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1年，我在舊金山度過了最後一個夏天。
每一次將要發生什麼大的變化時，我都有奇怪的預感，並為之深感不安。七八月的舊金山，霧氣迷濛，寂冷清寒。我開始仔細研讀《聖經》。耶穌說，放下你的包袱，跟我走吧。這句話使我深深感動。我最終沒能成為一名虔信的基督徒，卻無意間成為一個宗教網站的常客，每天登錄幾小時，追蹤或參與各種鬧哄哄的辯論，以此打發無聊和清閒。
8月的最後兩個星期，我訂了機票，處理了多餘的東西。對於未來的生活，我不再感到困惑。跟隨基督，或者謙恭地告別，轉而追尋另外一些無法解釋清楚的東西。
我仍舊是那個宗教網站的追隨者。有那麼十幾個名字總是出現，在各種話題後面都有他們的跟帖和發言，觀點和姿態非常相似，總是那麼高亢，甚至略有一點強加於人的熱情。
我很快意識到他（她）們全都是美國人。對此，我不感到意外。自我感覺超級良好，是他們信仰基督、跟隨基督的主要表徵。在他們眼裡，披著大白袍子的我主耶穌，像一位滿面紅光、肌肉發達、充滿青春魅力的球隊教練。
有一回，該網站蹦出一條與宗教信仰全無關聯的帖子，題目是「一百條理由：為何絕不能娶美國女人做太太」，作者也是一個美國男人。這帖子激起了軒然大波，引發了長達100多頁的爭論，包括凶毒的咒罵和婉轉的讚許。很顯然，一句不夠紳士的大實話，摸著了極少有人願意公開承認的某個集體痛點。
有一位美國女網友，據她自己說是去俄羅斯傳教，兼做NGO（非政府組織）的工作。她網名叫「蘇卡」，在俄語裡，這個詞是「凶婊子」的意思，一句不好聽的粗話。她既然在俄羅斯做宗教和社會工作，怎麼沒聽過或不明白這個詞的意思呢？
我和尤莉亞相識的緣分，像一個低俗的笑話。「蘇卡」每天上網出洋相而不自知。給她婉轉暗示和善意調侃的，有我本人，還有另一位新來的小女孩——尤莉亞。提醒無效，我們便一起看她笑話了。
兩個陌生人之間，有時會因為第三個人的醜態或不幸，而建立奇妙的共識和默契。我和尤莉亞就此相識，並維持了將近10年的美好情誼，直到今天。
二
和尤莉亞頭一回見面，在第二年的4月初，莫斯科盧比揚卡廣場地鐵站外邊。傍晚5點，天空已經烏黑。她從我身後鑽出，戴一頂灰絨紅軍帽。我對她的第一個恐怖印象，是一起橫穿馬路。她在無指示燈的區域挺胸而行，全然不理會呼嘯而來的車輛，還指責我畏縮膽怯，撓著我冒汗的手心哈哈大笑，像個有今天沒明天的亡命之徒。
尤莉亞給我看孩童時代的照片。父親，母親，和她。但這個家庭早已是過去時態。1992年，尤莉亞8歲。父親對母親說：臭娘們兒，你滾吧。母親是中學老師，現在回到老家邊遠小城，無業，酗酒，領微薄的低保救濟。父親從事數種生意，均告失敗。尤莉亞是獨女，跟父親過。從13歲開始，她便頻繁離家出走。自然是交了壞朋友，喝酒吸毒，還有男人。
我請她吃飯，因為那天是她的生日。那個餐館，藏在盧比揚卡附近好幾層幽深黑暗的牆院後面。裡邊寬敞，老舊，明亮，所有的服務員看著都像有60歲以上。那天晚上，只有我和尤莉亞兩個客人。我看著高大的窗框，褪色的窗簾，想像15年前，成群結隊的克格勃低級職員，還有嘰嘰喳喳的女秘書們，或許就坐在這間空曠而肅穆的大屋子裡用餐。他們輕聲低語的回音，還有刀叉觸碰杯盤發出清脆的聲響。
兩年前，尤莉亞認識了一群美國基督徒。從此，她被邀請參加聚會、合唱，還有英語補習，後來便有了去美國學習的機會。不是正規大學，只是中西部小教會辦的一所寄宿學校。住在裡面的孩子，從日常生活到社交往來，都受到嚴格的限制，兩性絕對隔離。每天數次祈禱，誦讀《聖經》。我第一次聽說，在現今的美國還有那樣的地方。
為何不繼續學習，或者想其他辦法留在美國呢？我問她這個最簡單、最實際的問題。尤莉亞給不出清晰的答案。她感到迷茫，猶豫不決。顯然，她對美國倒了胃口。是因為那所寄宿學校，還是小鎮上的基督徒，還是別的什麼原因，她說不清楚。其實我的狀況比她好不到哪兒去。原因何在？拋開學究氣的廢話，實在地講，我也很難說清。無論如何，在我和這個身世坎坷、歲數小了許多的問題女孩之間，有各種微妙而難以言表的隱秘共識。或許，在一個過分獎賞快樂並且蔑視不快樂的大時代，我們都背負著難以克服的個人殘缺。
順著莫斯科河，踩著開始融化的積雪，我們遛到半夜。分手時，尤莉亞鄭重邀請我參加十天後的一個聚會。去看熱鬧，尤莉亞滿臉壞笑：看美國佬出洋相唄！
三
那次聚會的地點，在價位中檔的烏克蘭酒店會展大廳。嚴格地說，我們不是受邀請的客人，更沒有權利參與聚會所涉及的任何正式社交，名副其實是混進去看熱鬧的。
主辦者是一家國際婚介公司，主題直截了當：美國男人結識俄羅斯女人。據說，為了參加為時兩周的國際尋偶之行，每人需繳納不低於1萬美元的基本費用，包括食宿、機票、幾次大的集體社交會面，等等。也有額外的服務，比如，客人單獨與某位女郎約會，倘若語言不通，可配備翻譯全程協助。在三人約會的特殊情況下，費用則有適當追加。
大廳裝點得喜氣洋洋，喇叭裡播放著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紐約老歌。一大群美國男性已先行就座，或者聚集在酒吧邊上閒談。我瞥了他們兩眼，中老年居多，禿頭和發福的居多，絕大多數是白人。但我不敢多看，已經感到尖利的目光朝我刺來，毫不掩飾的敵意使我耳根發涼。更多的眼光赤裸裸地跟隨著我身邊的尤莉亞。大約10分鐘後，大門敞開，姑娘們魚貫而入，緊張氣氛頓時瀰散。
屋子越來越滿。可以感覺出來，女性的數量超過男性不止一倍。我原先隱隱約約聽說過這個產業，沒想到如此集約化、規模化、流水化作業。參加聚會的俄羅斯女人大體顯得文靜，有些教養。相比之下，假如一個美國男人不是華爾街交易員，或迪士尼公司的專聘律師，不如花這一兩萬美元，沒準兒能找到如花似玉而且聽話的俄羅斯姑娘——至少在她取得綠卡之前。
我第一次踏入美國，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唱得最熟的美國歌，是鮑勃·迪倫、西蒙和加方克的。屋裡這些過分迫切的老男人，該是那些美妙歌曲的同代人？在一張張臃腫拘束的面孔上，絲毫看不出浪漫時代留下的痕跡，與好萊塢電影刻畫的標準美國男性更是相去甚遠。在那個奇怪的夜晚，我意識到，我的青春，已留在了那曾經熱愛過的彼岸。
晚會結束。尤莉亞差我買酒。出來時，因為地板打了厚厚的蠟，我滑倒在電梯前面，鬧了個仰八叉。三瓶紅酒碎了兩瓶。我襯衫上沾了紅色的液體，褲子濕透。搖搖擺擺走出來的美國男人，一致為我歡呼鼓掌。尤莉亞把我扶起來，我們相互偎依著，把剩下的那瓶酒，一口口喝完。
四
後來我去歐洲遊歷，告別了尤莉亞和莫斯科。她考上了莫斯科郊區一所普通大學的心理學系。每天上課下課，搭地鐵4個鐘頭，還要打工。她找了個小男朋友，是個學計算機的俄羅斯男孩，非常善良。
我知道尤莉亞總出現各種小危機，抑鬱症、厭食症，進過幾次醫院，包括精神病院。有一回，我請尤莉亞到布拉格玩。半夜三更，她忽然鬧起來，和我大吵一架。清晨，我看見她坐在洗手間裡，臉色蒼白，地上有鮮血。她的手腕上，有一條幸好不太深的傷痕。
我是中國男人，她是俄羅斯女孩；面對著大寫的「歐洲」或者「西方」，我們共同擁有一份羞於承認的自卑和渴望。不過，這種纖細的共同性，可能僅存在於一個有限的時空。對她而言，布拉格或者都算不上「西方」。那種拉丁化的斯拉夫語文，憋了三五天後，她能看懂一大半。幽靜古樸的中歐式小街道，與粗獷蠻橫的莫斯科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尤莉亞能夠捕捉到甚至讀懂，那些成功「脫俄入歐」或「脫東入西」的捷克人，眉宇體態眼神中不經意流露出的、藏在種族基因裡的微妙信息。而我不能。
有一回興起，一道去參觀紀念「天鵝絨革命」的博物館。可想而知，那些同過去相聯繫的符號標誌，諸如列寧雕像、蘇聯軍服之類，被展示為醜陋邪惡的象徵。出來之後，尤莉亞情緒很糟糕。她從未聽說過「七七憲章」，戈爾巴喬夫上任那年，她剛出生。她從小愛聽的是美國「朋克」搖滾樂。博物館外面，是昔日的文切斯拉夫廣場。四面滿是熙熙攘攘的遊客，還有艷俗昂貴的商店。色迷迷的意大利老男人和滿口酒氣的英國球迷，朝尤莉亞吹響口哨。說句不好意思的實話，假如我在隨便哪個歐洲城市也招來這麼火熱而且頻繁的目光，再深再重的情結或痛苦記憶，也早拋到了九霄雲外。但她對周圍的一切視而不見，沉湎於無從排解的沮喪與哀傷。
在那一刻，我重新發現了我們之間不可切斷的某種聯繫。不是吃意大利老男人的醋，更不是懷念《莫斯科—北京》那首難聽的老歌。只是當我們從不同的方向匆匆趕往一場盛宴時，發現它已經散場。門衛仍然態度高傲，發給我們准入的名牌——她的寫著「漂亮待嫁窮困俄羅斯妞」，我的寫著「崛起中國流竄小商人」。我們都不喜歡分派給自己的角色，而我們原先的自卑感在迅速地消失，曾有過的真誠希望，亦同時煙消雲散。
最後一次見到尤莉亞，她已大學畢業，結了婚，戒了煙酒，面色紅潤，還做過整容手術。可是她告訴我，不想在俄羅斯待了，想再來美國。她說，在俄羅斯，一切已塵埃落定。錢都分光了，搶完了；人心也冷透了，僵透了；也不再學美國、學西方了，以後就這麼一直下去了。我說，我明白她的意思。我願意幫她。
臨別，她送給我兩樣禮物：一本俄羅斯傳教士寫的《美國的沒落》和兩張磁盤。那書我翻了，無非是講國際金融寡頭、猶太陰謀，還有險惡的國際勢力如何在一個世紀內兩次毀滅俄羅斯文明——第一次左翼革命，第二次右翼革命。語言拙劣，立論武斷。
磁盤中的詩歌則不同。朗誦者聲音渾厚，沙啞，悲愴。多數是葉賽寧的詩，我聽了好幾遍，幾乎重新相信，真正優美語言的復甦，足以戰勝任何一種席捲全球的謊言。第二個磁盤上，只有一首布洛克，標題是「我們——俄羅斯恐怖時代的孩子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