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堅合眾國與大清帝國之間的外交關係持續了一百三十年之久，並為後期關係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事實上，這一國際交往取決於貫穿整個19世紀在東西大陸上與之平行發展的三個歷史潮流。任何外交家及他們所代表的政府都很難改變近代歷史洪流之強大的匯合，他們也只能是順應歷史潮流、到達目的而已。
第一個歷史潮流是大清皇朝的日趨衰落。像以往兩千多年中的許多朝代一樣，它也照例是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繁榮昌盛、和平穩定後衰敗的。它的日趨衰退一方面充分地表現為清朝統治階級的驕狂自大、頑固不化、愚昧無知及腐敗墮落，另一方面是窮苦百姓的不斷起義暴動。為了應付西方的挑戰，清人只能是舊瓶裝新酒，進行一些浮光掠影的「改良」，幾乎產生不了什麼鼓舞人心的結果[1]。這乃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大悲劇。同時，它成為中國歷史的固定背景，一切歷史的表演都離不開它。
第二個歷史潮流是在亞洲不斷上漲的歐洲擴張主義洪流。無論中國人或美國人作出什麼樣的反應，這洪水一如既往向亞洲大陸深處流淌，直到各擴張主義列強精疲力竭，或是創造一種勢力均衡的形勢[2]。來自中國的抵抗勢力，不管是啟蒙的改良主義者，還是目不識丁的義和拳，皆非重要因素。在中美關係的發展中，無論是好是壞，美國都很少與中國進行直接交往，而更多的是與其他列強進行有關中國的交涉[3]。
第三個歷史潮流是美國的邊疆政策跨越太平洋向中國的緩慢移植。它以言過其實的傑弗遜理想主義為起點，以漢密爾頓的商業主義而告終，並決定著美國的殖民主義者、商人、傳教士以及在國內或海外的外交家和「老中國通」的含蓄和公開的行為[4]。它也使太平洋兩岸的「約翰·中國佬」（譯者註：此系西人對華人之蔑稱）受害不淺。所有這些都植根於「締約前期」。
「締約前期」的中美關係
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前，兩國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繫，不過，美國殖民者倒是消費了大量的中國茶葉。這彷彿是與鴉片貿易相反，這種中國商品經過東印度公司進口到美國殖民地。這種無害商品的過多供應最終導致了在波士頓的一場武裝起義[5]。儘管美國的獨立戰爭從未被稱為「茶葉戰爭」，但正像英國的鴉片在中國所引起的後果一樣，由東印度公司進口的中國茶葉導致了武裝起義，並由此產生了美洲十三個殖民地的獨立。
1784年美國獨立戰爭結束不久，也許更多的是出於感情因素而不是商業原因，這個新獨立的國家向中國派出了第一艘船「中國皇后號」。美國駐華的第一位商人領事蕭三畏（Samuel Shaw）隨船來到廣東，並載回了第一批未經英國中間人之手的茶葉及其他商品[6]。
中美貿易的發展是緩慢的，但很穩定，特別是在歐洲商人被拿破侖戰爭重創的18世紀末葉[7]。儘管美國商人在1812年的戰爭中有過一段不景氣，但他們在幾十年裡賺了相當可觀的利潤，僅次於英國。他們甚至涉足於臭名昭著的鴉片販運走私，與英國壟斷主義者展開激烈競爭。值得慶幸的是，19世紀30年代後期鴉片貿易的不景氣，竟意外地使美國商業公司免於更深地捲入到1839——1842年那場惡名遠揚的鴉片戰爭中[8]。
鴉片戰爭前的美中商業關係是使雙方都心滿意足的。那時，廣東是唯一向西方商人開放的貿易港口，中國所有的貿易都是由為數不多的幾家壟斷商行控制[9]。六十年來中美未簽過任何商業條約，而據記載也未發生過什麼事故。當中英鴉片戰爭爆發時，美國人對中國人是深感同情的。對許多美國人說來，鴉片戰爭是「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發動的最不正義的戰爭之一」[10]。
戰後，在華的美國商人甚至反對美國政府與中國簽訂商業條約的舉動，因為中國政府已經自願將英國靠戰爭手段所取得的一切貿易優惠權都給予他們。和中國簽訂這麼一個不必要的條約只能損害中美貿易的發展。因此，當泰勒總統派遣第一位美國特使凱萊布·顧聖（Caleb Cushing）來廣東洽談簽約之事時，美國商人對這一活動群起而攻之。不過傳教士們對簽約大加讚賞[11]。
由顧聖和清朝欽差大臣耆英簽署的《中美望廈條約》實在是一個毫無必要的條約。它只不過是再一次確認了中國已經給予美國的優惠權，如五口通商、治外法權、協議關稅等。但是，美國也同時從該條約中獲得了中國給予的最惠國待遇，這是大清帝國首次給外國這種待遇，中國政府還保證該條約可在十二年後修正，這一待遇是英國與華談判中未提出過的[12]。
中國外交政策的兩次循環
繼1844年簽訂《望廈條約》之後，中國官員和他們的美國同行在美國南北戰爭前的十六年中都經歷過一段對現代外交的不成熟期。中國的外交政策在道光和咸豐兩代皇帝期間發生了兩次相似的循環。在鴉片戰爭期間，由於道光「僵硬」政策的失敗，導致了十年的「綏靖」。而年幼無知、驕橫自大的咸豐1850年繼位後又重蹈這一悲劇循環之覆轍[13]。
年輕的咸豐皇帝與頭腦簡單的儒家學者、兩廣總督葉名琛一道，立場堅定地反對英國的入侵——正是英國的不斷入侵導致了1856年爆發的亞羅船戰爭。但是，1859年大沽戰役之後，咸豐很快就學會了如何屈從現實。儘管這場小規模的衝突以中國取得了史無前例的勝利而告終，但咸豐意識到了他的根本弱點以及戰爭可能帶來的後果，他情願重新採用最初由耆英和他父親制定的老一套綏靖主義政策[14]。
不幸的是，皇帝此時改變主張為時已晚，他不但喪失了首都，連自己的性命也沒有保住。1860年英法聯軍攻陷北京，不久皇帝本人也在焦慮中死於靠近滿洲邊界的熱河行宮裡。其結果是中國和外國列強1860年在北京簽訂了一系列條約，進一步喪失主權。這些條約內容包括：鴉片貿易合法化；外國船隻在中國內部水域的航行權；在京設立外國使領館，以及中國割讓沿海省份給俄國，包括海參崴港，後被俄國人改名為符拉迪沃斯托克（字意是「鎮東」港）[15]。
此後，由駕崩皇帝的弟弟恭親王帶領的大清官員很少敢對西方列強——特別是大不列顛——再說一聲「不」字了。中國現已被徹底打開了大門，已無力守衛這些開放的門戶。
美國公使中兩條路線的鬥爭
和中國不同，美國的對華政策在內戰前的十六年中，用毛澤東的話說，是經歷了一場「兩條路線的鬥爭」。在1856年皮爾斯（Pierce）政府結束以前，美國人不知道在中國該如何行事。美國政府就簡簡單單地讓駐華的外交官們自己見機行事。這樣，美國的對華政策便在美駐廣東公使中產生了兩條路線的鬥爭。
一條路線是由美第一任駐華公使義華業（Alexander Hill Everett）提出的。1846年10月他一抵達中國，就馬上意識到中國正處於即將成為「第二個印度」的危險之中。作為一名職業外交家，他向國內政府建議「為防止中華帝國被大英帝國完全吞噬」，美國應與其他西方列強，特別是俄法兩國，取得一種「全面理解」，並且「共同」採取行動，以便能夠勸說英國「重新考慮她反對天朝（指清政府）獨立的計劃」[16]。
這一秘密急件其實是最早包含「門戶開放」政策的建議，比海約翰（John Hay）的建議早了半個世紀。儘管義華業的提議沒引起注意，但五位繼任公使繼續堅持他的政策的大致路線，幾乎沒作什麼改動。德威士（J.W.Davis）、馬沙利（H.Marshall）及麥蓮（R.L.Mclane）三位這樣做是出自他們自己的推斷；而其他兩位，列衛廉（William B.Reed）和華若翰（John E.Ward）則是接受了國內政府的明確指示的[17]。
遺憾的是，他們在上任以前沒有一個人瞭解中國，上任後誰也沒在中國駐過兩年以上。最糟的是，由於工作原因，他們彼此從未見過面[18]。所以，儘管他們的建議是一致的，但他們卻制定不出一套可行的對華政策供美國政府採用。結果，他們的建議沒有一個對華盛頓產生過明確的影響，一般是建議人一離開中國，其建議就被擱置一邊了。因此，他們這條政策路線很容易被第二條路線所取代。這第二條路線是由伯駕（Peter Parker）一個人提出的，他雖然斷斷續續地但卻是有效地指揮著美公使館，其時間之久超過他四位前任任期的總和[19]。
伯駕是一位在華的傳教士。由於他能講一些粵語，顧聖、義華業及他們之後的官員常請他幫忙，起初做翻譯，後又任美駐華公使館秘書。在一名美駐華全權委員回國後和另一委員來華之前這段時間裡，伯駕總是任美公使館的代辦。在伯駕本人於1855年8月被正式任命為第六任美駐華全權委員以前，他曾六次被任命為代辦。他任美駐華全權委員兩年[20]。
伯駕的對華政策完全是從傳教士的利益出發，要求異教徒的天朝帝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極端支持英國在遠東的炮艦政策。對他說來，清王朝最好能四分五裂，以便在其廢墟之上建立一個「上帝王國」[21]。
因此，伯駕從一開始就反對義華業的方針。義華業1846年6月在澳門一死，伯駕就完全改變了美在華的立場。這位傳教士出身的外交官與英國人緊密合作，阻止一切在這異教帝國發展美國一個獨立對華政策的可能性。他利用全權委員德威士和麥蓮對中國情況缺乏經驗的弱點，想方設法讓他們服從他個人意志行事；全權委員馬沙利在1853年上海發生天地會起義期間與英國人意見不合，伯駕還採取行動抵制馬沙利[22]。
這位傳教士外交家不僅按照英國人的做法在炮艦上向誠惶誠恐的清人提出無理要求——即使這是一條無用的炮艦，他還認真嚴肅地向華盛頓建議佔領台灣，並與英法結成非正式聯盟以向華發動聯合戰爭[23]。
皮爾斯總統和國務卿馬西（William L.Marcy）對伯駕這火藥味極濃的對華政策吃驚不小，這反而倒使總統被迫親自處理這一問題。這是美國歷史上白宮第一次否決了自己駐華使節的建議，並開始制定它自己獨立的一套政策。布坎南總統（Buchanan）完全同意了他前任的意見，召回了伯駕[24]。
協作外交
伯駕的這段插曲雖然很短，但卻在兩國的外交關係上造成了極大的影響。鴉片戰爭後和伯駕出現以前這段時間裡，清朝曾一度認為美國佬是自己的朋友，在危急時刻可以請他們幫忙。不幸的是，伯駕把清朝人的滿心希望化作噩夢一場[25]。沒有美國人的幫助，耆英的綏靖政策面對英國人的不斷入侵是注定要失敗的，事實上也是如此。耆英的失敗使由徐廣縉和葉名琛領導的一群頑固無知的中國漢族學者應運而生。他們那貌似成功的閉關鎖國政策使道光皇帝誤入歧途，改變了其政策方針，結果以中國在與英法聯軍的戰爭中第二次失敗而告終[26]。
伯駕在美國公使館裡遺留下的傷痕也給美國的對華外交帶來了挫折。當列衛廉和華若翰在英法聯軍與清廷作戰期間相繼被任命為美國全權委員（或公使）時，他們被授命徹底改變伯駕的政策，只保持和歐洲列強的「和平協作」[27]。而這樣做，他們就只好從頭進行一段時期的外交實習。十四年中，美國的在華外交是極端混亂的，後來的使節們繼承的是一個大亂攤子[28]。
列衛廉於1858年締結、一年後華若翰又為之交換批准書的《中美天津條約》只不過是形勢的必然產物。中國人不想進行認真的談判，因為他們知道英國人反正要向中國提出更多的條件，而這些條件也會自然而然地給予美國[29]。缺乏經驗的美國外交官甚至上了英國老牌中國通的當，從新條約中刪去了舊條約（1844）中那值得稱道的鴉片條款——禁止美國捲入鴉片貿易。這樣一來，美國就把英國從一個全球性的尷尬局面中解脫了出來，後來，英國終於設法把鴉片貿易合法化了[30]。
英法聯軍對華戰爭結束以後，正如歷史學家泰勒·丹尼特所指出的，「外國列強已從中國得到了他們想要的一切」[31]，至少是暫時地得到了。基督教列強意識到他們從太平軍那裡是不太可能得到同樣的權益的，而他們又怕在這場持續了十年之久的太平天國革命中清政府垮了台，於是他們把十字架扔在一邊，採取有力措施，幫助異教的清政府大肆屠殺中國的基督教「叛亂」者[32]。
因此，對於中國清朝統治者來說，英法聯軍對華之戰是禍福各半的。由於暫時從一場危險的外國侵略中解脫出來，加之有西方鎮壓太平軍起義的強有力的幫助，清政府於1861年開始了一個內部改革的新時代，即所謂「同治中興」。在少帝同治和他的兩個寡母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的統治下，由思想解放的恭親王領導，中國組建了近代的第一個外事機構——總理衙門，開創了一個協作外交的新紀元[33]。正是在這種協作的形式下，1861年末，林肯總統向中國派出了一個有協作精神的外交官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34]。
由於美國政府正忙於和南方奴隸主打交道，蒲安臣不受其政府嚴厲制度的限制。他在北京度過了四年，不僅學會了用筷子，也精通了他的本職工作。他那外露的正義感、隨和的美國氣質、個人的魅力以及在重大問題上誠摯的建議，使這位美國全權委員成為在北京最受歡迎的外交官。作為報答，蒲安臣似乎已擺脫了白人慣有的反異教徒傾向，這在他的傳教士兄弟們及他們的後代中，整整一個世紀很少有人能做到。因此，雙方的真正瞭解和真誠的互相尊重，使蒲安臣能在北京開始一個中美蜜月。這要比亨利·基辛格在同一地方所做的同樣的事早了近一個世紀[35]。
甚至在羅勃特·李將軍（Robert E.Lee）投降後蒲安臣回國探親時，也看不出他對在舊北京的工作感到任何厭倦的跡象。但是，1867年冬天，華北徹骨的寒冷卻驅使他尋找一個中國的佛羅里達。這可驚動了他的大清主人，特別是總理衙門的文祥，他們擔心他們的這位美國顧問會一去不復返[36]。
「你為什麼不能做中國官方的代表呢？」在一次晚宴上文祥這破例的問題使他的美國朋友吃了一驚。蒲安臣開玩笑地回答說，如果中國皇帝能任命他為「欽差大臣」，並授予他「紅頂子」和「黃馬褂」，他便接受[37]。
依照中國的傳統，這並不是不可能的。照儒家大同世界的思想，使節可以在不同的宮廷之間轉讓[38]。於是，文祥和蒲安臣成了一對完美的搭檔。手續幾天就辦完了，蒲安臣向華盛頓提交了辭職報告，並接受中國任命他為欽差大臣、特命全權公使和派往各締約國的全權公使等職務[39]。
為了完善他計劃好的周遊世界的旅行，欽差大臣蒲安臣配備了一個頗為壯觀的三十名隨行人員，包括一名清政府實習外交官志剛，及一名漢族官員孫家穀。他們都是欽差大臣，不過他們的職位是二等官職。一名英國人柏卓安（J.Mcleavy Brown，英國公使館的中文秘書），和一名法國人第商（M.Deschamps）被補充到使團裡當秘書。這支19世紀清政府首次派遣的五花八門的外交使團於1867年底開始了他們的行程[40]。蒲安臣正式的第一站是華盛頓。用他自己的話說，「七年前」，他離開華盛頓時是「美駐華官員，現在又以中國駐美官員身份回到美國」[41]。
隨後他與國務卿西華德（William H.Seward）於1868年7月28日簽訂了帶有他名字的《中美條約》（譯者註：該條約又稱《蒲安臣條約》或《中美續約》），但這比起欽差大臣率領著五光十色的第一個中國代表團穿行在紐約和波士頓大街上所出的風頭來確也遜色了[42]。該條約大半是仍舊生效的前一條約的重複，但新條約的確有一些有關中國向美移民方面的重要條款。兩國同意共同阻止惡名昭彰的「苦力貿易」，允許在兩國之間不受限制地自願移居；為了監督商務和移民，美國各城市都將建立中國領事館[43]。
1868年《中美條約》的簽訂的確使蒲安臣的「協作外交」達到頂峰，但是不久人們就大失所望了。蒲安臣死後才十八個月（他死於訪彼得格勒期間），美國就關閉對中國移民開放的大門，並完全廢棄了這一條約，兩國的關係到了破裂的邊緣[44]。
門戶關閉政策
《蒲安臣條約》中的移民條款最早是由國務卿西華德起草的，他強烈主張開發太平洋沿岸。西華德贊成不限制中國向西海岸移民，希望該地區能得到大量廉價而有效的勞動力[45]。不幸的是，他的如意算盤與那時的反華情緒格格不入，這種情緒尤其在太平洋地區愈演愈烈。農場、工業，尤其是正處在緊張施工狀態的太平洋中心鐵路都迫切需要中國勞動力，但是民主黨的勞工組織者們被中國人在勞力市場上的競爭力搞得驚恐不安，他們強烈抵制中國勞工[46]。
所以，從19世紀50年代初起，加利福尼亞的政客們便設法對中國工人徵收各種形式的捐稅，在加州的財政收入中，這些佔了很可觀的一部分。所有中國移民都不授予公民權。中國人不光受到法律的歧視，還要遭受肉體上的凌辱。從1855年到《蒲安臣條約》的簽訂，據記載發生了兩百六十二起嚴重的排斥華工事件，包括對華工的個別或集體屠殺[47]。
《蒲安臣條約》簽訂不久，加州的民主黨人提出了一個種族問題，並選出了一位民主黨州長，這使排華運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潮。隨著白人種族主義上漲，「中國佬的機會」迅速下降。1877年沙地反華工集會（譯者註：Sandlot anti-Chinese meeting，指舊金山市郊沙地上擁護反華工運動者的集會）之後，種族問題成了所有政客競選時的一個基本口號。在1880年的競選年度裡，共和黨和民主黨在他們的黨綱裡都寫有反對華人移民的各種口號。其結果是，《蒲安臣條約》徹底變成了一紙空文[48]。
為了對付美國對該條約的踐踏，通常是反應遲鈍的大清政府這次卻採取了一系列震驚世界的報復行動。1875年，總理衙門向華盛頓派出了第一個駐美特使[49]。這位中國官員陳蘭彬是個傳統的儒家學者，可是他的助手容閎受的卻是美國教育。容閎1856年畢業於耶魯大學，是中國第一位受過美國教育的人[50]。因此，這位中國官員和他的助手建議國內政府堅決捍衛條約權。遺憾的是，總理衙門所能做到的只是個口頭抗議。而美國執意要破壞《蒲安臣條約》[51]。
然而，迫於其對手美國的強大壓力，總理衙門於1880年9月同意和華盛頓簽訂另一條約，專門解決中國移民問題。在這個新條約中，中國政府承認美國政府有權「管理、限制或終止中國移民」，但不能「禁止」華工入美，尤其是對那些已在美國的或正在美國探親的華工[52]。
但是，美國國會不久又將新條約變成一紙空文。1882年5月6日，國會不顧阿瑟總統的否決，通過了一項決議，規定十年之內不許華工向美移民，禁止各州向華人提供公民權[53]。這就是國會通過的一系列「反華工法案」（總稱為「排斥華工法」）的第一個[54]；1884年7月該法案又得到進一步修正，加進了新的限制[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