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香港記憶
2007年春，我與好幾個同事一起，被報社派去香港拍攝紀念回歸十週年的專題素材。為了能夠成行，我還專門回了老家辦了證件和簽注。當初剛來廣州不久，就有一次要隨王磊去香港參加亞洲藝術節演出的機會，因為證件不齊，我與鼓手在深圳關口被擋了回來，搞得很失落，隨後被深埋的「赴港」的心，終於在多年後被刨了出來。
和同事們到香港之後，頓覺開心。到處是繁忙而有條理的景象，街道招牌上的繁體字也讓我欣喜，它們存在的意義似乎不是廣告，而是在向我確證自己並未因什麼而改換過門庭。大街上的斑馬線邊，人們整整齊齊地等著綠燈，紅燈一停，人的巨大方陣在第一秒鐘像是被彈射了出去。我像意外蹚進了一條陌生的河流，變得手足無措。周圍一切都在忙碌忙碌，前進前進，我卻像個無所事事的閒人，不禁愧疚起來。好在河水不是太深，好在我還可以回到社會主義廣州去，瞬間又慶幸起來。下一個瞬間又覺得自己不想走，想留在這河流之中。
在香港，最實惠的吃飯地點當數茶餐廳了。第一次進去，覺得好擠！開什麼玩笑，人挨人、背挨背在那兒吃著牛扒飯豬扒飯。那麼小的桌子，還要與不認識的人同座，頭抵著頭去享用那一餐飯。能在陌生人旁邊找到位置已經不錯了，茶餐廳的生意實在太好。也曾在麥當勞看見一位白領買了漢堡，站在玻璃窗前低著頭沉默而快速地吃完它的樣子，心中會生起一點同情，這些被壓擠的生命，是不是活得太辛苦了。
香港茶餐廳，形式雖然和廣州幾乎一樣，但有本質區別：夠吃，而且做得好。比如點一份牛扒飯，那就有一塊大的、做得又香又嫩的牛扒。雖然一份飯菜比廣州要貴上十幾元，但你全無交了錢又受蹂躪的憋屈。
在香港地鐵上，竟遇到過一位男士給我們讓座的事。我跟著幾個同事衝進地鐵，見有座位，相繼落座。座位差一個，我還在站著，一位在旁邊座位上看書的男士見我們是一起的，隨即默默站起身，笑著示意我坐下。真是為搶座的心慚愧，我尷尬地站著，再不好意思去坐。後來也跟同事討論過這個事，為什麼香港人跟我們不太一樣？結論是：他們講「奮鬥」卻不是講「鬥爭」的。究其原因，他們教育的根本是教人向善的。當內地人努力把孩子送到國外讀書，說要受到好的教育，其實聰明的家長很明瞭並不是去學數理化。數理化中國教得並不差，最根本上的好教育是讓人心向善。不一定西方才有，華人世界也有。
就是那次在香港的一天晚上，我跟同事從山上拍夜景回來，打車回到酒店大堂，發現相機包丟失，用了三年的徠卡MP相機連同鏡頭丟在了出租車上。發現時，出租車已經開走，我急得跺腳。懂粵語的同事連忙幫我打電話報警，很快來了三位年輕的警察，迅速瞭解情況並聯絡交通聲訊台播報尋物啟事。那三位警察忙前忙後的關切神態特別令我難忘。
那天晚上，我是在極痛苦的等待中度過的。不僅是因為價值幾萬塊的相機，還因為我跟它相伴幾年走街串巷產生的感情，難以接受它瞬間就不在了。晚上洗澡時，我盯著鏡子發現自己的臉都是僵硬的……當時最強烈的願望是希望時間能倒回去、倒回去，回到打車之前，回到上山之前，或者回到我沒來香港之前……
天遂人願，在我沮喪地回到廣州一周後，香港警察打來電話，說相機找到了，禮貌地問我近期有沒有時間再去香港。我激動地答道：「有，有，我馬上就去。」
在灣仔警署證物科，我見到了我的相機。裝相機的腰包、幾個紐扣電池、三個膠卷等都被單獨放在不同的袋子裡，並綴有標牌，還附有打印的物品清單。通過警察聯繫到交相機的人，電話中對方卻不肯接受任何酬謝……我沒法具體瞭解警察在尋找相機過程中經過了哪些努力，但我想，之所以說香港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那一定是個需要絕大多數人明理、向善、守法的地方。人心的安全，才讓我們的東西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丟失。
來自台灣的答案
我還沒有去過台灣。很早以前聽過一個故事，讓人覺得「想去」就是一個有風險的笑話：
某日，廈大的一對學生情侶在海邊戀愛，他們看到滔天海浪中遠遠地奮力游來一人，越來越近，非常艱難。終於，那人上了岸，踉蹌走到他們面前說：「請問同學，這裡是不是台灣？」
當然，這是「嚇大的」朋友編出的笑話。雖然我也有去台灣拍照片的願望，但還是像當初去香港一樣，先拖著。但我在去年看了一個作品後，變得非常想去。
天津美院女生朱婷婷的畢業作品——視頻紀錄片《我要見馬英九》，記述去年她帶著想見馬英九的願望第二次去台灣並為之努力的過程。種種經歷之後，最終未能得見，但非常令人敬佩。她的採訪中很多民眾認為是有可能的，只是不確定，要申請、碰碰運氣。也有人讓她帶話給領導人，言辭懇切，非常令人感慨。
整個作品特別令我難忘的場景是：她在雨中去「總統府」門前跟「憲兵」提出求見，以及「憲兵」請她稍等後進院叫來長官接待。前前後後通過隱蔽拍攝記錄，所有執勤人員的態度令我震驚得眼珠子都要跌落下來：友善和藹甚至有些溫文爾雅，就像上學時同班的最老實的男同學，而這分明又不是在諜戰劇裡。我當過那麼多年記者，太知道各級看門人是什麼樣子了。我敢打賭同樣的作品在「內地」做一次，其結果應該是不能播出的吧。我們的慣性意識讓我們拿出相反的態度，認為相反才是理所應當的。我們看到影視劇裡，給達官貴人站崗或開道的，滿嘴都是「走開走開」、「閃開閃開」，用「肅靜」和「迴避」維護著權力的威武。後代的衙門甚至包括單位門崗、小區保安大多不用教就會嫻熟運用職業前輩的嘴臉。他們可能覺得自己是站在權力一邊的，權力就是對抗人的、是不可親近的，更是不可分享的。
我有一個攝影師朋友，家在廣西革命老區。在當地博物館工作的朋友請他為館裡拍一組照片，用「情景再現」的方式拍攝紅軍在當地會師的盛況。拍攝時他們找來不少群眾演員，拍攝方案也不複雜：在山坡上，大家穿上紅軍的衣服，簇擁在兩位緊緊握手的「首長」身邊，舉著紅旗、長槍和大刀並齜牙大笑即可。群眾演員是附近的農民，還有從街上雇來的 「摩托仔」。開始換裝、領槍時大家還挺新鮮、興奮，拍攝時卻因位置、狀態等不合主旋律要求而遲遲不能完工。就在大家都很疲憊的時候，一個群眾演員支吾了一聲：「老闆能不能加一點錢啊？這麼久……」
接下來是一陣沉默。大家互相看著，攝影師也不知如何是好。這時候人群中一名「摩托仔」突然揮動手裡的駁殼槍大喝一聲：「剛才是誰說的？拖出斃了！」一場可能發生的「紅軍」嘩變竟這樣隨一陣哄笑平息了，拍攝順利完成。
你看，有時候不需要權力和金錢發話，我們自己都能有上好的表現。慣性的代入感足以讓我們忘情遊戲而忘記自己的根本權益，忍不住地擁護點什麼或保持沉默。
我們猜想別人可能也壞過，但他們改變了，可以好得讓你覺得陌生。我們身邊和腦子裡的壞東西還很多，在我們都認為它理所應當時，它正慢慢鞏固成了基因。我們一次次地低下頭，躲掉了一次次可以面朝文明的機會。
朱婷婷赴台之前聽別人說，那裡最美的風景是人。她想去瞭解它，瞭解文明背後的支撐點是什麼。我想，朱婷婷找到了答案，視頻作品的最後，她以在自由廣場的地面上「睡一會兒」的方式作了沉默的表示。
當時下著小雨，她很確信地躺在答案上面，並有十分鐘的安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