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力資源
由於國民黨軍在第五次「圍剿」中採取持久作戰方針，而中共面對國民黨軍的堡壘策略和壓迫式戰法，選擇了留在蘇區的應戰之路，這意味著一場大規模的持久消耗戰不可避免。對於一場雙方在戰略上已沒有多少懸念的戰爭而言，戰爭資源對雙方勝敗有著關鍵性的影響。雖然，中央蘇區經過數年的發展，已擁有一定規模，但當國民黨開始從戰爭資源上尋求突破口時，中共佔據的一隅之地和有限資源仍然無法真正與南京政府抗衡。中共自己在當時就承認：「照物質上的力量比較起來，白軍真可以兩三個月『蕩平赤匪』。」[1]而其高級幹部在日後也談道：「我們中央蘇區最後不能堅持而被迫萬里長征，除了路線錯誤之外，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們財政的枯竭，人力物力財力的枯竭，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2]「根據地人民竭盡全力，也不能保證及時供應，這也是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之一。」[3]
在消耗作戰中，人力資源是決定戰爭成敗的重要一環。作為全國廣大區域控制者，南京政府充足的人力資源可保證其兵力來源無憂，而中央蘇區地域有限，且位於人口稀少的山地地區，數量上處於絕對劣勢。
中央蘇區的人口，沒有準確的統計數據。1932年上半年，由於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南京政府「剿共」軍事全面收縮，中央蘇區空前發展，據此時中共方面的報告，江西蘇區「居民有二百四十五萬以上」。[4]不過這只是一個粗略的估計。從區域角度看，當時整個贛南區域（即今贛州市轄區）人口為200多萬，屬於中央蘇區者占面積一半左右，估計人口在百萬以上。同時蘇區面積還延伸到贛中、贛東一些地區，這裡有數十萬人。兩者相加，江西蘇區人口應在200萬人以上。如果分縣細加衡量，根據可以搜集到的材料看，江西幾個主要蘇區縣寧都、瑞金、廣昌三縣蘇維埃革命前人口分別為322480、310000、110000人，[5]會昌縣215406人，[6]這四個縣共有95萬多人。但應該注意的是，蘇維埃革命開始後，這裡的人員變化很大，1932年5月的統計，寧都為204651人，瑞金、會昌均為24萬餘人，[7]寧都、瑞金均大幅減少，會昌有所增加。紅軍長征後的統計分別為161240、200000、68000、154404人，[8]僅相當於革命前的50%、64.51%、61.82%、71.7%。以長征後總人數除蘇維埃革命前總人數，三縣長征後總人數只相當於革命前的60.9%。這些傷亡有些是在第五次反「圍剿」期間產生的，第五次反「圍剿」前如以80%計，上述四縣人數為76萬餘人。1930年代石城全縣人口13.6萬餘人。[9]於都境內並存著兩個縣，勝利縣人口15.33余萬，於都縣人口19.1余萬。[10]贛縣蘇區人口近20萬。萬泰8萬人。這幾縣相加也為76萬。再加上信豐（1932年底的報告蘇區人口為31300多人[11]）、永豐（蘇區、半蘇區人口110200餘人[12]）、安遠（1928年安遠縣共有人口175720人，1935年安遠人口116062人[13]）、宜黃、尋烏、南豐、黎川等部分蘇維埃化的縣份，將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前後江西蘇區人口定位於200萬人以上應屬適中。
在江西蘇區空前擴大同時，1932年由於十九路軍入閩，紅軍在福建採取收縮戰略，閩西蘇區面積有所縮小。1933年6月，紅軍組成東征軍入閩，改變十九路軍入閩以來紅軍在閩西的防禦和被壓縮趨勢，蘇區面積又有擴大。閩西蘇區基本區域為長汀、連城、永定、建寧、泰寧、寧化、上杭、武平等數縣。迄未發現蘇維埃時期詳細的人口統計資料。根據1940年的統計，閩西數縣人口是：長汀195000人，連城104999人，寧化121488人，武平152471人，上杭193837人，龍巖136930人，清流56143人，永定166714人，明溪34942人，建寧56856人，泰寧47737人，這些縣人口總計1267097人。[14]據1947年的統計，閩西數縣人口是：長汀198200人，上杭196188人，永定171486人，龍巖141632人，武平141125人。[15]兩個數據比較，相同的縣份人口僅有緩慢增長，1940年代初的數據雖可能比之蘇維埃時期略高，但還是有相當的參考價值。上述縣份除長汀、上杭等外，轄境不完全屬於蘇區範圍，另有部分蘇區地域不在上述縣份。出入相抵，閩西蘇區總人口當在百萬左右。閩西蘇區的人口數據，還可從區域面積人口數加以推算。閩西地廣人稀，1926年人口密度為82人/平方公里，1935年下降到56人/平方公里。[16]當然在第五次反「圍剿」開始時，這個數據應該會高一些，以此和閩西蘇區萬餘平方公里的實際面積相乘，得數也在百萬左右。江西、福建兩蘇區人口總計僅過300萬之數。[17]
有限的總人口背後，還有不能不正視的人口比例的失調。蘇區建立後，經過連年「圍剿」與反「圍剿」的征戰，青壯年資源損失巨大。當時有材料顯示，經過累年的輸送軍隊，1933年初中央蘇區樂觀的估計「尚有七十萬壯丁」。[18]為準備第五次反「圍剿」，紅軍又大舉增兵，1933年5月，江西擴大紅軍26520人，興國一縣即達5638人。5月至7月，總計擴大紅軍約5萬人。
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後，由於出現重大人員消耗，雖然兵源已十分有限，紅軍仍不得不繼續增兵。自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央蘇區擴大紅軍的總人數為112105人。其中1933年8月擴大6290人，9月擴大5868人，10月擴大2214人，11月擴大1958人，12月至1934年1月擴大23258人；1934年2月擴大5865人，3月擴大3344人，4月擴大2970人，5月擴大23035人，6月擴大29688人，7月（至15日止）擴大2457人；其他擴大5467人。[19]這還不包括各級政權工作人員、工廠工人、前後方伕役等，除去不能參加紅軍的地主、富農及病殘人員，大部分可以參加紅軍的青壯男子實際都已被征發。據國民黨方面佔領蘇區後的調查，臨川、南城、南豐等縣壯丁人數均不及全體人口的20%，南城只佔15.49%，[20]這些只是蘇區的邊緣區域，中心區域的比例更低。興國第二區第一、二兩保共720人中，壯丁只剩下67人。興國第二區原有3萬人，紅軍長征後統計只剩1.3萬人。[21]這其中，固有些是逃亡未歸者，但大多數是由於軍事、政治因素的減員。瑞金、興國等縣僅在後方充任伕役人員死亡數即達百人以上，其中年齡最大者為64歲。[22]
毛澤東1933年底在興國長岡鄉和福建才溪鄉的調查，也證實了當時蘇區兵源窮盡的現實。興國長岡鄉全部青壯年男子（16歲至45歲）407人，其中出外當紅軍、做工作的320人，占79%。才溪鄉全部青壯年男子1319人，出外當紅軍、做工作的1018人，占77%。[23]近80%的比例，已是可征發人員的極限。當然，長岡和才溪是先進鄉，不完全反映蘇區大多數地區的狀況。更具普遍意義的數據顯示，1934年年中，中央蘇區「紅軍家屬的人口一般的佔全人口的一半，在興國、瑞金、太雷、楊殷、上杭等有些區鄉已達三分之二」。[24]石城全縣人口13.6萬餘人，其中參加紅軍者16328人，[25]這在蘇區尚不能算是很高的比例，寧都全縣人口273652人，[26]其中男性138779人，女性133872人，有56304人入伍，參軍比例達到全體男性的40.58%，絕大部分青壯年都參加了紅軍。大量青壯年男子投入前方，耗去了蘇區最寶貴的人力，同時繁重的伕役負擔對留在後方的農民和幹部也是沉重壓力，像福建壽寧縣就有「赤衛隊一千多人脫離生產」，導致「農村破產（無人耕田種山，糧食恐慌）」。[27]寧都「固村、梅江發生不去當運輸的打他的雞子，竹窄嵊、丸塘鄉用捆綁的辦法，東山壩，特別是洛口，不去當運輸的罰苦工，禁閉；城市、洛口無力擔扛的抽擔架稅，出二毫三毫十毫不等」。[28]好在蘇區婦女許多都是天足，可以承擔相當一部分任務，第五次反「圍剿」期間，「運糧食，抬擔架基本上是婦女」。[29]
青壯年男子基本離開土地後，農村勞動力嚴重缺乏，1934年4月，興國縣的紅軍家屬達61670人，[30]留在後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殘。雖然蘇區中央努力動員更多婦女參加田間勞動，並加緊「調動地主富農舉行強迫勞動」，以最大限度地「節省我們工農群眾自己的勞動力」，[31]但勞動力缺乏仍然成為突出問題。主要因勞動力缺乏，蘇區出現大量荒田，長汀水口1932年間「一個區荒田有五千七百擔」。[32]1934年初，整個中央蘇區荒田達到80萬擔，「單在公略一縣，就有二十八萬擔」。[33]勝利等縣的統計數字也相當驚人，到1934年6月，沒有蒔禾的田地「勝利有三萬四千餘擔，萬太有二萬五千餘擔，洛口吳村區有一千五百餘擔，博生梅江區二千餘擔」。[34]
由於後方勞動力缺乏，蘇區中央制定的優待紅軍家屬規定難以正常執行，有些地區紅軍家屬由於缺乏勞力，土地被迫棄耕。1934年春耕中，「全蘇區大約有二三萬擔紅屬的田荒蕪著（瑞金全縣紅五月底止，約有二千七百餘擔田未蒔）……原因除了當地耕田隊的消極怠工以外，有些地方確實是因為勞動力缺乏」。[35]萬泰縣的劉士進，「兩個兒子都當紅軍，分到的六十二擔田，前年已荒了十擔，今年又荒了六擔……現在有好久沒有米吃」。[36]汀州紅屬由於田地荒蕪，1934年夏收前缺糧者達到1575人。[37]長汀河田區「紅軍家屬有因得不到幫助與優待而做了叫花子」。[38]勉強能夠執行優紅條例的地區，也是不堪重負：「瑞金隘前區，據區土地部的報告，那邊每一勞動力每月要幫助紅軍家屬做十六天工。」[39]如此緊張的勞力使幫工時間和質量都難以保證，瑞金紅軍戰士回家後看見家屬困境「竟有出眼淚的，同時後方同志看見也就不想去當紅軍了」；[40]紅軍家屬的窘境，既影響到前方將士的士氣，也使本來就十分困難的擴紅工作更形緊張。
人力缺乏對擴紅工作影響至巨。由於前線出現大量犧牲，不斷補充紅軍在所必需，但後方人員補給可選擇餘地愈來愈小，在此背景下，紅軍動員工作開展艱難：「一般黨團員對擴大紅軍工作是很消沉的，自己也怕當紅軍。」[41]從1933年下半年開始，每月的擴紅指標都難以如期完成，1934年5月，一貫勉力走在前面的江西省只完成計劃的20%。[42]這種普遍難以完成計劃的情況，雖然當時蘇區中央一再以「沒有具體的開展反機會主義的鬥爭」等加以解釋，但客觀看，人力資源的異常匱乏無疑是主要原因：「上杭縣才溪鄉，共有二千餘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擴軍突擊後，鄉里只剩下壯丁七人，還要進行突擊，這當然不現實。」[43]「太雷縣青年男女可以加入少隊的只有6135人，而省隊部規定它發展到8千人。後來龍崗、石城也發生同樣現象。」[44]這種屢屢出現的發展指標大於實際人數的狀況，當然絕不能僅僅用所謂工作失誤解釋。
一方面是前方需要大量補充，另方面是後方已經羅掘一空，擴紅難免不陷入強迫命令的窘境。於都軍事部長陳貴公開說：「不用繩捆，有什麼辦法擴大紅軍？」[45]對普通群眾，有的地方「不去當紅軍的就封他的房子」。[46]寧化縣擴紅時，強迫成為主要方式：
城市少共市委組織科到群眾家去宣傳當紅軍，如發現家裡動員對像不在家時，便認為是逃跑了，是「反革命」的了，於是甚至把其家屬捉起來。石碧區個別鄉召開擴紅動員大會時，群眾進入會場後，即把門關上，開會動員後讓群眾「報名」，不肯報名的人，便不准他離開會場。方田區軍事部長把不去當紅軍的群眾，派人用梭標解到區蘇去。[47]
擴紅的壓力使各級幹部日子也不好過，許多幹部因完不成任務遭到各種各樣的處罰。勝利縣「硬要全體幹部去當紅軍，結果『你不去我也不去』，以至走到『連幹部都上山躲避逃跑甚至個別的自盡的嚴重現象』」。[48]江西「龍崗少共縣委宣傳部長到一個支部去開會，什麼都不說，只一聲命令，支部書記限三天完成突擊，否則殺頭，結果這個支部書記找不到出路吊頸死了」。[49]擴紅中出現的問題，張聞天當時就有充分的注意：
擴大紅軍工作中，強迫命令是常見的事，如若誰一次開了小差，那就非綁起來不可……這種命令主義，在黨的領導者與黨員同志中間也是常常發生的，曾經為了要支部同志報名當紅軍，支部書記將支部同志整晚關在會場上不放的這種奇怪事情……擴大紅軍中間，如若我們完全採用強迫命令的方法，那必然是群眾的登山，群眾的反抗。[50]
可是，在軍事緊急而人力又嚴重不足的狀況下，要保證前方的兵員供應，巧婦又如何能奈無米之炊。
普遍存在的強迫擴紅大大影響了紅軍的素質。在擴紅過程中，為完成指標，地方經常是「胡亂收羅」，各地擴紅「很少注意對質量的選擇，只是為著湊人數亂拉，以致擴大新戰士，婦女小孩要佔五分之一，甚至有地主、富農等階級異己分子」。[51]於都工人師徵召的三千人中，老人、孩子有122人。[52]集中到部隊中的人員情況也不樂觀：興國模範師成立時，5161人的成分為：成年占65.8%，青年占34.2%，上了歲數的成年人佔大多數。[53]福建上杭1932年10月擴大紅軍567人，其中31歲以上的120人，18歲以下的86人，兩者相加占總數的40%。[54]這一比例隨著蘇區的不斷擴紅還在增高。紅軍總政治部1934年4月統計，紅軍戰士中16歲以下的占1%，40歲以上的佔到4%，相當部分人員在30～40歲之間。[55]這些人多已有家累負擔，體力也不如青年人，以其為主組成的軍隊，凝聚力和作戰力無法不受影響。
由於戰鬥損失巨大，大量老兵以及指揮員戰鬥減員，許多新兵來不及必要的培訓就不得不投入前線，對部隊戰鬥力也有很大影響。國民黨方面資料記載：紅軍「缺乏訓練，且多新兵，常畏縮不前」。有些新兵「僅訓練六天，即被解到前方，補充、參加作戰」[56]。蔣介石則觀察到：
現在匪軍的精神與從前完全不同，據投誠的土匪說：他們監視軍隊的政委，也不比從前那樣認真了！從前匪內一般政委，的確自己能夠上前督率，自己能夠身先士卒，不怕死。但是這一般政委，到現在大半都打死了，而新來的一般政委，精神和能力都不夠，稍微遇到一點危難的時候，他自己就恐慌的了不得。[57]
中共方面有關記錄也不避諱訓練不良的事實，高虎腦戰鬥中，戰鬥在前線的紅三軍團四師新兵眾多，「許多人還不會投擲手榴彈」。[58]時任紅五軍團第十三師師長的陳伯鈞在部隊發生逃跑問題後也總結道：「幹部太差，我們派去的工作人員不幫助解決實際問題。」紅十三師戰鬥力應屬中上，但大量的新兵補充使其進行射擊練習時，「成績非常不好，十人就有九人脫靶」。[59]由於缺乏訓練，「個別部隊在作戰中因傷亡（主要是因疾病和掉隊）而損失的人數有時竟高達百分之五十，而在老部隊中『正常』減員在百分之十到二十之間」。[60]
隨著反「圍剿」戰爭的進行，蘇區不斷被壓縮，這使本來就異常缺乏的人力供應雪上加霜，與此同時，為準備即將到來的戰略轉移，蘇區中央又於1934年9月提出一個月內擴充3萬紅軍的目標。[61]面對這樣奇高的指標，基層為完成任務，除強迫命令外實在難覓他路，而這更加劇了群眾的對立情緒，在紅色首都瑞金已有「群眾大批逃跑，甚至武裝反水去充當團匪，或逃到白區去。瑞金河東區和長勝區都有這樣的事情發生」。[62]對於一個在群眾中生存的政黨和政權，這樣的現象出現，真可謂是幾多傷心、幾多無奈。
（2）物質資源
中央蘇區大部分位於山區，面積在4萬平方公里左右，經濟發展水平較低，近代工業很少，生活必需的工業品多以蘇區出產農產品換取。第五次「圍剿」期間，國民黨實行嚴密封鎖政策後，蘇區物質資源的不足日漸顯露，許多當年曾在蘇區者都能回憶起蘇區物質資源的困窘局面：「紅軍供應困難，吃沒吃的，穿沒穿的，打仗缺乏彈藥，加上長期轉戰，部隊得不到休整，個個都像叫花子一樣」。[63]這其中，莫文驊的兩段回憶頗為生動：
有一天，我師一位團長對他的小勤務員發火，勤務員不高興地說：「你再發火，我明天不給你手巾洗臉！」原來，這位團長已經很久沒洗臉巾了，常借用勤務員的洗臉巾。
一次，我師有一位連長在防禦前沿陣地趁黑夜偷越警戒線，企圖逃跑，哨兵發現後，立即令他站住，他還算聽話，沒有繼續越界……保衛幹部把那位連長押到師部，我親自進行審問：「你是起義過來當紅軍的，由士兵升為連長，組織很信任你，現在生活雖然艱苦，但革命是有前途的，你為什麼要逃跑？」他沒有馬上回答我，只是哭，最後難過他說：「我並不怕死，也不怕苦，但是……」他說到這裡停了一會兒，才慢慢說出事情的經過：「前天早晨，我召集全連戰士訓話時，有幾個戰士指著我的褲子笑，我低頭一看，原來自己的褲襠破了，裂開了一個大口子，露出了下身，感到萬分羞恥，急忙解散隊伍。晚上，睡不著，認為自己不好再繼續擔任連長了，便決定逃跑。現在冷靜一想，真是罪過，後悔莫及！」對這位連長的問題，本應按軍法嚴處，考慮他為革命立過功，且態度較老實，認罪較好，故免除他死刑，判5年徒刑，發給一條舊軍褲，送他到後方服刑。[64]
蘇區物資的困乏局面，實行封鎖的國民黨方面自然最樂意看到。早在第五次「圍剿」之初，他們就報告：「匪軍缺乏食鹽棉衣等物，逃亡甚多。」[65]隨著「圍剿」的進行，其封鎖效果日益顯現，國民黨軍報告中明顯可看到幸災樂禍的成分：「我方封鎖匪區以來，匪方對於生活和給養上，已感受重大的困難，現於俘匪的鳩頭鵠面，衣不蔽體，這已是一幕活寫真了。」[66]
就維持生存最基本的需要而言，糧食和油鹽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中央蘇區所在的贛南屬於糧食略有出超區域，而閩西地區糧食則為入超。不過，贛南的出超有限，且建立在當地農民節衣縮食——「鄉間多用雜糧佐餐」[67]上，基礎不是十分牢固。清人曾寫道：「贛亡他產，頗饒稻穀，自豫章吳會，咸仰給焉。兩關轉谷之舟，日絡繹不絕，即儉歲亦櫓聲相聞。蓋齊民不善治生，所恃贍一切費者，終歲之入耳，故日食之餘，則盡以出糶，鮮有蓋藏者。」[68]福建是缺糧省，缺糧差數達30.3%，閩西也屬缺糧地區，時人有言：「閩西、閩東又多為貧瘠之區，米谷產量甚少，人民素賴甘薯為主要原料。」[69]不過，更加具體的材料則顯示，閩西缺糧尚不十分嚴重，正常年份下，勉強維持平衡尚有可能，下表顯示的是1935年閩西蘇區主要地區所在的第七區稻穀產需狀況：
福建省第七區二十四年各縣收穫稻穀數目及盈虧概況表
從上表看，以盈虧相抵，第七區糧食總體尚略有盈餘。當然，1935年是糧食生產偏好年景，該區人口又大幅減少，不一定有足夠的代表性。正常狀況下，閩西地區糧食略顯不足的判斷應可成立。
贛南、閩西成為統一蘇區區域後，這裡的糧食供應從原來並不寬裕的狀況轉為緊張。尤其軍隊急劇增加，大批人員湧入，戰爭及土地關係的不穩定又影響著生產的發展，使得糧食問題愈益凸顯。
禍不單行，1932、1933年中央蘇區恰逢災年，加上政治變動及戰爭的影響，糧食收成很不理想。1932年中央蘇區各縣糧產量普遍只有正常年份的60%左右（最高的新泉、長勝為76%和75%，最低的興國、瑞金、萬泰、博生都只有50%），[70]1933年雖有增加，但仍未恢復到蘇維埃革命前的水平。蘇區建立後不久，就出現缺糧問題，部分缺糧嚴重地區如富田春荒時「甚至吃草」。[71]到1933年春，中央蘇區開始嚴重缺糧，陳雲在1934年間談道：「去年青黃不接時，因為某些地方缺乏糧食與缺乏全盤及時的調劑，再加上奸商富農的抬價及囤積，曾經威脅了我們。」[72]當時，「許多地方發生糧食恐慌（如博生城市與贛縣、興國個別區鄉），甚至有因為糧食找不到出路的。在博生縣有個群眾吃藥自盡。在興國黃塘區因為兩升米的問題，一個男子把他的兄嫂活埋了」。[73]應該指出的是，這種糧食恐慌不僅出現在蘇區轄境，國民黨控制的贛南區域也有反映，1933年5月，陳濟棠曾向蔣介石轉呈余漢謀的電報：內稱「贛南米荒，因無食而吊頸投河者日有所聞。至金坎、快順、崇義一帶均食泥餅，此泥餅亦售六百一斤，職嘗之為香粉餅。現雖已派彭李兩團到萬安掩護谷船來贛，但以水淺每日只行十里，須月餘才能到達」。11月，又報告：「贛南今秋水旱失時，晚稻收穫僅及往歲十分之三。」[74]可見這一時期災害確實是影響贛南地區糧食供應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