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雲煙舊事
東家的二嬸常說：「我來的時候，福兒還沒這桌子高，老是苦著臉歎氣。誰問他，也總是那句話：『我沒得老子。』像個小大人似的。」
算起來，二嬸嫁過來的時候，我才三歲，依稀記得是坐轎子來的，帶著吹打，很風光。遠近的人都說，林春討了個「毛連眼」，蓋全村；也凶，比林春大三歲哩。新娘子到底漂亮到什麼份上，我已記不清當初的模樣了，但直到現在，二嬸六十歲出頭了，走出來還格錚錚的，可以想見四十年前的「蓋全村」並非虛妄。
「福兒」是我的小名，福諧腹，只有遺腹子才用這名字。
遺腹子所感受的是一個母性的世界，至於父親，只從母親那裡一鱗半爪地聽到，說父親很敦實，不大講話，乍一看像個「肉頭」，但內裡卻極精到。說得最多的是一次上街賣豬，賬房先生把秤砣一抹，手指剛搭上算盤，父親已脫口說出個數碼來了。賬房先生那驚詫的目光便從老花鏡的下邊定定地瞄過來：這個沙包佬，倒看不出……
母親自說自話的時候，語調中透著落寞與悲涼，一邊輕輕地拍打著我的屁股蛋，因為這時我大抵總是鑽在她懷裡吃奶的。吃奶往往不是由於飢渴，而是一種習慣性的遊戲。這遊戲一直延續到上學以後，每每放學回來，見母親正在田間勞作，便迫不及待地撲過去，撲進那散發著溫熱汗氣的懷抱。母親則停下手裡的活兒，極愜意地在田埂上坐下，微微閉上眼睛，任我有滋有味地把乳頭吸出響聲來，那神態似作小憩，又儼然在靜心靜意地欣賞一首讚美詩。間或田埂那邊有人說：「三嫂，你咋這麼容著孩子？回去用胡椒往奶頭上一搨，看他還吊不吊了？」
母親便笑著：「咱不搨，咱不搨，人家吃奶吃到娶媳婦哩。」
我的母親，似乎只有這時候才會停下來小憩一會，也只有這時候才會展顏一笑。
母親那懷裡總是汗津津的，乳房也日見乾癟，一家五口，生活的負擔太沉、太沉。祖父八十多歲，眼睛已近乎全瞎。我和姐姐都不到十歲。另外還有一個大哥，解放初期，他正讀師範二年級的時候，卻因病輟學回家。他得的是肺結核，在當時是不治之症。大哥極聰明，文章和字都很出色，心氣又高，得了這種病，內心的煩悶是可以想見的，因此，便每每無端地在家裡發脾氣。母親總是賠著小心，不聲不響地收拾摔碎的碗瓷，間或說一句：「你身體不好，歇著點，別發躁。」發完了脾氣，大哥便一個人躲進房間裡，捶自己的頭，偷偷地哭。他是1960 年初夏離開這個世界的，母親把家中的杉木大門脫下來，給他做了一口棺材，葬在父親身邊。大哥是屬雞的，享年二十八歲。
大哥死後，母親常常會自言自語地反躬自省：「如果當初讓他娶了冠珍，或許就不會……」
冠珍是鄰村的姑娘，在我記憶中是高高的、瘦瘦的，極文弱的樣子。有一段時間，大哥和她好上了，但母親竭力反對，她知道，大哥這種病結了婚會越發加重。記得有一次傍晚時分，我放學回來，見家裡的氣氛有點異樣，朝房裡一看，原來是冠珍來了。那陣子大哥正發病，躺在床上，冠珍坐在床邊，拉著大哥的手，似乎也不在說什麼，只是相互看著。母親冷著臉，在院子裡吆雞打狗的。不一會，冠珍走了，大哥從房裡掙扎著衝出來，雷鳴電閃地發作了一通，當然又摔了東西。不久，冠珍嫁給了本大隊的一個軍官，隨軍到廣東去了，大哥也日見暴戾頹唐，終至一病不起。
有人看見，大哥死去的那年深秋，冠珍回來探親，一個人來看望過大哥。寒煙衰草，落葉蕭蕭，冠珍在大哥的墳上徘徊了許久，走的時候眼睛紅紅的。
眼下四十歲出頭的女人，還可以堂而皇之地稱之為少婦的，也不會拒絕各式新潮時裝和「霞飛奧麗斯」之類。母親是三十六歲上生我的，可是在我的記憶中，母親從來便是個老人。她那樣瘦小，臉上那麼多的皺紋，眼睛一經風便流淚，那是生我的時候，月子裡經歷了太多的悲傷。她總是忙，晚上也總是很晚才回來。每天，我站在村頭的大路邊等她，暮色裡走來的每一個身影都會撩起我溫馨的希冀，可歸來的身影又一個個從我面前過去了，他們都不是母親。在這種百無聊賴的等待中，有時，我便會倚著什麼睡去。醒來的時候，往往是母親正抱著我，用心細細地替我洗腳。灶門口的火光一閃一閃的，映著她那張疲憊的臉。炊煙在茅簷下繚繞，瀰漫著玉米粥清甜的氣息。
倘若白天跟著母親一起下田，便可以躺在田埂上，檢閱羊群似的白雲和浩浩蕩蕩的螞蟻隊伍；或赤著腳，吧嗒吧嗒地追逐田間的野趣。有時走得遠了，偶一回頭，見母親正直起腰身，撩起衣襟擦汗，天空湛藍湛藍的，日頭明晃晃地照著，那髮絲飄零的身影雕塑一般，令兒子怦然心動，看得發呆。母親一邊勞作，間或便要喊一聲：「福兒，別走遠了。」「福兒，媽挖了花生芽，快來吃。」聲音甜甜的，暖了兒子的心。但有時，那喊聲也會變得粗暴：「福兒，要下雨了，快回去。」我一看，果然天邊正湧上一堵烏雲，太陽也黯淡下來。我不走，要跟她一起回去，母親便板起臉：「一個人回去，媽幹活哩。」
雷陣雨，說來就來，追著我的腳步撲到門前，閃電撕開混沌的雨簾，天地間一片驚心動魄的破碎聲。在這一瞬間，我突然想到了母親，想到她會不會被雷打死，我驚恐至極，哭喊著撲向暴風雨……
結果是，母親抓小雞似的把我從村頭的泥水中擄了回來，鐵青著臉問：「別嚎喪，這麼大的雨，誰讓你往外跑的？」
我邊「嚎喪」邊申述：「我怕，外面響大雷哩，我怕媽被雷打死了……」
母親就如融化了似的向我倒過來，將我摟進懷裡：「乖，別怕，雷不會打媽的。」她緊緊地摟住我（那懷裡冰涼冰涼的），面頰上潸然而下的，不知是雨水還是淚水。
母親雖然個頭不高，但幹活很麻利，特別是點種、收割、打場之類，更是全村的「一把手」，人家都喜歡請她幫工（那時候還沒實現合作化）。我也喜歡，因為她去了，我可以跟著去「吊桌子」，特別是收種季節，闊氣點的人家說不定要買肉的。我去了，媽不讓我上桌，只坐在下面的小杌子上，桌上「請」起來了，媽就把她的那塊肉搛到我碗裡，自己則埋頭扒飯。一般「請」過三巡，肉碗就空了，媽便倒幾口肉湯泡飯，她說肉湯泡飯實在比肉好吃。有時「請」過三巡，碗裡還漂著零星幾塊，大家都叫母親吃掉，她卻從來不吃，說是肉湯太油，也不肯搛給我吃。
我家也請人幫工，但從來捨不得買肉，即使是過年，也只是除夕晚上才能吃上一回。正月裡，別人家的孩子都出去走親戚拜年，歡天喜地，小皇帝似的。母親卻從不讓我出去。我總是埋怨沒有七大姑八大姨的，母親的娘家也絕了，連個舅舅也沒有。後來才慢慢悟出來，原來是母親怕禮尚往來，我們去人家拜年，人家也自然要到我家來的，正月裡的頭幾天，桌上沒有肉和魚不好看。因此姑媽家的幾個表哥每年都到正月底才來拜年。表哥來了，母親便說：咋不早點來？天天都在瞟哩。她把藏在罈子裡的炒花生和爆米花捧出來，還有過年留下的拳頭大一塊鹹肉，母親把它切得很薄，蓋在鹹菜上燉得油汪汪的，大家吃得很香。
大約在1956 年前後，因為一場糾紛，我才知道我有一個很不簡單的外公。那一陣家裡似乎很亢奮，大哥更是頻繁地出門找人。晚上，還關起門來，叫我給磨墨，讓他寫什麼狀子。大哥寫字很格局，正襟危坐，腰桿挺得很直，先握著筆屏氣凝神，作沉思狀，然後抬起肘子，洋洋灑灑地一揮而就，寫好後略改幾個字，輕輕復念一遍，很自得的樣子。母親則站在一旁，老是說著那句話：「當初他可像只烏眼雞似的，看不得咱家那七畝好水田哩。」或「你外公的消息傳回來，他關著大門喝酒，屍也不肯去收。」
後來我漸漸明白了，原來外公是個渾身帶著光環的革命烈士，1927 年的黨員，擔任過縣委的軍事部長，是我們這一方的風雲人物。前一年，政府發下來一百二十元撫恤金。那時候，一隻雞蛋才三分錢，一個為人師表的小學教員月工資也只有十二元。可見一百二十元是個不小的數字了。但外公有個弟弟——當然算是我的叔伯外公了——卻瞞著我們家，獨自把撫恤金吞吃了。大哥聽到消息，很是義憤，因為母親是獨養女兒，現在外公外婆都已作古，母親理所當然地是第一直系親屬。她去找叔伯外公交涉，叔伯外公不認賬，說他是烈士的弟弟，和烈士一個娘胎裡出來的。「姑娘算什麼？嫁出去的女，潑出去的水，何況是個野種，假人假馬假到底哩。」所謂「野種」云云，系指母親是外公抱養的，並非親生。大哥算是個知識分子，自然懂得一些新社會的政策法規，於是訴諸政府。結果，雙方打了個平手，撫恤金利益均沾。最後，當叔伯外公從腰包裡摳出六十元錢給母親時，說了一句很刻薄的話：「拿去，回家給那個癆病鬼打藥吃。」
母親回家以後，沒有把這話告訴大哥，但那錢確是給大哥打藥吃了。
等我上學以後，每年的清明節，學校照例要組織去祭掃烈士墓的，回校寫作文時，一個個情不自禁地從筆下流出「心潮澎湃」「可歌可泣」之類的形容詞。是啊，那一頁頁鮮紅的歷史，確實有著驚天地泣鬼神的巨大震撼力，而其中最初的幾頁上，就記載著我的外公。在我那與生俱來的自卑心理的陰影中，外公是一尊輝煌而聖潔的雕像，時時輻射出生命的暖色。
母親也經常說起外公，但在她心目中，外公卻是另外一種形象。她說外公福相好，高個子，大腦門，頭髮向上梳過去，有時戴一頂直貢呢黑禮帽，很有派頭。她說外公能喝酒，會賭錢，人又極「四海」，家中雖有七畝好水田，操持好了也夠他吃喝的，但他總是要往外跑，當牛行，當草行，賺大把大把的錢，賺了錢就用，從不藏藏掖掖的。家裡時常有三朋四友的來，來了就稱肉打酒搓麻將。他這人一輩子都吃香的喝辣的，到哪裡也有人請他上館子。四周圍有難解的糾紛，只要他一到，天大的冤仇也煙消雲散。母親說起這些的時候，有一種神聖的崇拜和自豪感。
母親還說，外公鬧共產，是由於跑小路。跑小路就是搞野女人。外公跑小路，外婆從來不問，隨他去。但由於村裡的一個寡婦，結下了仇人。那傢伙也是個狠角色，外公奈何他不得。民國十六年鬧共產，外公第一個參加進去，並且第一個把那「小路相逢」的傢伙綁在村頭的香椿樹上，用麥叉活活戳死了。
外公被捕以後，外婆去看望過，當時只要他在自首書上簽個字就能不死，外婆勸他認了，好漢不吃眼前虧。外公說了兩句話，一句是：「我這人，死就死在一邊。」一句是：「你不要捨不得我，我這一世人生，什麼樣的福也享過，死了沒啥抱怨的。」
就在外婆去看望的第二天（民國十八年農曆六月十九日），外公被押往刑場，同去的一共五個人，用鐵絲穿著琵琶骨連在一起。通往刑場的路很長，在走過一座橋時，外公突然感到不對頭，懷疑是要往周益莊去，一年前他親手殺了周益莊的地主麻鄉約（鄉約是舊時鄉村中管事的頭面人物），麻鄉約的兒子後來當了鏟共團，這會兒就在後面押著他。他怕今天要被挖出心來祭麻鄉約，便大喊一聲：「橫豎是個死！」往橋下一跳，其他五個人當然也一同下去了，橋上一陣亂槍，血水澎湃了半河……
母親講述這些的時候，語調平淡而矜持，眼睛定定地望著很遠很遠的地方，沒有激憤，沒有悲慼，有的只是那種春蠶吐絲般綿長的思念。我得承認，母親口中的外公活靈活現，帶著虎虎生氣和奕奕神采，卻又沒有烈士墓前介紹的那樣輝煌聖潔。我不知道哪一個更真實。
除去一次性的六十元撫恤金，外公的光環對於一個貧寒拮据的農家是黯淡而遙遠的。深夜裡，我常常會被大哥那喘不過氣來的咳嗽和母親輕輕地歎息驚醒，於是便好一陣不能入睡。大哥的脾氣日見暴躁，每當他雷霆震怒時，母親便對我說：「福兒，別在家裡惹你哥生氣，到社裡玩去。」
社在我家西面不遠，有辦公室、倉庫、粉坊、豆腐坊什麼的，很大的一個四合院。我從家裡出來了，心裡空空的，對一切的玩樂都失了興趣，只呆呆地看一個小老頭寫標語。標語是用石灰水寫在牆上的。社的院牆很長，那標語自然也長，他寫的是：「發揚武松打虎的勇氣，唐僧取經的恆心，大禹治水的毅力，愚公移山的精神，為實現農業機械化、水利化、電氣化、化學化而奮鬥。」老頭很專注，一副旁若無人的樣子，很少向我看一眼。只有一次，他似乎無意問了句：「你哥這些時有沒有發病？」我扭頭不答。我這人從小就有一種畸形的自尊，最不喜歡人家問我大哥的病、家中的困難之類，即使那是出自真誠的關懷，我也一概不喜歡。
這老頭是本大隊的一個地主，很有學問，據說上過大學（也有人說只是高中畢業）。因為有學問，大家便叫他陳先生，解放前就這樣叫。那時陳先生不僅家裡有百十畝好田，在揚州還開著鋪子，在政界也小有影響，和國共雙方都有交往，還出面營救過共產黨方面的幾位要人。陳先生對人很客氣，對佃戶也不很刻薄，因此，在人們眼裡，他和其他地主是有區別的。合作化以後，社裡有些寫寫畫畫的事，就叫他幹。圍牆上那條標語，就是他自己獨出心裁的創造。不過有人說，陳先生學問雖高，字卻蹩腳得很，這是實評，連陳先生本人也承認的。但在我眼裡，那字是極好的了，單是那麼大，就很了不得。
直到母親在門前軟悠悠地喊，我才蔫蔫地往回去，此時大哥已息了火氣，正似看非看地捧著那本商務印書館的《古文觀止》。我看看時機極好，便提出那標語問他。大哥好為人師，又不能常為人師，因此，一遇上這種機會便表現出少有的興奮。他從武松打虎講到愚公移山，還有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直講得頭頭是道，神采飛揚，蒼白的臉上也現出幾許紅暈。我最初的那點歷史文化知識，大概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大哥也說，陳先生的學問是沒說的，但字不行。
大哥是個浪漫色彩很濃的人，他對那牆頭標語的解釋簡直近乎神話：「機械化就是什麼也不用人動手，莊稼成熟了，聯合收割機從田里開過去，前面吃進去的是帶稈兒的麥子，後面吐出來的是饅頭，還熱乎著……」講到這裡，他突然歎了口氣，黯然地看著窗外，臉上又漸漸恢復了那沒有血色的蒼白。
我知道，他大概是想到了自己的命運，自己的病……
一次，我放學回家，陳先生又在村頭寫標語，我站著看了一會兒，陳先生仍舊旁若無人地專注，我走出不遠，有人問我：「福兒，你剛才看什麼？」
「看陳先生寫字。」
那人臉上現出一種詭譎的笑容：「你不該叫陳先生，該叫他舅舅。」
「你瞎說，我媽姓李，我沒有舅舅。」
「你媽是領來的，這個陳先生才是你的親舅舅哩。不信，回去問你媽。」
我感到蒙受了莫大的侮辱，這個叫陳先生的地主，怎麼可能是我舅舅呢？我狠狠地瞪了那人一眼，扭頭便走。
當然，我把那人的話對母親講了。她呆了一會，說：「挑豬草去！」
於是我便去挑豬草，出村時，遠遠地躲開了那個寫標語的小老頭。
此後不久，陳先生遷居揚州。1963 年社教運動中又被遣送回原籍改造。1979 年再度遷居揚州，據說曾擔任揚州某區的政協委員，子女也很出息。初時，村辦廠有人去揚州辦事，上門看望過他。回來說，陳先生見了家鄉人很高興，自己爬閣樓，硬是把床騰出來給客人睡，幾個子女都是高級教師，云云。
後來便再也沒聽說有誰去看望過他。
二、 艱難時世
母親用家中的那副杉木門板給大哥做了棺材，把原先豬屋裡的楊木門卸過來作了大門。楊木很重，開門關門，便「吱兒吱兒」地響，脆生生的很悠揚。每天，那旋律一早便闖入我的夢境，似醒非醒的慵倦中，我閉著眼睛，似看到母親開了門，一邊扣衣服，一邊打開雞窩，讓雞婆爭先恐後地擠出來，在晨露濕漉的小院裡印下一行行鮮活的「個」字。然後便去河邊提水，母親個子小，提水時必須將身子仄過來，仄過來，頭髮一直垂到腰際，桶裡的水一晃一晃的，把一條褲管濺得精濕。等到她坐在灶門口生火做飯時，我已經揉著睡眼起床了，踉踉蹌蹌地拎起竹籃走出去。每天早飯前，我得挑滿一籃豬草，然後上學。
但有時，那旋律也會失信，等到我醒來時，太陽已照在床頭，到上學的時候了。我轉了轉那楊木門，卻悄然無聲。母親一邊給我盛早飯，一邊說，是她把門窩子裡灑了點水，不響了。「這幾天考功課，用腦子哩，讓你多睡會兒。」
母親自己不識字，卻很看重子女的功課，不管家中多麼困窘，她也要讓我們讀書上進，從低矮的茅簷下走出去，開拓自己的人生之路。
1962 年，我小學畢業，姐姐初中畢業。
那是個飢餓年頭，老人們說，天道輪迴，恰逢庚子鼠年，天下的糧食都被老鼠吃光了。村頭的老槐樹被人們從上到下剝光了皮，枯成了一株乾柴。陽光下到處徜徉著浮腫病人的影子，一雙雙眼睛渾黃渾黃的，死魚一般。一天吃晚飯時，姐姐說，要填報考志願了，老師知道我們家困難，動員她考師範，因為上師範是供給制，用不著家庭負擔。如果上高中，要到離家十幾里以外的曲塘去，除去學費，還有伙食費、住宿費什麼的。這些先不去說它，光是拿著錄取通知書去報到，那一筆錢就供不起。母親沉吟了一下，問：「師範出來做先生？」「嗯。」「做先生不錯了，吃國家糧哩。」姐姐卻低頭吮著筷子。母親又問：「你自己呢？」姐姐遲遲疑疑地說：「我想將來考大學，就是……」母親沒有作聲，收拾起碗筷到灶上去了，她慢條斯理地洗得很細心，一點響動也沒有。洗好了，平靜地走過來：「你要考曲塘就考吧，只要考得取，拆房子也讓你上。」
在後來的那些年裡，姐姐常說，如果當初母親堅持要她考師範，她也就考了，家中那樣難，她沒有勇氣、也沒有理由拒絕。那樣的話，可能在某一所鄉村小學的講台上就多了一名女教師，而現在這家工廠的總工程師室裡則少了一名機械工程師。決定一個人的命運，有時只在反掌之間。
以母親的見識，她當然不懂得當教師與工程師的區別，反正都是「吃國家糧」的。但是她懂得多讀書總是有好處的，更懂得尊重子女的意願，而在當時，這種「尊重」卻要付出多麼艱辛的代價。
家中養了一頭豬，一年前抓的，那是全家的希望之星。豬也善解人意，雖然沒能吃上一口精料，卻得之於四時嫩草的精華，長出了百十斤的架子。自留地上的新麥收打以後，母親咬咬牙，每天從人的口糧裡勻半瓢大麥粉給豬吃，一個月下來，那豬屁股的弧線居然出落得圓潤且生動了。全家人便每每圍著品頭品足，心中充滿了憧憬。來人了，母親便請他們估斤兩，都說不小了，一百二十斤是篤定，甚至有說一百三、一百四的。母親滿臉喜氣，嘴上卻總是不信：「沒那麼重，我咋總不見它長呢？」「你天天見哩，看慣了。」「我看沒那麼重。」母親雖這麼說，臉上卻越發神采明艷。
經過不知多少人的估看之後，母親開始籌劃賣豬了。賣豬是歡欣鼓舞的節日，但對於母親，卻毋寧說是一道苦澀難解的方程式。包括原先抓豬娃的本錢在內，一年來林林總總的開支，一筆筆都欠著，欠的時候，都說等豬賣了還。現在，即使按最樂觀的估算，這頭豬也是遠不夠還債的。母親得根據各家的經濟景況、拖欠時間特別是親疏為人，反反覆覆地排列篩選，以決定哪幾家這次非還不可，哪幾家再拖一拖，哪幾家一次還清，哪幾家先還零頭。對於拖一拖和還零頭的，預先就得和人家打招呼，當然，那是很難堪的事。母親向來是很重臉面的人，但一錢逼死英雄漢，在那些日子裡，或清晨，或夜晚，我們常常看到母親那瘦小的身影從村頭蹣跚著走過來，直到進了家門，仍舊一聲不響，我們知道，那肯定又是受了債主的臉色。而後，全家人便會不約而同地走向豬圈，圍著豬一陣好看，心頭似乎得到些許安慰。
終於到了賣豬的日子。那時人的口糧每月只有十二斤，對豬的長期「優待」是斷然吃不消的。豬沒有賣給國家的收購站，因為怕夠不上斤兩，又得抬回來，折了膘分。談好了，賣給村裡的屠夫去宰殺，餓食一百二十元一擔，飽食一百元一擔。母親選擇了飽食。那天，我們挑了頂頂鮮嫩的青草，加進去兩大瓢精料，煮了一鍋好食，一家人圍在豬圈前，看著豬吃。豬從來沒吃過這麼好的食，先是奮不顧身地吞嚥，滿頭滿腦的食水點滴淋漓。眼見得那肚子漸漸鼓起來了，便搖頭擺尾地撒泡大尿，再回過頭來，放慢節奏，優哉游哉地受用。母親低頭加食時，眼眶裡似乎有亮晶晶的東西在閃動，我們也心裡沉沉的。最後，母親用手把食槽裡的剩食刮到一起，在豬背上把手揩乾淨，祈禱似的說：「豬過千年有一刀，總有這一天的。」便扭頭去喊人來過秤。
豬哀嚎著掛上了抬秤，只見那秤桿老是往下戳，掌秤人向裡抹了好幾把才穩住了。母親臉上僵得緊緊的，只是說：「怎麼只有這點，怎麼只有這點……」掌秤人把秤打在那兒，對母親說：「三奶奶，你自己看，一百零二斤，還疲疲的。」母親歎了口氣：「我不用看，這豬是吃草長大的，架子有，其實沒膘分，稱不出斤兩。」於是那幾條漢子便發一聲喊，把豬拖到隔壁林春家去了。
那個下午，我們一家三口坐在屋裡，聽著那邊一片忙碌的響動，心頭暗淡得很，母親時不時的就冒出一句：「這畜牲，怎麼只有這點斤兩？」傍晚時分，林春家的二嬸來了，說：「三嫂，豬殺好了，也稱點肉給孩子燒燒吧。」見母親沉吟不語，又加了句：「價錢大，就少稱點」，母親問：「賣什麼價？」「貴是貴，兩塊半哩。」母親遲疑地站起來，跟著二嬸往外走。這時候，我突然義無反顧地撲上去，攔在母親面前：「媽，我不吃肉！」母親愣住了，說：「乖，咱就稱幾兩，回來和著茄子燒，你們挑豬草挑到現在，該吃的。」我寸步不讓地堵在門前：「我不想吃肉，真的不想吃。」聲音不高，卻異常堅決，因為我感到喉頭堵著一股熱乎乎的東西，我怕抑制不住，要哭出來。母親只得對二嬸說：「孩子不想吃，就依他吧。咱攤餅，多放點油。」
二嬸走了以後，殺豬的來了，拎著一副豬腸子，掛在我家簷下，說：「三奶奶，大腸不貴，只算八毛錢，可以燒兩大碗哩。」當母親用哀求的目光望著我時，我幾乎是吼著喊出了一句決定性的話：
「我什麼也不要吃，我要上學！」
跟著，我再也抑制不住了，心頭的酸楚往上一湧，放聲哭了起來。母親也哭了，我們全家都哭了，淚雨滂沱，不僅僅是因為貧窮……
殺豬的「嘖嘖」感歎著，拎著豬腸子走了。
不久，我考取了初中，姐姐到曲塘去上高中。
但那次沒稱肉，母親總覺得欠著我們什麼。夏日的一天，她挑豬草回來，突然興奮而神秘地把我們叫到面前，從籃子裡捧出一團東西來，那是只死羊，而且不小。母親說是人家扔在路口的，還沒變味，去掉內臟和頭腳有幾斤好肉哩。當下她便起勁地忙乎起來，燙洗去毛，開膛剖肚，每完成一道工序，她總要湊上去聞聞，然後說：「生臭熟香，一下鍋就好聞了。」我也湊上去聞過，覺得有一股異味，但這麼大一塊肉，誘惑力是顯而易見的，我們都捨不得丟掉。
最後是下河去洗。母親把羊放在籃子裡，上面蓋著青草，這麼熱的天氣，把人家扔在路口的死貨撿回來，張揚出去，人家要笑話的。
但河對面的慶芳還是發現了。慶芳的丈夫是部隊的軍官，三十五十的經常寄錢回來。她不上工，保養得白白胖胖的。此刻她在河對面洗衣服，發現了浮在水上的羊腸子，問母親洗什麼，母親躲閃不過，說是家裡的羊，夜裡偷吃蠶豆，脹死了。慶芳連忙捂著鼻子說：「死東西不能吃的，有細菌，不衛生。」母親說：「是哩是哩，洗洗看，能吃就吃，不能吃埋下去堊樹哩。」
說話間，母親已經三把兩把洗好上岸了，慶芳又在河對面說：「三奶奶，孩子少油水，煎幾隻蛋吃吃，營養也不錯。我家就喜歡吃蛋，不大吃肉。」
慶芳確是經常吃雞蛋的，我們家的雞蛋都賣給她，一塊錢六隻，她是現錢，也不大計較個頭大小。此刻，她那熱情的建議使我們覺得心酸。有一則民間故事中說，富人問窮人：「沒有飯吃，你們為什麼不吃肉呢？」慶芳並沒有什麼惡意，這人就是少文化，好炫耀，舉止言談有點貴婦人的派頭。
羊肉燒了一盆子，母親先嘗了嘗，說好吃，叫我們也吃，我和姐姐略略吃了幾口，便都不吃了。下午，母親把那剩下的半盆偷偷倒了。
從那以後，母親一吃羊肉就反胃。
前年母親病故，按鄉間風俗入殮時，要在嘴裡含上米粒和銀子。所謂銀子，其實只是象徵性的，一星半點即可。我一時卻束手無策，因為家中實在找不出一件可以稱為銀器的東西。有輩分高的老人提醒道：「三奶奶當初不是有一副絞絲銀鐲子的嗎？」我心頭一酸，搖頭歎息道：「沒了，早沒了。」於是只得到鄰家孩子的長命鎖上用刀子刮下少許銀屑，好歹讓母親上路時能帶上點「硬通貨」。
母親確實有過一副銀鐲子，那是娘家給她「壓箱子」的。在我的印象中，那是母親擁有的唯一算得上首飾的東西，母親也很珍惜，平時是不戴的，藏在箱子底層，偶爾開箱子拿東西，套在手上試試，眼睛裡便有一種異樣的光澤。1965 年夏天，我考取高中，為了籌集開學的費用，家中能想的辦法都想盡了，連老屋上的幾根杉木桁條也用雜木換下來賣了。到最後，行囊裡還差臉盆和熱水瓶。學校在鄰縣，離家有五十多里，這兩樣東西都是住宿生必不可少的。我不忍心讓母親為難，便提出到學校和別的同學商量著合用，母親卻決然不肯：「咱再窮，也不能讓你在學校裡低三諛四，被人家看輕。」開學前一天，她果然給我買回了新臉盆和熱水瓶，但那副「壓箱子」的銀鐲子卻從此不見了。
第二天早上，十五歲的我踏上了去異鄉求學的道路。9 月的田野狼藉而空曠，大片的高粱剛剛收割，散發著苦澀微甜的氣息。背著沉重的鋪蓋卷，想像著遠方那個末等都市，心頭說不清是興奮還是迷茫。村路逶迤，霧露凝滯，西風刮起來了，傳遞著蒼涼的秋意，驀然回首，母親仍舊一動不動地站在村頭的老樹下，在她的身後，故鄉的茅簷若隱若現，早晨的炊煙鄉愁一樣地飄蕩……
這是我人生道路上第一次孤獨的遠足。
走進了那所堂皇的省立重點中學，一切的感覺都新鮮得很。第一次跟著同學們去老虎灶衝開水，回來的路上，看著他們平平地提著水瓶，那般的意態倜儻，覺得很有幾分驚險：那水瓶在他們手中幾乎沒有角度地平躺著，且又跟著手臂極隨意地前後擺動，裡面的開水咋就不會潑出來的呢？輪到自己時，卻無論如何不敢那樣冒險，必定要將水瓶保持垂直狀態，當然，那是很吃力的。回到宿舍，當我終於提出水瓶的傾斜度問題時，卻引起了一陣不大不小的驚詫：「你在家裡難道沒有用過熱水瓶嗎？」我只得訥訥地承認：「我們家沒有熱水瓶。」
於是有人竊笑，有人慨歎。我的這些從石板小街和瓦簷下走出來的同榜生員啊……
當然，後來經過操練，我也能把水瓶放到足夠的傾斜度，且能賣弄出幾分瀟灑來了。
再後來，我知道那裡面的開水其實根本不會流出來，因為我學了物理，懂得了氣體力學及壓強之類。
那只和我相濡以沫的熱水瓶，後來卻在宿舍的石井欄上不幸蒙難。那時候，為了節省菜金，我常常不到食堂吃中飯，從家裡帶點米，早上淘淨、泡脹，灌進熱水瓶裡，中午回到宿舍沖上開水，悶上一刻鐘，倒出來的，就是燙熟了的稀粥，這種方便快餐實在是很香的。但吃過以後，要把熱水瓶裡面清洗乾淨卻頗費手腳。終於在一個冬天的日子，一失手成千古恨，隨著那聲鈍響，井台上炸開一攤驚心動魄的燦爛。
這事我一直瞞著母親，當然也就一直沒有再買熱水瓶。
學校的宿舍是三十多人共住的大統間，夜裡每每被窗外的風聲或鄰近的囈語驚醒，孤獨的輾轉中，遠方的母親便款款向我走來，是那個穿著水洗得薄漂發白的舊衣終日操勞的身影。她從田間歸來了，一邊撩開被汗水沾在前額的頭髮，一邊到灶頭的湯罐裡舀半瓢溫水咕嚕咕嚕地牛飲。我的心頭驀然揪緊，為自己在井台上的失手而悔恨綿綿……
正是因為這種悔恨，不久，當我的臉盆同樣在井台上歷險時，我才能那樣地義無反顧。
母親給買的那只鋁質臉盆，嚴格地講只能算是一隻飯盆，口面比兩拃圍起來大不了多少，毛巾朝裡面一撳，即使是半盆水也要溢出來，這就是說，它的容積最多相當於兩條毛巾。鋁製品當時還不很普及，鄉下人稱作鋼種，新買的時候很亮，真正光可鑒人。母親說，鋼種的好，不怕磕碰，身子骨又輕，不墜手哩。但後來的那場驚險，恰恰是由此而釀成的。那是個平淡而慵倦的星期天，在冬晨稀薄的陽光下，我把臉盆放在井台上，然後操起吊桶打水。孰料陣風乍起，那臉盆竟翩翩然飄入井裡去了。事情發生得如此突然，以至起初我還在欣賞臉盆隨風起舞的輕盈，等到回過神來，便儼然整個世界沉淪了一般，那種驚惶和沮喪，即使是拿破侖在滑鐵盧的潰敗，抑或是華爾街億萬富翁的破產，也無過於此的。
懨懨了好半日，終於忽發奇想：井再深，總有底，何不把水打干，人站在吊桶上系下去拿？於是茅塞頓開，摩拳擦掌。同學們聽了，都認為是天方夜譚。有高年級的大齡生警告說：這種老井，井壁全靠水撐著，一旦打干了，說不定會塌下去的。
但我仍舊一意孤行。打水工程持續了大半天，傍晚時分，井終於見底了，我脫去衣褲，雄赳赳地站在吊桶上，讓同學們七手八腳地系下井去。
整整二十年以後，我成了一名所謂「作家」，曾經寫過一篇頗為走紅的小說，在那段純屬杜撰的女主人公下井尋找世界地圖的情節中，我傾訴了當年潛伏在心底的真實感受：
「就在這瞬間，她驚呆了，老井的幽深與恐怖突然沉重地壓迫下來，四壁的每一塊井磚都在扭曲、錯位、顫抖，發出不堪重負的呻吟。而井口的那一點光亮卻越發地遙遠了，似乎這老井正在向下沉淪，而那高處的光亮隨時都可能轟然閉合，成為一座天造地設的墓窟……」
驚險之後是輝煌的凱旋，但這事我一直瞞著母親——那肯定會引發她久遠的後怕——而且從那以後，我不再到井台上去用水了，寧願多走不少路，到宿舍後面的池塘去。
那座井台注定是個多事之地。兩年以後，那位教給我氣體力學的物理教師從「牛棚」跑出來，把身子挺拔地揳進了井底。聽到消息時，我正端著臉盆從池塘邊歸來，結果臉盆掉在地上，跌癟了好大一塊。
三、 白髮墳草
造物主也真會捉弄人，那些養尊處優之輩，整日價研究養生之道，卻往往從頭到腳渾身是病；而一輩子吃辛受苦的鄉野小民，櫛風沐雨，不忌生冷，卻能沒病沒災。母親的身子骨一直還算硬朗，1976 年，她患了舌癌，到腫瘤醫院治療，出院前，我私下問醫生預後如何，回答說：「情況好，還能活一二年。」但母親不相信自己會死，在背後大罵醫生「嚼蛆」：「六十三，有個關，去年得病是該我命中有一坎，既然熬過了年，有得過哩。」她果然否極泰來，越活越滋潤。村裡分田到戶，她堅持要了兩塊責任田，專心致志地作稻粱之謀。兩塊田，一高一低，長水稻，高田放不上水，她每天大老早起來煮一鍋粥，然後夾著臉盆去刮水，刮一陣子，回來吃碗冷粥，再去刮。一鍋粥吃到晚，一隻臉盆刮到稻穗垂青。我勸她說這樣不值得，橫豎我們口糧吃不完，帶點糧票回來買就是了。她說自己種的米香，營養好；說糧站的老陳米裡面用了藥粉，那是化學。「況且，不種田，整天日子也難過哩……」
我知道那「況且」是因為孤獨。我一月兩月的回來一次，每次回來，她都高興得孩子似的宣揚：「我兒子回來了。」然後喋喋不休地問這問那，但話題總是越來越少。在外面的那個世界裡，我有那麼多的紅塵雜務，人生靜面下掩藏著太多的無奈和煩惱：競爭中的失意，人際關係的險惡，生活的週而復始、平淡無味，這些我怎麼能向她訴說呢？既透不出信心，也怕她為我擔憂，於是便只能問些錢糧油米之類，漸漸地，竟相坐無言。有一次，坐著坐著，母親默然垂淚了：「我一個人在家，成天的沒個人說話，嘴都悶臭了，好不容易盼到你像雲片兒似的飄回來一次……」
我一時羞愧得無地自容。不錯，外面的世界很無奈，恓恓惶惶，耿耿於懷的無非是那點過眼煙雲的得失而已，名韁利鎖中，我怎麼偏偏忽略了母親那雙深情期盼的目光呢？每次回城，母親總要跟到前面的大路上，抓著我自行車的後架說：「有空回來呀。」在那一瞬間，做兒子的心頭便況味四起，嚴正告誡自己以後要經常回來，在家多住幾天。可一進入城裡的那個世界，卻又身不由己了，仍舊是一月兩月的才「飄」回來一次。
到了1989 年的夏季，四十歲的我卻要遠離母親而去了，是母親動員我走的。因為我們夫妻分居已經十三年，孩子也已經上中學了，長久下去，總不是個辦法。每次回來，母子無言枯坐時，母親便作出很輕鬆的樣子：「你去吧，不要掛念家裡，再過兩年，等我做不動了，也隨你們去。」然後便小心翼翼地打聽調動的進程，我總是說：「早哩，領導勒著不放，年內走不掉。」母親聽了，不知是高興還是失望，仍舊是那句話：「你去吧，不要掛念家裡。」一邊扭頭去做她的那些永遠忙不完的家務。
但領導並沒有怎麼樣勒著不放，調動的手續很快就辦好了。我先沒有告訴母親，找了一輛車，把罈罈罐罐的運到妻兒那邊，到新的工作單位報了到，准予下個月正式上班。然後回到原先的那座小城，像往常那樣，騎著自行車「飄」回母親身邊。我想陪母親在家裡住上幾天，找個機會把調動的消息告訴她，當然要盡可能輕描淡寫些，彷彿不過是出門作一次很普通的旅行。幾天以後，再騎著自行車去妻兒那邊。大熱天，憑兩個輪子滾過大江南北幾百里行程並不輕鬆，我為的是讓母親覺得兒子那地方並不遙遠，仍舊和往常那樣，可以騎著自行車「飄」來「飄」去的。
那幾天，母親情緒很好，總是津津樂道於村裡村外的種種趣事，又領我到田頭看她種的莊稼，很豁達樂觀的樣子：「再過幾年，這田我也不種了，進城跟你們享福去。」我想告訴她調動的事，但一直不忍出口，怕壞了她的興致。直到臨走的前一天，我拿出一點錢，對她說：「明天我騎車到江南去，可能要住些日子才能回來。」她輕輕地把錢擋回來：「錢我有哩，你去吧，早點去上班，新到一個地方，要有好印象。」
我心頭一緊，原來她已經知道了，只得努力地笑笑：「反正不遠的，騎車來去很方便。」
母親頓了頓，相當平靜地看著我：「只要你們一家過得好，我比什麼都高興。給你說實話，城裡我是終究不去的，死就死在這老屋裡，人是土物，離不開土地哩。只是有一樁心事，下次回來，你給我買點木頭，早點把大褂子攏起來，也不必花大錢，能遮遮人眼就行了……」
「大褂子」就是棺材。我不禁慼然，唯有點頭而已。
第二天我走的時候，母親沒有跟到前面的大路上，只站在門前的棗樹下朝這邊看著。
我是從來不善於寫信的，特別是給母親寫信，她不識字，有了信必要請人看了再翻譯過去，自然只剩下空脫脫的幾樁事體，淡了其中的情致。因此，到江南以後，我一直沒有給家中寫信，只將那些要說的話苦澀而溫馨地演繹在心底。在許多落寞失意的時刻，在異鄉蒼涼的海關鐘聲的餘韻裡，母親那白髮飄零的身影便時時浮現在面前，讓我獨自一遍遍地體驗人生的凝重、生命的悲苦歡愉以及至善至美的人間親情。這期間，有一個堂侄來過，帶來了母親養的小公雞和樹上的棗子，還有包紮得很好的我遺落在家中的幾毛錢菜票，母親不知道那是我在外地學習時多下來的，眼下已無異於幾片廢紙。來人說母親還像往常一樣，又說稻子收了，折了壘得很高，麥子的基肥下了豆餅之類。我似乎略感寬慰。但深秋的某個傍晚，當我站在蕭瑟的西風中，看著幾片落葉在台階上恓惶地飄動時，突然湧上一股強烈的思鄉之情，我急切地要回歸母親的懷抱，回歸老家那皺紋似的村路和溫暖的茅屋。這衝動是如此強烈而不可抑制，以至於一晚上幾乎失了魂似的。妻子似乎看出了什麼，說：「你該回去看看媽了。」我說：「明天就回去。」妻躊躇地：「只是來不及買東西了——多帶點錢吧。」
第二天一早，我就迫不及待地上路了。
當然是騎自行車。
母親在河邊割草，隨著呼哧呼哧的喘息，那白髮也在蘆葉間一高一低地晃動。我輕輕喊了兩聲，她沒聽見，只有柴刀砍在蘆樁上輕輕地呻吟，到第三聲時，她才抬起頭來，當下扔了柴刀，定定地看著我，彷彿不認識似的，然而終於笑了：「白了，比在家裡白些了……」
但母親卻顯得蒼老多了，眼神的遲滯茫然自不必說，身子也佝僂了不少，臉上的壽斑連成了一片，脖子上那條長長的疤痕是手術後留下的，蚯蚓一般沿著松墜的皮膚向下延伸。當時，本來應該進行舌部手術的，但考慮到這麼大年紀了，怕在手術台上下不來，就採取了切除頸部淋巴，防止轉移的方案，這很大程度是帶安慰色彩的，因為原先的病灶還在，光是防止轉移有什麼用？如果允許作一次殘酷的選擇，能轉移到別處未始不是好事，因為還有什麼腫瘤比生在舌頭上更痛苦的呢？我的心陡然沉痛起來，母親，你能夠承載山一樣沉重的貧困，能夠承載青年喪夫和中年喪子的劇痛，也能夠承載癌病房裡那近乎殘酷的治療。但是在你的晚年，卻難以承載心靈的孤獨。雖然我是騎著自行車走的，雖然我許諾還像以前那樣「飄」來「飄」去，但是你卻無可奈何地意識到，兒子已經離你而去了。山高水長，天各一方，期盼也從此變得遙遠朦朧。而你又不願離開腳下的那片土地，只能孤寂地苦守著老屋。白天，你努力使自己沉浸於超負荷的勞作中；晚上挑著欲熄還燃的燈芯，暗淡地諦聽著曠野裡任何一點輕微的響動，心思飛得很遠……
這次回家，我整天陪著母親，盡量找些讓她高興的話題，但說著說著，有時母親會忽然坐著發呆，只是凝望著棗樹上的最後幾片樹葉，似乎沉浸於某種悠遠的思想。有一天夜裡，她忽然大呼我的小名，聲音惶急得很，待我站到她床邊，且讓她抓著手時，她才如釋重負的鬆了口氣：「我以為你走了呢……」
但兒子終究是要離去了。
此一去，又是幾個月，直到有一天郵差送來了老家的電報：「奶奶生病，速回。」是堂侄打來的。
一直不敢去想卻又不得不想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母親舊病復發，還在原來的部位上。其實我上次回來時，她就已經明顯感到不適，但她沒有說，怕我擔心，同時也心存僥倖，希望像以前發生過的那樣，只是受了寒涼，偶爾發炎，以後會好起來的。
然而這次沒有好。
從腫瘤醫院的門診大廳出來，我讓母親坐在花圃的石階上，自己返身上樓向醫生摸底，儘管希望之光微薄得近乎虛無，但由於有過第一次的大難不死，便總想著能再次出現奇跡。
奇跡沒有出現。醫生以那種職業性的冷漠告訴我：「這麼大年紀，又是復發，沒有任何治療價值。趁現在還勉強能吃，想吃什麼回去弄給她吃。」在我的一再懇求下，他才同意做一次化療，算是對病人，也是對家屬的一種安慰。
看到我從樓梯上下來了，母親迎上來，問：「先生說看得好嗎？看不好，咱明天就回去，不要把錢往水裡扔。」
我說：「看得好，先生給你用好藥哩。」
母親歎了口氣：「人過千年有一死，我不怕死，只是天底下的病多得很，為什麼還要讓我死在這種病上。」她知道這種病最後是很痛苦的。
接受化療前，母親提出要到琅山去燒香，我陪她去了。在山腳下，個體轎夫蝗蟲似的圍上來兜攬生意，要價也不很高，可母親堅持要自己一步步爬上山。我知道，她是要以自己的虔誠感動上蒼。在山頂，我替她買了香燭，捐了功德錢，讓她到九壘高台之上的菩薩面前叩拜如儀。同時，台下的兒子也在心底默默地祈禱：上蒼，睜開你的慧眼，看看芸芸眾生中的這個普通女人吧，為了她這輩子經受的苦難，為了她執著而毫不張揚的愛，你無論如何該發一發慈悲。上蒼，為了母親，我這個無神論者的靈魂向你跪下了……
下山了，一步步從遠古走向現代，山頂的鐘磬聲猶自隱約可聞，山腳下激光攝像的招徠已經喧囂而來。這玩意很有號召力，能當場把人像印在手帕之類的東西上。母親饒有興味地看了一會，離開時，有些遲疑地問我：「畫一張得多少錢？」
我說：「四塊。」
於是便越發遲疑，但終於還是說了：「我也想畫一張。」
我說：「畫吧。」
「這裡不用血照哩，我也不怕它把魂靈攝了去。」老輩子人稱底片為「血照」，認為照相會把人的魂靈攝去的。
母親端坐著，笑得平靜而慈祥。「這老太，鏡頭感特好。」影像出來了，先印在紙上，不光是攝像的個體戶，還有四面圍觀的遊客都讚不絕口。個體戶又問：「老太屬什麼的？」「屬虎，七十七歲。」於是便選一塊帶生肖的手帕，把人像印上去。母親自己也很滿意，舉著正正反反的看了一陣，鄭重地交給我：「我這一世人生從沒拍過小照，就這一張，你收好，以後你們也有個想念。」語調相當坦然。
回家的路上，母親的情緒顯得很寬鬆，似乎應該做的事情都做了。明天，她可以一無牽掛地進入病房，去接受命運的裁決。
一個月後，母親走出病房時，除去脫落了滿頭白髮外，其他沒有任何效果，癌細胞正在野玫瑰一般的擴散，一切的藥物都已無能為力，只有鎮痛片須臾不可離開（後來是針劑杜冷丁）。曾經死死地眷戀著故土的母親，現在不得不住入我們擁擠的公寓樓，度過她最後的時光。
然而，城市的景觀，終究不如鄉村那樣鮮活流暢，朝朝暮暮，幾乎永遠是一種節奏和色調，連天空也被蓬勃向上的樓頂分割得支離破碎的。母親是離土地很近而離都市很遠的農婦，無論被病痛折磨得怎樣昏天黑地，每天，她都明白無誤地記得農曆的日子，以及還有幾天該是什麼節氣。城裡人對天氣的反應是極淡漠的，至多也不過關係著上班帶不帶雨具及陽台上的衣服要不要收之類，只有母親常常會憂心忡忡地抱怨：「多少天不曾下雨了，田里幹得冒煙了。」某日，半夜裡風雨驟至，我們都睡死了，忽聽得母親喊我們關窗子，口中且唸唸有詞：「救命雨啊，明天家家築墒栽山芋……」
有一天，我正悶頭寫一篇什麼小東西，竟沒有聽到母親的呼喚，她終於掙扎著跑進我的房間：「我喊老半天了，你咋不睬？」我不禁悚然，連忙解釋：「媽，我有一隻耳朵聽不見，小時候下河灌了水的，幾十年一直不見好，現在基本上廢了。」母親見我有點悲哀的樣子，便轉而安慰道：「廢了好，人生在世，總該有一缺，十全十美反倒不好，難得長壽。」
初時，我並不曾介意，後來細細一想，天，母親這話竟有如禪宗大師的偈語一般，其中意蘊深沉的哲理，令我好一陣顫慄不已。是啊，陰晴圓缺，物極必反；盈虛溢損，相剋相生，所謂造化大抵不過如此而已。母親難道是在闡述這宇宙人生的終極真理嗎？按說，母親是算不上什麼知識者流的。曾記得1979 年春，正值中越邊境戰事初起，鄉村裡也傳說紛紜。有一次我回家，母親忽然神秘兮兮地告訴我：「聽說林彪在人家那邊幫助指揮哩。」看著她那相當嚴肅的神色，我不禁啞然失笑，只得叫她大可不必擔憂，林彪早就摔死了，怎麼會跑到人家那邊去呢？母親生活的天地極其蹙窄，終年基本上足不出村，她又不識字，不能讀書看報什麼的，對所謂的國家大事難免孤陋寡聞。但不識字的她卻常常閃現出思辨色彩和智慧之光，那是因為積澱了多年的人生體味。這些，亦常常使我這個「有文化」的兒子感悟良多。
又到了一年的深秋，黃昏的光線短促而淒涼，夜色緩緩地流逝，有如跚跚踽行的老人，小雨灑在石板街上，透出一片冷色。母親的小床靠著窗口，精神好些時，她常常伏在窗台上往外看，隨著季節的變遷，母親的臉上一天天地凝重蕭索，歎息也變得悠長：「樹葉子快落光了。」「太陽照不過來了，日天越來越短了。」終於有一天，她堅決地提出要我送她回蘇北老家。
母親回來了，回到了故鄉的老屋，明知大限迫近，反倒超脫了許多，似乎能在自己的老屋裡終了一生，也就無怨無憾了。在鎮痛藥發揮效應的那點時間內，她平靜地吩咐後事中的每個環節，唯恐我在哪一點上不周到。此外的話題就是講她孩提時代的往事，很溫馨陶醉的樣子。一次夢中醒來，她興奮地告訴我，說夢見小時候到外婆家去了：「路兩邊好多好多的菜花，一眼也望不到盡頭，我赤著腳走啊，走啊，渾身上下全沾滿了花瓣，連太陽也成了金黃金黃的。外婆家遠哩，一到她家，我就說：『我累死了，想睡。』外婆揉著我的腳，說：『你睡吧——咋赤著腳來的？好遠好遠哩。』我爬到外婆床上就睡著了……」母親講這些的時候，臉上神采飛揚，燦爛得有如少女一般。我問她後來怎麼樣了，她搖搖頭：「後來就什麼也沒有了，上了外婆的床就睡著了，我累哩……」
是的，母親太累了。
幾天以後，母親平靜地逝去。本來，醫生說至少還有一兩個月最艱難的日子，但上蒼有眼，開脫了這最後一次苦刑。是啊，我親愛的母親，你這輩子的劫難難道還不夠多嗎？為什麼最後還要讓你承受那麼殘酷的折磨呢？
喪事的一切都照母親生前的囑咐辦，簡樸而又得體——根據風俗應有的禮儀和作為一個普通村婦所能夠享受的規格。開喪之前，一個幫助料理喪事的堂侄提醒我：「你要多準備幾桌碗哩，到時候百兒八十的也不夠人家偷。」我一時大惑不解，竟不知這是鄉間的風俗：凡高齡且有福的老人死了，來弔喪的人吃罷飯，往往要把碗偷回去給孩子用，說是可以免災。根據堂侄的說法，像我母親這樣的身份，子女都是大學生，而且在外面都混得不壞，孫輩也很出息，在鄉村裡算是有福的了，到時候人家偷碗是免不了的。所謂偷只是個說法，其實就是拿，大大方方地拿，張張揚揚地拿，商量起來大呼隆地拿。而對於主家來說，則是碗被拿得越多越風光。「去年東村萬書記的老子死了，那場面啊，一批客人吃過了，桌面上的碗一個也不剩。家裡的碗不夠了，派拖拉機到供銷社去拖，最後連供銷社的碗也拖光了。嘖，那福氣……」
這些我自然不懂。但令我費解的是，以母親的精細，對後事的方方面面又考慮得那樣周到，為什麼卻遺忘了這樁大事呢？
母親是凌晨卯時入土的，這是風水先生看定的時刻，農曆的月底，這個時刻正好是先升月亮後出太陽，寓意自然很不錯。母親的靈柩出門時，正值一彎殘月掛在東南角上。我撒著紙錢在前面領路，把母親領向那片剛剛拾掇乾淨的蘿蔔地。清冽的寒風吹送著女眷們嚶嚶的抽泣，送葬的喇叭聲在夜色裡走得很遠。而我的心頭卻一片空白，飄飛的紙錢中，似看見一大片亂晃人眼的菜花，母親赤著腳，在菜花掩映的小路上吧嗒吧嗒地走，渾身上下沾滿了金色的花瓣……
一輩子苦戀著土地的母親，終於又回歸土地，永遠永遠地和土地結合在一起了。斯時，乳白的曙色悄悄地掛上了東方的天際，是一塊浩蕩澎湃的挽幛麼？
母親人緣好，村裡村外來弔喪的很多，流水席，坐了一批又一批，但原先預計的「偷碗風潮」並沒有發生。一批客人撤下去了，酒碗飯碗菜碗湯碗雖一片狼藉，卻並不見少。我心頭隱隱約約的期待終於被喪席上這種殘酷無情的文明所粉碎，化為酸楚和悲哀，為我可憐的母親，和她那七十七歲的人生……
事後一清點，總共只少了一隻碗。
那位曾經擔心「百兒八十不夠偷」的堂侄，後來又噙著淚水告訴我：「少的那只碗，是孩子喝茶打碎的。——奶奶這一世，苦啊……」
嗚呼，我真想大哭一場。
暮雲春樹，逝者如斯，日子又朝朝暮暮地過去。生者仍在恓恓惶惶地忙碌，只是每當靜夜或霜晨，塵世的喧鬧暫時隱退以後，我便坐在窗前，燃起一支煙，開始和母親探討關於愛的涵義，關於永遠難擇而又難棄的人生問題。
母親到了晚年，喜歡喝本縣生產的一種糯米酒，說年紀大了，夜裡覺頭不好，上床前喝兩口，比什麼都舒服。一次，我帶回去兩瓶，是精裝的，母親心疼地說：「要這麼好的做什麼？貴哩。」我顯得很氣派：「不貴，你儘管喝，喝光了我再帶回來。」以後問過她幾次，都說：「還有哩。」母親過世以後，我收拾房間，卻發現床前的櫃子裡，那兩瓶糯米酒還在。
前些時，為了與自己生計有關的事情，我和妻去找一個朋友幫忙，妻拿出那兩瓶糯米酒在手裡掂掂。我說：「這是留給媽喝的……」
妻默默地放下酒，去小店裡買了一條中檔煙。
哦，母親，如果你覺得孤寂，就常回來看看吧，你愛喝的糯米酒給你留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