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斯本有一定數量的餐館，其中一家外觀體面的酒樓上，有一間標準的餐室，它有著不通鐵路的小鎮飯館所特有的堅實感和家常風味。在這些二樓的餐室，除了星期天，顧客寥寥無幾，你總能遇到一些相貌平平的怪人，那些生活舞台的配角。
有一段時間，我手頭拮据，又想圖個清靜，便成了某家這類二樓餐室的常客。每次我七點左右去那用餐時，幾乎總能看到這樣一個人，起初並未引起我的注意，後來我才開始對他產生興趣。
他個頭很高，身材相當瘦，約摸三十歲。他坐著時背弓得厲害，但站著時沒那麼明顯。他衣著隨便，但不完全算是不修邊幅。他那蒼白無趣的臉上，露出一種飽受磨難的表情，看不到任何趣味，也很難說那種表情暗示著什麼樣的磨難。它似乎暗示著各種磨難：艱難困苦、焦慮和飽經滄桑後的波瀾不驚。
他總是吃得很少，飯後抽一支自己捲成的紙煙。他大膽觀察著其他顧客，談不上有什麼疑惑，而只是出於超乎尋常的興趣。他並未細細打量他們，似乎只是興致使然，無意要分析他們的外在行為或記住他們的外貌體態。正是這點特徵使我對他產生了興趣。
我開始更密切地觀察他。我注意到，某種才氣以某種模糊的方式使他的容貌變得生動起來。但沮喪——冷淡苦楚的鬱積——始終籠罩在他的臉上，所以很難再從他臉上看到什麼別的特徵。
我偶爾從餐館的一個侍者那裡得知，他在附近一家公司工作。
有一天，樓下的街上發生了一件小事——兩個人在互相毆打。二樓餐室的每個人都跑到窗戶邊觀看，包括我和眼下正描述的這個人。我隨口和他說了幾句話，他也同樣附和了幾句。他的聲音遲疑不決，平淡無奇，彷彿因完全沒有指望而變得萬念俱灰。然而，我這樣看我的晚餐同伴，或許是荒謬的。
不知道為什麼，從那以後，我們就互相打招呼了。後來有一天，或許因為可笑的巧合，我們都遲至九點半才去吃晚餐，竟因此而隨便聊了起來。在某個適當的時刻，他問我是否寫作，我說是的。我提到了最近剛剛出版的文學評論雜誌《奧爾弗斯》。他稱讚了它，而且是高度稱讚，這令我大為吃驚。我告訴他，我很吃驚，因為這本雜誌的撰稿人只對少數人說話。他說或許他就屬於少數人中的一個。此外，他補充道，這種藝術對他來說並不完全新奇。他羞怯地說，由於沒有地方可去，沒有事情可做，沒有朋友可供拜訪，也沒有興趣去看書，他通常晚上呆在家裡，在他的出租屋裡寫點東西來打發時間。
他的兩個房間放置著表面奢華的傢俱，無疑，不能不犧牲某些基本物件。他頗費心思地挑選座椅，它們有著柔軟舒適的坐墊。他同樣精選了窗簾和地毯。他解釋說，這樣的室內設計使他能夠“為單調生活保留尊嚴”。以現代風格裝飾的屋子裡，單調生活變成一種令人不安的東西，一種生理不適。
沒有什麼東西驅使他去做任何事情。他獨自度過自己的童年，從未參加過任何團體，也沒有修過什麼學科，從不屬於任何群體。他的生活環境有一種奇怪但又普遍的現象——事實上，或許所有人的生活環境都是如此——按照他的惰性和逃避傾向，被剪裁成本能的畫面和相似物。
他從來不必面對社會或國家的需要。他甚至逃避自己本能的需要。他從來沒有動力去交朋友或談戀愛。在某種意義上，我算得上是他唯一的知己。但即便我總是假設自己與他有什麼關係，他也未必真正拿我當做他的朋友，從一開始我就知道，他需要托付一個人來保存這本他留下來的書。起初，我感到很難辦，但我現在很高興能夠從心理學者的角度來看問題，盡可能將自己當做他的朋友，致力於完成他將我拉進來的目標——出版這本書。
即便在這方面，客觀環境看來竟然對他有利，因為我這種性格的、對他有用的人出現在他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