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帶領紐約地鐵工人"鬧事"的，就是美國"交通工人工會"的紐約子工會"地方100"。由於公交工人是"國企"工人，他們的合同是與紐約州政府的都市交通局簽訂的。05年12月，上一個合同到期，新的合同進入協商階段。正是在這個關頭，"地方100"與都市交通局爆發了針鋒相對的"階級鬥爭"。經過漫長、激烈的討價還價，雙方在很多問題上都達成了一定妥協和共識，然而，在養老金的問題上，談判被卡住了：都市交通局提出，以後新錄用的工人必須抽取收入的6%作為自己的養老金籌款，這比現有合同增加了兩個百分點，而"地方100"堅稱它不會"出賣"以後新錄用的工人，堅決不妥協。
於是，2005年12月20日凌晨3點，"地方100"宣佈*，地鐵、公車系統陷入癱瘓。這是紐約交通工人25年來的第一次*，時逢寒冷的冬天，對於依賴公交系統的7百萬紐約市民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以後的三天，成了"長征"的三天，人們在零下幾度的天氣裡，迎著寒風，一步一步向自己的辦公室或者學校"挺進"。如果說第一天大家還有點新鮮感，還有種走路的"振奮"的話，到第三天，人們已經開始怨聲載道了，有的群眾乾脆在接受採訪時說："把那些工會的人給抓起來，扔到監獄去，就這麼辦算了！"
在所有這些憤怒的人中，紐約市長布魯伯格無疑是最生氣的。在他看來，談不攏再接著談啊，你罷什麼工啊。他在20號的聲明中說："交通工人工會將他們的私利擺在了公共利益之上，這不但是對公共服務這個概念的羞辱，而且是通過讓這個城市給他們下跪來達到他們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根據紐約州的泰勒法，公共行業的工人*是違法的舉動。布魯伯格抓住這個法律上的"辮子"，敦促法院對工會做出處罰。
眾所周知，在這個人口老齡化的時代，養老金問題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歐洲近幾年的工人*，也往往與養老金問題相關。這次紐約公交系統在養老金問題上雙方爆發衝突，並不出人意料。在"地方100"看來，這次妥協，可能是將來工人福利進一步被侵蝕的開端。對都市交通局來說，交通工人的待遇已經比其他公共行業的從業人員（警察、公立學校的教師、消防員）要高了，55歲就開始領退休金在私營行業也是聞所未聞。對白領階層來說，交養老金的份額就不是百分之四、百分之六的問題，全國平均而言，白領階層對自己養老金的貢獻率為32%左右。更重要的是，長遠地看，按照現在的養老金和醫療保險支出，可以推算出都市交通局在2009年將要背上10億美元的赤字。"如果一個巨浪即將打過來，你要在這個巨浪到來之前就閃開，而不是等它打到你之後才開始閃避"。
紐約的輿論越來越一邊倒，甚至連"地方100"的母工會"全美交通工人工會"都宣佈他們不支持*，並敦促工人立刻返回崗位，同時法院也開始傳喚"地方100"的領導人，在這種形式下，"地方100"結束了*，三天之後就回到了談判桌。
這次*，"地方100"和都市交通局兩敗俱傷，所以一回到談判桌，雙方口氣都軟了不少。幾天之後，雙方達成了新的協議。都市交通局不再要求提高工人對養老金的貢獻率，但是雙方同意工人對醫療保險的貢獻率要提高。同時，作為補償，都市交通局會部分返還工人已提交的養老金，使每個工人能得到8000美元左右的現金收入。當然，這只是雙方高層達成的協議，對工會來說，它還需要得到幾萬工人的投票批准，對於都市交通局來說，也需要董事會的批准。
在這整個"戲劇"中，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沒有任何人能夠對"小人物"的命運隨意地拍板釘釘。都市交通局不能隨意決定其員工的工資待遇，必須與工會定期協商，決定合同內容；市長不能隨意下令逮捕誰，只能"督促"法院採取行動；聯邦政府不能干預州內事物，只能象徵性地表示關注；甚至"地方100"工會本身也不能決定合同的有效性，他們只是代表工人協商合同，只有工人的投票才能決定合同的有效性。
其次是工會的勢力。沒有人任何人能任意魚肉"小人物"，恰恰與工會強大的勢力相關。一個文明的社會，必須給予勞動者政治上的聲音，這一點至關重要。然而，就美國的某些行業來說，這種保護有時候已走到了矯枉過正的地步。在一個全球競爭的時代，對勞動力的過度保護，已經削弱了美國許多行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通用汽車在日本同行面前的節節敗退，最近開始大量裁員和關閉工廠。通用的市場眼光固然有失誤，美國汽車行業的"軍事化的"強大工會也令其喘不過氣來。據通用公司聲稱，在他們每一輛汽車價格中，有1500美元是用來付其員工和退休員工的養老金。中國的輕工產品對美國市場的大面積佔領，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中國對工人缺乏保護、美國對工人過度保護的結果。正是因此，美國竟然出現了工人自?地抵制工會勢力的奇特現象：許多工人自發地打出了"我們要工作，不要工會"的口號。美國工人的工會加入率也連年持續下跌，從戰後的33%下跌到今天的12%左右。
眾所周知，政治是一種鬥爭的藝術，然而，同樣重要卻經常被忽略的是，政治也是一種妥協的藝術。在一個協商性的政治裡，沒有任何一方可以為所欲為。"地方100"工會最大的教訓恐怕也在這裡，煽動群情激憤等固然姿態華美，然而當它滑出法律的軌道，為了一個團體的利益而置公共利益於不顧時，這種華美也就淪為小題大做的滑稽了。畢竟，一個既得利益集團爭取更多的利益，有別於一個真正的弱勢群體捍衛自身的基本權利，因而也缺乏廣泛的社會呼應。這已經不是一個高呼"失去的只有鎖鏈，贏得的卻是整個世界"的時代了，更務實的做法是回到談判桌前，在法律的框架內解決問題，失去的只有的醫療保險，贏得的卻是整整7百萬人的安寧。