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寫/記者 武雲溥
攝影/記者 楊傑
2010年05月14日
來源：新京報
給自己取名“野夫”的人其實有好幾個，你即將讀到的故事來自作家野夫。他曾經寫詩，是上世紀80年代湖北最早的詩歌社團發起人；他也寫小說和劇本，電視劇《父親的戰爭》就出自野夫的手筆；他最擅長的是散文，作品卻一直花開牆外，並斬獲2009年“當代漢語貢獻獎”。近日，野夫的散文集《塵世·輓歌》出版。本報記者專訪野夫，聽他講述那些苦難的往事、悠遠的鄉愁。
野夫
本名鄭世平，作家、編劇、出版人。1962年生於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縣，1978年考入湖北民族學院中文系，1982年組織成立鄂西第一個詩歌社團“剝棗詩社”，1985年擔任湖北青年詩歌學會常務理事。1986年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組建“後現代詩人沙龍”。畢業後做過警察、民營書商、自由撰稿人等多種職業，發表作品百餘萬字。2010年獲台北國際書展非虛構類圖書大獎。代表作有散文集《塵世·輓歌》，長篇小說《父親的戰爭》。
利川
位於湖北省最西部，南鄰瀟湘、西靠蜀渝、北依三峽，境內生活著18個民族。清江自西向東橫貫境內，平川大壩與山地丘陵鑲嵌兩岸，為有利之川，故名“利川”。境內有一個洞———世界容積量最大的溶洞騰龍洞；一座寨———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美的土家古寨魚木寨；一棵樹———被稱為植物活化石的“水杉王”；一口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古建築群落大水井。這裡群山疊障，林海莽莽，生態優美，夏無酷暑，冬無嚴寒，堪稱上天恩賜的寶地。
外婆 吊腳樓裡的童年
我的故鄉利川，是偏居湖北西南角上的一個縣，“巴東”這一地名，也許是鄂西最古老的標注。《水經注》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由此看來，這裡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傷心之地。
利川就像沈從文筆下的邊城，偏僻、貧窮而美麗。我出生在汪營鎮西流水村，當年有很多邊民來鎮上趕集，就形成了一條用作集市的古街，大約一里長，鋪著青石板路。街邊有一條河流，沿河建著許多土家族的吊腳樓。我的童年記憶，就從寧靜溫馨的吊腳樓開始。
當時父親奉組織安排去領導一家煤礦，母親在區供銷社上班，我家姐弟三人，就由外婆撫育在古街成長。那個年月是沒有電的，吊腳樓上的油燈，搖曳著唐詩般的韻味。每個夜晚我都緊抱著外婆皴裂彎曲的小腳，在她講故事的聲音中入夢。外婆愛講《二十四孝》，講著講著就泣不成聲。日後我方才知曉，一個“孝”字，蘊含著外婆終生難解的痛楚。
外婆是江漢平原的大家閨秀，幼時讀過私塾。民國初年，曾外祖父東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學修習法科八年，回國後任職甘肅高等法院院長。赴任之前，他把外婆許配給天門望族劉家的三少爺。劉三少爺，也就是我外公，當時是黃埔八期的士官生。戰亂年代，外婆就這樣成了軍人的妻子，茫然走向孤獨的命運。
關於外公，我只知道他做過蔣介石的侍衛官，抗戰爆發後，他隨蔣公撤退西南。劉家大宅日漸凋敝，外婆帶著我母親東躲西藏，靠撿棉花紡紗度日，飽受亂離之苦。終於等到日本投降，外公衣錦還鄉，以少將軍銜駐守武漢。本該闔家團圓，誰料外公早已重新娶妻生子，不認我的母親，還逼迫外婆離婚。母親性格剛烈，堅決改名換姓，以示與外公恩斷義絕。而善良溫婉的外婆，為成全外公的功名家庭，放棄錢財補償，在按完離契指印後哭昏過去。
劉家族人皆知外婆賢德，因而挽留被棄的外婆住在破敗的老宅，寡居的外婆，依舊恪守著劉家媳婦的孝道。1948年，外公奉命移師恩施，中途遭遇伏擊身亡。靈柩運回武漢，外婆親往扶柩。她沒有一絲怨恨，默默將外公埋進了劉家祖墳。
這些悲苦往事，幼年的我哪裡會懂，只有外婆慈愛的目光印入心底。外婆的善良和慈悲，是深入骨髓的品質，她永遠對人恭謹熱情，街坊無不稱道。古街上住的幾乎全是弱勢群體，家家都有斷炊的時候，外婆看到街上的小乞丐，都讓我拿點飯送過去。結果幼小的我也學會了樂善好施，看見乞丐就往家里拉，並不知道自家日子其實也很窘迫。有時母親看不過去，說我兩句，外婆依舊維護著我小小的自尊。她常對我說，要做一個明理的人，她相信有個叫做“理”的東西在維繫著世間的共和。其實外婆骨子裡是個讀書人，如果不是舊式家庭不看重女兒家的教育，她完全可能成為一個才女。我看見外婆裁剪衣服很有趣，也拿她的剪刀比劃，纏著她教我。印象中，那是外婆第一次神情嚴肅起來，她對我說，男人不該來學這些女人活兒。我問，那以後學什麼好呢？外婆說，可以去學法律———她未必真正理解她父親在日本學的法律為何物，卻相信這個世界需要法律來主持公道。
可惜公道難求，“文革”的暴風驟雨，打破了古街的寧靜。我的童年，在四歲時戛然而止。
噩夢 革命好像驚悚劇
1966年的那幕情景我永生難忘：我在古街上玩，忽然遠遠看見一大隊工人，踏著青石板路而來。他們背著大刀、紅纓槍，還有步槍和機關鎗，昂首闊步，神氣十足。隊伍的最前面，走著我的父親，還有他的一些同僚。父親戴著紙糊的高帽子，帽子上還有個用草繩編的辮子垂下來———在四歲孩子的眼中，這是一個滑稽的扮相，我以為是父親在率領著這支隊伍，於是興沖沖地跑回家報信：外婆，趕快上街看呀，太好玩啦！
但是，我看到了外婆和母親的淚水。外婆將我緊緊抱在懷中，我懵懂地意識到，原來這並不好玩，災難降臨了。
父親只是一個小煤礦的礦長，在1966年夏天的烈日下，他脖子上掛著沉重的木牌，彎腰跪在批鬥台上。所謂批鬥台，是在街上新修的石階，模仿延安寶塔的造型，上面寫著“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父親汗如雨下，母親用玻璃瓶裝上涼茶，讓我給父親送去。我從大人們的腳縫中奮力鑽過，終於接近父親，卻被押著父親的人一把奪去瓶子，摔碎在石階上。
我家理所當然地被抄了。外婆的縫紉機被搬走，辱罵母親的大字報貼滿門窗，兩個姐姐失學，還有人把機槍架在我家門口恐嚇。現在我說自己的童年結束在四歲，是因為在那以後，我不再天真快樂，耳聞目睹的太多惡行，讓我變得沉默寡言。
原本我們會認為，越是在民風淳樸的底層社會，人與人之間越是充滿關愛。問題是，在當年那樣的政治環境下，對“階級敵人”的友善，會給自身帶來危險。你必須表現出人性中的惡，否則自身難保。原本常受外婆接濟、對我家感恩戴德的鄉鄰們，突然都橫眉立目。我看見街上的泥瓦匠每天在擦手槍，鐵匠天天在打造梭鏢和大刀，平日裡老實巴交的鄉民，一夜間都變成唱戲的：他們粉墨登場，戴著紅袖章，紮著武裝帶，斜挎著盒子炮，在街上巡迴來去，像是在綵排一出驚悚劇。
可是敵人在哪裡呢？鎮上流言紛飛，某天傳說四川萬縣的造反派要來血洗利川，人們就架起了鐵絲網和機槍，還在國道上埋下地雷。某天又是警報尖叫，說蘇修的坦克已開到鄰縣，要我們全體鑽山洞備戰。還有一天，我親眼目睹一群飢餓的知青，洗劫了鎮上僅有的一家飯館的饅頭。於是全鎮老少大打巷戰，像追殺日本鬼子一樣，把幾十個知青全都打倒在街頭。
還是說回我自己吧。念小學時，我是班上成績最好的學生，可是生性調皮，班主任不喜歡我。於是到小學畢業，學校就不讓我繼續上初中。沒辦法，我只好上山打柴。1990年我發表過一個中篇《少年樵夫》，說的就是這段生活。你無法想像那個年代的人，為何要與一個小孩子為難，我差點就變成一個小學文化程度的社會混混。母親一生不低頭，唯獨為了我去求文教站的站長。是母親屈辱的淚水，使我重返課堂。
父親 罪惡也可以原諒
從小就目睹這麼多暴行，我為什麼沒有變成一個惡人？今天我常常反省自己的成長道路，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僥倖。“性本善”還是“性本惡”是千古爭論的話題，我傾向於認為，每個人身上都有善也有惡，一切取決於家庭和社會的教化。在非常年代，即使我們那種偏遠的小鎮，也會變成血腥的殺場；即使我還是一個幼稚的少年，也險些變成內心充滿仇恨的暴徒。
鎮上被斗的不是只有我家，當時鎮長姓段，他兒子是我同學，所以我知道他家的一些遭遇。有一天早晨，鎮長正在掃地，一個造反派端著步槍闖入他家。
大約是喝醉了，造反派喊：“抬起頭來！”鎮長就抬起頭。“砰”，槍響了。
兩人無冤無仇，事情就是這樣，沒有王法，沒有理由。鎮長無端被打了一槍，所幸沒死，後來搶救活了。開槍的人也不是沒事，後來判了幾年刑，刑滿也就放回來了。可是這件事啟發了我：原來開槍可以肆無忌憚。
我想起自己也有槍，一把玩具槍。
這把槍是父親給我買的。上世紀60年代，孩子的玩具槍還很簡陋，只是一種有彈簧、可以發射黃豆或小石子的簡易裝置，也就三五米射程，殺傷力沒有，頂多也就把你打疼一點。可是我拿著這把槍幹了件大事———我往槍管裡裝的不是黃豆或石子，而是滿滿一管石灰。
當時鎮上有個“孩子王”，他父親是革委會主任。這個革委會主任是鬥過我父親的，他的兒子也經常在街上欺負我，見到我就罵我是地主的孩子，高喊打倒我父親的口號。於是那天我往玩具槍裡裝滿石灰之後，就像古典小說裡寫的那樣，“手有利器，心生殺機。”
我找到那個孩子，對他喊：“抬起頭來！”他應聲抬頭，我扣動扳機，“砰”。
一槍管石灰，近距離打在他眼睛上，就只聽一聲慘叫，繼而是痛苦的大哭。大人們蜂擁而出，把那個孩子弄到醫院去清洗。我看著裊裊冒煙的手槍，呆立原地。
最後總算是沒有瞎掉，如果他瞎掉的話我還不知會怎樣。回家後母親將我一頓暴打，打完丟下一句話：“等你父親回來再收拾你。”
父親還在礦上，一個月才能回來一次。我整個月都像等死一樣，因為知道父親打人是很厲害的。到父親回來那天，我老老實實吃完飯，站到父親面前，準備挨打。
父親臉色鐵青，問我：“為什麼要打人家眼睛？”
我說：“因為他見到我就喊口號，要打倒你。”
我等待中的一場暴打竟沒有發生。父親沉默了。也許在那一刻，他突然理解了兒子的心情。我是他唯一的兒子，兒子由於父親的原因受到侮辱，他卻沒有能力保護。
過了一會兒，父親說：“去睡吧。”
那也是我對父親的第一次理解。多數做父親的人，見到兒子闖這麼大禍，肯定要打。可是父親沒有打我，那一刻我可以感受到，父親內心充滿了對我的憐愛，還有歉疚。在某種意義上，罪惡也是可以被原諒的。
復仇 數風流人物，淪為炮灰
開槍事件就這樣過去了。我沒有受到父親的責罰，但是可以想見，他和母親背後一定替我承擔了很多，比如賠償，比如挨罵，比如低聲下氣地道歉，一切都不得而知。不過後來我發現，古街上的形勢發生了變化：由於我一槍打倒了街上的孩子王，我就順理成章地變成了新的孩子王。一直到“文革”結束，我考上大學，依舊是打群架的好手，揮手就能招來幾十個小弟。而且那時候我們打群架，已經開始動刀子了，我身上現在還留有當年的刀疤。在1983年“嚴打”之前，社會上確實常見打架鬥毆，整整一代年輕人在“文革”中成長起來，骨子裡積澱了太多的惡，就會出現群體性的釋放。
不過我使用暴力有個前提，就是絕不欺負人。我打群架都是因為某個弟兄被人家欺負了，我才會帶著人去找他們算賬。純粹使用暴力是不行的，還必須有頭腦，有是非觀，才能贏得尊重，中國底層社會的秩序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不得不承認，眾生有差異，平等只在精神層面上存在，現實中每個人生下來就有血統、性格、環境、文化的差異，我們都站在不同的起跑線上。一些人跑得快些，就在宗族中掌握權力和財富，享有威望，同時承擔責任，維持基層秩序，這就是幾千年來的鄉紳自治。而一場“文革”，用血腥暴力的方式重新洗牌，把所有人打回原點，鄉紳階層被作為“階級敵人”消滅了，一切秩序重歸混沌。
20歲那年我成為一名中學教師，在某個黃昏醉醺醺地穿過古老的街巷。1982年的路燈下站著一個佝僂蒼老的男人，我認出他是童年的仇人。五歲，對，五歲我就記住了他凶神惡煞的面孔。這人是個造反派頭目，打過我父親，還曾經弄個歪把子機槍架在我家門口。幼年的我只能躲在外婆膝下瑟瑟發抖，害怕那像喇叭花一樣的槍口突然噴射火焰。現在，我長大了，身強力壯，而他已走向暮年。酒精點燃了我的雙眼，我發瘋般地撲上去，把他摁倒在地拳腳相加。
他已經完全認不出我，永遠無法理解自己為何突遭暴打。我一拳一拳地打著，直到耗盡全身力氣，直到他頭破血流。
但是翌日酒醒之後，我感到內疚，於是開始暗中觀察他的人生，我才發現這個仇人其實可憐至極。他姓周，本是我父親所在煤礦的普通工人，出身貧苦，沒有文化，家庭負擔沉重。工人階級雖然號稱領導“文革”，但他還是必須每天下井采煤，如同下到幽深的地獄。這樣的人積怨已久，當領袖號召他們去奪權造反，必然敢於摧毀一切。
不幸的是，當瘋狂的時代終結，像他這樣的“風流人物”只能淪為炮灰。他被煤礦開除，成了拉板車運石頭的苦力。一次下坡剎不住腳，他被裝滿石頭的板車軋斷腿，從此殘廢。鄉村裡一個男人變成殘廢，就意味著整個家庭垮掉，以至於他的女兒不得不去賣淫。他抱著誓死捍衛毛主席的決心投身革命，卻換來無盡的苦難。這個國家愚弄了自己的子民，命運懲罰他，比懲罰我的父輩更加慘烈。
現在還有沒有可能，把被打碎的民間傳統找回來，重新建立基層的秩序？我相信可能，但是一定需要若干年的努力。歷史的進化不可逆轉，只是具體時機出自偶然。
故鄉 死是歡樂的解脫
可能我們這一代人還有“故鄉”的概念，年輕人已經越來越淡漠了。從前，每個人的故鄉都有鮮明特色，不同的城鎮或鄉村，不同的風俗和文化。可是30年來經濟發展，大家都在追求現代化、國際化，全國各地都在慢慢趨同。我走過很多地方，看上去每個縣城都一模一樣，街頭招牌林立，建築雜亂無章。去年我開車回利川，特意在古街停車下來看，滄桑變化，觸目驚心：整條街已經搬空了，只剩下寂靜無人的吊腳樓。古街死去了，因為新的公路修建進來，人們都搬去靠近公路的新村，這裡已經不再是集市的中心。大家都住磚屋了，腐朽的木板樓也沒有用處，連拆掉的價值都不存在，只好廢棄。
這樣一種村莊變遷的歷史，與整個社會緊密相連。今天中國有無數個像我的故鄉一樣的村莊，正在一點點死去。我看著古街兩旁破敗的房屋，想想當年這裡邊都有家族世代繁衍，無數辛酸快樂的故事，現在都煙消雲散，只剩下寒風穿過窗欞。
我是土家族，現在常常努力回想那些快被遺忘的風俗。土家族的姑娘出嫁前，要請來閨中密友，大家一起圍著火塘，唱傷心的歌曲，告別少女時代。這叫“哭嫁”，因為歌曲都帶著哭腔，咿咿呀呀，唱的內容是告別父母，告別兄弟姐妹，告別鄉鄰。新娘要用歌聲感謝養育她的故鄉，感謝每個曾經對她好的人。
土家族的喪禮也很有特色，叫做“跳喪”，就是跳舞，真正的舞蹈，極漂亮。 “跳喪”以死者的棺材為中心，一群漢子打著鼓，繞著棺材邊唱邊跳，又叫“繞棺”。棺材成了巨大的道具，歌聲蒼涼，直入雲霄。
按照土家族的傳統，死亡是一種歡樂的解脫，是喜事，相反婚姻卻是苦難的開始，所以婚禮要哭，喪禮要笑。1983年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外婆去世了，她的喪禮就成了我們小鎮的盛大節日，備極哀榮。喪禮上有民間的班子唱“孝歌”，就是根據死者的實際情況，即興編詞，用調侃的調子唱出來，努力把喪禮上的人們逗樂。
現在，“哭嫁”和“跳喪”都已罕見。如今的女孩子已經不會唱那些古老哀傷的歌曲，而且她們也不覺得這種儀式有什麼意義，甚至覺得害羞、可笑。也有親戚朋友會來陪她度過出嫁前夜，不過大家在一起就是吃吃喝喝，打打麻將。
前不久我有個朋友出車禍死掉，我從北京趕回老家去參加他的喪禮。我非常吃驚：棺材當然沒有了，現在都是火化，只有骨灰盒。可是我們那裡的殯儀館還試圖用新形式來取代“孝歌”，於是設置了一套卡拉OK機———死者的女兒在殯儀館裡唱卡拉OK，唱“黨啊親愛的媽媽”———這多麼荒誕，多麼格格不入。
那一刻，我又想起了外婆。她死在山裡，下葬時墳頭朝向東北方：遙迢山河之外的江漢平原，是外婆的故鄉。我親手將她裝進棺木，並且立下誓言：十年後一定讓外婆魂歸故里。然而十餘年過去，當我終得重返巴山深處時，父親已逝，母親失蹤，我跪在外婆墳前哭泣焚紙，而後開棺拾骨———棺木中只有一副乾乾淨淨的骨架，外婆的肉身和衣飾皆已消散。我恭敬地把外婆的遺骨收入木箱，背起箱子，心說：外婆，走，孩兒帶您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