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遠航是我國和亞洲航海史上光輝的一頁。研究鄭和不可不注意明以前我國的海上活動。汪大淵是元代著名航海家，可謂鄭和的前驅之一，著有《島夷志》。《島夷志》書中所述，系汪大淵出海訪問的記錄。
汪大淵在其《〈島夷志〉藪後序》說，他「至正己丑」（1349）經過泉南時，適逢吳鑒奉命續修《清源郡志》，因汪大淵知外夷事，故應邀著《島夷志》附於《清源續志》之後。後來汪大淵又在南昌刊行是書，「以廣其傳」。入明後，書名被改為《島夷志略》。
汪大淵自述其書中所記「山川、風俗、風景、物產之詭異，與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遊覽，耳目所親見。傳說之事則不載焉」。元代張翥在為其書所寫序言中表示：「非親見不書，則信乎其可徵也。」（註：蘇繼廎校釋：《〈島夷志略〉校釋》，中華書局，1981年，第1頁。張翥，元末文人，曾任職翰林院。《元史》卷186有傳。）故而吳鑒在另一篇序中說，「以君傳者，其言必信」。（註：同上書，第5頁。）汪大淵本人的自述和吳鑒、張翥兩位元人的讚辭對後人有很深的影響。《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71《史部地理類四》將《島夷志略》與各史外國傳和古代其他海外志書相比，說「諸史外國列傳秉筆之人，皆未嘗自歷其地，即趙汝適《諸蕃志》之類，亦多得之於市舶之口傳。大淵此書皆親歷而手記之，究非空談無徵者比」。
西方學者多肯定《島夷志略》的價值，但柔克義對汪大淵是否真正到過其書中所提到的個別地方，如馬魯澗、麻呵斯離持懷疑態度。（註：《通報》，1913年，第475頁及以下。馬魯澗，柔克義比定為麻裡兀，即今土庫曼斯坦馬裡（Merv），不確，當為蔑刺合（Maragha），今伊郎哈馬丹；麻呵斯離，柔克義勘定為今伊拉克摩蘇爾（Mosul）。）查《島夷志略》「暹」條云：「至正己丑夏五月，降於羅斛。」（註：同上書，第154頁。）至正己丑即1349年，此年冬汪大淵已在泉州寫書。據其生年推算，此年他並未出洋，故有關暹國降羅斛事，亦得之傳聞，而非親見。
關於其海外經歷，汪大淵在《〈島夷志〉後序》說，他「少時嘗附舶以浮於海」。（註：同上書，第385頁。）張翥至正十年（1350）在《島夷志略序》中對汪大淵的海外經歷有重要補充，他說「江西汪君煥章，當冠年，嘗兩附舶東西洋」。（註：同上書，第1頁。）煥章為汪大淵字。古時男子年20而冠，「冠年」指20歲。換言之汪大淵曾兩度搭便船出東西洋。
汪大淵在《島夷志略》「大佛山」（位於今斯里蘭卡）條中提到，他於「至順庚午冬十月十有二日」（1330年11月22日）「卸帆於山下」。是年應即汪大淵的「冠年」，由此倒推汪大淵當生於1310年或1311年。
汪大淵並未詳述他的兩次航海經歷。《四庫總目提要》卷71《史部地理類四》認為汪大淵出海在「至正中」。《四庫簡明目錄》卷7《史部地理類》因襲此議，清丁丙《善本室藏書志》卷12亦持此說。至正（1341—1368）為順帝年號，「至正中」當指14世紀50年代中葉。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第9章附合此議，區別僅在於把「至正中」改為「至正間」。這些看法與上引《島夷志略》中「大佛山」條「至順庚午冬十月十有二日」的日期顯然不符，足見四庫館臣、丁丙和馮承鈞均未細讀《島夷志略》。
柔克義是最早注意到汪大淵的出洋時間問題的西方學者。他根據上引《島夷志略》中「大佛山」的記載，認為汪大淵二次出海中的一次在1330年。（註：《通報》，1913年，第475頁及以下。）此說顯然較上引諸說勝出一籌。法國學者伯希和（Paul Pelliot）在柔克義的基礎上進一步推測，汪大淵的第一次出洋事在1329年至1331年間，或1330年至1331年間；第二次航海事在1343年至1345年間。（註：蘇繼廎校釋：《〈島夷志略〉校釋》，第396—399頁，附錄13《伯希和記〈島夷志略〉》，見第399頁。）
蘇繼廎是我國現代對《島夷志略》作過詳細研究的傑出學者。他對汪大淵兩次出海的時間的推測與伯希和大致相近，第一次出洋在「公元1330年（元順帝至順元）」，歸國在「公元1334年（元順帝元統二）」夏秋間。（註：至順為元文宗年號，非順帝年號，這裡蘇繼廎有誤。）其第二次出洋在順帝至元三年（1337），而歸國在順帝五年（1339）。（註：蘇繼廎校釋：《〈島夷志略〉校釋》，第10頁。）
綜上所述，《島夷志略》「大佛山」（位於今斯里蘭卡）條中「至順庚午冬十月十有二日」（1330年11月22日）是一條極為重要資料。此條當出自汪大淵的海外筆記。至順庚午即至順元年（1330）。此年五月份以前仍沿用天歷年號，稱天歷三年。足見汪大淵此次出洋必在五月改元之後，故在海外才可能使用剛改元的至順年號。伯希和有關他首次出海在1329年之議未考慮此點，似嫌不足。對比元代至元十八年（1281）元使臣楊庭璧出使南亞，於正月啟程，至三月因風阻停於今斯里蘭卡，旅途花費三個月。如汪大淵亦以同樣方式直航「大佛山」，則自福建啟程約在1330年8月底。但8月正值夏秋相交之際，北風尚未起，福建海舶此時不可能出航南海，故並不能以此簡單倒推。
汪人淵自述他「少時嘗附舶以浮於海」；張翥則補充說汪大淵「兩附舶東西洋」均在「冠年」，足見其兩次出洋均在青年時代。由是觀之伯希和與蘇繼廎有關他第二次出海時間的上述推斷，似有疑問。
如上所述，前人對汪大淵出海外活動的研究集中在他出洋的時間上。本文擬集中討論他出海的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