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從何時開始，「人格魅力」成為國內媒體一個形容政壇人物的常用詞。怪的是儘管大小媒體成天到晚「人格魅力」來「人格魅力」去，但從來沒有人說得清到底什麼是「人格魅力」。顧名思義，「人格魅力」指的應該是某種人格產生的魅力，但什麼樣的人格才會產生魅力呢？
還是不同類型的人格都有發放魅力的可能？更堪琢磨的,是我們平民百姓有多少親炙這些據說十分有魅力的大人物，知道他們的為人如何？
以先後在一年間去世的辜振甫先生和汪道涵先生為例，他們就是媒體口中「人格魅力」的典範，但是我們卻極少有機會去親身感受他們的魅力。我不敢也沒有任何憑據去懷疑他們的人格和魅力，我懷疑的是為什麼我們這些媒體受眾會如此輕易地接受關於這兩位先生的描述，以至於他們成了傳說，以至於「汪辜會談」成了傳奇。我們迫不及待地相信這些傳說，是否反映了我們自己的願望和投射呢？
從頭細閱多年來的記錄，每當談到「汪辜會談」，除了必然盛讚二老的身份地位、學識風度，另一項擺不開的要素就是「中國傳統」。這種「中國傳統」的味道不僅被說成是他們自然散發的雍容氣度、儒者風範，而且還是交往過程中刻意營造的機巧。例如晚宴菜單的名堂與排序，雙方引用的詩句，以及辜振甫唱戲的曲目，莫不帶有傳統中國色彩。更要緊的是這種藉著菜名和詩詞迂迴地傳情達意的做法，正是中國人自古以來在外交場合、談判桌上最優而為之的技巧。所謂「汪辜會談」在很多中國人心目中的重點不是那些共識和原則，而是這場會談的方式和過程本身就很有格調，本身就體現了國人久違的中國風味，堪稱「佳話」。
分隔數十年，兩岸首回接觸最宜採用這種古典中國的交際手腕，把複雜的局勢用一種中國人都很熟悉的戲碼呈現演出。要演好這台戲，汪辜二老自是不二人選，但身為觀眾的我們更是願意搬出我們的歷史蘊藏去豐富他們的關係。舉個例子，幾乎所有對他們二人的回憶都很強調汪辜是知己知交，即使在後來相當不妙的情勢之中，仍舊憂心為國；在關山大海的阻隔底下，依然體諒對方。但只要冷靜一想，就會發現他倆實際上只見過兩回，這份深厚的情誼是怎麼建立起來的呢？我們當然不可否定他們一見面即成知己的可能，不過在我們看來，二老最好是知交，因為這才符合我們的心願，符合歷史上經典故事的模式。
我們的心願是什麼？我們暗地裡的期盼是把兩岸關係當成兄弟般的關係，政治的紛擾化成自家人的誤解；只要是兄弟，又怎能不一笑泯恩仇？只要是自己人，又有什麼是談不攏的呢？「汪辜會談」之所以成為傳說，是它的個人色彩掩蓋了政治本質，少了明刀明槍的硬朗，多了曲折朦朧的蘊藉。這正是中國式的政治協商談判，把一切公共的都轉化成私人的，將兩個陣營的事壓縮成兩個朋友的輕酌淺唱。在這個意義上，「汪辜會談」不只是一出當年兩岸合演的好戲，還是投射了中國人集體記憶的兩岸關係之具體而微的象徵。
俱往矣，所有人都知道，「汪辜會談」已成絕唱，這更增加了這個歷史事件的傳奇性，更加豐富了我們對二老「人格魅力」的感知。聽說汪道涵先生曾托人送了一個筷子筒給辜振甫先生，辜振甫先生微微一笑，知道這是汪老的心願:兩岸「快統」。流言傳聞自是不能盡信，但重點是關於二老的這類傳說實在太多，而且它們也只能發生在這兩位老先生身上。想想看，這是一個何等「中國」的故事:憑物寄意，取字諧音，真是風雅妙絕，換了別人換了其它場合，我們就未必願意輕信了。
「汪辜會談」之不可再，不僅是再也找不到這等份量這等身段的角色，也是大環境使然。從1992年至今，台灣社會在民進黨「去中國化」
的工程下，越來越強調台灣人的「主體性」。如果今日能夠重開談判之門，如果台灣仍是民進黨執政，他們還會用這種形式本身就很中國的手法來與大陸談嗎？
我們最該問的問題，不是二老的接班人何在，而是以後要用哪種方式談下去。假如世上仍有汪辜這般人物，自然不壞；但正式正常的機制對處理國家大事民族前途更是必不可少的。
原題為「汪辜會談何以會成絕唱」，刊於《南方都市報》2006年01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