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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裔男之忿   

這是一所私立小學院。幾座英國式的灰樓,橫七豎八排列在深綠色的山坡上。天氣一熱,男女學生們端著托盤,走出後門,乾脆坐在草地上。姑娘們裸著腳,光著大腿,曬得發紅的面孔和脖子,朝著午後的陽光。總有一兩個男孩,披著長髮,嘴邊刻意留出稚嫩的鬍鬚,上面沾了碎麵包屑,手舞足蹈,誇誇其談,不時引發眾人的歡笑甚至尖叫。在去美國之前,我曾苦學許國璋《英語》不下6年。但是,這伊甸園式的青春對話錄,我能聽明白的不及一半。相比之下,薩繆爾森、宏觀經濟學這些詞彙只相當於小學二年級。

那是30年前。我拖著兩口破箱子,涉過積雪尚未融化的草坪。一路上碰到的每一個人都格外友好地給我指路。到了宿舍,我順著走廊,尋找寫著我名字的房間。兩個穿著睡衣的姑娘跑來,笑容燦爛,伸手向我致意。矮個子的姑娘名叫蕾貝卡,這雙微笑的眼睛,在接下來的兩三個星期裡,給了我無盡的遐想。

我遐想過的美妙事情,在第一個星期、第一個月、第一個學期,甚至第二年、第三年,都沒有發生。大約是到了第三個星期,我開始隱約感覺不對頭。第一學期期末,我開始痛苦地意識到,雖然是名校,雖然我撞狗運拿到了獎學金,但是我的四年本科生涯,很可能極其孤獨、憋悶、壓抑。儘管每到週末,校園裡到處是搖滾樂聲和狂叫聲,而我交到一個小女朋友的機會將極其渺茫。何至於如此呢?看看那個大食堂就明白了。

學院幾千人,每個學生各自為政,自由選課。同選一門課的同學,互相叫什麼名字都搞不清楚,乃是常有的事。因此,除了球隊和劇團,大食堂三間大小不同的就餐室成了建立和確定各人社交圈的唯一場所,也是確立學生等級關係的戰略要地。很可能是這樣:你是功課全A的某個發展中國家來的優等生,你的家庭甚至也不見得比其他美國同學的家庭更差,但你在學院裡待到第三年,極有可能混得在食堂裡還是獨自一人坐在角落裡吃飯。

並不是人們不友好。我自己也很快習慣了向陌生姑娘微笑,說聲「Hi!」。空泛的熱情,跟著漫不經心,顧左右而言他,眼神和注意力快速轉移。我工作以後很多年,逐漸領悟到,即使是一個崇尚民主和平等的移民國家,仍然需要確立等級。既然不存在源遠流長的貴族——平民的身份界定,就需要有一套特殊機制。美國社會的分級從青少年階段開始,有著極其隱蔽且無情的競爭過程。每個孩子都得加入遊戲,而劃分成敗的指標,絕不限於一目瞭然的所謂學習成績或家庭財富。最重要的指標,是在中國傳統社會裡成長的孩子極難適應或理解的兩項——酷和性感!

要充分說明這個小學院食堂裡錯綜複雜的地緣政治格局,我必須為大家列一個單詞表。在我上學的時候,這幾個詞在任何版本的英漢詞典裡都找不到相應的解釋。然而,對它們有一個正確的瞭解,是勉強融入美國青少年群體生活的最低要求,至少可以保證自己不用承受太過無辜的心理傷害:

NERD:詞根不詳,最恰當音譯當為「努耳朵」。泛指書蟲,呆瓜。衣著老土,講話咬文嚼字,胸前插了五顏六色數支圓珠筆的怪異男孩;戴深度近視眼鏡,愛好自然科學的女孩。

GEEK:或曰「極客」,比「努耳朵」略勝一籌。在偏執特異的外表後面,夾雜著些許朦朧的原創力和聰穎。或許其中十萬分之一日後有成為新版比爾·蓋茨的潛力。

JOCK:「喬克」是也。紅臉,金髮,身材壯碩,愛好運動,疏於功課,愛喝啤酒,蔑視詩歌、藝術等一切娘娘腔的東西。

FRATBROTHERS:「聯誼會弟兄」。「FRAT」乃「男同學聯誼會」(FRATERNITIES)的簡稱,其名稱一般冠以希臘字母。在一些昂貴的私立學校,聯誼會體系更是大量富家子弟日後進入社會上層不可或缺的原始關係網。前總統小布什一度所屬的耶魯骷髏會,便是其中一例。申請加入聯誼會,必須通過嚴苛的入門儀式,比如:灌幾大桶啤酒;冬天裸身跳進混雜著啤酒和屎尿的大坑;在若干個小時內徵集到三個以上的女生在屁股或生殖器上的親筆簽名等。

SLUT:「騷逼」。顧名思義。

DYKEBITCH:「黛珂狗逼」。懷抱性挫敗感的小男生對某些女生的貶稱。特指那些行為著裝過分男性化、言談舉止偏離經典女性範式的女孩。

在我們的大食堂裡,最大的一間餐室為「喬克」,是「聯誼會弟兄」和追著他們跑的「騷逼」姑娘們的專有領地。中間的餐室多為猶太孩子,是學醫、學法或政治態度偏左的有錢孩子。他們有較重的「極客」色彩,又不至於完全置身於大屋子所代表的主流之外。跟他們混的女孩,介於「騷逼」和「黛珂狗逼」之間。你若貿然去了你不該去的屋子,當然沒人會轟你走;但所有人的眼神和坐姿中,會有某種信息流出來,把你團團裹住,讓你坐立不安。你會自知,下回還是不來為好。

剩下的小屋子,就是所謂「努耳朵」或「黛珂」們龜縮用餐之處了。每個淪落到小屋子裡吃飯的人,都曾經在各個戰略制高點之間轉來轉去,總也找不到組織接納,在相似的弱勢群體裡尋到基本的安全和溫暖。敝人在多次掙扎、尋求上位無疾而終後,終於混跡於一大群印度東南亞學工程或經濟的孩子們中間。十來個男孩,幾乎沒有一個女孩。若是還不甘心,拒絕這最後的群體,那就只好總一個人吃飯了。

我後來還碰到過幾回蕾貝卡,她總偎依在某個大個子運動員懷裡。她仍然對我露出燦爛而且清澈的笑。「Hi!」她說。但她始終沒叫對我的名字。

整個大學二年級,對我來說,不堪回首。每個週末,每個假日,看著別人兩口子親親熱熱,背著包去小火車站,我心中的煎熬和憤怒就無以言表。我開始喜歡一個人坐在圖書館的地下室裡讀戰爭史,讀毛澤東的書,並因之熱血沸騰。我給北京的老朋友們寫信,不知該講什麼才好。我對美國的敵意漸漸濃厚,同我記憶中的北京,矛盾糾纏,破裂而殘缺。

幾乎所有在美國長大的男女青少年,都必須承受這麼一段格外無情的考驗。關鍵年齡段:12歲到20歲之間;考驗的場所:東、西海岸公立或私立的中學(在特定情況下,也包括大學本科的頭兩年)。這場是酷還是不酷的凶險競技裡的勝出者,小小年紀,便可翻雲覆雨,一呼百應,享受眾星拱月的明星般待遇。而那些被淘汰出局者,被眾人視為「不酷」的孩子們,他們咋辦呢?一句話:沒人睬你,自己上角落待著去。苦海無邊,四顧無岸。

一般而言,亞裔的男孩,在美國青春文化潛規則隱性等級的排列裡,向來排名較低;或者說,通常是最低。一句話:女孩子不待見他們。那些男孩子通常學習刻苦,為人和善,可能也多了一些羞澀和靦腆。這些都不是缺點。然而,在美國特定的青少年生活大版圖內,在性感競爭和酷競爭的大博弈中,這種男孩子過去是、現在是,將來恐怕也還是無可爭辯的弱勢群體。

本科第三年暑假,我去紐約實習。我擠在期貨交易室那群咬著雪茄、高聲叫罵的猶太人中間,眼睛緊盯著面前七八個熒屏,做全神貫注狀。時不時跑步去替他們買杯咖啡,或影印半張文件。夏天結束的時候,我又學會了一大堆字典裡查不到的詞彙,涉及熒屏上虛擬的數字,還有猶太人閃爍的眼睛。

那年夏天,我住在和皮箱差不多大的小屋子裡。工作忙,但是增長了無法解釋清楚的自信。我在舊書店裡發現兩本書,愛不釋手,買下,時時翻閱。一本是三島由紀夫生平畫冊。45歲切腹自殺前的三島依舊肌肉發達,雙目炯炯有神,手握鋒利的武士刀,頭上裹著寫有「七生報國」的細帶子,充溢峻烈陽剛的殺氣。另一本發黃的舊書是《我的奮鬥》。書中老戰犯的兩句話,給我留下永難磨滅的印象,大意是:資產階級強調理性;但是,資產階級的情婦和女兒們,永遠渴望暴烈意志對她們的侵犯和強姦;因為資產階級靈魂的本質是虛偽和自我壓抑。

臨走之前,上司找我談話。他禿頭,駝背,戴深度近視眼鏡,講話時兩手在空氣中亂揮,像是伍迪·艾倫的華爾街翻版。這人是我的校友。他說,公司要併購投行,有個項目招人,只要工商管理碩士。不過,去他奶奶的,我給他們講一聲,你也去試試吧。我唯唯退出,脊背發涼,難以抑制顫抖地狂喜。

回學院後,我給自己設計了全新的形象。昂貴的西裝上衣,卻弄得髒兮兮的。領子翻起,袖管捲上,一雙朋克歌手穿的黑皮靴。頭上扎一根深藍色細帶子,學三島。再去食堂,遠遠躲開「努耳朵」們、左派環保人士們、「黛珂」女同性戀者,以及童男子亞裔工程師、經濟學家們。與任何人說話都客氣,冷漠,目光銳利,不置可否。

有一天,我百無聊賴,重回久違的小餐室。因為去得早,四周無人。忽然,一個小個子女孩,邁著大步朝我走來,她的眼裡溢出清涼的笑。髮型變了,換成紐約街頭白領妞考究的髮式。她是蕾貝卡。

兩年多沒見,她的臉像從前一樣清澈、飽滿。我很想伸手摸一摸。但是,根據新的自我形象,應該保持矜持和冷漠。她顯得侷促,猶豫了好久,最後說,畢業後她要去紐約工作。什麼樣的公司呢?廣告,品牌設計,她說。那好啊,我點頭。然後凝視窗外,數了四秒鐘,感覺火候已到。我轉過頭,表情不變,但換上溫柔的語調:我們可以見面,一起去玩。沉默一秒,再補充,我也要去紐約上班。她兩眼露出欣喜,輕輕地點頭。看來遊戲變了,我想。我把一張揉皺了的餐紙推向她,給了她炙熱的一笑。「給我你的電話。」我提出要求,不容置疑。

學院的最後一年,我成績很差,差點沒拿到文憑。但我過得開心,悟到並成功實踐了一個真理:這是一個原子化且虛矯做作的大眾社會。每人都必須從小學會為自己設計一個不斷更新的包裝和品牌,否則,便被邊緣,被淹沒。何謂酷?酷,即是裝逼。裝到氣勢壓倒別人。裝到忘了自己是誰。忘了,亦未必就一定是壞事。我也結識過不少憤怒的亞裔男青年,很想說一句,兄弟,我瞭解您的痛苦!生氣沒用,規則就是如此。不過,別拉著一個國家的父老鄉親為自己的心理挫折感埋單,不夠男子漢,也不夠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