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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恩仇二十年

——熊召政和我必須面對的末日審判

再過一個月,就是二十年。二十年了,我的孩子已經開始四處求職;而熊召政的兒子則早已移民加拿大——我們看來確實老了,老得都快淡忘恩仇了。這些年來,我常常質問自己——你真的不能寬恕他嗎?你為何不能超然於傷痛,徹底遺忘你的所謂祖國和朋友對你的加害?一個不能釋懷於仇恨的人,又怎能真正輕鬆和快樂起來?

今年兩會時,一個湖北的巨商代表——我和熊召政當年共同的朋友,突然來電婉轉對我說——你們還是和解吧,這麼多年都過去了。雖然連辦案的人都說是他負你,但作為你們共同的朋友,我還是希望大家能化解過去。

這位兄台的好意,我漸漸聽明白——名利雙收的熊召政,現在開始謀劃要當全國政協代表了。他以為世人皆已淡忘二十年前的歷史,但深知我不會。對我來說耿耿於懷的往事,想必對他而言也會如鯁在喉;也許他需要拔出這個刺了。

我對這位熱心幫忙的兄台說——我和他,以及我和這個時代,都無法握手言和了。相逢一笑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我們每個人最終都將面對歷史。刺已經扎進我們肉裡,需要剝皮或許才能拔出。請轉告他,幹完髒活的人,沒有如此輕鬆就能洗底的。只要想到我屍骨無存的母親,我就不可能就此饒過這個長年賣友求榮的幫兇。

熊召政和我曾經是好朋友。80年代他是湖北的著名詩人,似乎還是省作協副主席,《長江文藝》的主編。我在湖北青年詩歌學會時,算他家的常客。在武大,他是高我一級的師兄。在社會上,我們是一個圈子的酒友。1988年我分配到海南警局時,他曾兩次去玩。總之,在湖北文壇多數人都對他小心提防之時,我卻算他過從較密的小兄弟。

1989年6月4日半夜,我淚如雨下地寫好辭職報告——絕不做暴政鷹犬,次日上午遞交局裡。【事見拙文《革命時期的浪漫》,著名作家王梓夫和至今仍在警界的同事皆能作證】之後我輾轉趕回武漢參與營救學運領袖。武漢高自聯以武大學生為主,我和K君去動員其中的幾個跟我們逃亡。後來李海濤由K君掩護兩個月之後,準備移交到我的故鄉深山。但是他卻決定要去廣州找他的漫畫家舅舅廖冰兄,結果被捕判處三年,連帶K君也失去武大學業。另外一個張建超不遵安排,自己竟然翻越喜馬拉雅跑到了尼泊爾。可悲的是該國一向不敢得罪鄰國,就在當年把他作為獻俘,交給了前去訪問的李鵬,之後隨總理專機押回武漢坐牢。90年代中我和他劫後重逢在北京,猶自對此苦笑。

那個6月我在湖北奔忙之時,只聽說湖北作協副主席祖慰【當年湖北最優秀的作家,現在已被遮蔽遺忘】宣佈退黨了,還聽說熊召政也在他的激勵下,跟著宣佈退黨。兩人皆是我的兄長朋友,我當然高興看見他們和我一樣出於良知的選擇。但是因為形勢緊張,當時皆未與他們聯繫。祖慰後來是從深圳逃亡的,行前一刻嘗給我電話。

7月我被找回到警局接收審查,順便試圖開闢從海上到越南的出境路線。這時,曾經在武漢活動而結識的王軍濤,輾轉潛入湖北,由朋友肖遠以及民營大江科研所的老鄔老蔣老童等人負責掩藏在鄉下【這些人後來全部入獄,和我在“一所”成為了互相照顧的牢友】。肖遠委派陳漢華南下找我,我將陳安排在我租來的一個村居裡。我與一友聯繫後,香港“黃雀行動小組”派來的兩個接應人員,在湛江被捕【事見當時新聞聯播】。未幾,我的村居在半夜被省廳警察包圍,陳君被帶回武漢羈押數月,【幾乎死在裡面,後來因病保外】我交給本局審查【當時圍捕我們村居時,還有多個朋友在場,現在均可證明,恕不點名】。若干年後,我和肖遠出獄在廣州重逢,重新根據當年各個參與者被捕的日程排查,終於基本鎖定告密者。而那時,被捕判刑十三年的王軍濤,已經經由外交努力,被驅逐到美國了。現在這些人都還活著,歷史終將大白於天下。

再說我在本局被停職審查期間,武漢住瓊追逃小組曾在審訊時與我嚴重衝突,也就此結下了樑子。當時我的局長盧凱森【一個有良知的老大學生,現已去世】,被我的兩封長信打動,暗中同意我在審查期間自尋生路,本局不再追查。那時全國追逃風聲正緊,我自信故鄉土苗山寨足以容我存身;於是自駕摩托,千里單騎潛回湖北避難【此行之艱險驚恐,另文再述】而政治處皆我同事,此後亦未再為難我。

幾經死亡的山野逃亡,最後遍體鱗傷地在夏夜回到了大姐家。進屋立刻昏倒,大姐幾乎無法辨認出我;她流淚用紅花油幫我擦拭血跡傷口和滿身塵灰。就這樣我再次回到了故鄉湖北,回到了一個精密的陷阱之中。

輾轉回到故鄉深山小城,因家父的舊部多在當地為官,而我也曾經在該縣委工作,因此當地尚能容我倦足。次年烽火警笛漸稀,我的身份成為了利川捲煙廠的採購員;又得以自在逍遙地出入城市,採購香精、水松紙、醋酸纖維絲束之類捲煙材料。

那年的我27歲,血氣方剛猶未放下心中的孤憤。當廠裡為了方便,同意我長期駐漢工作後,我便開始公開出入並與同道聯繫了。而那時,已經知道熊召政並未逃亡,他和祖慰被登報公開開除出黨【本來就是主動退的】。對此,我當然只能相信他是勇士,是敢於留下來的革命戰友了。於是我們重新開始頻繁交往,一起使酒罵座,一起關注海內外民運的動態。

他是大哥,據他說在省作協遭到許多人的揭發和迫害,但是工資仍然照發,似乎只是不負領導之責了。我那時賃居在黃鶴樓下的一個古肆裡,他沒事便經常來我這裡小坐【現在武漢著名的茅總和我的諸多朋友皆可證明】。他是名流,信息很多,經常告訴我海外消息鼓勵我的鬥志。我本來對此惡世並未心甘,當他提議我們應該響應海外民運,也來成立組織開展地下活動之時,我自然是一拍即合,立馬表示即刻行動。我們倆策劃,先辦一份地下報紙,宣傳民運啟蒙大眾。辦報紙要地下打字印刷所,要錢買設備且要租安全地方。他說他負責找錢,我負責找地方找人【這個時間段在1990年10月前後】。

武漢長江的下段,有個江中孤島叫天心洲,住著一村農民。其中一家早已進城生活,祖宅老院子計劃賣出。我看中了這個地方的隱蔽和便宜,他卻說還在籌錢,希望我也幫他一起設法。也算是因緣湊合,注定我在劫難逃;就在我和他秘密籌劃之時,我多年未見的一個老兄弟阿西忽然找來了。

阿西是軍人子弟,在宜昌一個只有代號的單位做宣傳工作。他忽然跑來問我和海外民運組織有沒有聯繫,說他偷了一套秘密文件準備無償捐給他們。我畢竟是做過警察的,問他為何要這樣冒十年大牢的風險做這件事。他說他從小就想幹情報工作,又支持學運,反正這個東西在他手中很危險,也許交給民運組織還能有用。我並未告訴他我和熊召政的計劃,只是對他說,你別拿來,我來幫你聯繫試試,如果需要再說。

阿西走後,我還是遲疑著把這件事報告給了熊召政。他一聽大喜,要我立即去取來。我當面應承了,但是以我的警察經驗覺得此事太不靠譜,就根本未與阿西聯繫。剛過幾天,他就跑來找我問拿回沒有,我托故說聯繫了,我那朋友出差在外,暫時沒法拿到。他怏怏走了,過幾天電話約我去他家【中南電管局某宿舍一樓】,拉我到外面林蔭道無人處中密語,要我三天之內拿到那個文件,趕赴廣州流花賓館和海外民運組織來人見面交割。他要我當場默記一個電話和聯絡暗語,說一旦對上就可以交付【我另有兄弟陪我去在外面等我,他沒見到,現在均可旁證】。

我口頭答應了,回來琢磨覺得他這個安排有點可疑。因為一旦出事,則意味著他完全沒有責任,可以否定一切。聯想到當初他在海南,為了巴結一個港商,竟然出賣他多年的老朋友杜欣,最後把杜欣抓捕了半年。要不是其父是湖北前政協主席,可能刑期還會更長【此人亦健在,可以佐證】。於是我還是按兵不動,不太願單獨趕這一趟渾水。

坦率地說,那時的我雖然一邊參與他的提議和密約,一邊還是在考察他的品質和可信度。因為在湖北文壇,其聲譽原本不良,很多我們曾經共同的朋友,都漸漸疏遠了他。但是他對我一直不錯,我也很尊敬他,雖然內心存疑,但看到他能退黨,我還是更趨於信任他的。又過了十來天,他電話問我去了廣州沒有,我說父親癌症在住院,暫時沒時間去。他可能揣摩出我的猶豫原因,下午專程跑來黃鶴樓對我說——你必須去拿來了,海外來了四個人,有專家來鑒定真偽。人家等了這麼長時間,我們怎麼能一開始就失去信譽呢?那以後怎麼開展工作呢?你去取來交給我,我和你一起去廣州。

話說到這個地步,看著他斬釘截鐵的樣子,我再懷疑猶豫,那就是我的人品有問題了。於是當夜我派出一個小兄弟阿華,趕赴宜昌去幫我取一個東西回來。兩天後阿華帶回一個密碼箱,我直接拿去交給了熊召政。他讓我先回去,下午又叫我趕去他家,他告訴我,他負責帶其中的膠卷,明天出發去廣州。要我帶那個密封的檔案袋,後天趕去廣州。並約好在某個賓館的前台去找他的房間,他會和“民陣”的人在那裡等我。【此時大約是12月】

我帶著兩個人【兩人均在世,可作證】如約趕去廣州,按他的要求在那個賓館見到了他,並把檔案袋親手交給了他,但是沒有任何一個所謂“民陣”的人。他解釋說他們暫時不見我,但是給我們一行提供了路費。說著他拿出一萬元給我,我說我們三個人來往,不需要這麼多,當場退給他三千。次日我便帶著我的人回漢了。

幾天後他回漢約我見面,說“民陣”將給我們提供一筆地下活動經費,他過幾天就再去廣州拿。就在和他見面後的第二天,我在大街上被一群便衣秘密逮捕到了寶豐路第一看守所。進去之後的輪班審訊,直接指向這批文件。我當時不知道阿西和熊召政的下落,不願出賣朋友,一直拒絕交代。但幾天之後,就從犯人之間的秘密渠道,知道這兩位也進來了。至此我仍然拒絕回答問題,警方說人家都說了,你何必頑抗。我對他們說——我也是警察,我深知我進來了早晚都會開口,而且肯定幾年出不去了。但是我必須清楚地知道我的朋友確實交代了,我再開口不遲。他們問為何要如此呢?我說我要是先招,那我以後會終生良心不安;而我選擇後招,無非因為態度問題多判我一年;我不能因為這一年而讓後半生抬不起頭來。警察多少有些憐惜我是他們曾經的同行,最後只好把熊召政和阿西蓋了指紋的交代拿給我看了關鍵的部分。然後我對他們笑道——遊戲至此結束,你們開始問吧【這些事情辦案人員皆有清晰記憶和口供旁證】。

我徹底交代了全部過程和動機,並公然表明我對獨裁暴君的仇視。但是我還是沒有想明白——我們到底在哪裡出了問題以致被捕的?一個月之後,秘密渠道傳來熊召政被釋放的消息,我有所懷疑,但仍然不敢堅信。我和阿西被秘密關押了一年之後,終於要開庭了。法院不准我姐姐請律師,指定了一個他們的律師來和我談話。我看見起訴書上沒有熊召政的名字,覺得從法律上完全說不過去——因為密件既非我竊,也非我送出去,我只是奉熊召政之命中轉了一下。如果他無罪,我也應該無罪,這是常識啊。我就此疑惑詢之於律師,律師皺眉苦笑說——你不是警察麼?這個你還不懂啊,自己想去吧。

我回到囚室還是想不通——雖然我熟知警局那一套特情、耳目甚至引蛇出洞之類手段,但是熊召政這樣的名流,我和他無怨無仇且視同兄弟,他有可能來暗害我嗎?我還是不能確信這一點。之後秘密開一庭,我和阿西終於無言見面。他對我說對不起,他先招了。我說不怪你,是我自己的選擇。庭上檢方的舉證終於讓我大驚失色也恍然大悟——原來根本不存在民運組織來人一說,文件也根本沒有遞送出去,【我此刻才知道他完全在虛構並欺騙我,可是他為何要這樣做呢】檢方說文件就寄存在廣州的某人家裡,現在全部在庭上出示給阿西鑒定。也是在庭上我才從保密局的證明中知道,他們鑒定的密級是秘密和機密兩種,沒有任何絕密件。

我要律師代我質問為何熊召政免責無罪,而我要成為被告。律師根本不敢質問這一問題,於是我只好自己陳辭追問,但是卑怯心虛的檢方和法官,沒有任何一句回答——他們完全不碰這個話題,我只能無奈苦笑。我心中發誓,我必須終身追問這一秘密;誰知很快我就找到了機會。開完二庭後,書記員將整整一本案卷遞給我,讓我只看當庭的筆錄之後簽字畫押。所有人都到外面抽煙去了,我根本不看當庭筆錄,迅速翻閱前面的各個材料。很快就找到了武漢市公安局一處處長回答法庭庭長,關於為何不起訴熊召政的一個筆錄——上面的羅庭長說:被告在法庭質疑為何沒有起訴熊召政,我們對此也有疑惑,請問有何原因?處長含混地說,他是我們的人,有重大立功等等。【這個材料只有兩頁紙,裝訂在那一摞兩寸厚的檔案裡,如果某天神秘失蹤的話,那我只能佩服熊召政太大的能耐了,不過我相信曾經辦案的各部門,總有天良未泯的人可以旁證這一切】。

對此結果,雖在料中,但仍然如雷轟頂。我想總有一天,我會要他親口對我解釋——為何要參與對我的謀害?他會有什麼難言之隱嗎?即使在那時,我還是寧願往好處想他,認為他可能被脅迫,認為他總有一天要來給我懺悔。

判決下來,阿西以竊取機密罪判刑11年,我以洩露國家機密罪獲刑6年。我問法官,文件都在你們手上,請問我洩密洩給了誰?誰看見了這些秘密?造成了什麼樣的後果?他們不回答,只是勸告我們不要上訴,說這是省政法委內定的案子,上訴也沒用。我當然清楚這一套,於是選擇了盡快去監獄——與世隔絕一年幾個月了,我需要知道我那在武漢搶救的癌症父親,是否還健在人間。

1992年初春,我和阿西分配到武昌監獄,之後警方來人干預,說不能把我倆放在一起,於是勞改局又把我調到他們的直屬入監大隊——當年著名的武昌起義門55號。在這裡未久,我很快成為了二小隊的“牢頭獄霸”,官方說法叫大組長。在這裡,我終於可以見到親人和朋友了,我在心中還在暗自等待熊召政來主動探監,解釋一切。

我在勞改隊很快幫他們設計出一種工藝品,用篾條做裝飾畫投放市場。隊裡的管教統稱“幹部”,都很同情我的身世遭遇,對我十分友好。一天指導員【均可證明】來對我說,我看了你的檔案,你的那個朋友熊召政,現在【1992年,多麼華麗的成功轉型啊】已經是武漢著名企業家,某高爾夫俱樂部的董事長。我帶你去找他,請他幫我們買一點這些竹畫吧。

其實那時已經有朋友告訴我,他正和湖北第一太子合作成了富翁。我當然想去看看他究竟對我如何解釋,於是就同意了。指導員帶著我第一次上街,找到了他的寫字樓。但是他不在,秘書打電話給他,我平靜地向他說明來意,希望一見,他支支吾吾托詞說很忙,但很爽快地叫秘書立刻付款買下了我背去的20幅竹畫,成交額一共400元。

他再也沒有出現,而我開始漫長的等待。在艱難地熬過四年半之後,我終於活著提前出獄,而父親則已病逝半年了。母親陪我住了十天,之後跳江自殺【詳見拙作《江上的母親》】。我決定離開武漢這個傷心之地前,計劃最後一次去找熊召政——我想再給我們自己一次機會,我還是不想從此結下深仇,最後覆屍二人流血五步。

我打探好了他的豪華辦公室【洪山賓館】和手機,親眼看見了他從凱迪拉克下來進去,然後給他電話,告訴他我已到門口,只想見一面就走。他明顯驚慌地說,好好,那我讓秘書來接你。半晌秘書出來,把我帶進了他的豪華大班台前對坐下來。秘書司機等人流連在屋,不肯出去。我知道他怕我行兇報復,我苦笑說我只是來看看你,一別五年,聽你敘敘別況吧——我在給他最後陳述的機會。

他叫秘書給我拿來了一個盒飯,故作神秘地對我低語說——我出來了一直還被他們監視著的,你看外面坐著的那幾個人,就是警局的便衣。我看他完全沒有任何解釋和道歉,反而還想嚇唬小孩。只好對他說——既然這樣,那我走了,你好自為之吧。他尷尬地送我到門口,強行給我衣袋裡塞進一摞錢,然後關上了他的鐵門。

我揣著他賞的1700元人民幣,終於踏上了異鄉之路。我們再也沒有相問相見,直至十幾年後的今天。

十幾年來,家破人亡,我獨自放逐在這個叫做祖國的土地上,從來沒有選擇出境或者流亡。我要遠遠地看著他發財,遠遠看著他托人四處打點以獲矛盾文學獎,看著他這個被開除黨籍的人,竟然再次苦苦地去競爭省作協副主席的爵位。我甚至還將看著他以民主人士身份去爭當全國政協代表,去出席這個黨的各種會議。最後,我將看著他慢慢地死去,他比我要老得多,他一定會死在我的前面。

當然在這個國家,還會有各種意外——也許我會走在他前面。但是寫完了這一篇文章,我就不怕也無憾了。因為至少他不敢在我身後,再來歪曲歷史,甚至再來懷念我們曾經的戰鬥友誼——因為他竟然好意思在他出版的舊體詩集裡,還保留著贈送給我,讚美我“白眼青錢不受封”的兩首律詩。

他和黃苗子馮亦代一樣,都是著名的文人,一樣的風雅和風度十足。他們在這個邪惡的國度,似乎也吃過虧,但最終是佔盡風流。我會嫉妒他嗎?不會。因為我比他活得輕鬆自由,活得毫無歉疚和罪惡感。我不敢想像他的每個深夜,捫心自問時是否有過汗顏,獨自在途時,是否有過恐懼。我等了十幾年,想看看這個天天寫文章的人,是否會寫一篇我們,是否會暗示一點歉意。哪怕只有一點,像馮亦代那樣一點,那我也許還是會原諒。

因為我知道要譴責總督而不只是詛咒猶大,我知道強權體制決定的人性卑劣有時情有可原——我就是從體制走出來再到監獄的,無論警匪兩道,我皆不陌生。但是當一個人欺騙了他的至交,竟然毫無愧怍之時,我確實做不到埋下斧頭放棄仇恨。兩月前,章詒和大姐知道馮亦代的事之後來信說——我淚流不止,我想到了你的受騙。但你時間短,而我們一家人卻是被騙了一輩子。我不會沉默,除非殺了我。

她很快做到了,她將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綁上了恥辱柱。我深深地理解支持她,對於那些批評她沒有恕道的人,我只想問——你們可曾有過這樣的疼痛?在這個國家干髒活並不稀奇,但是幹了你要承認,你要主動道歉。你連起碼的良知和歉意都沒有,憑什麼歷史要對你寬恕?別人受罪你受賞了,你就該主動靈魂下跪。

我已經被審判過一次了,總有一天,該輪到他來面對末日審判。如有人質疑我上述不實,請耐心等待一切解密的那一天,一切都在案卷裡紀錄著,就像東西德國合併後那樣,到時人人皆可查閱。如果熊召政願意起訴我誹謗,這次,我應該有權和他對簿公堂了——那將是我最高興看到的一個時代和一天。

我等著,冬天已經到了。後面的話,我無須再說。

最後我要重複前人的話說——在一個邪惡的時代,我無意做任何英雄;我只是憑著良知,做了我該做的事,受了我該受的罪。謹以此文祭告我含恨死去的父母!謹以此文紀念那一年犧牲、流亡和受罪的的無辜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