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涉及的政治內容是官員的選錄問題。
最初，中國的官位是世襲的。一個人的家庭出身決定了他的政治地位，王公卿士世代壟斷官職。平民子弟想要躋身官場就必須付出極大的努力，建立驕人的功績。西漢之後，征辟制興起，成為世襲制的補充。朝廷可以徵召地方賢才，官員可以薦舉孝子廉吏做官。征辟制為官場選取了部分德才出眾的官吏。但這樣的操作缺乏透明度，征辟的標準操於權貴之手，得官的人數也很少，對改變平民子弟的政治地位幫助不大。征辟制到魏晉時代被九品中正制所代替，人才被分為上中下三等九個級別，分別授予官職。權貴家庭把持評定，相互攀附，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面，形成了變相世襲的門閥政治。平民子弟的入仕途徑依然窄小，改變社會地位的可能性不大。權力壟斷官位分配，導致大批身體羸弱、不識五穀、畏馬如虎的世族子弟二十歲就能登殿入閣，而普通人家子弟即使才能出眾，年過三十也僅可補為刀筆小吏，從底層做起。這是不公平的，也不利於政治體制本身的新陳代謝。
在這樣的背景下，隋唐科舉制的橫空出世，無疑是歷史的進步。科舉開放了政權，摒棄了出身、地域、年齡等外在因素，只考量個人學識，允許所有人自由競爭。所有想做官的人，只要能通過統一的考試就能入仕；相反，即便是王侯子弟，通不過考試也只能做一輩子平民百姓。這就排除了權力因素的干擾，限制了既得利益集團，在理論上實現了公平公正。同時，考試剔除了那些不學無術的紈褲子弟和碌碌無為的庸才，能為政治體制補充高質量的官吏。這對政治體制的高效運轉和長遠發展是有益的。所以，科舉制設計秉承的公平公正原則和擇才而用的做法，相對之前各項入仕制度有著巨大進步。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從誕生直到1905年的一千五百年間，科舉制在中國雷打不動。隋唐以後，官員選拔的主要途徑是科舉考試。皇帝可以換，王朝可以變，甚至統治民族也在變，但開科取士的做法幾乎沒人變過。它以開放的姿態，高舉公平公正的旗幟，給所有人入仕的希望。希望在，夢想就在，就有大批人甘願困守其中，支持這項制度。
大規模科舉取士，興起於唐朝。唐朝的科舉考試由禮部負責，允許天下讀書人自由報考，州縣地方官員不得阻攔。相對於之後的層層考試選拔，唐代科舉只考一次，最簡單，最直接，讀書人進入官場的程序成本也最低。但是，唐朝的科舉考試與後世不同的一點是，通過科舉考試的進士僅僅是獲得了一個做官的資格，並不能成為正式的官員。要成為正式的官員，進士們還要通過吏部主持的官員錄用考試。只有考試合格了，才能上報皇帝批准，再由吏部授予他正式的官職。通過官員錄用考試，唐朝稱之為「中式」。一個人只有既通過科舉又中式，才能夠邁入官場的大門。
由於唐朝科舉考試處於草創階段，規章制度並不像後世那麼嚴格。比如唐朝科舉考試之初是不糊名的，試卷上寫有考生的姓名、年齡、籍貫等內容。考官在判卷的時候，並不僅僅看考生答卷質量的高低，也要參考考生平時的文章、名聲，甚至要看這個人的家庭出身，主觀因素很大。武則天當政時，為了防止官員徇私舞弊，開始要求試卷糊名。但是吏部的錄用考試，則要進士去面試，申報自己的出身、家世，包括爺爺、爸爸的身份、有無官職等內容。這樣，負責官員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就很大。因此，讀書人在唐朝參加科舉和官員錄用考試，不僅要憑真才實學，還要到處拉名人和達官顯貴推薦自己。考生們紛紛奔走於公卿豪門，向他們投遞自己的代表作，稱為「投卷」。投卷在唐朝是公開允許的，考生向禮部投的叫官卷，向達官貴人投的叫行卷。社會名流達官顯貴如果覺得這個考生真有才華，往往會對其極力稱讚、大為薦舉。
大詩人白居易到長安應試時，就向前輩詩人顧況投遞了自己的詩作《離離原上草》，受到後者的極力稱讚。據說，唐玄宗初期的狀元王維也是投卷的成功例子。王維未滿二十歲就在文壇嶄露頭角，文章聞名一時。當時，太平公主勢力很大，已經暗示當年科舉考試的主考官錄取某某人為頭名。王維晚到一步，就向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岐王李范求情。李范有意抬舉王維，就帶了他去見太平公主。王維年輕英俊、風姿優美，太平公主驚為天人，問岐王：「這是什麼人啊？」岐王回答說：「知音者也。」太平公主就讓王維演奏流行的曲子，王維一曲下來，聲調哀切。滿座之人為之動容。太平公主大為驚奇，岐王李范趁機說：「這個後生不但精通音律，在文學方面也是獨步天下，無人能出其右。」太平公主更高興了，問王維：「你帶了寫的文章沒？」王維早已準備好，把詩卷呈給太平公主。公主讀完，驚歎道：「這些文章都是你寫的嗎？我們常說古人的佳作，原來都是你的作品啊！」於是，太平公主讓王維坐在自己的旁邊，之後又把今年科舉主考官叫來，授意他一定要錄取王維為狀元。於是，王維少年及第，一舉摘取了科舉頭名。
當然，像白居易、王維這樣行卷一次就大獲成功的人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唐朝的讀書人為了能做官，不得不低三下四，到處去求人，到處去投遞自己的文稿，希望得到賞識和薦舉。長安城中，「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舊帽，騎蹇驢，未到門百步輒下馬，奉幣刺再拜，以謁於典客者，投其所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者而不問，則再如前所為者，名之曰『溫卷』。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贄於馬前，自讚曰『某人上謁者』。」（《文獻通考·選舉二》）可稱得上是斯文掃地。
在眾多失敗的投卷者中，最典型的可能要數中唐大文學家韓愈。韓愈出身無名無姓的布衣百姓家庭，雖然從小發奮學習，但歷經三次挫折才考中進士，考中進士以後連續四次參加吏部錄用考試都不合格，困居長安十年。他曾經自怨自歎地說，我想當個九品芝麻小官都成了奢望，想獲得一畝之地的官捨都難以實現。所以說，唐朝讀書人做官雖然簡便、直接，但是普通人家子弟入仕還是相當困難。整個知識界和官場瀰漫著一股請托和攀附權富的風氣。等到韓愈做了大官，又成為文豪以後，他也成了讀書人行卷的對象。有一次，有一個考中進士的讀書人來找韓愈，希望韓愈推薦自己。韓愈就給他出了一個主意，讓他住在長安城裡的某個寺廟裡，表示自己清貧廉潔，然後在某天早晨出門遊玩。這名進士一一照辦。到了那一天，韓愈叫上另一位侍郎，一起去拜訪這名進士，他已經遵照韓愈的囑托出了門，韓愈和那名侍郎大人當然就撲了個空。於是，韓愈提筆在廟門口上大書：「侍郎韓愈、侍郎某某，至此訪某某進士不遇。」由於這座廟在長安的繁華之地，人來人往，這條標語很快就傳遍了整座京城。連兩位朝廷高官、當代文豪親自造訪都找不到的進士，自然是名聲大震，身價陡增。很快，他在吏部的錄用考試當中高中榜首。
唐朝的科舉考試也好，吏部錄用考試也好，主觀性因素實在是太大。整個過程看上去很嚴密，但實際上是一個花架子。到了宋朝，統治者採取了一些措施對科舉考試進行了改革和完善。比如認真執行了武則天時期就實行的糊名制度，在試卷上不准出現考生的任何個人信息；同時建立了謄錄製度。考生用墨筆作答的考試原卷被稱為墨卷。為了防止考官辨認考生的筆跡，或者考生和考官串通後在考卷上留下特定的記號，有專門人員將糊名後的墨卷編號，交給抄寫人員用紅筆重新抄寫一份答卷，新卷子叫作朱卷。朱卷抄寫完畢以後，又有專門的校對人員將墨卷和朱捲進行校對，確認無誤後分別封存。墨卷存入檔案，朱卷交給考官審閱。主考們選定高質量的朱卷後，再根據朱捲上的編號調出墨卷，拆開糊名的封口，查看考生的姓名、籍貫等。這個過程要當眾開封，當眾填寫姓名，當眾放榜公佈。為了防止這一過程再有紕漏，放榜後，各地的試卷還要調禮部複查，稱為磨勘。
宋朝科舉考試的主考官是由皇帝在考試之前臨時任命的。宋太宗任命翰林學士蘇易簡負責當年的科舉考試。蘇以簡接受任命以後，為了避嫌，將自己關在貢院裡不肯回家，也謝絕與外人往來，以示自己的清白、廉潔、公正。從此，考官接到任命後，都要被鎖在貢院裡面，稱為鎖院制。這項制度也成為一項慣例。
唐朝由吏部主持的官員錄用考試，在宋朝也被取消了。讀書人只要通過科舉獲得進士身份，也就等同於獲得了官職。
宋朝對科舉考試的大幅度規範和嚴格要求，大大限制了官僚特權，從效果上來看，基本扭轉了唐朝讀書人行卷行賄、依附權貴的惡行。這就保證了有才幹的平民子弟進入仕途。在宋高宗紹興十八年中舉的三百三十名進士當中，姓趙的皇氏宗親有二十五人，城市出身但未必都是官僚子弟的進士有三十人，其餘將近三百人都是從農村鄉間來的普通地主子弟或者乾脆就是農民子弟。這就大大保證了科舉考試的開放和公正。宋朝的讀書人只要有意當官、能夠通過科舉考試，基本上都能夠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