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道德化思考
（1946年）
衷心感謝通知我獲得歌德獎的賀函。接到這封賀函，感覺和思想上的矛盾，我簡直難以表達其萬一。我請求朋友們讀到我的謝詞時多加寬容。
我接受這一榮譽，你們中一定有人會奇怪，甚至感到不快，事實上，我最初的純直覺反應也是：不接受。除了這直覺的反應，我還有一些考慮，諸如：對一個本已精疲力竭的老人來說，這意味著負擔明顯加重。再就是，這可能給人以我與官方德國和解的印象。事實上，我經歷了這個國家的再次破產，我畢生的作品托付給了它卻遭它毀棄，從這樣一個國家以接受這樣一個獎的形式來作為補償，作為讓步的和解，本來就於理不通，於情有乖。不，在激動之初，我對自己說，即使我寬大為懷，我理應期待德國並要求它的是：為我在戈培爾和羅森伯格時代所受的屈辱恢復名譽；重新出版我的作品，或至少出版一部分；以金錢和麵包的方式作為我工作的酬勞還給我。我完全有這份單純的權利。可是，有權力這麼做的德國已不存在了。而我和這個難以看透的、龐大的、乖戾的民族的關係，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一直是那樣的錯綜複雜，那樣的不平不順，有說不清的恩恩怨怨，也不乏爭端。在我對要不要領獎還未作出決定之前，從德國又來了一大堆辱罵信，我覺得，這些信倒是貼切不過地反映出我和德國這個民族的關係，它的語言是我現實生活的憑借，也是我精神的家園，而我自1914年以來一直注視著它在世界上的政治行徑，越來越加反對，對此我也作出了夠多的評論。
但是，在這些最初的想法尚未真正進入意識的時候，相反的意見也冒出來了。這一榮譽並非由那個已不存在的德國頒發給我，而是由法蘭克福這個富有民主傳統和猶太文化的可愛的老城市發給我的，這個城市自從保羅教堂會議以後深為霍恩措倫王朝所痛恨；而選中我的委員會，其成員歷經希特勒時代艱巨的考驗，他們不但正派，還是真正有勇氣的人物，他們一定也知道，推選我為得獎人，將會再次得罪那些狂熱的民族主義者，那個目前被打敗但絕非已經消失的階層，也就是寫辱罵信給我的那些人。
如果接受獎項意味著得到物質利益，那麼我當然就不該接受。不過，事情並非如此，獎金將留在德國，作為捐贈之用。
對於我們，獎項與榮譽和年輕時不一樣。在得主看來，它們既不是喜事與盛事，也不是他的某種勞績。它們是人們稱之為聲名的，一種複雜的、在大多數情況下充滿誤解的現象的一小部分。它是什麼，我們就應該把它當做什麼去接受，它毋寧是官方世界在面對非官方成就時聊以自解的一種嘗試。雙方所表現的都是象徵性的姿態，是應俗和禮貌的行為。
這一獎項以歌德的名字命名，得獎者從一開始便感到不配與他相提並論。這之前的大多數得獎者肯定也與我有同感。我們這些無寄托時代的孩子，既不能與作為詩人的歌德，也不能與作為人的歌德相比。雖然這樣，我想起歌德關於德國人性格的一些言論時，還是會會心一笑，有時我會想，假若歌德是我們的同時代人，那麼他會或多或少同意我對兩大時代病的診斷的。我認為，我們人類之所以會落到今天這一地步，全拜這兩種精神病所賜：一是技術狂，一是民族主義狂。這兩樣東西決定了今日世界的面貌及其自我意識，賜予我們兩次世界大戰及伴之而來的後果，在它們肆虐完畢之前，類似的後果還會出現。
抵抗這兩種世界病是今天全世界思想界最主要的任務，也是思想界存在的理由。我一生為此服務，我的力量就像是江河裡的一小股波浪。
道德問題，我就談這麼多。對我們年老的人而言，特別當我們過得不好的時候，世界主要是個道德現象，是個道德問題。它的面目時而猙獰，時而恐怖。但是，對於孩子，對於獻身於神的虔誠的人，對於詩人和智者，世界完全是另外一種樣子，世界有千百種面孔，其中包括極為可愛的。如果今天我使用了一點老年人慣常用的權利來大談道德，那麼讓我們不要忘記，明天或後天，不管是生是死，我定又將會是詩人、虔誠者、孩子，而世界和世界歷史對我將不再是道德問題，而會重又是永恆的神性舞台和畫冊。
而我們病入膏肓的歐洲，當它完全放棄了領導和主動的角色時，或許又能夠成為具有高度價值的概念，成為靜靜的蓄水池、高尚回憶的寶藏、靈魂的庇護所，我的朋友們和我至今借“東方淨土”這個充滿魔力的詞所想表達的大致就是這個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