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七年（1762），琉球國王派遣耳目官馬國器、正議大夫梁煌為正副使，向中國朝貢。當年十二月初六，使臣乘坐貢船兩艘，統領官伴水手一百九十九名，攜帶硫黃一萬二千六百斤、紅銅三千斤、白剛錫一千斤從琉球開船，二十九日到達福建。一行人於乾隆第二年正月初八日被帶進內灣。正月十五日福建布政使派人驗明使團身份、檢查攜帶的物品後，把一行人安頓在館驛休息。一次朝貢活動，就此展開了。
為了顯示中華泱泱大國的雄厚實力，也為了懷柔遠人，清朝對琉球使團的接待標準相當高，成本高昂。康熙二十七年（1762）議定「琉球國入貢，正、副使，每日供給羊一、豬肉三斤、牛乳一鏃、各鵝一、雞一、魚一、寂乳二斤、酒六瓶、清醬、醬各六兩、燈油二兩、茶一兩、鹽一兩、面二斤、菜三斤、醬瓜四兩、醋十兩、香油一兩、椒一錢、每五日蘋果、梨共五十枚、花紅七十五枚、葡萄、棗各五斤；使者、都通事，每日各雞一、豬肉二斤、面一斤、菜一斤、酒一瓶、寂乳一斤、清醬二兩、醬四兩、香油四錢、燈油二兩、茶五錢、椒五分、鹽一兩，從人，各日給豬肉一斤八兩、菜各二兩、鹽一兩、共給酒六瓶、燈油十二兩；王舅下通事（謹案該國入貢，多以王舅充使），日給豬肉三斤、寂乳一斤、椒五分、鹽一兩；通事、護送官，各日給豬肉一斤，從役，各日給鹽五錢。」「正副使、書狀官，白米；以下人員均給好米」。雍正時期又規定，每年從六月十五日起到七月十五日止，「外國使臣每日各送香瓜一擔」[3]。使臣一個人一天能吃掉一擔瓜、一頭羊、三斤豬肉、一隻鵝、一隻雞嗎？更不用說同樣超大量的主食、酒水、水果、點心了。
琉球使團除貢品外，還攜帶了大量商品到中國來做買賣。在正月二十三日福建官府上奏請求照例對琉球貢船免稅的清單中，琉球貨物有：牛皮兩百張，豆醬一萬兩百斤，豆油一千斤，鮑魚一萬八千四百五十斤，鮭醬八千八百斤，魚翅四千九百斤，海帶菜十一萬四千五百斤，螺殼八千七百四十斤，此外還有木耳、海參、雞腳菜、石
、燒酒、銅罐、刀石等共二十一件。一共奏請免稅款二百二十六兩四錢五分五厘七毫五絲。雖說是朝覲乾隆，但琉球使團在之後的大半年都在福建展開貿易。直到七月，福建巡撫才給馬國器等二十人辦完手續，並派人護送貢使及貢物進京。而兩艘貢船和使團的大多數人留在福建繼續做生意，兩個月後交易完成，才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九月底乘船返回琉球。他們隨船購買了大量中國商品，福建海關給他們免稅銀二百九十七兩零余。
那一邊，馬國器等人在當年年底到達北京，清朝政府自然對琉球使團優待有加，慇勤款待，學習中國禮儀，覲見乾隆皇帝。乾隆照例賞賜琉球國王：錦八匹、織金緞八匹、織金紗八匹、織金羅八匹、紗十二匹、緞十二匹、羅十二匹；正副使臣：織金羅各三匹、緞各八匹、羅各五匹、絹各五匹、裡綢各二匹、布各一匹；都通事：緞五匹、羅五匹、絹三匹；從人：絹各三匹、布各八匹；留邊人員彭緞袍各一件。事實上，官方舞台上的活動可能並非使團的主要活動，更讓他們在意的還是做生意。朝貢之後，中方允許外國使團在下榻的館驛「開市」，而且「不拘期日」。琉球使團就能銷售隨身攜帶的本國商品以及販運來的福建商品，同時也購入北京的商品。當年，戶部就專門匯報「琉球國王奏請購買生絲事」。乾隆恩准琉球每年可以購買生絲五千斤、二蠶湖絲三千斤。
當時就讀北京國子監的琉球官派留學生有四個人，其中兩人先後不幸病逝，中國官府出銀兩百兩安葬在通州張家灣，並各給家屬撫恤金二百兩。剩下的鄭孝德、蔡世昌二人學成歸國。清朝以都通事的級別賞給大綵緞各二匹，裹各二匹，毛青布各六匹；二人的跟班也賞給毛青布各六匹。禮部還出面宴請了兩位留學生一次。之後，二人隨貢使一同南歸回國。乾隆二十九年（1764）正月，禮部派人護送琉球使團回閩。當月，琉球國也派出接貢船，二月初到達福建。接人的人反而有八十多人，比要接的人還多，而且也攜帶貨物。貿易之後，兩撥人在七月初秉風長行回國。至此，一次完整的朝貢才算結束。
不消說，「貿易」二字在整個朝貢活動中扮演了重要作用。我們能從上述朝貢活動中捋出三條貿易途徑來。首先，中國一直對朝貢採取「薄來厚往」的原則，以示恩惠懷遠。對方進貢後，中國一般按照貢品市場價格的八倍到十倍給予賞賜，等於是花八倍到十倍的錢來「購買」貢品。而貢品為該國土產，本低於中國市價，之間獲利極豐。因此，琉球等國「朝貢」的熱情很高，常常不按定例以各種名義來貢。如琉球國官生在國子監學習肄業歸國後，琉球國要附進謝恩貢；皇帝恩賜匾額（甚至「福」字），琉球也進謝恩貢。清朝則希望「照章辦事」，雍正年間規定謝恩不遣專使。但是，琉球使團仍會額外到來，清朝便將物品抵作下屆正貢。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貢使攜物至，清朝令延為下一次正貢；但兩年後（乾隆二十三年），貢使又捧著貢物來了，清朝只好再次把它順延為兩年後的貢物。
除了吃貢品和賞賜的差價外，在朝貢幌子下有兩條免稅的正規貿易渠道。一條是琉球使團中的大多數人並不參與朝貢，而是留在福建貿易。他們銷售貢船攜帶的貨物，並收購中國特產回國。蘇門答臘胡椒在產地每斤十文，在中國市價為每斤三貫；而琉球船隊所運之胡椒在中國售價每斤三十貫，利潤高達三千倍。暹羅盛產蘇木，琉球中轉蘇木的市價是暹羅商人販運蘇木的兩倍。琉球使團有時攜銀不下十萬兩，利潤可想而知。使團攜帶歸國的貨物規模也相當驚人。以乾隆三十二年（1767）為例，計有：中綢兩千二百七十匹，土絲七百二十斤，斜紋布五百零一匹，粗冬布一千六百零二匹，粗夏布一千八百三十七匹，粗藥材三萬零四百二十斤，冰糖五千五百斤，胡椒四千八百五十斤，毛邊紙三萬三千一百二十張，連史紙七千七百二十張，色紙三千六百張，壽山石九百斤，油傘兩千二百五十二把，茶葉二萬一千七百四十四斤，細瓷器兩千八百三十七斤，粗扇三萬三千二百五十把，白紙扇九百五十把，簸箕七萬四千二百五十個，牛經線兩千七百五十五條，線香一萬一千二百斤，粗瓷碗一千九百二十五斤，砂仁一萬一千一百斤，水銀三千一百斤，此外還有胭脂、雄黃、蜂蜜、皮鼓、漆器、沉香、玳瑁、布衣、蛇皮等。如此之多的商品的頻繁進口，就是滿足全體琉球國民的購買需求也綽綽有餘。有人推測琉球從事中國商品的轉口貿易也是在情理之中。明清兩代，中國官府多數時候都實行嚴格的海禁，不准中國人出海貿易。這就給琉球的中轉貿易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海外國家需要的中國商品多數是依靠琉球轉販，琉球商船轉販達十餘國，贏利極豐。
第二條免稅的貿易渠道是朝貢使團在北京展開的商貿活動。琉球使團在福建購買北方稀缺物品，再購買北方特產回南方販賣。這一來一往，沿途由中國政府護送，貨物無憂，不用擔心物流成本。利潤少則數十倍，高過百倍者也不稀奇。外國使團館驛開放之日，「胡人持各色物貨日來館中，紛沓如市。該告示榜揭後，門無禁，人皆任意入夾故也。」常年以往，京城朝鮮使館周圍，有專門以朝鮮人為貿易對象的商家，稱為「東商」。琉球使團下榻的會同館附近也有專門的貿易場地。琉球使團就曾因為中國商人拖欠貨款，通過外交渠道要求中國官府出面「追債」。
特殊的地理環境造就了中琉之間特殊的「難民貿易」。中琉隔海相望。喜怒無常的大洋對兩國航運造成了巨大的威脅。雙方常有遇難船隻和百姓漂至對方，逐漸形成了中琉間的「遭風難民」處理方法。乾隆二年（1737）六月規定：「嗣後被風漂泊之船，令督撫等加意撫恤。動用存公銀兩，資給衣糧，修理舟楫，查還貨物，遣歸本國。」遂成定例。琉球難民的待遇稱得上優厚：每人日給米一升，鹽菜銀六厘。回國時再給一個月糧食，並賞給肉食、酒食、布匹、日用雜物等。琉球也積極救護中方的難民和難船，經常派遣專船護送中國難民回國。清政府對之倍加嘉獎。琉球對遭難的清朝冊封船隊更加重視。安置館舍，供給衣食，修理船隻，護送回國，甚至供養中方人員成年累月。中國船隻也會遭遇海難或者遭風漂流至琉球，但數量上總體不及對方。
於是就產生了這樣的情況：遇難的船隻往往是琉球的商船，船隻壞了，但商品完好無缺，清朝政府只好允許這些商品就地銷售，給予免稅優惠。貨物出售後，琉球難民也會購買中國貨物回國。這其中的利潤，也是相當可觀的。至於琉球國護送中國難民回國的船隊，也有貿易的目的。對琉球的護送船隻，中方也給予了免稅貿易待遇。琉球護送船的貿易額要少於貢船的貿易，但數額和利潤也不可低估。海禁造成了中國商品在海外市場的稀缺，也造成了海外商品在中國市場的稀缺，使得涉華中轉貿易利潤豐厚。對難民貿易，一些學者甚至認為其中存在不少琉球難民「有意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