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發現西爾維亞·比奇的圖書館那天起，我讀了屠格涅夫的全部作品，讀了已出版的果戈理作品的英譯本、康斯坦斯·加內特翻譯的托爾斯泰小說以及契訶夫作品的英譯本。我們來到巴黎以前，在多倫多有人跟我說過凱瑟琳·曼斯菲爾德是個優秀的短篇小說作家，甚至可說是個偉大的短篇小說作家，可是讀過契訶夫以後再試著去讀她，就像在聽一個年輕的老處女精心編造的故事了，而相比之下，另一位的作品卻是出於一個善於表達而洞察人生的內科醫生、同時是一位樸實無華的作家之手。曼斯菲爾德像一杯淡啤酒。還不如喝白開水的好。可是契訶夫不是白開水，除了像水一般明澈這一點。有一些短篇似乎就像是新聞報道。可是也有一些是絕妙的佳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裡有些東西可信也有些不可信，但是有些作品寫得那麼真實，你讀著讀著會改變你；脆弱和瘋狂、邪惡和聖潔以及賭博的瘋狂性，都擺在那裡由你去瞭解，就像你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瞭解那些如畫的風景和大路，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瞭解部隊的調動、地形、軍官、士兵和戰鬥等等。托爾斯泰使斯蒂芬·克蘭那部寫美國內戰的作品〔1〕變得彷彿是出於一個從未經歷過戰爭、只讀過一些我曾在我祖父母屋子裡看過的戰役記錄和編年史並且看過那些佈雷迪〔2〕拍攝的照片的患病小孩的才氣橫溢的想像而已。我在讀到司湯達的《巴馬修道院》之前，從未讀過有關戰爭的真實描述，除非是在托爾斯泰的作品裡，而司湯達關於滑鐵盧戰役的精彩的記述是這部頗為沉悶的小說中一個出乎意外的片段。發現了這個文學作品的新世界，在一個像巴黎這樣有很好的適於工作的生活方式的城市裡，不管你是多麼窮，你總有時間可以讀書，就像擁有了一個給予你的大寶庫。你出外旅行時，也能把你這寶藏帶在身邊，我們到了瑞士和意大利，住在山區，直到我們在奧地利的福拉爾貝格州高地上的山谷裡發現了施倫斯，那裡總是有許多書籍，這樣你就生活在你發現的這個新世界裡，那裡有雪、森林、冰川以及與之相關的種種冬天的問題，而在白天你待在那村子中鴿子旅館的高高庇護所中，到夜晚你可以生活在俄羅斯作家們給你的另一個奇妙的世界裡。起初是俄羅斯作家；接著是所有其他作家。但是很長一段時間讀的是俄羅斯作家。
我記得有一次我跟埃茲拉從阿拉戈林蔭大道的球場上打了網球一同走回家去，他邀我上他的工作室去喝一杯，路上我問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底是怎麼看的。
「老實告訴你，海姆，」埃茲拉說，「我還從沒讀過羅宋人的作品。」
這是一個直截了當的回答，而埃茲拉再沒有在口頭上給我任何其他說法，但是我感到非常難過，因為他正是我當時最喜愛最信任的評論家，他深信mot juste——就是說要使用唯一正確的詞兒——他教會我不要信賴使用形容詞，正如我後來學會在某些情況下不要信賴某些人那樣；而我正想聽聽他對一個幾乎從沒用過貼切的詞兒然而有時卻能做到別人幾乎無法做到的使他筆下的人物活龍活現的作家的意見。
「集中精力讀法國作品吧，」埃茲拉說。「你可以從那方面學到很多東西。」
「這我知道，」我說。「我可以從各方面學到很多東西。」
後來我從埃茲拉的工作室出來，沿著大街走回鋸木廠，從兩旁高樓夾道的大街望去，望到大街盡頭的空曠處，那裡可以看到有些光禿的樹木，後面遙遙可見比利埃舞廳的門面，就在寬闊的聖米歇爾林蔭大道的對面。我終於推開院門走進去，經過堆放著的新鋸好的木材，把我那放在夾子裡的網球拍擱在通向樓閣頂層的樓梯旁。我向樓上呼喊，但是沒有人在家。
「太太出去了，保姆跟寶寶也出去了，」鋸木廠老闆娘告訴我。她是個很難弄的女人，長得過分肥胖，一頭黃銅色的頭髮，我向她道了謝。
「有個年輕人來找過你，」她說，她用jeune homme（年輕人）而不用monsieur（先生）。「他說會在丁香園等你。」
「真是多謝你了，」我說。「要是我太太回家來，請告訴她我在丁香園。」
「她跟朋友們一起出去了，」老闆娘說，把紫色的晨衣裹住身子，趿著高跟拖鞋，走進她自己的領地的門洞，沒有隨手關門。
我在兩旁高聳著沾有條條點點污跡的刷過白粉的房屋的大街上向前走去，在開闊的向陽的街口向右轉彎，走進幽暗中有縷縷陽光的丁香園咖啡館。
那裡沒有我熟識的人，我便走到外面的平台上，發現埃文·希普曼〔3〕正在等我。他是一位很好的詩人，他懂得並且喜歡賽馬、寫作和繪畫。他站起身來，只見他身材高高的，臉色蒼白，兩頰瘦削，他的白襯衫領口很髒而且有些破損，領帶打得很端正，一身又舊又皺的灰色西服，他沾污的手指比頭髮還黑，指甲中有污垢，帶著可親的表示歉意的微笑，但不讓嘴張大，免得露出一口壞牙。
「很高興見到你，海姆，」他說。
「你好嗎，埃文？」我問他。
「有點兒沮喪，」他說。「不過我想我把那匹『馬捷帕』給鎮住了。你一向都好嗎？」
「我想是吧，」我說。「你去我家時，我正跟埃茲拉出外打網球去了。」
「埃茲拉好嗎？」
「很好。」
「我太高興了。海姆，你知道，我看你的住處那兒的房東太太不喜歡我。她不肯讓我上樓去等你。」
「我會跟她說的，」我說。
「別麻煩啦。我總是可以在這兒等你的。現在待在陽光下非常舒服，是不？」
「現在已是秋天了，」我說。「我看你穿得不夠暖和。」
「只有到了晚上才冷，」埃文說。「我會穿上大衣的。」
「你知道大衣在哪兒嗎？」
「不知道。不過準是在什麼安全的地方。」
「你怎麼知道的？」
「因為我把那首詩留在大衣裡了。」他開心地笑起來，嘴唇抿緊遮住了牙齒。「請陪我喝一杯威士忌吧，海姆。」
「行啊。」
「讓，」埃文站起來喚侍者。「請來兩杯威士忌。」
讓端來酒瓶和杯子以及兩隻標有十法郎字樣的小碟，還有蘇打水瓶。他不用量杯，逕直往杯裡注酒，直到超過了杯子容量的四分之三。讓喜歡埃文，每逢讓休息那天，埃文常常跟他一起到他在巴黎奧里昂門外蒙魯日鎮上的花園裡料理花木。
「你可別倒得太多了，」埃文對這個身材高大的老侍者說。
「這不過是兩杯威士忌，不是嗎？」侍者問道。
我們往杯裡加了水，埃文就說，「呷第一口要非常小心，海姆。喝得恰當，能讓我們喝一陣子哪。」
「你能照顧好自己嗎？」我問他。
「是啊，確實如此，海姆。我們談點別的吧，好嗎？」
在平台上就坐的沒有別人，而威士忌使我們兩人都感到身子暖和，儘管我穿的秋天衣服比埃文穿的好，因為我穿了一件圓領長袖運動衫作為內衣，然後穿上一件襯衫，襯衫外面套上一件藍色法國水手式的毛線衫。
「我弄不懂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怎麼搞的，」我說。「一個人寫得那麼壞，壞得令人無法置信，怎麼又能這樣深深地打動你呢？」
「不可能是譯文的問題，」埃文說。「她譯托爾斯泰就顯出原作寫得很精彩。」
「我知道。我記得有多少次我試著想讀《戰爭與和平》，最後才搞到了康斯坦斯·加內特的譯本。」
「人家說她的譯文還可以提高，」埃文說。「我確信一定能，儘管我不懂俄文，我們可都能讀譯本。不過它確乎是一部頂刮刮的小說，我看是最偉大的小說吧，你能一遍遍地反覆閱讀。」
「我知道，」我說。「可你無法一遍遍地讀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有一次出外旅行，帶了《罪與罰》，等我們在施倫斯把帶去的書都讀完了，儘管沒有別的書了，我就是無法把《罪與罰》再讀一遍。我看奧地利報紙，學習德語，直到找到了幾本陶赫尼茨版的特羅洛普作品。」
「上帝保佑陶赫尼茨吧，」埃文說。威士忌已失去了火辣辣的效果，這時兌上了蘇打水，只給人以一種太烈的感覺。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個壞蛋，海姆，」埃文繼續說道。「他最擅長寫壞蛋和聖徒。他寫出了不少了不起的聖徒。可惜我們不想重看一遍他的作品。」
「我打算再看一遍《卡拉馬佐夫兄弟》。很可能我當初看得不對頭。」
「你可以把它的一部分再看一遍。它的大部分吧。不過這一來就會使你感到憤怒，不管這作品多麼偉大。」
「是啊，我們有幸能有機會第一次讀到它，也許還會有更好的譯本吧。」
「你可別讓這種想法誘惑你，海姆。」
「我不會。我只是試著看下去，在你不知不覺的情況下看進去，這樣你越看就越會發現它意味深長。」
「唔，我以讓的威士忌向你表示支持，」埃文說。
「他這樣做會碰到麻煩的，」我說。
「他已經碰到麻煩了，」埃文說。
「怎麼回事？」
「他們眼下正在更換資方，」埃文說。「新的老闆們想招徠一批願意花錢的新顧客，因此打算添設一個美國式的酒吧。侍者都要穿上白色上衣，海姆，並且命令他們思想上準備要剃去小鬍子。」
「他們不能對安德烈和讓這樣做。」
「他們應該是辦不到的，但他們還是會這樣幹的。」
「讓一向蓄著小鬍子。那是龍騎兵的小鬍子。他在騎兵團服役過。」
「他就要不得不把它剃掉了。」
我喝下了杯裡剩下的威士忌。
「再來一杯威士忌，先生？」讓問道。「希普曼先生，來一杯威士忌？」他那濃密的兩端下垂的小鬍子是他瘦削而和善的面孔的一個組成部分，光禿的頭頂在一綹綹平滑地橫貼在上面的頭髮下閃閃發亮。
「別這麼幹了，讓，」我說。「別冒險啦。」
「沒險可冒啊，」他對我們悄聲說。「現在一片混亂。很多人要辭職不幹了。就這樣吧，先生們，」他大聲說。他走進咖啡館，端了一瓶威士忌、兩隻大玻璃杯、兩隻標有十法郎的金邊碟子和一隻礦泉水瓶走出來。
「不要，讓，」我說。
他把玻璃杯放在碟子上，把威士忌斟了幾乎滿滿的兩杯，然後帶著剩有餘酒的瓶子回進咖啡館。埃文和我往杯子裡噴了一點礦泉水。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認識讓，真是一件幸事，」埃文說。「要不然他可能喝得醉死。」
「我們怎麼解決這兩大杯酒？」
「把它們喝了，」埃文說。「這是一種抗議。對抗僱主的直接行動。」
接下來的星期一早晨我去丁香園寫作，安德烈給我送來一杯牛肉汁，那是一杯兌了水的保衛爾牌濃縮牛肉汁。他長得矮小，金髮碧眼，原來蓄著粗短的上髭的嘴唇，現在光禿禿的像牧師的樣子。他穿著一件美國酒吧招待的白色上衣。
「讓在哪兒？」
「他不到明天不會來上班。」
「他怎麼樣？」
「要他搞通思想得花長一點的時間。整個大戰期間他都在一個配備重武器的騎兵團裡。他獲得了戰鬥十字勳章和軍功勳章。」
「我不知道他原來負過重傷。」
「不。他當然負過傷，可他得的是另一種軍功章。是嘉獎英勇行為的。」
「請轉告他我向他問好。」
「那當然，」安德烈說。「我希望他不用花太長時間就能自己搞通思想。」
「請你也向他轉達希普曼先生的問好。」
「希普曼先生正跟他在一起，」安德烈說。「他們在一起搞園藝工作呢。」
註釋
〔1〕 指美國小說家斯蒂芬·克蘭（Stephen Crane，1871—1900）的代表作《紅色英勇勳章》。他的確從未經歷過戰爭，但他把一個初次上戰場的士兵在戰火紛飛的環境中的反應寫得淋漓盡致，被譽為戰爭小說中的傑作。
〔2〕 佈雷迪（Mathew B. Brady，約1823—1896），美國攝影師，早年專門拍攝包括美國總統的名人像，在美國內戰期間，僱用20多名攝影師，分頭拍攝各戰區的實況。
〔3〕 希普曼（Evan Shipman，1904—1957），美國作家，1933年曾在基威斯特島擔任過海明威大兒子約翰的家庭教師，在西班牙內戰中受過傷，後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任軍士。發表過一部詩集及一部寫賽馬的短篇小說集《可自由參加的競賽》（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