之帝位戰爭不與順民。捨法國大革命至兩次世界大戰二百年外，人類無此傾國之戰。[18]
歷史終結後，「末人」甚少能維持歷史理解力。清聖祖不信有長平事，清儒尤有「早摧函谷稱西帝，何必鴻門殺沛公」之自作聰明，皆視周秦之變為後世尋常改朝換代，爭位固位之技術高低而已。設若有朝一日，西歐文人高論「丘翁戴帥不知劫盟軍，據柏林總理府，自為全歐領袖，劃英法為行省，執著於衣錦還鄉何為」，吾輩即知「歷史終結」業已實現於全球。
歷史之人視史後之人，如人視群蟻，輕蔑摻雜羨慕。生於遊戲規則既定之世，捨個人時運窮通外，不知有他，腹未必實而心常虛，頗有混沌之福，畢生不解自由、抉擇、責任之無限痛苦、無限孤獨，其命運於出生之先，已由歷史之人預斷，雖有賢聖深謀，不過修正歷史細節而已，遠不及歷史之人縱屬無心過客，亦可以其「初始條件敏感性」「路徑依賴」盡翻全棋。
吳楚拒漢，兵車之外，亦有思想之戰。法出三晉，儒出鄒魯，道出南國，墨出殷宋，鄉風宗風，百年不易。長安朝廷意識形態，以名法為內核，至武宣不改，相繼以黃老、儒術、陰陽為緣飾。《淮南王書》則以道家為主，稍取儒墨為補綴，流衍之餘，乃有末流拔宅升仙之說。
「清君側」實質含義，即長安朝廷周天子化，復諸侯戰國式自由，其時關東諸侯召游士、養遊俠，原系小戰國殘餘。「大決戰」、「中國之命運」後衛戰塵埃落定，此後雖有親藩之亂，皆個人或集團爭位，無涉「體制問題」，歷史步入終結。[19]
秦政或「專制平等主義」可以廢貴族，而不能無權貴。貴族者，以歷史資源先於絕對君主制而存者，君主依賴性低於文人士大夫，可以殺專制之勢。權貴者，宮廷恩幸，捨君恩無所恃，君主依賴性高於文人士大夫，天然傾向於以「君權原教旨主義」破壞文人士大夫「可持續君權節制主義」，國破家亡出此輩者十居七八。前現代國家，歷史貴族早衰者，無不流於東方專制主義陷阱。華夏距此，通常不過半步之遙，而此半步端賴「無恆產者」儒生一再以「精神貴族」自任。
秦政夷有原則有形態之貴族反對者，實有利於無原則無形態流氓無產者。順民免於列國諸侯征伐之苦，必受率土王臣「無所逃也」之苦。歷史似有能量守恆定理，不容免費午餐存乎其間。
封建已廢，以順民專制主義為國本，流氓無產者與士大夫爭國運，即「歷史的選擇」「歷史必然性」化身。直至全球大春秋時代挾外力降臨，始有重新選擇機會。「我們通過選擇我們的神明，來選擇我們的命運。」
骰子尚未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