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群眾的逃跑相應，第五次反「圍剿」期間，開小差成為困擾紅軍的重大問題。這一狀況的出現，本身應為蘇區一系列問題反映在紅軍中的結果，其對紅軍造成的傷害不可謂不大。
戰爭環境下，雖然紅軍嚴明的紀律與組織保證了紅軍旺盛的戰鬥力和團結精神，但開小差的現象在各個階段都不可能完全消滅。初期，隨著革命形勢的起伏，隊伍中開小差的比率起落不定。蘇區鞏固後，嚴重的開小差問題則主要由大規模擴大紅軍引起。早在1930年底，毛澤東在吉水東塘調查時就注意到：「本鄉先後共去了七十九個人當紅軍，都是鼓動去的。但最後一批四十六人中，有四五個人哭著不願去，是勉強去的。」[91]擴紅已經不能保證完全自願。而且，「好些新兵到了分派到各師團去施隊時，他們才知道是要他們當紅軍」。[92]由於參軍本非完全自願，開小差也就很難避免。1931年底，紅三軍團第三師發現：「特務一連長、師部副官參謀、傳令排長是黨員，開小差走了。」[93]不過，這一時期，無論是擴紅中的強迫還是開小差，都還只是個別現象，尚處可控狀態。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央蘇區兵員需求越來越大，擴紅的困難也在加重，鄧穎超寫下其參加擴紅會議的親身經歷：
徵求黨員自動當紅軍，首先由參加人（中局及縣委）發言解釋鼓動，繼由出席黨員大會紅軍學校黨員發言鼓動與歡迎。第一次鼓動發言後，回答是靜默沉悶，繼之二次鼓勵，依然是靜默沉悶，三次四次，經過半小時的鼓動工作，終無一人來報名當紅軍！最後即提出不當紅軍的原因的問題來討論，很久很久，才在百卅餘人中，湧出一句「因為沒有執行優待紅軍十八條」一句回音來。此外就再無他語了。[94]
大規模擴紅雖然有反「圍剿」戰爭客觀需要的成分，但當時也有人指出，由於蘇區人力有限，合理調配人力十分重要。1933年初，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曾提出：「機械的規定……要擴大多少紅軍，這是不好的」，強調：「地方武裝頑強的鬥爭，對整個發展的配合與對主力紅軍行動配合的力量，勝過出三百紅軍送到前方的主力。」[95]這應該說是針對蘇區實際並集數次反「圍剿」戰爭勝利的經驗之談。
蘇區民眾具有濃厚的宗族、鄉土意識，參加地方武裝、在家鄉保衛自己，許多人十分積極，但離開家鄉參加紅軍，卻被不少人視為畏途。蕭克回憶：「農民想的是打土豪分田地，即便拿了槍，也只願意在本地活動，不願遠出，也不大願當大紅軍，大概這就是所謂『土共』（敵人報紙輕視地方黨員和農軍的貶詞，我們有時也詼諧地借用）的特點。」[96]蕭克的說法在當年的報告中得到證實：「一般農民乃至一般黨員若叫他在本地當赤色隊，打團匪土匪，他為著保護自己還很勇敢，一說到調他當紅軍，他就不願意。」非常明顯反映這種地方意識的是：「他們的逃跑關係紅軍的出發地，例如紅軍長汀打仗，永定籍的紅軍就逃跑。」[97]固然蘇維埃政權應該盡力宣傳打破地方觀念，但一定時期內對現有事實的承認也是制定政策不能不考慮的因素。正如羅明指出的：
在敵人進攻比較緊張當中，應先抓到這個時機來擴大獨立師、獨立團和其它地方武裝，先解決目前緊急的打擊敵人進攻的問題，從這樣的地方的緊急動員中來提高地方武裝和群眾的鬥爭情緒，從中來擴大紅軍……這是適應群眾的鬥爭的情緒和目前的鬥爭的需要，不是什麼對地方主義的投降。[98]
不片面地追求主力紅軍的擴大，而是通過多種方式因地制宜地盡可能地增加蘇區的地方武裝力量，這是當時蘇區人力、物力資源十分有限背景下相對有利的選擇。當時報道反映：福建寧化「曹坊群眾自動要求加入游擊隊打裡田、四堡的反動派；中沙群眾要求加入游擊隊打水西、安遠司反動派，鞏固中沙政權。而區委的同志不能抓緊群眾的要求來解決這個問題，再進行各方面的詳細的解釋工作，只是很死板的『到模範團去』，所以中沙的動員用欺騙的辦法，結果到了寧化城完全開了小差，反而阻礙了擴大紅軍」。[99]
在看到羅明的地方性視野有其成立基礎的同時，還應指出，擴大主力紅軍終究是紅軍的必由之路。如果沒有主力紅軍的建設，僅僅願在家門口作戰的武裝難逃烏合之眾之譏。因此，中共中央對羅明建議的拒絕乃至批判雖失之褊狹，但不能認為羅明的方案就可以使一切迎刃而解。問題的核心不在其他，關鍵還是巨大的兵員需求和緊缺的人力供給之間的落差，而這又是由戰爭的嚴酷性所決定的。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蘇區突擊擴大紅軍達到11.2萬多人。[100]超常規模的擴大紅軍，伴隨的是普遍的強迫，蘇區各地都存在「『開大會選舉』、『鄉蘇下條子』、『以沒收土地恐嚇』、『指派』、『拈鬮』、『受訓練或守犯人』、『前方不好可以請假』、『以電筒乾糧袋□子』……等方法來強迫、命令、欺騙、引誘、收買群眾去擴大紅軍」。[101]其結果帶來了十分嚴重的開小差問題。1933年底，僅瑞金一縣逃兵就達到2500人，經過強制突擊並槍決、捕捉部分屢次逃跑者後仍有八九百人。[102]據紅軍總政治部1933年11月的統計，「一軍團補充區域到十一月十五日集中到區的是一六六三人，到補充師的只有七二八人，路上跑了九三五人。這兒還沒有計算在鄉村報了名根本未集中以及從鄉到區逃跑的人數。大概算起來我們只集中了報名人數中的十分之三、四」。[103]新戰士到部隊後的情況也不樂觀：「一軍團補充師在十二月份二十天內，共逃亡一三八名，占新戰士百分之十，洗刷的老弱與階級異己分子十二名。三軍團補充師從八月到十二月份上半月共逃亡八七九名，占新戰士百分之十五，洗刷的老弱殘廢六九七名，階級異己分子九名，佔百分之十二。五軍團補充師從九月到十一月份共逃亡七八八名，占新戰士百分之廿五。」[104]
開小差現象出現於從徵集兵員到部隊服役的各個階段。一是在報名和集中過程中就有大批開小差的：「長汀模範團因為是被欺騙加入工人師，到瑞金集中時只剩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開小差走了。」公略動員2400多人參軍，結果中途開小差的就有千人。「寧化模範團成千人送博生沿途開小差只剩二百餘人。」[105]1934年5～7月，第一補充師逃跑317人，第二補充師逃跑44人，第三補充師逃跑265人。[106]二是集中到部隊後，仍然有相當多的人開小差。1934年9月，紅五軍團第十三師因逃亡、生病減員達1800餘人，幾乎佔到該部總人數的1/3。紅一軍團在1934年7月根據不完全的材料估計，逃跑的也「達二百餘人」。[107]三是反覆開小差情況嚴重。福建上杭才溪區的共青團員王佳，「在紅軍中逃跑了五次，也做了五次的新戰士」。瑞金黃安區有一個人先後開小差六次，後又被徵召，且被任命為排長，「幾乎把一排新戰士都斷送在他手上」。[108]四是軍官和老兵也加入逃跑行列：
江西全省動員到前方配合紅軍作戰的赤衛軍模範營、模範少隊在幾天內開小差已達全數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過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僅是隊員，尤其是主要的領導幹部也同樣逃跑，如勝利、博生之送去一團十二個連，而逃跑了十一個團營連長，帶去少隊拐公傢伙食逃跑。永豐的營長政委也逃跑了，興國的連長跑了幾個，特別是那些司務長拐帶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109]
正規紅軍出現開小差同時，地方游擊隊逃跑現象也相當嚴重。1932年下半年江西出現多起地方武裝逃跑反水事件：「於都整個一排人的叛變當靖匪；宜黃獨立團一連政委領導三個士兵叛變投白軍；樂安獨立團三十一個士兵的反水到勇敢隊裡去；會昌獨立團……有一連整個在連長政委領導之下，企圖投到廣東去當土匪；寧都城市的赤衛軍裡面大批流氓靖衛團的重要分子，混在裡面被反革命領導暴動，包圍縣蘇，佈置罷市，繳東門外少先隊的槍。」[110]「宜樂黃陂新游擊隊排長政委於十二月廿一日帶所屬人槍廿餘，藉打土豪為名，降了崇三都敵人，以後接連又是東陂新游擊隊一百餘人在八都去投降敵人。」[111]由於開小差者人數眾多，對其開展工作也相當困難，龍巖、瑞金等地「都有開小差的同志聯合起來與政府對抗」。洛口「地主武裝及小差團」甚至合作攻進洛口街市，而「黨政機關人員逃避一空，毫無應付辦法」。[112]
開小差問題的日益嚴重，除各地為完成擴紅指標進行強迫命令，造成民眾的牴觸情緒外，各種各樣的利益衝突也是導致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從地方來看，相當部分地區對開小差現象沒有予以充分重視，由於人力緊缺，各地常常在工作中把開小差人員作為有經驗的骨幹加以重用。江西、福建都有地方政府「替紅軍請假、寄路票給紅軍回家」，甚至「拿排長、隊長官銜作引誘」，逃兵「可以擔任當地重要工作」。[113]地方游擊隊為提高自身的軍事水準也有意留用部隊中開小差者，這些人員在「福建三分區游擊隊中佔十分之七」。[114]同時，有些地方政權負責人「自己的老弟、兒子、侄兒等逃跑躲避而包庇他們，因此其它的隊員也都跟著逃跑躲避」。[115]更有個別地區乾脆把逃兵作為生財之道：寧都湛田區「政府賣路票給紅軍開小差」。[116]正如王稼祥激烈批評的，某些地方幹部「沒有採取必要的辦法對付那些組織逃跑的領導分子，與屢次開小差的『專家』，相反的甚至有少數分子還在地方機關中工作，在軍事部工作，在赤衛隊當幹部……大大的阻礙了紅軍的擴大與鞏固」。[117]
從紅軍本身看，隨著隊伍的迅速擴展，部隊訓練和政治工作常常滯後，相當程度上影響到部隊建設。由於文化基礎差，政治訓練的作用難以充分發揮，部隊政治程度仍然較低：
在三師全師黨的代表大會中，舉行了一次政治測驗，受測驗的人都是黨內活動分子，測驗的結果是：有把羅章龍認為現在中國革命重要領袖的，有把蘇聯和英國當為殖民地的，有把反帝大同盟當為反革命組織的，有主張反對游擊戰爭的，有不知道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三省的。最驚人的有好幾個連政委都把國際聯盟當作全世界革命的參謀部。[118]
同時，部隊也存在一些不良現象，包括「不到操不上政治課不識字不做牆報宿娼爭風打架上酒館」，「各部隊都有許多嫖娼的，賭錢的，抽鴉片煙的」。[119]一些地方游擊隊質量尤其難以保證。寧化縣獨立游擊支隊營「內容腐敗，吃大煙、嫖姑娘的很多，紀律鬆弛」。[120]福建莆田游擊隊更為荒唐，「因沒有錢吃飯，化裝反動軍隊去搶商店，結果給農民繳去槍六枝，被捕隊員七人」。[121]雖然，總體上看這只是個別現象，但仍反映出一支紀律嚴明部隊的建設需要持之以恆，不可能一蹴而就。
討論開小差問題，還有一點不能不說到的是紅軍生活的艱苦。根據地初創時期，紅軍通過打土豪可以籌集大筆款項，隨著打土豪財源的枯竭、根據地經濟上的困窘，紅軍經費日益緊張，供應短缺的問題日益嚴重：「紅軍是完全沒有儲糧，單靠雜谷吃飯的士兵，每月只有三元的伙食費。在今天米（每元七升）與食品價高的時候是很苦的，大多數不獨衣裝成問題，並且半數以上的士兵連草鞋都沒有而赤足作戰的……士兵願當赤衛隊而不願當紅軍。」[122]中共報告中也痛心地承認：「士兵生活苦到萬分。」[123]在戰爭背景下，加入紅軍隨時面臨著犧牲的危險，又要承受艱苦的訓練和生活，不少人望而生畏，閩西報告：「一般群眾到紅軍去都為了生活艱苦而不去。」[124]當年的檔案文件清楚記下了民眾的所思所想：
過去第四軍回到閩西，只永定一縣就不少農民自動加入紅軍，後四軍到江西去，經過幾個月都請假回籍了，他們在群眾中傳達紅軍的生活如何艱難，我們去動員群眾加入紅軍，他們首先就是障礙，無論怎樣解釋他們都不願意再當紅軍，反轉說，你們沒有當過紅軍，哪裡知道，我自己當過紅軍此系知道得清楚……每次徵調紅軍，出於自動加入的，可以說是沒有的。[125]
艱苦的生活，使部分加入紅軍者難以承受，有逃兵承認：「紅軍每天要走一、二百里路，我們實在拖不得。」[126]王稼祥等也意識到：「紅軍生活這樣艱苦，與士兵的逃跑自然是有關係的。」[127]
應該承認，在蘇區的現實環境下，相當部分新加入的紅軍並沒有非常清楚的政治觀念，老紅軍李林寫於1940年代的一份思想匯報作為原生態的材料，頗值一讀：
本人出身農民，小時候在（也）受苦。家中無錢讀書，十二歲在家耕田，幫人放牛。到十六歲至十八歲，這時候的思想就不想在家受苦，幫人放牛心裡都想悲脫（背著）出來當兵，後來我母親設法我跟我叔叔（繼父）做小生意。當時我就不願意跟我叔叔在一塊，因為他經常打罵我，我不願跟我叔叔做事，經常想出來當兵，面（免）以和我叔叔吵罵。以後紅軍來到我家，就參加本地游擊隊有半年。後來被地方反動搗亂了，那游擊隊分散了。我有（又）找正式部隊，來時我母親不讓我出來當兵，以後隊伍開在我家過時，我就跟隊伍走，我母親就躺在路邊哭。當時看到那樣哭，有（又）回去了一次，安慰我母親不要著（生）氣，我到外面不會吃虧，有人會幫助，叫她在家放心。同我母親說這些話，我母親都不讓我出來，後來我就不管家的事情好壞。這就是我出來的思想情形。
……
到部隊後的思想沒有什麼表現，後來就加入共產青年團員。加入共產青年團後，人家告訴我說，加入青年團為無產階級謀利益，到共產主義社會。以後就有人問我，為什麼要加入共產青年團？我就照上面跟照（著）說：要為無產階級謀（利益），打土豪分田地。開始對於這些瞭解還不清楚。後來在黨內受到教育才懂得些。
一九三四年三月加入青年團，三六年在定邊轉黨……一九三四年在一方面軍一軍團電台當護員，那時候的思想有吃就算了，其他不管。[128]
讀到這一段文字，一個老紅軍質樸的形象可以說呼之欲出，其實，這樣的思想經歷為很多人所擁有。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描述的無數個成長中的「馬鈴薯」組成紅軍這一事實，就可以理解艱苦環境下出現開小差等問題的不可避免性。
另外，從地域因素看，贛南、閩西偏處一隅，歷史上經歷戰亂較少，民眾從軍熱情不像長期經歷戰爭地區那樣高。籍貫湖南的鄧文儀回憶，他出外當兵時，「大多數親友都很稱讚，並且輪流請飯餞行」，[129]這種現象在贛南、閩西很難見到。林彪曾將江西和湖南相比，談道：湖南你再說不行，湖南人他願意當兵。我們這個隊伍到湖南就擴大了隊伍。我們隊伍一到江西，沒有一個江西老百姓願意當兵。我們到福建，福建當然有蘇區，但是也沒有一個人願意當紅軍。[130]
中央蘇區發展過程中，尤其是第五次反「圍剿」期間出現的紅軍、游擊隊出現的開小差現象，是蘇區一系列社會政治難局下形成的困境，根源在於戰爭的殘酷和蘇區人力資源的缺乏。中共中央指導方針的失誤固然加劇了這一現象，但只是導致問題出現的諸多因素之一，不能要求其承擔起全部的責任。這一點，在赤白對立現象的形成發展過程中，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