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中央蘇區出現的群眾成規模逃跑事件，是蘇區發展過程中積累的一系列問題的集中顯現。
群眾逃跑在蘇區初創時期也有出現，贛東北蘇區初創時，「因經濟發生恐慌，常有逃亡」。[63]當時或是出於國民黨長期負面宣傳影響下對中共和紅軍的不理解、恐懼，或是對國民黨軍可能的報復行為的擔心，或是蘇區本身政策的失誤，蘇區或多或少有過部分群眾逃跑。尤其是肅反的錯誤，曾造成群眾短時期的恐慌和逃跑。1932年湘贛蘇區報告，上猶縣「營前一區逃跑了三千餘群眾到白區去」。[64]不過總的來看，蘇區穩定後，廣泛涉及各種成分群眾的大規模集中逃跑的事件較為少見。而且，還有群眾往回流動的，毛澤東《興國調查》中提到：「因為革命勝利，彭屋洞早先去泰和耕田的農民這時候回來了十二個人，因為泰和那邊還沒有革命，聽到興國革了命，有田分，都回來。」[65]
中央蘇區群眾集中逃跑始於1933年下半年，首先從邊區的萬泰、於都、連城等地開始，並迅速蔓延。這一問題的出現，查田運動是直接導火索。何長工根據其在粵贛工作的經驗談道：「在地方工作中，實行了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限制中農發展的錯誤的土地政策，使部分群眾發生動搖，根據地邊沿地區出現了一個短時間的部分群眾『外逃』的現象。」[66]早在運動大規模展開的初始階段，一些地區就出現逃跑問題，樂安招攜「在幾天之內有幾百群眾隨同富農地主跑到白區去」，尋烏、會昌等縣在運動中查出的地主、富農紛紛「乘夜逃上山，實行土匪生活」。於都段屋、嶺背、城市、寨下面等區「查出的地主土豪富農有三分之二乘著天雨水漲，星夜乘船順水而逃，浸死頗多」。[67]同時受到查田亂劃成分影響，部分查田運動中尚未遭打擊的普通民眾也開始逃跑，勝利車頭、河田、仙霞觀等區「少數群眾同下贛州城」。贛縣長洛、大埠、白露、良口、大田等區「少數群眾逃到白區」。[68]隨著運動進一步展開，觸犯中農、貧農的運動擴大化現象加劇，原來的貧農、中農大批被劃為地主、富農，弄得人人自危，逃跑面迅速擴大，形成「成群結隊整村整鄉」[69]逃跑的惡劣局面。於都「嶺背區特派員亂打土豪，故意將中農當地主打，造成群眾恐慌和逃跑」。[70]萬泰縣窯下區郭埠鄉不顧貧農團會議許多人反對，強行將一人劃為富農，結果二三天內群眾「就走了一大批」，由於該縣普遍存在「工作人員亂打土豪，把貧農中農當做地主富農」的問題，群眾逃跑十分嚴重，「塘上區有群眾約六千人，逃跑的在二千人以上（一說二千三百人，縣委報告是一千八百人），而且大部分是男子。」[71]資溪縣由於「發展查田運動」，「十餘天來，各區群眾向白區逃跑現象日益發展，從一鄉一區蔓延到很多區鄉，從數十一批增加到幾百以至成千人一路出去，從夜晚『偷走』變而為明刀明槍的打出去，殺放哨的，甚至捆了政府主席秘書走。」[72]
查田運動誘發群眾逃跑，同時由於受到封鎖，資源匱乏，當時的中共中央又缺乏應對危機的能力，高指標和政治威脅相結合，形式主義和強迫命令成風，進一步傷害了群眾的感情，加劇群眾逃跑現象。信康縣牛嶺區工作人員拿公債「挨屋挨戶去攤發，使得群眾不滿意……少數落後的貧苦工農分子，跟著富農去反水」。[73]1934年1月至3月，於都禾豐區就有600餘群眾逃跑。[74]尋烏1933年初被國民黨軍短暫進攻，在恢復尋烏時，「全縣反水群眾有八千三百三十六人（以澄江、尋城為多），階級異己分子約佔百分之三十」，當時報告在談到這一現象時客觀承認：
大批的工農群眾所以被敵人領導反水的原因，雖然是由於反革命的欺騙作用加強，但是過去尋烏群眾階級鬥爭沒有深入，肅反工作不注意，工作方式命令欺騙強迫的結果，便利於敵人的欺騙恐嚇，而使大批的工農群眾脫離黨及蘇維埃的領導多是主要原因。[75]
由於戰爭的持續進行，蘇區人力資源短缺問題凸顯，巨大的兵員指標和蘇區人力資源形成極大反差，為完成高額的擴紅指標許多地區不得不採取強迫的辦法，萬泰縣「冠朝區在一個會議上強迫一個反帝同盟主任報名，不報名就罰苦工當伙夫」。[76]由於此，逃跑成為民眾躲避擴紅的一種方法。於都「大部分模範赤少隊逃跑上山，羅凹區十分之八隊員逃跑上山，羅江區有300餘人逃跑，梓山、新陂、段屋區亦發生大部分逃跑，有的集中一百人或二百人在山上，有的躲在親朋家中」。該縣新陂區密坑鄉「精壯男子完全跑光了」。[77]
擴紅運動中發生的種種極端行動造成干群間關係的嚴重緊張，瑞金白鷺鄉「二十餘名模範隊員舉行反動暴動，捆去區委人員三個，殺傷一個」。[78]寧化縣群眾除以逃跑表示消極對抗外，還有公開反抗的行動，以致上級派出的突擊隊「嚇得不敢出鄉蘇門口」。[79]對此，中共中央曾作出檢討，坦承過失：「群眾逃跑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我們蘇維埃政府領導上的錯誤。我們許多區鄉蘇維埃的工作人員，不論在推銷公債，擴大紅軍或收集糧食方面都採取了嚴重的攤派與強迫命令的辦法，任何宣傳鼓勵、解釋說服的工作也沒有。」[80]這樣的批評當然不是信口開河，竭澤而漁的做法實在也得不償失，對此無論中共中央還是地方的實際執行者，應該都不會不清楚，只是面對兵員需求的巨大壓力，他們實在也是左右為難。
不僅僅是普通民眾，第五次反「圍剿」期間，在工作遇到困難或國民黨軍進攻時，蘇區幹部開小差、逃跑現象也相當普遍：宜黃、西江、泉上負責肅反的裁判部長「公開的投降白匪」。甚至有領導群眾逃跑反水的：「樂安、萬太、廣昌、代英、門嶺、公略都發生過這種現象」。[81]福建為培養地方武裝領導幹部開辦的訓練班，學員均經過各地選拔，相對較為可靠，但仍出現大批逃跑，「第一期地方上調去訓練的差不多逃走了十分之六」。[82]隨著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蘇維埃政權處境不斷惡化後，幹部反水事例更多。1934年1月，「武平梁山鄉主席於正月間叛變，並帶去梁山游擊隊十三名，步槍十三支」。[83]3月，於都禾豐區「二百餘群眾，在少共區委組織科長的領導下，帶著鳥槍梭鏢等武器逃跑」。[84]8月，「洛口區群眾二百餘在該區反動的區宣傳部長、糧食部長、鄉主席等的欺騙壓迫之下向頭陂逃亡」。[85]
生存是民眾的第一要務。由於國民黨的封鎖及前線供應的需要，後方生活日益緊張，生存受到嚴重威脅，民眾不得不自尋生路，這也是出現逃跑的原因之一：
四十歲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陸續地跑出蘇區，到國民黨區投親靠友。有時搞到一點什麼東西，也偷著回來一兩次接濟家裡。因為他在家裡實在是難以生活下去。農業上那些地方都是山地，種植業不發達，有的連種子都沒有，又缺少食鹽，基本的生活都沒有辦法保證。而我們也沒有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這種逃跑現象各縣都有，特別是那些偏僻的山區裡面，跑起來人不知鬼不覺。[86]
當時蘇區之外也有人觀察到：「彼方物質缺乏，蓋亦足為離散群眾之一原因也。」[87]
1933～1934年蘇區出現的群眾集中逃跑現象，和當時中央領導錯誤指導有密切關係。查田運動、肅反、發行公債、借谷及擴紅運動中的一系列問題釀成了蘇維埃政權與群眾間的緊張關係。當時中共中央領導人缺乏在政權、集體、個人間尋求利益平衡點的意識，一味強調無條件服從，誇大思想鬥爭的作用。時在湘贛蘇區的蕭克深有體會地談道，1934年7月，湘贛蘇區面臨國民黨軍壓迫，被迫向井岡山地區尋求退路，結果卻很不理想：
由於「左」傾路線的錯誤，曾在這裡實行過過左的社會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損害富裕中農利益，對反水群眾不注意爭取，對知識分子也以其成份作去留使用的標準等等。這樣，就增加了我們工作中的困難……我們當時想恢復井岡山，可是我們上去後，連留在山上老百姓大部分都躲起來了。[88]
就在蕭克說到的同一個月，在赤水、大寨腦一帶作戰的中央蘇區紅軍發現，這裡不少群眾「加入刀匪，在板橋、在良田用石頭打紅軍殺哨兵，摸哨等……因此戰區糧食較為困難，而要由三十里許的驛前及六十里許的小松運來供給」。[89]由於上述問題的嚴重性，以致毛澤東在二蘇大報告中特別強調：「關於赤白對立問題，群眾逃跑問題，食鹽封鎖問題，被難群眾問題等，必須根據階級的與群眾路線，很好的給予解決。必須把造成赤白對立與群眾逃跑的原因除掉了去。」[90]魚水關係變成了貓鼠關係，多年後讀至此也不能不讓人痛心。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雖然當年年輕的中共領導人在艱困局面下，沒有表現出駕馭危局的足夠能力，導致社會政治危機叢生，但他們並沒有試圖掩蓋問題，也一直在尋求解決的辦法，正由於此，作為後人，我們還能從中共留下的文件中體會到當年危機的嚴重。這種負責任的坦率態度，值得後人予以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