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北京土著，我熱愛北京，熱愛得毫無道理，熱愛得鼻涕眼淚。臭名昭著的沙塵暴來了，我拉了幾個大老外手下，走在長安街上，我說：「沒見過吧，不用去火星了，今天這裡就是火星了。」
城市總要比拚，香港人說，他們有法律和制度，他們有金融市場和國際信息。上海人說，他們有便利店和金茂凱悅，他們有最老的殖民經歷和務實的地方政府。北京土著說，我們有故宮，長城，天上人間，我們有群鶯亂飛的「北漂」。
像是每年如期上市的大閘蟹，如期飛舞的柳絮，每年，一批批的「北漂」小伙子帶來擾動人心的才氣和力氣，一批批的「北漂」小姑娘帶來攪亂人性的臉龐和乳房。香港天災人禍造成的昂貴，在最差的館子吃六個小餡餃子也要20塊，「長安居不易」，年青人不能漂。《新民晚報》上全是如何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繼而提升自己的薪水，上海漂的人沒有味道。
胡赳赳就是北漂文青的代表。
第一次見他是在一個茶樓，厚厚的眼鏡，瘦弱的身材。同坐的還有另外幾個二十幾歲的小伙子和小姑娘，胡赳赳說：「使勁兒吃，這個茶樓是自助式的，不吃白不吃。」
我常常想像胡赳赳剛殺到北京時的情景，覺得心馳神蕩，血管裡胡人的基因「滋滋」沸騰：留江東爹娘在身後，留奪去自己童貞的姑娘在身後，來到北京，沒有關係，沒有工作，沒有存款，提一個箱子，裡面三條內褲，三雙襪子，一本稿紙，一腔性情，半打避孕套，就來了。我繼而聯想到沈從文，下了火車，抬眼望見前門樓子，聽見鴿哨響起，小學文化的沈從文掂量了一下自己骨血裡的才氣，說了句類似凱撒第一次到高盧說的話：俺來咧，俺瞅見了，俺都擺平咧。
北漂文青胡赳赳的雜文裡，一大類是反映一個北漂對北京的切膚感受：
「大學畢業後我的軌跡很明確，一直北上，在河南一個縣城裡做了兩個月的大夫後逃遁了，主觀原因是難以忍受清苦，我跟同伴說，我還是適合在都市裡生活，因為我還有慾望。就這樣我懷揣著兩百元錢到了北京，並且在火車站還被一個女人給騙了，她謊稱她是衛校老師，錢包丟了問我要錢給單位發傳真。」
「很多時候，我都能夠想像自己是一隻蟑螂，在偌大的北京城裡探頭探腦，日出而息、日沒而作，仰望著頭上的星空的同時也仰望著這座城市，我只希望自己不要被一泡尿憋死，也不要被誰一指頭給廢了。這就是我的道路，也是我所希冀的平安。」
「長安街是一支筷子，平安大道是筷子的另一支，它們南北夾擊，合夥架起了故宮這道大菜，秀色可餐的後海則是平安大道外側的湯湯水水，等待人們的拂袖而來，或者拂袖而去。」
這些文字的主旨簡潔：快來北京，這裡，錢多，人傻，還臭牛逼。文字感覺敏銳凌厲，北京泡吧磕藥的那些腕兒無法企及，他們這輩子都別想，他們已經被北京廢了。
北漂文青胡赳赳的雜文裡，另一大類是反映一個北漂對江東以及還在江東的那個奪去他貞操的姑娘的記憶：
「一九八九年的夏天，我在電視上看到了許多鏡頭，對於小鎮的我來說，那是一場遙遠的鬧劇。而我，端著一個破了缺口的粗瓷大碗，在說不清是衰敗還是興旺的堂屋裡，邊吃飯邊看一台19英吋的黑白電視機。幾隻母雞在我的腳邊端詳著，後來它們十分不幸地在吃我餵給它們的白色塑料泡沫後腹脹而死。堂屋裡還有幾個堂弟堂妹，他們圍著門軸繞來繞去，門上的木雕可以看出有一隻斷嘴的鳥、麒麟的前半身和一頭完整的大象，跟門板一樣在堂弟堂妹的轉動下搖搖欲墜。這是他們的遊戲，他們喧鬧的時候整個午間顯得極為寧靜，如果他們的笑聲蓋過了電視機發出的聲音，堂屋外的閣樓上的白色鴿子就會撲愣著翅膀越過天井上空，一直到晚霞映紅我臉蛋時才會回來。」
「這個時候，她，我的第一個女朋友，眼睛會盯著遠方，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什麼。而我則對遠方置之不顧，我只知道熱烈地看著她，從側面看她的睫毛，看她嘴唇邊細密的汗毛，我調動我嗓子間公鴨的力量，翻唱崔健的《一無所有》，這首慘遭語文老師批判的歌，惹來了她的笑，那笑聲像是從她的胸膛伸出的一隻搖著銀鈴的手。」
這些北京本地長不出來的文字，帶著原始的力量和意象，豐富我們的漢語。
第二次見他，我在燕莎的薩拉伯爾請他吃韓國燒烤，看見比我還單薄的人，我多點了一份火鍋面。「多吃。總要胖些，要不然如何支撐文字？」「我有個非法同居的女友，按食譜飼養我。我還有個老媽，最近趕來照顧我。」
胡赳赳的一個老領導教給他人生的道理：「你在這裡干編輯，月刊的稿子半個月就編好了，剩下時間寫點小說，當個作家。」我也要和他說，多寫，佔有話語權，成為顏峻，許知遠和謝有順。
我抬起頭，我看見，遠遠的，胡赳赳的文字江山，半個太陽爬上來。
200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