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法學裡面有一門有趣的學科，叫做「微觀法學」，專門研究那些在任何成文法例之外，最微細最日常的人類互動行為。例如排隊，一般而言是沒有什麼法律專規管大家一定要排隊上車排隊買票的；但是在一個文明社會裡頭，彷彿人人都曉得排隊的規則，甚至還知道例外情況下最恰當的應對之道（比方說中途來了一個行動不便的人，隊伍會自動讓他插入）。法律以外，尚有一個廣大的世界，看似無法可依，卻有無數不需明言的隱形法規支撐，此乃社會運作的基石，文明之所以為文明的本質。
遼寧省西豐縣公安局最近派人到北京《法人》雜誌社捉拿記者朱文娜的事件引起了很多人的憤怒。只因為這位記者寫了一篇談及西豐縣縣委書記「負面消息」的報道，西豐縣居然就按「誹謗罪」的名義拘傳她。大家首先注意到的是《法人》乃中央政法委所屬的《法制日報》旗下刊物，區區一個「地方官」竟敢派員入京捉人，豈非「以下犯上」？更有法治精神的論者則依照國家法律，指出誹謗罪乃自訴案件，而西豐縣委書記張志國一方面承認自己沒有親自提訴，另一方面其下屬公安局卻出動公權力拿人，分明就是非法行動，知法犯法。
我想在這個基礎上提一個假想的問題：如果張志國依法提出起訴，按正常程序去檢控朱文娜的話，那又如何呢？假如西豐縣公安的拘捕行動完全合法，大家的不平與憤怒是否又會因此消減呢？
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想法，起碼我自己還是覺得不能接受。因為在一個現代社會裡，一位掌握政治資源和權力的官員受到媒體的監督是應有之義。如果他不滿意媒體的報道，覺得輿論對他不夠公正，他最該有的反應不是訴訟法律，而是像其他人一樣依循公共空間的遊戲規則，或者寫信去報刊，或者召開記者會，在媒體上平等地回應質疑批評。這種做法不是法律規定的，卻是現代人都明白的隱形法規，每一位政治人物都該尊重公共空間的往來方式，尊重傳媒的相對獨立與自主。
其實這也是最聰明的做法,因為讀者並不愚蠢,只要給他們足夠的資訊,給他們多方面的觀點,他們自己會下判斷明是非。張志國書記和西豐縣的相關官員先是拒絕朱文娜的採訪,平白喪失在媒體上替自己辯護的機會。等到報道出來了,又不在《法人》和其他媒體上回應澄清,反而直接動用法律和公權的武器,這豈不是在公共空間不戰而敗？在廣大受眾面前默默認錯？放棄了還自己清白的良機(假如他是清白的話)？
所以在香港，台灣乃至世界上絕大部分地區，政治人物都不會輕易對傳媒興訟，因為他們曉得這不只不合現代社會的規則常識而且非常不智。假如所有的政客官員都動輒告人誹謗，恐怕全世界的記者和媒體早就給人告個遍了。當然，例外也是有的，比方新加坡，當局每逢大選就告對手誹謗，於是反對派選都不用選就先輸在法庭上了。所以沒有多少人會拿新加坡「民主」當真。問題是我們想學新加坡嗎？依法治國固然好，文明地依法治國更好。
原題為「依法治國之外」，刊於《南方都市報》2008年0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