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
菲捨爾作為我的出版人已經三十年了，三十年來，我對他的認識日益加深，認識越深，對他也越尊敬，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對他的尊敬逐漸轉變為傾慕。
我們的交往開始於我居住在巴塞爾的時候，當時我正在寫我的第一本小說。有人將我寫的一本薄書《赫爾曼·勞歇爾》給他看。他讀過後，給我來了一張短箋，要我方便時把新寫的東西寄給他看看。我當時是個不知名的年輕作者，受到這樣一位威望甚高的出版人的注意，自然非常高興。等了相當一段時間之後，我終於寫完《彼得·卡門欽得》，就寄給了他。我在菲捨爾出版社出的這第一本小說獲得了成功，這對他對我都是喜事，因此，我們並不太費事就彼此感到滿意了。後來我慢慢獲悉菲捨爾對於收入不豐的作者認真負責的態度。我有幾次同他詳盡地談埃米爾·斯特勞斯，發現他非常憂慮，很認真地想弄明白，為什麼這樣一位被文學評論界看重的重要作家的書與時好不相投，而我們兩人都認為他是深孚眾望的。我推薦給他的一些作者，他總是盡量公正而謹慎地談他的意見，我很樂意聽他談。當時，我不總是贊同他的意見，對他也常有不滿意的時候，我覺得對我的想法和偏好，他的態度過分冷靜，我提出的建議很難引發他的熱情。我們兩人的差別有時似乎比年齡上的差別還大。不過，久經磨煉後我也改掉了一些粗魯脾氣，除了自己的願望也還瞭解了出版人的工作性質。我看得出，菲捨爾對他的出版社的現況和未來發展都有一定的構想，他有極強的責任感和真正的直覺，知道如何按照構想建設他的出版社。我後來也認識別的出版人，其中也有我合意或敬服的，不過，我的書一直交給菲捨爾出，這一點我從未後悔過。你想在氣氛很好時，一邊和他喝著酒，一邊誘使他答應一個大膽的計劃，根本做不到，而阿爾貝特·朗格或密勒則很可能被說服。不過，和菲捨爾交往，其連續性和信用在別家出版社是找不到的。在事務上我從未煩擾過他，我們之間只有過少數幾次暫時的不協調。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菲捨爾出版社的作風真正可嘉可點，絕對可信賴。出版新書或舊書重版時，出版社不但完全尊重我提的意見以及修改，而且，凡是遇到有爭議的字眼和標點，他們都要仔細向我咨詢。我雖從未到過柏林菲捨爾出版社大樓，卻能夠證明，在這大樓裡，工作一絲不苟，工作態度堪稱楷模，在他們那兒決不會發生諸如信件不回、不仔細讀來信、拖延答覆、答覆不確切或不負責等等令人氣惱的現象。
作為年輕的作者，我信任尊敬年長的出版人，滿意出版社有條不紊的工作，當我們有了為數不多幾次私人接觸之後，這種融洽的關係就逐漸帶有友誼的意味了。這位值得尊敬的年長者把我的事完成得那麼出色，為我擔負了不少我自己不願碰的瑣事。而我很遲才發現他不但負責，也是位可親的人，進一步對他溫和而柔弱且易受傷害的天性有所瞭解。最近幾年，有過好些時候，與他談話或只是在他身旁，我就感到高興和溫暖。他晚年友善的微笑有時真令我心動，他那時聽力已經減弱，在聊天中以微笑代替談話，這微笑顯得無助，可能有些憂鬱，但有時也微露調皮狡詐之意，似乎想表示，重聽有時也可能意味著減輕負擔，意味著有避難所。
帶著這微笑，菲捨爾大叔將永遠留在我記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