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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人劉鎮西

畸人,是偉大的莊子為漢語貢獻的一個名詞。他認為這樣的人,「畸於人而侔於天」;也就是說他們在人世間孤獨無匹,卻與天道完美契合。

我每每看見這個詞,就想起故鄉的莫逆之交老劉。在這個世界,我有幸結交過萬千奇人,但是真正能當得起這個「畸人」稱名的,似乎非他莫屬。

最近的一次還鄉,我們又坐到了一起。朋友們問我——為什麼還不寫老劉?我還沒來得及回答,老劉自己便解釋——他說要等我死了才寫的,可是我偏生是個老不死的,看來諸位還得等了。

大家笑罷,我忽然內心湧出一絲歉疚和淒涼。難道我真的要到他墳前去焚稿,才能傾盡我們30年的交誼嗎?我何不趁他健在,就給他朗讀我積年的知遇和敬重呢?

是的,是朗讀而不是給他看,他早已看不見我的文字了。他圓睜的雙眼在這個世界始終像怒目金剛,可是卻早已被黑暗遮蔽。他每天在孤老院裡,拿著我的書去祈求那些識字的護理員讀給他聽,聽著聽著,那枯井般的眼眶就泉湧兩行。

就是這樣的一個睜眼瞎,每天卻拒絕策杖;他獨自像明眼人一樣橫行於鬧市通衢,而且總要高唱著自己所譜的歌曲,旁若無人地行走在他的江湖生涯中。

1977年我還在利川高中讀書時,便認識了老劉。但是那時他不認識我,那時他在廣場的戲台上被反綁著示眾,然後我們這些集合去參會的學生,驚駭地看著他被宣判為「現行反革命」,被判刑8年,然後被恐怖呼嘯的刑車帶到了省城監獄。

1981年我大學畢業回到小城,浮躁孟浪地成為一個薄有姓名的詩人。一日,我和文化局長劉湘松在書店閒轉,正在翻看新到的《中國古典十大悲劇》。忽然一個戴著高度近視眼鏡的中年男人急匆匆闖來,近乎無禮地直接從我們手中奪過該書開始翻閱。他一邊看目錄,一邊嘀咕——牡丹亭怎麼也收進了悲劇?

劉湘松是儒雅富學的人,便搭腔道——這個在學界也有爭議,可算悲喜劇吧。他一聽我們的議論接近內行,立馬回眸打量問道——兩位高姓大名啊?我們眼見此人古怪,寒暄著自報家門;他突然雙手各自緊拽我倆,高聲笑道——神交已久,緣慳一面。未曾想今日邂逅,請兩位務必到寒舍小坐。

我們趕緊模擬他的古舊聲腔,回問閣下怎麼稱呼;他爽朗答曰在下劉鎮西便是。我們都記起了這個小城著名的政治犯,想到初識不便登門,便委婉客氣曰改日拜訪云云。哪知他完全不由分說,直接強拉著我們跟他進入一個歪斜的木樓。

上得樓來,他家卻柴門深鎖,我們又急忙托故說下次下次。他哪裡肯聽,直接將我們按進鄰居的椅子,說他去去便來。只聽他在院子裡喊了幾聲老妻,便去敲隔壁一家的門借斧頭。我們像遇見強人打劫一般,急忙出去拉住他說,千萬別如此,我們改日一定再來。他已然利器在手,口中唸唸有詞曰——幸有嘉賓至,何妨破門入。手起刀落,門鎖已被他砍成兩截。就這樣,我們在他不足十平方米的暗室,杯茶訂交,成了今生頭顱相許的朋友。

老劉似乎是一個始終活在古代的人。他無論言談舉止,處處都透著古風。上面那些對話,外人以為我乃虛構明清小說的口吻,殊不知利川的百姓,但凡接近過老劉的人,皆知我所言非虛。

那時的他約略40多歲,皮膚黝黑,額上皺紋深刻如橫寫的川字。濃密的眉毛幾乎要連接在一起,下面是一副寬邊的高度近視眼鏡。他自嘲說根據古代相術,他就是天生的苦相。我看他的形貌,不需要懂麻衣柳莊,那也是絕對可以看得出的悲苦。

那時他剛剛平反提前出獄,原本沒有工作,故而也不存在補償工資一說,三年多的深牢大獄那算是白坐了。問起案由,則才知道其中的荒誕。原來他早在1958年,就因同情「右派」亂說反動言論,曾經被勞教過三年。「兩勞」人員在當時的中國,屬於「地富反壞右」之中的壞分子一角,屬於要永遠監督懲罰的對象。

但凡國家有大事,基層政權都要集中這些「五類分子」學習訓話,觀察反應。1976年的打倒「四人幫」,自然是審看這些所謂反動派的最好時機。他被叫到了城關鎮政府,問他對這一事件的看法。老劉一生耿介磊落,反問主官是要聽真話還是假話。主官一向反感其桀驁不馴,自然竊喜說要聽真話。他說——那你等我回去把後事安排一下,馬上就來回答。

老劉回家收拾一床薄被(那時坐牢是要自帶被子的),妻問他幹嗎,他說明緣由——要去鎮上講真話,肯定就會坐牢。他把妻女托付給一家朋友看顧,妻是文盲,抱著他的腿哭泣不放,哀求他不要去管什麼國家的閒事。他是那種絕不屈服和畏懼的人,還是悲風撲面地走向了衙門。

他對那些主官慷慨激昂地說——「四人幫」固然是「極左」,但華國鋒也是「極左」出身。但凡瞭解他在湘潭地委書記任上的作為,以及「文革」中的火箭突起,就可以斷定……

此番高論在當時自然石破天驚,很快便獲刑8年。求仁得仁,於他而言不過是換一個碗吃飯。但是歷史卻很快證明了他的預言,於是他得以提前解脫桎梏。此後,他重操舊業,靠在搪瓷碗盆上燒字養活妻女。

燒字這一手藝,在今天已然絕跡。那時各個單位學校食堂,多是使用統一的搪瓷碗盆,為了防止被人偷竊,往往便要燒上某某食堂幾個字做記號。學校畢業生或軍隊轉業者,也都喜歡發一個某某紀念的碗盆。於是,操此手藝者就能勉強求食。

燒字的工序是先用一種紅色的瓷粉礦物質,在器皿上書法,然後再用高壓煤油噴燈,像氧焊一樣把那些字融進器皿,冷卻之後就再也洗刷不掉了。但是一個單位燒過了,基本永遠不會再有需要。也因此這一手藝者,注定要在各地流浪乞食。我認識老劉的時候,他就是這樣背著一個簡單的木頭工具箱,走遍了二十幾個省的無數縣鎮。

他和那些江湖手藝人唯一的不同是,他的工具箱裡永遠放著《楚辭》。那些異鄉的青燈雨夜,屈子的騷賦一直伴隨著他的自我放逐。沒有人相信這個衣衫落拓的苦命人,竟然是《楚辭》的橫流倒背者,且更是楚辭古韻和名物的民間研究者。

他的生涯便是這樣越走越遠的,賺來一點錢,路上便郵寄給妻子,自己只留下到下一站的車票。每半年左右回來一次,休息十天半月就又要上路。每次倦游歸來,首先便要到我處小坐,談談在路上的故事,以及沿途見聞的國家走向。

他比我大二十幾歲,蕭條異代,我們卻成了山城最密切的忘年之交。那時的小城多雨而寂寥,冬天往往深雪覆蓋。他在許多個夜晚踏雪而來,在我的斗室圍爐長話;我第一次看見一個江湖老男人,讀完我的《致毛澤東》而掩面慟哭。他的青春在毛時代毀滅殆盡,內心的苦楚無人可訴,我則是他唯一信託的兄弟。

我也常去他的陋室看他,他是著名的圍棋迷,在我們那邊遠小城,那時熟稔這種玩意兒的不多幾人。因此全縣的棋賽,他也往往可以入圍前三。有次我去,看見他正和一位老師手談。他的妻子一會兒過來對他耳語——中午沒米下鍋了,要他去找人借米。他入棋正深,揮手不語。妻子眼看斷炊,又來高聲催促,希望對手封盤,下午再戰。對手尷尬起身,卻被老劉一把按住,只好接著迎戰。其妻再也按捺不住,一把掀翻棋盤;老劉惱羞成怒,幾乎要動手,終也還是被我勸住。我才知道他家的日子,竟然窘迫至此。

次日,老劉來我這羞澀地借錢,他說只要五塊錢,夠他上路的車票即可。我要多給,他卻堅持不要。我只好將吃不完的糧票塞給了他,看他摸索著遠行他鄉。

老劉的妻子叫桂枝,我們沒大沒小地也就直叫老嫂子。嫂子也是那種苦相的人,沒有工作,獨自帶著一個上小學的女兒,每天依門守候著老劉的掛號信——那是他們母女賴以存活的唯一指望。

偶爾我會看見嫂子在街邊嗑瓜子,年輕的我好惡分明,想到老劉終年流浪的辛苦和謀生的艱難,便有些鬱鬱不樂,覺得她不該這樣好吃零食。

一次老劉歸來,沉重地找我訴說——想要離婚。說這個女人太不理解他了,唯一的一點讀書下棋愛好都要被剝奪。那時的我真是不諳世事,立馬就表示支持,而且說這個女人太拖累他,希望他早日解脫。

老劉似乎找到了他最在乎的動力,彷彿下定了決心一般出門而去。幾天之後,他又頹喪地來了,我以為他已經辦完手續。哪知他沉痛地對我說——我不離了。我詢之,他這才告訴我,關於他的婚姻與愛情——

老劉十幾歲就被勞教,出來之後戴著「壞分子」的帽子,自然沒有人敢嫁他。那時的他靠當泥瓦工在建築隊餬口,整個青春期完全與女人無緣。到了1975年左右,終於有媒人說合,給他介紹了現在的妻子。媒人只說是鄉下農婦,守寡帶著一個女孩,且女孩還是婆家在餵養。老劉正當年,卻又寒促逼人,如何可以挑剔對方的條件,兩人很快就結合了。

婚後未幾,妻子告訴他自己已經結紮,再也不能生育。女兒是送給別家的,病了需要救治。老劉雖然有些憋屈,但立刻就答應把女兒接回來餵養。就這樣,一個弱小的生命,被老劉撫育到那時。

老劉淚眼矇矓地對我說——我不能離,離了後這個孩子就失去了生活,肯定不是死就是被賣出去。她雖然不是我的親生孩子,可是我把她養大,就是養個貓狗,那也養出了感情。再說這孩子心地善良,對我如親父,我豈能看著她被遺棄啊。

當我知道這一深層原因之後,頓覺臉紅;在老劉的善良高尚面前,我愧覺了自己的少不更事。他們夫妻此後再也沒有什麼紛爭了,但是哀傷的故事卻遠遠不只這一些。

我在這個國家,見過無數悲苦的女人。但是像老劉妻子這樣的悲劇人物,我還真沒見過超乎其上的苦命。有時不免想,這是怎樣的一種因緣啊,天地之間竟然把這樣兩個極端苦難的男女組合在一起。

老劉新婚未久,某天回家,突然看見高矮一順溜多出了另外三個孩子。每個孩子都面黃肌瘦、嗷嗷待哺的樣子,驚恐地看著他。妻子正在打罵那些孩子,看見他出現也一時手足無措,緊張地不知如何說起,只知道淚流滿面。他把妻子拉到一邊細問,這才捅開一個天大的秘密。

原來桂枝在嫁給他以前,已經有過三次婚史和四個兒女。前面的三個男人,一個病逝,一個坐牢離婚,一個車禍身亡。她一個無助的女人,怎麼也無法獨自撫養四個孩子,況乎還在那樣一個農村極端貧苦的年代。因此,尋求再嫁一個城裡人,找一份供應糧,是她唯一求生的可能。於是,她把那幾個稍大一點的孩子,各自托付給他們不同的爺爺奶奶家,自己則在媒婆的隱瞞下,找到了老劉這樣一個忠厚人。

那個年代到處打零工的老劉,無論怎樣善良,實際上都無法養活老婆和四個孩子。桂枝也深知這一點,不願太拖累他,只敢帶回最小的女兒,而繼續隱瞞著前面的婚事和孩子。哪知道十多歲的大兒子,聽說母親嫁到了城裡,知道弟妹們在各家都挨餓,便相約一起進城尋母,只為要吃一頓飽飯。

這群半大不小的孩子自個兒打聽,竟然飢腸轆轆地找到了母親。貧窮的母親看著瘦骨嶙峋的孩子們,垂淚不已,但是她實在沒有能力和勇氣撫養他們,也不敢讓老劉知道她還有如此沉重的負擔和卑微的歷史,只好趕緊讓他們吃一頓飽飯之後,催促他們回去。孩子們也渴望母愛,戀戀不捨磨蹭著想留下,想和小妹妹一樣有人疼愛。母親萬般無奈流淚打罵他們,要他們趕緊趁天黑之前回家。這時,老劉疲憊地回來了。

突然知道這些情況,我想對多數人來說,都是一個考驗——畢竟一個女人似乎隱瞞了太多的往事,且無端添出了這麼多的責任。老劉聽罷妻子哭訴,二話不說,帶著這群孩子就進了一個餐館,他將當天收入的錢全部拿出,為孩子們點了一大盆紅燒肉,看著他們飽餐。然後對他們說,他實在養不活全家,甚至唯一的一間房也住不下大家。孩子們還是得回到各自的爺爺奶奶家去,但是每月可以進城來打一頓牙祭。

我在80年代與老劉時相過往之時,他的日子稍微好過一些,養女已經在小學。他一直是利川的文化人之一,愛寫詩歌,新舊體都寫,與我也不時唱和。他還愛譜曲,偶爾發表在一些基層刊物上,便也其樂陶陶。更不可思議的是,他一直在默默地研究楚辭的古韻和名物。他的足跡主要活動在古代的楚文化地域,因此他有心在各地方言中去求證古音韻的殘留現象,以及楚辭中的大量植物名稱與現在楚地的存活植物的對應關係。

音韻學一直是中文系稱為「絕學」的學問,我在第一個大學時,古漢語老師講到音韻學時,便明確說自己不懂,大家自學粗通即可。老劉這樣一個從未上過大學的民間愛好者,且又時刻處在亂離歲月中,與學界毫無聯繫,他怎麼會迷戀這樣一種孤僻的學問呢?為了成全他的愛好,我還是送了他不少楚辭研究的書籍。

悲劇還是要上演了。某日他興沖沖地找來,從懷裡掏出一卷書稿對我自得地說——我終於完成這本書了,半生的研究總算有個結果。我拿過來一看,原來是楚辭韻讀的手寫稿。也就是說,楚辭按今天的普通話讀,很多已經不押韻,但是在古代,它是押韻的。它在古代究竟是怎樣的讀音,老劉給你一一標注出來——這就叫上古音韻學和方言研究。

我翻看了一下他的稿子,心中猶豫再三,不忍破壞他的快樂;但是最終又不能不告訴他真相。我從書架上抽出我剛買的王力先生《楚辭韻讀》和《詩經韻讀》給他,對他說——老劉,你晚了一步。老劉急忙打開翻閱,一會兒只見眼淚滴答在書頁上,最後竟然伏在我膝蓋上號啕起來。

一個民間學人,沒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更沒有學術信息,完全不知道學界的發展狀態;他就像一個暗夜的瞎子一樣,完全靠自己摸索前進。錢鍾書先生曾說,意大利有一個典故成語叫——發明傘的人。老劉實際上就成了這樣的一個人。此後他焚稿斷癡,再也不談楚辭了。只有在極少的朋友圈子談起某個鄉間植物時,他會指出,這就是楚辭中的某某。

一個「兩勞」釋放人員,一個高度近視接近盲眼的人,沒有固定工作,更沒有社會福利,加上拖家帶口,其日子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好轉很多。更不要說老劉的性格耿直孤介,不善與人相處了。

一日在小街上,我遠遠看見他岔開雙腳,舉步維艱地移動向前,急忙過去扶住他問。他痛苦地搖頭歎息說,他不幸染上了坐板瘡,屁股長滿膿瘡,不能出門謀生,只好在家養病。我問他去醫院看看沒有,他說哪裡有錢看病,就靠自己每天熱水燙洗,也許慢慢就好了。

這次我是第一次對他發火,我大聲呵斥他為何不來找我,他說欠我太多,不好意思再添麻煩了。我說你不趕緊治病出門謀生,你一家子怎麼活啊?他說已經借了不少人的米了。我憤怒而哀傷地拉著他直奔醫院,打針開藥,這麼點小感染,對西醫來說不費吹灰之力。

他很快好了,又來囁嚅著借錢上路,總是三五塊,反正他每次回家是首先必來還錢的,但是他的生意卻是越來越難做了。80年代的改革開放,各單位再也不把盆盆缽缽當一回事了,因此燒字做記號或發放作紀念的,就越來越少。20世紀的突飛猛進,已經殘酷地淘汰了太多古老的手藝人,老劉這樣的畸零者,面對著時代張皇失措,實在想不出怎樣才能跟進別人的腳步。

但他是一生難得低頭的人,多年的江湖遊歷,使得他生命力極強。養家餬口——這是男人的使命,他必須硬扛著生活尋求變局。他決定放下他那老舊的工具箱,且很快學會了自己配製老鼠藥。他每週一天驅趕出妻女,自己閉戶鎖門調配那些劇毒品,幾乎成了東邪西毒一樣的世外高人;然後再去各個鄉間趕集出售。感於他的身世況味,我嘗贈詩雲——垂老街頭作藥師,一生偃蹇為詩癡。古時君子時終悖,當世高人世莫知。天性淳真不苟俗,秉心清苦已忘機。每回相對還相哭,寒士風姿讓我思。

我看他生意清淡,決定幫他義賣一次。那時我在縣委工作,滿街都是熟人朋友。我讓他站一邊收錢,我拿著半導體喇叭幫他守著攤子叫賣。過往人群見我賣藥,都覺滑稽好笑,一時圍觀看熱鬧者甚眾。我逮住每一個熟人要求他們必須買,有朋友哀求家裡無鼠,買去實在沒用。我說不管那些,開玩笑說「買去兩口子自己吃也行」,反正掏錢才能走人。

那天算是幫老劉掙了一筆,但是,這終究不過相濡以沫而已。

武大畢業,我要南下海口了。回鄉揖別親友,老劉在街上攔住我說——我受了你多年的恩,卻沒請你吃過一餐飯。此次你遠行,也不知再見之日。你嫂子桂枝說,無論如何要請你去家裡喝一杯。

我深知他家窘境,婉拒說你我之間,無須這些俗禮。他像抓賊一樣抓住我哽咽說,我也請不起更多的人作陪,就請了你的至交蘇家橋,你們倆要是不肯給我這個薄面,那我們今生也就到此為止了。

晚上我只好帶著蘇家橋去了,桌子上果然沒有多的菜,兩葷一素一湯,卻只放著兩副碗筷和酒杯。我詫異,他喃喃雲他們全家都先吃了,就想看著我們喝酒聊天,他們一家便足矣。我怎麼也要拉他們上席,但是連初中的女兒都堅拒不肯。

我和蘇家橋只好坐下開飲,世間這樣的請客法,平生我也就看見這一次。酒到微醺,老劉取出他那一把二胡說——我為送你遠行,填了一首詞並譜曲,且教會了桂枝和女兒。現在聊助兩位酒興,我們全家一起為你們合唱一下。唱得不好,萬勿笑話。

就在那空空如也的陋室,蒼涼的二胡聲開始迴旋。他沙啞的嗓子,和著他五音不全的文盲妻子的如泣如訴,再加上一個少女脆生生的童音,像三重奏一樣唱起來,且歌詞又是他的妻女尚無法全懂的文言。我和蘇家橋再也無法忍住我們的眼淚,他們就那樣投入地纏綿迴環地長歌,我們就這樣涕泗交流地低泣。連初初懂事的孩子,都唱出了眼淚,這是怎樣樸素苦情的一家啊。

那一夜的別情,至今想來還是酸澀。之後,我果然差點真就是相見無日了。

我坐牢那幾年,每年冬天都要收到老劉寄來的一雙老棉鞋。那是老嫂子桂枝一針一線手扎的,溫暖結實。武漢的冬天淒冷難言,那些來自山中故人的暖意從腳底升起,使我今生都能笑對塵世炎涼。

剛一釋放,老劉就來信說要來看我。間關千里,我不忍要他奔波,但他還是摸到了我那髒亂差的出租屋。這時,我才知道他的眼睛已經基本失去視力了。他拿著我在獄中寫的詩集,完全是鼻子頂在紙面上,才能勉強分辨閱讀。我勸他不要讀了,他堅持要讀,他從中讀出了我和他兩代人共同的那些經歷和記憶,他不時狂笑如瘋子,不時號啕似孩兒。

他的老鼠藥因為太有效,國家不許民間配製劇毒,他又失去了生計。但是這樣的人注定是天地難殺的人傑,他又改行做起了肥豬增長劑的生意,依舊是瞎眼去趕周邊的鄉場勉強活命。這時,他的養女已經輟學,小小年紀就到福建沿海打工去了。

那時正是我也走投無路之日,無從幫他,大家布衣相交一場,還得各奔生路。哪知當年底,我為徹底輕身遠行,回鄉要去為外婆拾骨遷墳,又只有找他幫我出力了。故鄉是土葬,偌大的墳堆和沉重的棺材,入土12年的屍身究竟何般模樣,這都是我獨自無力料理的難事。老劉帶著工具和幾個晚輩大早隨我上山,在亂墳崗上找到我外婆的碑刻,他說——你跪拜完就到一邊去等著,這個時候你是難以面對的,就讓我代你為婆婆盡孝吧。

他瞎著老眼在那裡一點一點地刨土,生怕那些晚輩挖爛了外婆的棺材。最後啟開棺蓋,我們一起細細地將外婆的骨殖一寸一寸地撿起來,他和我一起扛著已然不到十斤的骨頭下山。我們再一次揮淚而別,皆不知未來還有何等厄運在等著。

十一

老劉70年代入獄之後,驟然再度失去生活來源的桂枝和女兒,豈是朋友真能徹底照管的。杯水車薪不足以解救艱危時日,更不要說政治上的牽連之慮了。

迫於無奈的桂枝,再次被人介紹到了鄂東的鄉下,帶著孩子跟一個男人勉強度日。她沒有和老劉離婚,心中依舊惦記著這個倔強而善良的男人。老劉出獄之後,人去樓空,他四處打探妻女的下落。沒有這個女人,他在這個世界那是真的連家的感覺都沒了。桂枝那邊也一直在關注故鄉的消息,她終於等到了尋找而來的老劉。貧賤夫妻的劫後重逢,大悲大喜都只換成了清淚兩行。那個同居的男人並未為難他們,他們終於又破鏡重圓了。

這個有過五個男人的悲劇女人,在90年代似乎才開始過上一點安穩的生活。這時,她的其他幾個孩子,都已經長大成人,分別工作成家。最小的女兒初中畢業,沒能考上高中,跟人遠去福建打工,每月給他們寄回一些錢來。老劉真是沒有白疼這些個孩子,現在漸漸失去謀生能力的他,終於可以得到孩子們的反哺了。

他們依舊節衣縮食地在底層掙扎。肥豬藥的市場被四川劉氏集團壟斷之後,老劉的生意也每況愈下了。那年初有改觀的我,春節前從北京還鄉去看他。嫂子坐在沒有生火的屋裡瑟瑟發抖,我知道故鄉的嚴寒,問她為何不生火,她說沒錢買煤。我問老劉呢,她說上街寫春聯賣去了。

我趕到街頭,遠遠看見老劉擺著一個簡陋的案子,在那裡幾乎鼻子貼著紅紙,用毛筆書法著給萬戶千家的吉祥話。他的清涕就在刺骨的風中懸掛著,不時要垂落到紙面。我急忙過去奪過他的毛筆,我說你歇著,我來幫你寫。他驚喜地搓手頓足,在一邊樂呵呵地看著。

他對我欣慰地說,孩子們都有孝心,他們已經攢下了幾千元,終於買了一個破房子,現在正在簡單修理,明年就可以搬進自己的屋了。他們一生都是在廉租房裡度過的,我能想像他那種終於有家的快樂。

嫂子也漸有老相了,我終於看見了她展眉一笑的容顏。看見這對苦難夫妻,似乎終於熬到了頭,我也就略略安心了。誰知道次年突然傳來消息——嫂子失足摔死了。我急忙去電詳問,原來兩口子修好那破屋之後,前去驗收,嫂子在二樓一腳踏空,當場就斷氣了。還沒搬進新家享受一日之福,就這樣撒手人寰。命運於她,實在是太過薄倖了。

十二

老劉像莊子一樣鼓盆而歌,送走患難相依幾十年的荊妻,自己也驟臨老境了。他一生酷愛的讀書寫字,因為眼睛幾乎完全失明而不得不捨下。女兒每月給他寄一點生活費,基本能保證他的飽暖;但是做飯洗衣這樣的事情,他在他的長夜裡卻實在難以自理了。

恰好我的一個同學這時當上了民政局局長,我給她電話說,利川是對不起老劉的。這樣一個民間文化人,無緣無故兩陷冤獄。而今失明的孤老一個,你們福利院不救助這樣的人,那實在不近人情。同學亦善士,很快幫他解決了這個問題;哪知他卻梗強不願去吃這嗟來之食。我只好給他電話,我說人要服老,沒有一個朋友可以永遠伺候你。你的養女已經很孝順,但是她在外也不能照管你太多,她也還要開始自己的生活。這樣老劉才搬進了福利院。

福利院的住客多是文盲殘疾孤老,無人可與交流,自然愁煞老劉。他的女兒安家在西雙版納,夫妻做熟食維持生計。剛好我亦在大理棲居,老劉決定暮年滇游,來看望我以及他一生都視同己出的女兒。我擔心他形同盲翁,如何完成這數千里往返。他笑答平生遍歷江湖,沿途自會找到相助者。某日凌晨,我接到一陌生電話,要我去車站接他。趕去果見一對父女陪護著風中的老劉,要親手將他轉交給我才放心而去。

在大理,老劉與我一如荒江野老,在夜雨寒窗之下檢點平生往事,遙遠的傷痛再次令他淚滿青衿——老劉的童年是在抗戰烽煙下的奉節度過的,後來母親去世,十來歲的他竟然獨自徒步來到利川尋父。父親是民國利川糧站的一個吏員,1949之後作為偽職人員飽受打壓。他在50年代初考上農校,卻為莫名其妙的一件小事被開除。反「右傾」時又因為言論忤逆而被強行勞教,等他釋放回來時,父親已經在大飢餓中奄奄一息。他為父親找來了一點食物,結果餓得太久而狠狠飽餐的父親,卻被脹死了。

他的一生幾乎從來沒有擺脫過貧困,底層人民的所有苦難他都親歷遍嘗。我從未看見過他有任何自怨自艾的時候,也很少看見比他還耐活的男人,他始終樂觀地面對一切厄運。

而今,他每天長歌穿過鬧市,在世人的眼裡像個瘋子一樣自得其樂。只有我深知,他悲苦的內心有著怎樣的痛與恨;在他終年的黑暗裡,是在怎樣地渴望著生命中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